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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 | 李力：康生迷恋“考古”，用假名给杂志投稿
本文作者
原题
《文物》月刊上的
康生印记
作者：李 力
《文物》月刊1950年创刊，至今已有七十多年出版历史，是中国文物考古界最知名的专业刊物，在国内外享有学术盛誉和重要影响。由于某些特定因素，刊物历史上与一些大人物和名家有过密切联系，留下许多隐而不宣的痕迹，这是一般读者所不知的。
1976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文物》月刊编辑部，直至2007年退休，在该刊从事编辑工作三十一年，耳闻目睹及亲身接触了许多人和事。现将所知刊物与康生有关的部分史事记述如下。
01
我到《文物》的第二年，也就是1977底，编辑部的领导突然紧张起来，张罗着一定要在新的一年，也就是1978年，改换《文物》月刊封面的刊头字。
原来，《文物》1972年复刊以后，封面所用刊头“文物”二字，乃是文革时期中国政坛上赫赫有名的政治局常委康生，早年亲笔为我刊所题，一种他最擅长的章草写法：略扁的隶书底子加随意的笔锋，“文”字下面的一撇一捺，显得矫健挺拔；“物”字的布局乃至每一笔划的起承转合，更是洒脱、俊秀而和谐，透着一股灵气。总之，这两个字写得非常漂亮、简洁。平心而论，算得上是既有功力，又有魅力的书法作品（图一）。
康生的这款题字，最早使用于《文物》1964年第1期封面，并一直用至1966年第5期，即因文革全国期刊一律停刊之时。《文物》1972年复刊，自第1期起，仍然沿用这一题字。今天坊间网上，大家所说政治上名声很坏，书法上成就很高的康生，曾经为《文物》等杂志书写刊名，指的就是这一款题字。
但一般人很少知道，其实再往前翻，早在1959年，《文物》由1950年创刊时的《文物参考资料》（图二，刊头集鲁迅字），改名《文物》，1959年第1期刊物封面，用的就是康生亲笔题字。
图二
如果将刊物发稿和印刷的时间计算在内，则康生为《文物》题写刊头字应该在1958年。但那一款“文物”二字，笔划转折生猛，显得有些青涩，并不太好看（图三）。
图三
也许康生自己对此也不满意，所以1962年第1期和1963年第1期，他又连续两年，两次为《文物》写了新的刊头字（图四）。
图四
1963年的题字，还用了甲骨文字样（图五）。
图五
今天我们稍作比较，可以看出前三款题字都略显迟滞，运笔不够流畅，明显不及最后一款。所以这款带有汉隶意味的章草体刊头，得以一直使用到1977年。
1977年底距离“四人帮”垮台，已经一年有余，社会上，特别是北京的国家机关和知识层圈子里，有关康生几十年政治舞台上的劣迹，早已是公开议论的话题，虽然康早在1975年就已病故，但人人喊打的势头不减，听说八宝山的骨灰堂里，康生骨灰盒被文革中受迫害老干部子女的痰和口水吐得厉害，以致不得不移走。尽管官方媒体还未明说什么，但民间的声讨已波涛汹涌。
也许还听到了什么小道消息，所以编辑部一定要赶在1978年将他写的刊头字换掉。
那时印刷工艺还很落后，刊物从发稿到印出，仅印制周期就是三个月，想从1978年1期开始用新刊头，肯定来不及了，且不说新刊头字还没有着落呢。虽然就是“文”和“物”这样两个极常用的字，要找到适合的也不容易。
讨论来讨论去，先说从古碑里集，翻遍了《龙门二十品》等拓本，未选到中意的；又说请郭沫若先生写，那时郭身体已经不好，终于没能求到。最后还是决定集郭的字，发动大家从他以前的法书中找，总算挑出了二字，记得其中“文”字收笔的一捺，末端处飞白太过，一位老编辑还亲自操刀，将那一笔作了修改。
紧赶慢赶，集郭沫若手书而成的新刊头《文物》，终于在1978年第3期面世（至今依然使用，图六）。
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开除康生党籍，并撤销原来追悼会所作《悼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02
我在编辑部时间长了，才知道其实康生在《文物》所留印记，远远不止这刊头题字一宗。1957年，还有一桩他与考古界学人，在《文物》月刊上进行的一场有关砚台年代的争论。
康生出身山东诸城富家，从小接受私塾教育，精通文史，有机会接触古代字画文玩，是党内高层少有的懂得古董艺术品，并对其有兴趣的人。
1933-1936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期
