本文作者
胡桃 (Sonia Hu)，笔名纽约桃花，著有非虚构传记《上海浮生若梦》(再版为《浮生上海》)、电影笔记《镜花水月怀旧事》、小说集《上海以北，北京以南》、诗集《纽约秋风与明月》等。曾获台湾2020年“海外华文著述奖”新闻写作评论奖首奖，主编诗集《纽约流光诗影》及《石村的蒙娜丽莎》等。现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及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终身会员，美国龙出版社社长。
原题
往事经年流水梦
北京东四七条61号和姥姥
01
2017年年底的一个冬日，我再次回到东四七条61号大院。天气虽然寒冷，但格外透亮。北京的雾霾随着城市周边工厂的停工而消失得毫无踪迹，在灰蓝色天空的背景下，胡同两边的树木光秃秃的树杈在阳光的照耀下显示着鲜明的轮廓，在狭小的街道上投射出优美的阴影。有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北京冬日，同样深远的蓝天，同样的街道与树木。经过七条胡同里某一扇让我记忆重温的院门时，偶尔一抬头，我看到了大门顶端残砖旧瓦上的花纹在蓝天下排列整齐地衬托着大门的朱红色一角，带着一种时光老去的痕迹，让我怦然心动。东四七条在我的生命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儿时的记忆，伴随着我童年一起长大，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在记忆中羽翼丰满。每次回想起东四七条来，我就会想起姥姥住的61号大院，想到我在那个院子里度过的童年时光。我六岁的时候正值文革的高潮，在对外文委工作的父母作为千千万万被改造的知识分子一员，被下放到位于河南息县明港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我最初与姐姐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干校，然而没到一年，我母亲因为干校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加上我父亲也开始被批斗，怕在精神上给年幼的我造成不好的影响，就托人将我送回了北京的姥姥家。不久，留在干校跟着父母生活的姐姐骗母亲说她要回北京等待她原本读书的灯市口中学分配工作，也回到了北京，然后报名去内蒙古建设兵团，坐火车去了远在内蒙古的杭锦旗巴拉亥。从此，我们四口之家就开始四分五裂，天涯海角的日子，我跟着姥姥开始了在61号大院生活的童年时代。带着往事的记忆，我跨进了61号大院已经破落的大门。原先的这两扇开的木头大门是朱红色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开始斑驳，加上从未整修油漆过，变得颜色陈暗，越发的没落，剥落的油漆形成了一道道沟壑，里面布满了灰尘日积月累形成的污垢。记忆中的61号大院跟很多北京胡同大院一样早已经颓废成一个大杂院，横七竖八塞满了各色私盖的房子，房子的犄角旮旯里面堆满了各色的杂物。这个早年是清朝满族镶黄旗大将海兰察府邸的大院曾经有过的辉煌和气派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就是东倒西歪的破房旧院，以及各家各户违章加盖出来的东一块西一块的类似小厨房的杂屋，横陈在原来大院中的天井里。61号大院是北京典型的四合院，共有三进院子，前院，中院和后院。前院南为大门，经过一个四方形的院子，直通北面的二道门。前院东西两边都是雕漆的回廊，回廊下面是一溜摆列整齐的房间，中间是露天的大院，院子里有一颗很大的老槐树，到了夏天枝繁叶茂，成了“吊死鬼”的天堂。整个夏天，老槐树上的“吊死鬼“吐出一根根透明的丝，从树上将自己垂挂下来。平时，肉眼根本看不到这些丝，但走近了，就会看到每一根丝底下挂着的小小绿色肉虫子，密密麻麻织成一片，我会惊吓得几乎抱头鼠窜，根本不敢再从树下走过。姥姥家住在61号大院前院西边回廊下的厢房。廊下原本有一套三间屋子，由当时大院拥有者海关总署在中间隔断，成为两个套间，分给两家人住，姥姥家就住在其中一个套间里。