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李力，1952年生。1968年到山西蒲县插队，1969年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197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毕业。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文物》月刊编审，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已退休。著有《中国文物》（中、英、法、日、德文版）《美源——中国古代艺术之旅》（合著）《中华文明史》第三卷《秦汉美术》（合著）。发表文物、艺术类论文多篇。
作者：李力
今年是我的中学母校，原北京女四中建校百年华诞（1921-2021年），想起五十六年前初进校门的情形，仿佛就在昨天。1965年，因父母工作调动，我们全家由东北进京，新居位于朝阳区三里屯。那年我上初一，已在长春市完成小升初考试，成绩不错，被安排到离家不远的女四中。听大人说，北京最好的中学都在城里（二环以内），朝阳区学校几乎排在最末，只有一个女四中是重点校，初高中六个年级，全部是女生。因我是后插班入校，第一天上学时已开课，在全班四十多双眼睛注视下走进教室，那份紧张和局促至今记得。后来熟悉了，有同学笑说，当时见我穿着长至脚面的裙子，剪着平齐的蘑菇头，都觉得新鲜，那时北京女孩时兴刚过膝的短裙，麻花短辫，我的一身东北打扮想必很土。不过当时我看这个学校也很土，窄窄的校门，进去一条灰扑扑的长甬道，尽头一座二层青砖小楼，转过楼的校园仍是一片青灰色：几排北京老式平房，一样的灰瓦灰砖墙，最高的教学楼也是二层，和我长春学校的现代高楼没法比。特别是教室里没有暖气，冬天生一个半人高的大炉子，连着拐几道弯的铁皮烟筒，早晨校工来生火，烧煤球，烟熏火燎还冷暖不匀，座位离炉子近烤的慌，离炉子远冻得手疼。更难受的是厕所，在校园老远的角落上，里面两排蹲坑，其间无遮挡，夏季臭气熏天，冬天结冰不敢站，后知道这叫旱厕。才感叹当年小日本对东北的经营，使得长春的基础生活设施，抽水马桶，管道煤气、暖气等等，早超过关里的大都市北京。
01
同学和老师
我们的年龄正值战后婴儿潮，本来人就多，又是重点校，女四中那年的初一就有八个班，每班都有四十五六个学生。接触多了，知道班里同学大部分是东郊新建的国营大厂京棉一、二、三厂，针织总厂、机床厂以及纺织研究院，机械学院等的子女，她们的父母多半是上海来的技术骨干和科研人员，还有部分来自朝阳门外团结湖、水碓子、三里屯一带中央国家机关新建的宿舍小区，也有一些出自附近神路街、东大桥、关东店等地的老北京市民家庭。都是全区小升初考分高的女生。也许因为是女校，我们的老师也多半是女性。班主任果老师，刚毕业于大学生物专业，生物课上带我们解剖青蛙，每四人分到一只活物，却谁也不敢下手。体育课唐老师非常年轻，圆圆的眼睛，健美的身段，一身浅色运动服，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她带我们练高抬腿跑步，跳绳，在软垫子上翻滚，学跳马、前滚翻和拿大顶。我最爱上的是语文课，作文是我的强项，语文王老师常将我的作文当范文在班上念。一次古汉语课，老师问课文中的“寡人”一词何解，同学大都不知，有人说是死了男人的女人，我小学三年级就囫囵吞枣偷看《红楼梦》（那时毛提议干部看此书，我趁机与大人抢读），也看过家里的一些古典名著，便回答说是古代君王对自己的称谓。语文老师大为高兴，连声称赞。他是教我们班的唯一男老师。
02
不幸学了俄语
初中开始有外语课，八个班却学两种外语，三个班学英语，五个班学俄语（那时中苏早已交恶，还开俄语课，我猜是英语老师太少），不幸我们班学俄语，当时就有同学不肯进教室，非说要去英语班。这个损失是深远的，最好的年龄没打下英语这门世界语的基础，后来永远补不上。我们的俄语老师姓姚，是一位年纪稍长的南方女性，白白胖胖很和蔼，据说五十年代中苏友好时做过苏联专家的翻译，专家撤走才到中学当老师。她上课时让全班每人轮流作值日生，要用俄语向她报告：“五七接力你擦姚，写我酿牙节入了拿呀，腹泻腹克拉泄，谢我娘把过大哈罗沙哑，我思都和气死得……”（这里只记得发音，字母的写法早忘了）。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姚老师，今天我是值日生，今天天气很好……”老师要求个人独奏，无法滥竽充数，所以玩命背下来，学了整整一年俄语，现在只记得这么一段，还不知对不对，真是愧对姚老师了。这种语言实在难学，仅一个卷舌打嘟噜的发音，就折腾了大家好几天，更别说那些来来回回的变格，变性，变数，让人晕头转向，有同学发明了中转俄记忆法，至今记得一个单词发音是“袜子搁在鞋里”，俄文原意是什么反而忘了。