从文献记载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可知，康生自1949年进城后，经常出入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等文物古籍商店，尤其喜爱鉴赏收集古砚和古版图书。
1957年第10期《文物参考资料》（即《文物》创刊名，1950—1958年沿用，1959年改今名）上，刊登了一篇题目为《记十二峰陶砚》的文章，作者署名“记者”。文中介绍了一件出土的古陶砚（并附有该砚照片）。全文虽不过二千字，但行文典雅简洁，数据详尽，并有颇显内行的学术性考证（图七、八、九）。
图七
比如描述这件陶砚的造型：“砚面上窄，下宽，斜面，箕形。沿砚首及左右两侧，环以砚池，十二峰夹池并列。池内岸有左、中、右三峰鼎立，外岸有九峰环之。外左一峰与右一峰之间（即砚下部箕口处）无砚池，与砚面左右两角相联。故砚虽箕形，因三面环池列山，而全面则组成圆形，圆周约六十五公分，直径约二十公分，通高十七公分。由足底至砚面高九公分，砚面厚约二公分。砚底部微凸，面平无款。此砚形之大略也。”
考证陶砚上的人像：说砚池內岸的“左右两峰内，各有一负山石之人像。人像面貌雄壮，高额深目，肌肉突出，头戴高冠，露胸坦腹，双手按膝，两腿踞立，作负山托重之箕踞状。此种箕踞之人像，来源甚久，安阳殷墟小屯村出土之半截抱膝人像及安阳四盘磨村出土之尚石造像，皆作箕踞式。此砚人像风格，系承继殷商造像之传统，尚未沾染印度佛教之影响，故形象极为生动，为全砚最精彩之一部。”
很罕见的是，文中还详细介绍和表扬了这方古陶砚的修复者：“按原器出土时，外左一、左二、左三各峰，皆残缺。现有者，为北京琉璃厂文物艺术品复制加工部名艺工王佩璋所补。王佩璋同志技艺甚高，经验甚富，妙手补成，若天衣之无缝，如无记载，当无人能识此三峰为后补者。此种修补，不惟于原器无损，且更证明几千年来中国古代之传统技艺，尚保存于今日新中国之工人阶级手中，故尤觉可贵。”
这种上级表扬下级的口吻，在一般学术文章中绝无仅有，既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派，也透着此文的背景不一般。
最后，这位“记者”的结论是：“此砚不详其为何地出土，观其砚形、山形、水滴，特别是人像之塑造和风格，似为西汉文物。而其结构之奇特，则从未见诸任何著录，诚砚中之孤品，文房之至宝也。”
行文至此，有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猜到，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篇署名“记者”的文章，真实作者就是康生本人。而文中所说的“十二峰陶砚”，也正是他自家的收藏。
但当时外界并不知此文的来历，文章刊出后，很快有读者来信，质疑陶砚的西汉断代。
1958年第7期《文物参考资料》发表一封署名“夏江”的读者来信（图十），指出“贵刊1957年十期四十七页发表了一件‘十二峰陶砚’，疑为晚唐至宋代所制。”
图十
将陶砚时代从康生所称的公元前之西汉，陡然拉下了一千年，断为公元千年左右的唐宋之物。理由主要依据一则文献资料，即宋蔡蓧《铁围山丛谈》卷六：“江南李氏后主宝一砚山，径长尺逾咫，前耸三十六峰，皆大犹手指，左右则引两阜坡坨，而中凿为砚。及江南国破，砚山因流转数士人家，为米元章所得。……（后米元章以此砚与苏恺易宅）砚山藏苏氏。”说的是五代李后主曾藏有一件山形砚，砚上塑造手指高的山峰三十六座。南唐亡国后，该砚流入民间，后为宋代草书大家米芾（即米南宫）所得，米后来用此砚与人换得一座宅院。
来信认为：“蔡蓧所记李后主所宝的砚山，与‘十二峰陶砚’极为相似，疑其所述，或即为此类。”又说“唐宋的笔格（笔架）常作山形，在《洞天清录集》中即有记载。又《长物志》卷七：笔格虽为古制，然既用砚山……，此式可废。这种砚山大约是把笔格和圆砚合而为一的意匠下制作出来的。”信的结论是：这种群峰高耸的陶砚，“形制可能创始于晚唐、五代，当时是偶一为之，甚为罕见”，所以才被李后主当作宝物一般收藏。“后来经过苏、米等人仿作，或稍稍流传。”
这位署名“夏江”的读者，是当时北京大学考古系的研究生，后来专治秦汉考古的著名学者，已故前国家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俞先生那时不知道写《记十二峰陶砚》的“记者”是谁，但《文物》编辑部知道，编辑部的上级领导也知道。所以在发表这封“读者来信”的同时，编辑部又以“作者来信”为名，再次发表了“记者”（即康生）的文章（图十一），他反驳来信对于陶砚年代的质疑，坚持己见，并告诫“夏江”说：“论砚，当首据砚史（实物演变史，非米芾等所著之“砚史”），次分砚形、砚质。”
图十一