套间的屋子分里外两部分， 里屋和外屋由一整排古色古香的雕花薄木栅栏相隔。这雕花栅栏都是像古董屏风一样的门扇，上半边是镂空的窗子，下半边是雕花的实心木。这木头像是上好的梨木，虽然有很多年头了，但被姥姥沾点火油擦起来仍然透着油亮。木栅栏的窗子部分都用白色厚米纸裱糊起来，越发显得精致。整个雕花栅栏除了中间两扇作为门可以活动之外，其余的都是钉死的，每扇门中间都用铜一样的金属扣连接。西边的厢房原来是三间， 中间是最大的堂屋，通向左右两边的睡房。那排古色古香的雕花木门就是隔离原来的堂屋和睡房的墙。后来，为了分给两家人，海关有关部门就在堂屋中间拉了一道墙，隔成两间。现在，前院东西两边的回廊、露天的方形院子与院子中间的老槐树都已经消失了，空出的地方加盖了各式杂乱无章的简陋小屋，横七竖八地。绕过这些房屋，我凭着记忆来到了姥姥曾经住的西厢房，在记忆中努力搜寻着曾经的模样。曾经的西厢房和回廊已经无踪无影，加盖出来的屋门把这个地方变得我完全不再认识了。原来，这位自称是老卢的男人是我姥姥的邻居，他在我14岁搬离姥姥家回到我父母所居住的东四十条29号后，跟随他父亲一起搬过来的。想必，他那时也不过十三四岁，与我年龄相仿。于是，我们开始攀谈起来，从姥姥谈到我已经去世的姐姐，才了解到原来我姥姥去世后，他受我姐姐的委托，一直帮着看管出租我姥姥的旧屋。他告诉我说姥姥的旧屋已经出租，因此我无法再进去看看老屋了。站在前院，我向二道门后的中院望去， 那里也存储着我少年时期的记忆。那个时代，我们小孩子们常常从前院奔到中院和后院追打嬉戏。当年挖防空洞的时候，61号大院的人们响应政府的号召，把中院四方形院子地下挖成防空洞。那时候，从前院通往中院的二道门还比较气派，沿着几级台阶拾级而上，就是一扇向里推开的朱漆大门，台阶两边是一对上马石，也是院子里小孩子们最喜欢聚集玩耍的地方。进入朱漆大门就是中院的天地，这里的地势比前院高，但比前院小一点儿，也是东西两边雕漆回廊和厢房，中间是院子。东西厢房的回廊下面都有石头台阶上去。后院最小，不是四方形，而是长方形，一排房屋的前面是露天院子，估计早年是佣人们的房子。整个61号大院的厕所就位于后院这排房子的边上，为三个院子的住户提供方便。随着时光的流逝， 通往中院的二道门已经斑驳陆离，原来感觉很高的石头台阶变得很矮，感觉一跨腿就进入了中院似的。老卢告诉我说， 前院通往中院的地重新垫高铺过，所以感觉一切都矮了一块。我看着刚到膝盖的一对上马石，想着少年时代的我曾经和女孩子们在上马石的汉白玉般的石头台面上玩抓拐子时，台面还不过到我们胸口，不禁诧异着它们惊人的缩小。走过已经看不出漆面的破败的二道门，我查看门后刻着的一对我曾经最喜欢的烫金喜字是否还在。谢天谢地，喜字尚在，只是朱颜已改。虽然字体随着时光侵蚀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但是整体轮廓还在。我不禁伸手去摸那来自清朝的喜字，仿佛重新触摸我已经变得遥远的童年和少年。小时候，一直听姥姥说这个大院是清朝官宦人家的院子，所以有一对非常气派的上马石。我小时候偷看了姥姥的全本《红楼梦》之后，就一直想象着我住的地方是红楼梦里的某一个府邸，想象着清朝的男人们披挂好之后在上马石上骑上马，去觐见皇帝。确实，61号大院很有些历史典故。这座大院是满族镶黄旗大将海兰察的府邸。海兰察曾经是乾隆的参赞大臣，因为骁勇善战，立下大功，乾隆皇帝特赐东四七条的一座公爵府给他居住，人称海公府。据说，海兰察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病逝的。1949年建国后，这座院子归了海关总署，成为了总署的宿舍。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上海海关总署的统计员，从三十年代初一直做到解放。1950年，海关总署迁往北京，姥姥也跟着来北京工作。她原来住的是海关总署的职工集体宿舍，后来再嫁了一个海关高级职员之后，就住进了61号大院。住在这个院子里面的人原先都是海关总署的员工，随着时光的流逝，老一辈的人去世了，新人不断住了进来，61号就慢慢演变成一个杂院。
1950年代初期， 姥姥与母亲在七条61号前院留影
02