多年后见有分析说，俄语语法看似复杂，变格变性变数变时差，正是此种语言不发达的表现，只需死记硬背，都能基本掌握；而英语26个字母看似简单，但语法灵活多变，真学好反而不易。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已参加工作，不死心去参加人民日报社的研究生招考，面对俄语试卷一片茫然，蒙着做了几个填空题便落荒而逃。单位里一位老先生原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我托他去打听分数，人家告诉我作文得了70分，外语得了1分。那老先生连连说，一定是搞错了，怎么能得1分呢？我心里明白没错，应该就是这个分，可能只写对了一个发音“牙”（俄语第一人“我”，从而得了那宝贵的1分）的单词。当时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后悔死了请人去打听，幸好那老先生并未声张，否则真是无地自容。后来人家告诉我，即便当时俄语考了高分我也不会被录取，他们只会录取英语好的，俄语早就属于边缘化的小语种，被席卷全球的英语大潮抛到爪哇国去了。
03
我的数学老师
除了俄语，我不喜欢的还有数学。初中开始学代数，我天生与理性的逻辑思维无缘，面对那些枯燥的计算公式和方程，老是弄不懂也记不住，后来换了老师，才让我对这课稍许有了兴趣。不是因为数学，是因为新来的老师。她姓张，是一个很年轻的女教师，据说刚从外校调来，那时大概三十岁出头，大眼睛，双眼皮，一头乌发，皮肤特别白，只是颧骨略高，脸盘显得有点大。她身材苗条，个子不高也不矮，夏天常穿一袭白色西式衣裙，打扮明显比别的女老师洋气，尤其她一走进教室，就会带来一股我从未闻过的异样香味儿，有同学说这是外国香水味。课上她巡视大家做题，每经过我的座位，那股异香便扑面而来且久久不散。她讲课很有条理，几元几次方程每一步推演计算都分析得清清楚楚；她更写得一手好字，黑板上的粉笔板书字体秀丽，结构大气，仿佛行云流水般飘逸。下课后我常劝勤快的同学不要马上擦掉黑板上她写的字，我会模仿着抄在本子上（我的字受她影响最大，后来走到哪都被夸好）。她上课来下课走，从不与同学有太多的接触，也很少见她和别的老师在一起，同学们都说她清高。我还发现她脸上少有笑容，眉宇间总有一丝淡淡的忧郁，大大的眼睛常常空洞地望向什么地方，目光显得呆滞。通常一个老师至少教两个班的主课，但她据说因身体不好，只教我们一个班的数学。过了一段时间，张老师与我的同班好友，今天叫闺蜜的G熟悉起来，G同学家里是知识分子，平时说话做事很有主见，也许她感到G比其他同学更成熟。她请G去她那儿玩，G也带上了我，原来她就住在校内的单身教师宿舍，那是校园最南面一排平房中的一小间，进门就闻到满屋都是她身上那股熟悉的香味儿。屋子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以及一桌一椅一书架，打扫得极为整洁。床上蒙着月白色绣花床罩，露出一角的床单和枕头缀着蕾丝花边，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优雅和美丽。因只有一把椅子，她自己坐了，让我俩坐她床上，我们怕弄脏了不敢坐，为此扭捏了半天。她的宿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年后文革爆发，再后来我们下乡各奔东西，直到十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酒阑人散，我和G同路，她突然想起来问我：“你还记得咱班的数学张老师吗？”我说，当然记得。G神色潸然道：“她早就不在了，听说是文革后期自杀的，那会儿我们下乡了。”G不理会我惊讶的神色，又说了更不可思议的内容，她说这位张老师曾经是某著名开国将军的“女人”。她说张老师到我们学校之前，曾经是北京最好的女校，也是当年中央高干子弟荟萃的女校——师大女附中的老师，她的一个学生是那位将军的女儿，她家访时认识了将军，将军喜欢她，带她去中N海跳舞，送她各种礼物，她成了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64年将军因病去世，她身价大跌，师大女附中呆不下去，被发配到我校教书，那是65年，正是我们刚入校。原来如此。她的忧郁，她的洋装，她的异国香水味，似乎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但这一切是真的吗？G说其实文革时学校大字报上对此已有披露，只是当时我们年纪小没注意，她也是最近才听到这个消息，但张老师为何自杀却不得而知。后来我看到网上盛传罗瑞卿女儿罗点点的文章，披露当年JUN界的风流事，那将军果然榜上有名。最近我上网检索，北京女四中时期（1949年3月到1967年12月）全校领导及教职工共229人历历在册，名单上凡教过我班的老师都有，唯独张老师的名字人间蒸发般踪影全无，这更增加了她的神秘。但她的样子在我的心中依然清晰，她在女四中的讲台上真实地站立过，她的名字叫张楠。