据知情者说，后来当然有人向俞伟超透露了那位“记者”的真实身份，俞先生震惊之余，自然偃旗息鼓了。
03
1964～1965年《文物》以“砚史资料”名义，连载介绍康生捐出的藏砚八十件
1964年（也许更早些），康生将自己收藏的古砚近百件，捐献给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由文物局下属的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接收，当时的《文物》编辑部也隶属该所。编辑部的一位前辈，曾亲口向笔者证实此事。她说，是王冶秋局长亲自带她和另一位工作人员到康生家里，当场进行登记，点交接收了这批古砚。
《文物》自1964年1期起，以“砚史资料”的名义，开始连载刊发这批古砚的图片和有关数据资料。就在1964年1期49页，即发表“砚史资料”第一组照片的前面，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以“冶秋”署名，亲自撰写了一篇介绍这批古砚的文章，题目是《刊登砚史资料说明》（图十二）。
图十二
文中重点分析了这批古砚的特点，并结合文献和出土及传世古砚实物，对我国自殷商以来，汉晋南北朝，隋唐宋元，乃至明清历代，书写用砚的历史和砚台造型、材质的变化特征，做了简明扼要的梳理总结。提出：“若是能根据现有实物，考古资料及有关文献，进行关于砚史的研究，把这一文化工具发展情况理出脉络，倒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认为：“今天完全有条件以实物对照文献编出一部真正的砚史，可以看出这一历史文化工具发展的全貌。”
文章并未透露这批古砚的来历，只是在结尾处说：“兹商得《文物》编辑部同意，先以文物博物馆研究所收藏的石砚及陶、瓷诸砚陆续在《文物》发表，借以引起各地的注意，并希望提供更多的实物照片和科学记录资料，为将来编辑砚史创造条件。”
自1964年第1期，到1965年第12期，《文物》连续两年，每期不落地刊发这批“砚史资料”的图片。每期都安排在最后几页，刊登一砚或数砚，有的砚除全貌照外还有局部特写，有的砚因有文字题铭，便同时附有题铭的拓片。
有意思的是，“砚史资料”1964年第1期发表的编序为“2”的“汉，十二峰陶砚”，照片显示，它正是1957年康生与俞伟超在《文物》上争论过的那件十二峰陶砚。而在照片下的文字说明中，（康生）仍坚持定其时代为汉代。
总之，这些古砚的时代包括汉、晋、隋唐、宋和明清，材质有陶、石、瓷、澄泥，造型有兽足盘形、龟形、山形、箕形、长方形等。每砚还注明长、宽、高和直径等详细尺寸。两年刊发“砚史资料”24期，总共编号发表了八十件砚台的图片（图十三、十四、十五）。
图十三
图十四
图十五
据当时仍健在的多位国家文物局、历史博物馆、社科院考古所、文物出版社和《文物》编辑部的老同志回忆，就在砚台图片于《文物》连载期间，这批砚台的实物，还同时在当时文化部文物局的办公地点，也是《文物》编辑部办公地点的沙滩老北大红楼陈列，向文博考古系统内部开放，作半公开的展览。
知情的老人们说，这些砚台放在多个斜面玻璃展柜中，陈设于红楼一层西北侧的一个大房间中。当时包括郭沫若在内的文博考古界的许多专家学者，都曾专门前往观看这个展览。虽然展览并无明确标示，但大家都知道这原为康生的藏砚。
04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康生还曾用笔名，在《文物》（1959年以前刊名《文物参考资料》）发表过有关学术文章。目前可以确认的至少有两篇，一篇是刊登在1958年5期的《蒲松龄手稿本农桑经》，作者署名“業餘”；另一篇是刊登在1962年7期的《槃过硕人增订本西厢记初读零记》，作者署名也是“業餘”。
据知情者指证，这位“業餘”先生，就是康生使用的笔名。
（1）第一篇《蒲松龄手稿本农桑经》（图十六、十七）
图十七
很短，只有一千余字，记录和介绍了我国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的作者，清人蒲松龄的一套两册手书残本《农桑经》。作者大概是在当时的东北图书馆发现了这份手稿残本，他先概述了残本的大致情况：“农桑经，残，两册，蒲松龄手稿本，东北图书馆存。上册多记载谷物、蔬菜、树木及花卉栽植培养等方法，下册记染纸、造墨、书画、装潢、珍玩、石谱等事，是蒲氏著作中的一种。”然后，显然经过了自己的研究考证，认为：“书内多有增删和涂改，笔迹纸色均与 ‘志异’手抄本同，其来源为蒲氏裔孙所存，确是蒲氏原稿。”
接着，他从（一）十二个月各月宜栽培的果木农作物、（二）耕田、（三）救荒、（四）蓄养、（五）花谱（以上为上册）和（六）书斋雅制、（七）字画、（八）装潢、（九）珍玩、（十）石谱（以上为下册）等十个方面，如实摘录了《农桑经》手稿的内容。