我七岁住到姥姥家时，61号还不是大杂院，仍是海关总署的机关大院，里面住的都是机关员工或者直系亲属。姥姥住的前院里有两家让我印象深刻的邻居，一家是进大门左手边的周爷爷和周奶奶一对老夫妻， 七十多岁了，跟姥姥比较合得来。周爷爷喜欢下象棋，但苦无对手，便教会我下象棋，随时可以跟他玩几盘。周爷爷喜欢种花草，在院子里的老槐树边上种了几颗向日葵，黄灿灿的很是好看。周爷爷的这几颗向日葵让我知道了向日葵每天都是跟着太阳转着脸盘，每天光影到了那里，向日葵的盘子就转到那里。当我在学校学到蜜蜂是如何传播花粉的， 便搬个高凳子爬到向日葵花盘的高度，学着蜜蜂的样子把向日葵花蕊上的花粉涂抹到它的盘子上。到了秋天，周爷爷的向日葵收获的瓜子比谁家的都肥大，把我乐坏了。姥姥的另一家邻居杨秀英一大家子住在前院右手一进院门的几间房里。杨秀英矮矮胖胖，穿着一身工人的蓝制服，成年累月戴着两只套袖。她脸颊两边各自有一块像农村大嫂一样的红润，脸庞总是显得红扑扑的。她性格外向开朗，生就一副大嗓门，像个扬声器一样经常在院子里吵吵。杨秀英是东四七条的居委会主任，也是61号院子的核心人物，给年幼的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杨秀英孩子多，工厂工作的大儿子结了婚也带着老婆住在这里，显得人丁兴旺。他们不像周爷爷和周奶奶老两口深居简出，也不像姥姥一样有着海关白领职员的做派，而是像工厂工人一样每天都在院子里跑出跑进，尤其到了节假日，所有的亲戚都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聚在一起吃吃喝喝的，给人感觉热闹非凡，让我心生羡慕。姥姥与杨秀英一直合不来，除了彼此出身不同相互看不惯外，还有文革时候结下的梁子。文革初期，出身工农兵的杨秀英就挺身而出，带着红卫兵挨家挨户搜查四旧。他们首当其冲盯上的就是来自上海的老海关职员。老职员都来自上海的海关总署，生活做派都是南方人的那种精致，让北方人看不惯。姥姥有一座非常漂亮的德国制作的彩瓷自鸣座钟，是她1925年结婚嫁给我姥爷时的陪嫁之一。我还记得那座彩瓷座钟，有着流线型花边的长方椭圆形彩瓷的座子，中间一个金色的自鸣钟。彩瓷粉花绿叶相间，上面还镶着细致的流金线，画着展开翅膀的温馨小天使。每到一个时辰，自鸣钟便会自动发出清脆悦耳的叮咚音乐，顿时让人感觉到一种舒适祥和的氛围。姥姥从上海来北京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仅有的只是几根小黄鱼金条、几箱子衣物、厚厚的一本记录着她在上海生活的老相册以及这座自鸣钟，可见这座钟的不菲价值，以及她对座钟的喜爱。这座彩瓷自鸣座钟一直放在她后来在北京买的古董梳妆台上，进进出出的人一眼就会看到这座漂亮的钟。文革开始除四旧的时候，杨秀英冲到姥姥屋子里跟她说，这座自鸣钟应该作为四旧上交。姥姥坚决不同意，跟杨秀英争执起来，杨秀英便吓唬姥姥说，她第二天就会带领红卫兵小将来砸四旧。当天夜里， 姥姥就用红漆将自鸣钟的瓷座涂成鲜红色，等到第二天杨秀英真的带着红卫兵来的时候，姥姥就指着红色的自鸣钟说，你们看，这是革命的颜色，是毛主席红卫兵的颜色，根本不是什么四旧！杨秀英万万料不到姥姥来了这一手，只好悻悻然走了。从此，这座彩瓷自鸣钟的红色取代了小资产阶级的粉绿色，经受住了文革的洗礼而幸存下来。我一直记得那座钟的最初淡雅的粉白和嫩绿的花朵，并不喜欢它后来涂成的红色，因为一到晚上， 那座被拙劣的油漆涂成深浅不一的红钟在暗淡的灯光里看起来非常怪异可怕，好像刻意地要在我的童年岁月里，投下一个阴影似的。姥姥不喜欢杨秀英的原因很多，她说杨秀英是街道居委会主人，就是街道安插在61号院子里的眼线，专门向组织上汇报姥姥的表现。杨秀英一家是工人出身，根红苗正，不像姥姥一样是来自上海的小职员，在旧社会生活过很长时间，因此，姥姥和杨秀英就是合不来，彼此看对方不顺眼。因为姥姥一直告诫我要小心杨秀英，所以我对杨秀英自然而然充满了戒心。杨秀英的小女儿，比我大几岁的平平是我们院子的孩子头，她如同得了她妈妈的真传一样，喜欢领导管理别人。也许受了她母亲的影响，平平也常看我不顺眼，动不动就让院子里的孩子们孤立我，迫使我向她的领导权低头。因此，我对平平又恨又怕。有一年秋天，姥姥给我买了个很小的皮球，我就兴冲冲地拿出去跟院子里的孩子们玩。没想到平平很嫉妒我的新球，便跑过来把球往远处使劲一扔， 就找不到了。我眼看着我的新皮球被平平丢了，气急败坏地哭嚷起来叫她赔。平平便号召院子里面的小伙伴孤立我，不再跟我玩。