04
告别母校
学校中最让我有兴趣的地方是图书馆，初一时我们还不能借书，但可以在阅览室随便翻阅报纸杂志，入学的第二年（1966年）初夏，我在报纸上看到以几个整版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长文，因为喜爱文史，所以很努力地读下去，却对内容和意思不甚明了，只是觉得文章作者的口气很大很强势，当时阅览室里的几种报纸都同时用巨大的篇幅刊登此文，这让14岁的我心中有一丝隐约的不安，似乎预感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从1966年夏到1968年冬，我们经历了文革的疾风暴雨，期间还曾下乡学农，去工厂学工，据说还曾复课闹革命，但记忆中却再没有重返过课堂的印象。算下来在女四中真正好好上文化课的时间，其实只有65年秋到66年夏的一年。1968年12月28日，我和G同学一起插队去山西，从此和母校告别了。
当尘埃落定再返北京，已是多年之后，同学们与班主任果老师见面，惊奇的发现老师还非常年轻，看上去与我们姐妹般相差无几，算算当年她教我们时大学刚毕业，其实只比我们大十岁左右，白驹过隙，不胜感慨。但学校已更名陈经纶中学（1991年因香港陈经纶先生捐款而命名），仍是朝阳区的重点校。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就看到一条有关女四中的记载，说学校最早是一个日本人创办的，校名崇贞学园，惊鸿一瞥间引起学历史的我极大兴趣，但那时信息不发达，没找到更多资料。今年忽闻母校百年诞辰，校方准备隆重庆祝，为此建立了女四中时期校友群（1945届-1968届），还推出了百年校史展览，展览中有学校创办人——日本基督徒清水安三夫妇的姓名、照片和文字介绍，虽然极为简略，毕竟有了发掘的线索。我上网查询，果然大有收获，原来早在20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一本记述日本清水安三夫妇创办崇贞学园的专著，书名《朝阳门外的彩虹——崇贞女学校的人们》，译自2005年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同名著作，作者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女作家山崎朋子，她也是当年轰动我国的日本影片《望乡》故事的原创作者。不仅如此，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一本清水安三本人早年的文章合集，书名《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一个基督徒教育家在中日两国的传奇经历》，更详尽披露了清水安三在中国和日本终身坚持平民教育的坎坷历程。惊喜之余，我即到孔夫子网搜索，所幸两书都还有售，于是下单得书，捧读数日，感慨万千。一面惊讶于学校草创的传奇，一面也奇怪，如此宝贵的母校史料我怎么才发现呢。《朝阳门外的彩虹——崇贞女学校的人们》，是以挖掘亚洲女性命运为己任的山崎朋子“用与《望乡》一样的写作手法，通过实地采访，整整花了十年的时间而写就的纪实性文学作品。记述的是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日本一位基督教徒清水安三，先后与他的两位夫人清水美穗、清水郁子在北京朝阳门外的贫民窟，创立崇贞女学校的曲折而真实的历史，讲述的是战乱环境下中国、日本和朝鲜这三个国家少女们的一个又一个生命的故事。”——我母校的故事。为了寻访这些故事，1992年山崎朋子专程到北京，前往当年的崇贞学园（后来的女四中，现在的陈经纶中学）考察，她将那天的经历详记于书中：“一心想亲眼看一看昔日朝阳门外的贫民窟在什么地方，所以到了朝阳门城址的朝阳门地铁站后，我们决定从这里步行着寻找……走了大约十多分钟后，我通过翻译向路边的中年妇女打听：‘你知道芳草地在什么地方？陈经纶中学在哪儿吗？’被询问的妇女好像一眼就看出了我是日本人，一边按捺着好奇心，一边告诉我们说，这里就是芳草地呀！陈经纶中学嘛，再往前走一点儿，到东岳庙前的那条路往右拐就是了。“走进校门便是一条长长的大路，路两旁长着茂盛的树木，形成一条弧形的长廊，好像遮挡住了街市的喧闹…… 我们找到了学校的办公室，被允许巡视校园一周……不仅如此，学校还派了一位年轻的女职员给我们做向导。在保留着少女气息的女职员引导下，我们参观了好几栋楼……那些用灰色砖瓦建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物，从那古色古香的样子就可以断定它们是二战之前的东西。如果是这样，这些建筑物毫无疑问就是以前的崇贞女学校，是虔诚的日本基督教徒清水安三和他的志同道合的女性们一起苦心经营而建造的。”