比如：（一）“正月项内有：种榆法、种梧桐子、插柳、种芋、嫁枣法、菠菜、茼蒿、葫芦等。二月项内有：豌豆、大麦、蜀葵、种梨法、种葫芦、茄秧槐法、插青杨、白杨、种栗、栽荷、椒、芥、茶、松、百合、芋、水芋、花生、缸豆、种枸杞等。”
（九）“珍玩，内容包括：辨古琴、辨古玉、罐子玉、玛瑙、水晶……柴窑（柴世宗时烧者，天青色，有细纹，多足粗黄土）、汝、官、董、哥、象窑、高丽窑、均、定、吉、建、龙泉、饶、霍、大食、剔犀窑器，古铜、三代器、宣器等。”
文末附记：“1958年3月24日于沈阳阅过，并简记于上。”
文中并配两张《蒲松龄手稿本农桑经》残页照片插图。
（2） 第二篇《槃过硕人增订本西厢记初读零记》（图十八、十九）
图十八
略长，近三千字。是作者对一部新发现的署名“槃过硕人”改编的《西厢记》发表的见解和评论。文末附记中有：“（1957年）八月间，李一氓同志在屯溪古籍书店发现三十折《槃过硕人增改订本西厢记》，此书未见著录。”可知这是中共党内另一位文化名人李一氓，在安徽屯溪发现的。
他对改编本的评价是
“（一）编者品格，较王伯良、金圣叹等人为高，绝不托故欺世……其反对明代之保守派、格律派之精神，确是好的。
（二）编者欲弥补原著之缺点，是莺莺性格，更加明朗，故给莺莺增加了许多科白……此种处理，甚为可取。
（三）编者对红娘估价甚高，以为是女中之侠，此论极是。全书增红娘之科白颇多，有些是好的，有些不很好。
（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编者通过他的改编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既要保存原著，又要适于舞台表演……处理这个问题，甚不容易，从明代到现在几百年来，还未得到解决，我们不能因编者之失败而卑之。相反，应当重视他的这种尝试，……这对我们现在研究和改编西厢是可资参考，颇有启发的。”
应该说，此文文辞典雅，见解不俗，是一篇有水准的稿子。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结尾处保留了大段作者的个人感言，这种情况很不寻常，因为作为专业的学术期刊，《文物》通常是不会保留这类文字的，而这恰恰证明了此文作者身份的特殊。现将这些文字全部照录如下：
“一九五七年九月一号星期日休息时记。草率写成，遗漏不足之处，定不能免，只能作为一时之感想，而作异日仔细研究之参考而已。”
“一九五七年，农业生产可望是一个丰收年，同时也是发现西厢记资料的丰收年：”
“三月间，在皖南屯溪市古籍书店，于绩溪发现了適適子重校古八卷本董西厢，此书现存北京图书馆。此书前所未见，亦未见著录。”
“四月间，杭州松泉阁书店发现明刻黄嘉惠本董西厢，序言及图俱全。”
“（1957年）八月间，李一氓同志在屯溪古籍书店发现三十折《槃过硕人增改订本西厢记》，此书未见著录。”（图二十）
图二十
同样不寻常的是，此文不但配发了一张《槃过硕人增订本西厢记》书影照片，还破天荒地刊出《槃过硕人增订本西厢记初读零记》作者手书原稿照片一幅。也就是说，《文物》不但以当时的铅字排印发表了这位署名“業餘”的作者的稿件，而且还刊出了这位作者的毛笔手写原稿照片。从照片上看，稿件原文由右至左，由上至下竖行写，满面17行，字为章草类行书，相当洒脱漂亮，可称上佳的书法（图二十一）。
图二十一
《炎黄春秋》2009第2期，曾发表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口述，李晋西整理的康生关于《西厢记》的一段回忆：“康生这个人对中国文化，不是知道一点点，而是知道得很多。他给我们分析《西厢记》时说，你们只知道王实甫的《西厢记》，其实董解元的《西厢记》比王实甫的好，一般人不知道。他说一点，就哇哇背出一篇，让我们听哪个好。”
近年在香港出版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王力反思录》中，也说到康生对《西厢记》的情有独锺：
“解放后，（康生）脑病发作，就觉得四周都是哗啦啦的延河水。苏联专家给他治病的同时，他用顽强的毅力用蝇头小楷抄写西厢记，以集中精神有利于治病。一字一句，一连写了十几本，居然就治好了脑病。后来他把这些抄本都进行了装裱……”
以上记载，说明康生对《西厢记》的确是有过专门研究的，而这也是此文作者真实身份的有力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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