回到家，我越想越气，决定不再做缩头乌龟，而是想办法报复一下平平。半夜三更无人时，我就偷偷跑到杨秀英加门口的的花圃里，将她养的正在盛开的七八朵白菊花的脑袋全部掐断，扔到了院子大门的外面。那天夜里，我闻着满手的菊花清香气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清晨，我就被杨秀英的大嗓门惊醒了，听着她用哭音向全院人进行实况广播， “哪个兔崽子把我的花掐了，还扔到了大院门口！”她叫嚷哭骂着，弄得院子里尽人皆知。姥姥幸灾乐祸地进门跟我说了这件事，问我知不知道是谁干的。我冷静地摇头否认，心里面却乐开了花。站在正对着杨秀英家屋子的院门口，想起孩童时的往事，我心里面带着些许的感伤与些许的欢愉，那种往事回潮时候带来的故人与往事的欢愉。杨家的花圃早已没有了，成为了新增盖出来的房子的地基。曾经，61号院子的院门口有一圈石头做的四方池子环绕着院门，将大门与胡同的街面间隔开，显示出院主人曾经显赫的地位。这么多年过去，这个石头池子已经破落不堪，很多部分都已经摧毁了，呲牙咧嘴都是豁口，完全看不出曾经的模样。站在大门口，我的记忆回到了七岁的一个冬天的暗夜，我就是站在这个石头池子的台阶上，向远处渐行渐远的父母背影挥手，压抑不住满腹的孩童的伤心。1950年代我父母站在通往第二道院子的台阶上
那年，我到姥姥家住下一年后，我父母借着从干校回北京看病的缘由，到姥姥家来看过我一次。我平时总觉得杨秀英一大家子热热闹闹的，充满羡慕。此时，看到父母远道来看我，我内心充满了兴奋，希望他们可以留下或者把我带走。对于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能够跟父母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 处境是否艰难困苦根本就不在孩子的意识里面。然而，我父母还要回到干校继续劳动改造，无法带我一起走，也无法跟我讲清楚为什么。于是，到了晚上，我只好怀着满腹的失望到61号大院的门口外面送他们。我站在门口石头池子的沿儿上，看着我父母的背影逐渐消失在暮色中，心中感到从未有过的悲凄，眼泪顺着脸颊潺潺而下。在夜色的掩饰中，我擦干泪水回到姥姥家的一间半屋里，努力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然而， 一看到姥姥转过身去忙活，泪水又不争气的奔涌而出，我赶紧偷偷抹去泪水。“有什么好哭的！” 姥姥好像后脑勺有眼睛似的回过头来斥责我说，于是，我赶紧低下头来，憋住呼吸试图止住泪水。但是，更多的泪水却不争气地成串滚落下来，打湿了我衣襟。那个伤心的夜晚给我在61号院子的生活留下了极其深刻的一幕。
03
我在61号大院的大部分时光是与姥姥以及姥姥的第二任丈夫，我称作“阿公”的杨里昂度过的。那时，姥姥和阿公都已经从海关退休。原本，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很不好，经常吵架。等到我住到姥姥家后，姥姥与阿公的关系更是降川到冰点，甚至都很少说话。阿公每天一大早就搬个马扎出门，每天坐在胡同西口的东四北大街看风景和行人，避免呆在家里。他们两个的关系是我孩童时代目睹过的最坏的夫妻关系，彼此之间已经根本没有了爱意，剩下的全是怨恨。回想五十年代初期， 姥姥作为上海海关总署的统计员自愿从上海搬迁到北京海关总署后一直住在集体宿舍，经人介绍，认识了海关同事扬里昂。姥姥与扬里昂结婚的最大动机就是阿公在东四七条61号前院有一套一间半的房子，她与阿公结婚后就可以搬离海关的单身宿舍，在北平有一个自己的蜗居。虽说姥姥看上的是阿公的房子，但是她自从28岁守寡，在上海拖着幼小的女儿度过了二十多年动荡不安的生活，她还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心仪的男人一起终老的。可惜阿公不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男人，床上床下都很难讨得像姥姥这样在金钱和感情上都曾经沧海的女人的欢心，因此姥姥越来越看不上木纳的阿公。
1950年代姥姥坐在第一道院子里面的上马石边上，后面是邻居杨秀英家的旁门
我搬来之后，就睡在套间几个姥姥从上海带来的樟木箱拼起来的床上。套间是细长的，一进门的左边就是樟木箱拼起来的像北方的炕一样的床，平常上面放着一只矮矮的炕桌。吃饭的时候，人就盘腿坐在炕桌两边，像北方人一样吃饭。人多的时候，就会到睡房里面的一张方桌前坐在四边的椅子上吃饭。逢年过节，大人们会坐在桌子前吃饭，而小孩子们则坐在小桌子前吃饭，孩子多了再给几只小马扎坐。狭长的套间后面则拉着一个长长的布帘子。帘子后边堆放着各色杂物，以及一个痰盂供家里人方便。每天早上倒痰盂的时候，姥姥就叫我端着痰盂去后院公厕倒。我捏着鼻子端着痰盂，一路紧赶慢赶走到后院，生怕遇到人。姥姥和阿公的睡房除了一张窗前的方桌子和椅子，就是两张分别靠着墙的单人床，床中间靠墙是一个带着镜子的梳妆台，中间是镜子，两面是床头柜一样的柜子，大理石台面下面是搁东西的木头柜子。一头的柜子里面搁着姥姥的很多宝贝，包括一套红楼梦的全册老书，她从上海带来的夹着透明米纸头的老相册，还有她不知从上海带来的还是后来到北平以后淘的各色彩色的几只清朝时代的法郎器皿。有时候，姥姥会让我把玩她的这些器皿，这些器皿的斑斓色彩和制作的精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姥姥与阿公的不和大约从我搬进姥姥家就能感觉到的。两个人从来都是各自睡在东西两侧靠墙的单人床上，中间隔着由一块块青石板地砖铺成的地，青石板被姥姥每个星期都用火油擦洗一边，散发着一股刺鼻但沁人的油香。那时候，胡同和大院里面能闻到的味道基本上都是臭味，痰盂的尿味、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不洗澡的人体散发出来的各种怪味。相形之下，火油带着它独特的味道成为了我最喜欢的一个香味。姥姥睡觉的时候也不喜欢与阿公面对面，而是宁愿头朝着墙面睡。有天我听到姥姥在大骂阿公，原来阿公晚上打呼噜的时候喷出一块痰，像一颗子弹似的飞过两个人之间的空地，偏巧就落在了姥姥的额头上。正在沉睡的姥姥被脑门的一块冰凉的子弹射中，惊讶地醒了过来顺手一抹，摸了一手粘痰。姥姥跟我诉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满脸都是厌恶，充满了对阿公的讨厌。姥姥一直保持着她在老上海生活多年的生活习惯，喜欢吃点心。她经常带我去东四的上海小吃店吃糍饭团，到东风市场买西式奶油饼干。姥姥买了奶油饼干回来后，喜欢放在一个瓷罐子里面， 时不时拿出一块来给我吃，从来不会给阿公吃的。有一次，我正在吃饼干，阿公坐在我对面看着。姥姥忽然就火了，冲过去一边将阿公的头扳到一边，一边气冲冲地说：“让你看，让你看！”我吓得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他们两个。姥姥回过头来，看到我的惊愕，忙展开一个笑脸对我说，“你接着吃吧，喜欢吃就再吃一块”。我想，姥姥是疼爱我的，因为她总是喜欢给我买点心吃，不让阿公分享。每过一段时间，姥姥还会带我去七条西口东四北大街上的的澡堂子“松竹园”洗澡。姥姥不喜欢使用公共洗澡间，往往会多花点钱租个单间，让我们祖孙两个花个把小时在一个浴缸里面泡澡。我还记得“松竹园”的白毛巾，亮晃晃的，让我这个每天在胡同玩得灰头土脸，一身脏兮兮的孩子感到不习惯。我小学快毕业的时候，阿公去世了，据说他是像往常一样带着马扎坐在胡同口的时候死的。姥姥不知道怎么办，还是杨秀英叫居委会帮助，叫卡车把阿公的尸体拉去火葬场烧了。别看杨秀英在文革的时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一个人，但是文革后，她变了得随和多了，跟姥姥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阿公死后，姥姥四处在屋子里找钱，看看阿公是否留下了什么财产。阿公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原来是交给姥姥看管的，后来两个人不讲话了之后，阿公就不再把退休金拿回家，这让姥姥更加愤怒，不再做饭给阿公吃，也不许阿公吃她买的任何食物。阿公也不在乎，他每天像上班一样白天在外面，晚上就是回来睡个觉而已，他的退休金每个月都花在外面的馆子里，一天三顿吃在外面。阿公去世后，我就睡在他的单人床上，总算不再睡外屋用樟木箱子搭的床了。
04
我上的小学就是东四七条小学，位于七条31号，一条称为“德华里”的胡同斜对面。我们每天早上都是出了院门往东走去七条小学上学，中午回来吃午餐后再回去上课。当时的七条小学也是个大院，进了大门第一道院子有回廊教室，后边靠左就是学校的一个大操场，每天尘土飞扬。我还记得我们学校的校花是戴丹和牛光两个长相秀气，瘦小机灵的小姑娘，她们都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队员，经常参加东城区组织的各种庆祝活动。牛光住在61号大院左边的一个三进院落里，而戴丹则住在61号右手边的一个大院子里，比61号大院显得更加气派，大门口还有一颗参天的大榕树，春天结满粉色的花朵，在微风中摇曳生姿，给我近乎黑白色的童年记忆涂抹上一道靓丽的光彩。小时候，我的好友除了牛光和戴丹之外，还有一个叫做薛谊蒲的女孩子，是我们班上的学习委员。她住在牛光家院子最后面一进里面。我还记得她家的门窗都是朱红色的，屋里家具稀少，灯光暗淡，白天的光线照射进去时，透过窗子形成奇特的光影。姥姥似乎很不喜欢我跟薛谊蒲一起玩，因为薛谊蒲跟我讲的很多话我都听不懂，回来问姥姥的时候，姥姥神色大变。于是，在一个下午，她独自去了七条小学找老师谈话，回来的时候就告许我不许跟薛谊蒲一起玩了。回想起来，记得姥姥说薛谊蒲尽跟我说些小女孩不该知道的话题，比如男女关系什么的。姥姥一向对男女关系看的很紧张，每次跟我讲起来都是不断在说男人不可信的各种奇葩逸事。61号大院的日子总是平淡地流过，小孩子们在前院的上马石边上玩丢拐子，玩逮人，一伙孩子大大小小地彼此追逐着从前院奔跑到后院。自从中院地下开始修防空洞后，就引得我们这帮孩子老是往那土堆里钻。后来，我们嫌不过瘾，便开始跑到院子外面的胡同里面追逐打闹，或者跑到隔壁的院子里面追逐，搞得街坊邻居鸡犬不宁。我记得，除了61号院子不远处有一个街角，变成了胡同里面倒垃圾的地方，每天垃圾堆起来的时候，就有捡破烂的人出现在垃圾堆边上挑挑拣拣，到了周末垃圾就被垃圾车拉走。七条分东口和西口，七条小学在东口那边，后来我上了中学后就每天走西口，去位于东四的165中上学。七条61号院的童年现在回想起来是无人管辖的自由自在以及远离父母家人的内心孤寂。我的生活最亲近的人就是姥姥，她对我最大的疼爱就是一日三餐的周到，以及从来不管我学校和学习的放任自流。除了小时候听她讲年轻时候在上海的故事，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精神和思想的交流，我唯一的精神伴侣就是各式各样我可以找到的书籍，在书的世界里找到一点点内心的安慰。
1970年代我站在院子大门口附近，后面就是杨秀英家的房子，她家门口的花圃
虽然东四七条61号占据了我的整个童年岁月，但回忆起来的时候居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印象。最深的印象就是夏天老槐树上密布的“吊死鬼”，以及每次需要出门或者回家经过老槐树下的犹豫。每一次，我都是鼓足勇气， 一口气冲过老槐树下，跑到姥姥住的回廊下面。我还记得秋天黄色的落叶洒满了前院的土路和砖地， 平平伸手将我新买的皮球朝着院墙外扔去，我气急败地哭泣。后来发现原来球滚到秋天的落叶里面，冬天被雪覆盖。到了来年的春天，姥姥在前院的地上找到了我丢失的皮球，才解开皮球失踪的秘密。当然，最让我忘不了的还有每天早上要端着痰盂穿过三道院子到最后院的小公共厕所里倒痰盂，以及时不时端着垃圾到61号不远处的胡同垃圾点倒垃圾。我14岁那年， 政治运动终于消停了，父母也从五七干校重新回到北京，住在东四十条29号一个破厂房改造的院子里。初中三年级后，我搬回了父母在东四十条的家，但是每个周末我们依然会回到七条看望姥姥。我们一路步行，顺着朝阳门北小街从七条东口进去，一直走到61号。一路上，经过七条小学，经过打酱油的大婶和抱着孩子在大门口晒太阳的老人，更躲不过在胡同里奔跑玩耍的小孩子们，以及他们推着滚圈扬起来的尘土，我总是会想到我在此度过的童年。 青春期的我不再喜欢胡同，而是向往着搬到楼房里去住，过一个知识分子们都过的书香门第的生活，远离胡同里飞扬的尘土，满街相互追逐的孩子，臭味熏天的公共厕所，以及灯光灰暗的小卖部里面各种沉淀着污垢的杂品以及柜台后面态度恶劣的售货员。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搬到父母所在的机关分到的高楼公寓里去住的时候，我几乎很少再愿意回到七条61号，那里，对我不断长大的青春以及外面看到的充满光亮的世界已经变得很狭隘，成为我生命中最不愿意回顾的一段成长史。1980年代初期，我和姐姐拍摄于姥姥的屋门前
再后来，我准备出国了。出国前最后一次去七条61号看望姥姥。她已经变成一个满头银发、带着眼镜，身材瘦小的七八十岁小老太，她看到我依旧慈眉善目，满脸微笑，但我知道，在那些笑意背后走过的人生却充满了多少风雨波折后的挣扎和沮丧。姥姥度过的岁月如同她1949年从上海带到北京的那只棕红色的樟木箱，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色彩越来越暗淡无光。樟木箱里还藏着她从上海带来的几身她最不舍得扔掉的真丝旗袍，有时候她会拿出来看看，用她被时光摧残成粗糙的手抚摸着仍然光滑的缎子面，回忆着记忆深处的上海碎片。我记得她曾经在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忽然突发奇想，让我试穿一下她当年在上海海关做女职员时候穿的旗袍，但是骨骼壮硕的我居然套不进做工精致的旗袍。原来还想通过我再看一眼她曾经年轻岁月时苗条身段的姥姥，非常失望。她轻轻地摇着头，感叹着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姥姥的梳妆台上一直悬挂着一张她风华绝伦年代的一张照片，还是上海的一家照相馆照的。照片上她梳着一头上海十里洋场上最时髦的油条卷，半侧着脸望着远方，高挺的鼻梁深陷的明眸，让她看上去如此漂亮，那种我从小成长的时代中从没有看到过的精致典雅的美。这张照片就是在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时期她都从来没有拿下来过，说明她对年轻时容貌的热爱是多么直拗。每一次来她家的人眼睛都会首先被这张黑白色的老照片吸引，端详着照片上的上海美女，被那个他们都不曾见过而感到高深莫测的时代所吸引。虽然，我们家拍过不少全家福，但那些黑白照片完全无法与姥姥的这张黑白照片相比，革命的年代，所有拍照的人姿态都是那么生硬做作，充满了红领巾红袖章的时代烙印。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姥姥轻摇着头的感叹总是让我觉得那么无奈。最后那次见到姥姥时候，她一直送我到大门口，拉着我的手充满了留恋的感觉。她的手冰凉而干枯，给我以后的岁月留下的深刻的记忆。那天，我记得她说也许等我回来时，她已经不在了，没想到真是一语成谶。那天我转身走出大门，走进胡同渐行渐远的时候，忽然转回身来看她。只见姥姥一个人站在大门的石砖台阶上，一只手搭在眼前遮太阳，一只手臂向我挥着。那个镜头被刻在我关于她的最后记忆里，每每想到的时候就会拿出来在心底看一看。我忽然想到我小时候曾经站在大门口的石砖台阶上，望着渐行渐远的父母，抑制不住满脸的泪水。
05
在這個十二月冬日的下午，我站在七條61號院門口再次審視著這個我曾經最熟悉不過的院子，大門口磨損的石頭池子圍起來的大門已经破烂不堪，如同被时光消磨的历史以及残存的记忆。自从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离开61号院就再也没有回来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北京城市的面貌改变巨大，每一次回京办事都会变成迷路和找路的旅程，于是干脆放弃，主要生活在CBD的新区。有时，路过老城看到北京的胡同一度变成拆迁的地段，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毕竟，北京的胡同曾经是北京建筑的独特美，也是几代人人生的记忆。
2012年回北京办事，终于打定主意回到七条61号，想看看姥姥的老屋，回味一下我成长的往事。我穿过四脚朝天地敞开着大门，那扇曾经被邻居们每家每户轮流值班时，都会用一根沉甸甸的大横木插销关起来的院门，绕过横七竖八的小厨房一样的建筑，来到左边曾经是游廊下面的老屋。那时，姥姥住过的屋子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一间半房子被打通，原来古色古香的隔扇门不见了。我探头往里面一看，里面好像已经成了单身宿舍，上下铺都住着外地民工一样的租客。站在屋门口，我环顾着四周凌乱不堪的拥挤，感觉非常陌生，似乎我从来都没有在此住过一样，找不到一丁点的童年记忆。我当时的心情也如同此刻，被杂乱不堪的景象塞满了内心的那点怀旧感，充满了五味陈杂的感觉。儿时孩子们相互追逐时候的欢声笑语再次在耳边想起，但是却与眼前的情景对不上号。有一瞬间，我似乎觉得恍然隔世，记忆中的一切不过是一场梦而已，心底里“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的感觉萦绕不去。
如同姥姥曾经预言，我再次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在。1990年姥姥去世时，我在纽约，没有身份无法回京。听到消息的那晚，我沉吟许久，心里对没有能够在姥姥去世之前回去探望感到难过。她是我小时候的中流砥柱，在我失去父母关爱的孤独和痛苦中，给予了我她能够给予的最大安全感。记的我小时候，姥姥有过发烧生病的夜晚，我常常会在梦中惊醒再也无法入睡，听着姥姥的呻吟，难过焦虑的泪水打湿脸庞。我生怕她离我而去，将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61号院子里。而姥姥真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却在遥远的纽约，无法给她送终。姥姥离世后，我在北京的姐姐叫了一个收破烂的把姥姥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当作废铜烂铁卖掉了。除了姥姥那本黑色的相册与一个樟木箱子，她所有的家具物件都被扔掉了，包括姥姥最喜欢的梳妆台，那只被她漆成红色的德国造西洋自鸣钟。关于姥姥的一切就这样消失了，留下的只有我对她的记忆，和想起来的时候仍然飘在鼻尖的火油味道。我有时候想，她的那几件珍藏多年的丝缎旗袍不知沦落在了何处，她保留了几十年，到头来还是给收破烂的一钱不值地扔掉了，仿佛她常常跟我讲起的她在十里洋场生活的过去，被变换的大时代丢弃的时候，也是一钱不值。走出院子，我沿着七条胡同朝东走去，寻找到我小时候就读过的七条小学。原来的朱漆大门和平房已经消失殆尽，一道铁栅栏后面矗立着高大的九十年代式样教学楼，高出周边胡同的所有老旧平房显得非常突兀。我站在那里愣了很久，在寒风中似乎感觉不到往昔。附近的一个老四合院正在修缮，工人们用仿旧的瓦片与水泥雕花的仿古墙壁修缮着这个已经破烂的院门，让它成为新式的与时代相符的四合院。我忽然有舒了口气的感觉，毕竟还有人珍惜曾经的四合院的面貌，愿意花大钱来维修。沿着胡同，我向东口走去。在记忆中重新走回那条两边不曾停满私家车，而是树木葱绿、充满生机的老胡同，回忆着在东西七条度过的日子，以及七条小学时代的人生。我眼前浮现出老七条那条弯曲的胡同，臭味熏天的公共厕所，街角上灯光暗淡的小卖部，以及夏天吆喝着“红豆冰棍三分钱一根”盖着棉被的卖冰棍的小轱辘车，还有经常吆喝着“修剪子来啊锵菜刀”的磨刀师傅以及收旧货的小贩。虽然岁月流逝了这么多年，他们当初的叫卖声音依然回响在我的耳边，刷新着我童年时代的碎片式记忆。偶尔，走过几个修缮过的四合院的院门，我不禁举起手机，拍摄下干净整齐的院门，蓝天下屋脊上灰色的瓦片，以及大门上红色的新漆。镜头中，我看到过去的老胡同和四合院似曾相识的影子。对于我来说，东四七条61号在我生命的日记本中画下了几笔重彩，形成了我了很多年之后才明白的一种生命的轨迹。在这个轨迹上，姥姥的各种逸事，包括她给我讲述的上海旧梦，以及她的西洋自鸣钟，绸缎老旗袍都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使得我对从未谋面的上海旧时光也有一种椎心蝕骨的记忆。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四七条61号是姥姥曾经的家，也是我生命旅途上的一个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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