“看到这些，我已经感慨万分，不过更让我心情不能平静的是她把我们带到‘校史陈列室’的时候，在校史简介的壁板上写着本校有70年的历史，还列举了‘崇贞女学校’的名字，并陈列着清水安三和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女性们的照片。”
“我感到自己的心情有点儿激动，遂不假思索地转向给我们做向导的女职员，对她用日语说：‘我非常想知道清水安三先生在中国所做的事情，所以专程从东京来到了北京。那已经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我原以为清水先生的名字谁都不会记得了，但现在在这里我看到了挂在墙上他的照片。感到非常高兴！”
“听了翻译后，女职员对我笑了笑，用清脆的声音说：‘中国人吃水不忘挖井人！’”
“记不清是从哪里听来的，但我知道在以前的中国有‘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句格言。与日本不同，少雨的中国把水视为珍宝，在没有河流的地方只有井才是他们的生命之源，所以挖了井的人就是恩人，是绝对不能忘记的人。女向导用挖井人来比喻的意思是说，对于日本人清水安三，中国人并没有否定他，而认为他是‘不能忘却的人’。”（引文均见《朝阳门外的彩虹》，第2-7页）
就在两本书的字里行间，百年前一位日本青年的身影，穿越历史的尘埃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06
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
1891年，清水安三出生于日本滋贺县一个普通农家，父亲去世很早，他由落魄的哥哥抚养，在困苦的环境中长大。受世风影响，他中学时就结识了一位美国来的基督教传教士，并受洗成为基督徒。1910年，他考入免费的日本同志社大学神学部，上学期间读到德富苏峰写的游历中国的《支那漫游记》，又在奈良唐招提寺听到唐代鉴真和尚东渡日本的事迹，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后来，他更被一位在庚子事变中罹难于河北乡下的美国传教士，耶鲁大学毕业生裴德金的故事感动，下定了到中国传教的决心。1917年，26岁的清水安三由日本基督教会派遣，以宣道士（传教士）身份到中国，先在沈阳小西门外开设了一所名叫“儿童馆”的小规模幼童学校。
他拼命学习汉语，会话和书写水平迅速提高，1919年到北京，落脚在霞公府内小纱帽胡同的日本同学会。那年正遇华北大旱，庄稼颗粒无收，乡间饿殍遍野，国际慈善机构发起救援行动，向中国捐款捐物，开办收容机构，清水安三积极参与。他记述说：“日本全国的小学生每人捐三分钱，并把这些钱集中起来送往中国，由各地的商业会议所主持募捐，募捐了共十几万日元。”“日本的做法是把募集到的捐款先交给张作霖或曹锟，再通过他们把捐款送往灾区。这些钱究竟是否能送到饥饿中的农民手里还是个疑问。特别是给了张作霖那样的人，说不定他会做一个写着‘东方君子国’的大匾额送过来，除了这个匾额的制作费用外，其他的钱就会变成他买鸦片烟的费用了。想到这些，我也和其他传教士一样，想直接投身于救济活动。”（清水安三《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第32-33页）于是，他亲自带着马车、驴车，深入北京周边和河北各地乡下，一个村一个村走访，一次又一次往返，先后将799名饥饿的孩子集中到北京，在朝阳门外禄米仓办起了灾童临时收容所，让孩子们吃上了饱饭，穿上了新制作的衣服。第二年灾情缓解，夏粮收割后，又用马车、驴车逐一送孩子们回家。灾童收容所解散后，清水得到了教会的300元酬金，又有200元为灾童制作衣服时节省下来的钱，就是这区区500元，成为他创办崇贞学园的初始基金。至于为何在朝阳门外创办女校，清水说：“在朝阳门外借用禄米仓经营灾童收容所的时候，一天我和妻子美穗去当地的贫民街探险，看到了用10钱、20钱（1元=100钱）的价格，就能随便买卖女孩子贞操的现象，感到非常震惊。我们想如果能让她们有10钱、20钱的话，就可以把她们从苦难的生活中解救出来，我们选择在朝阳门外进行女子教育的最初动机，其实就在这里。”“因此我们就取崇高、贞洁之意，选用崇贞二字作为学校的校名。”
夫妻俩还想到，除了读书写字，这个学校还要“能够教给她们生活自立的技能，只要掌握了某种工作技能，就可以赚钱贴补家人生活，不必陷入那种靠夜晚站街头，在妓院嫖客那里收钱维持生活的屈辱境地”（引文均见《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第39-40页，下同），所以创立之初的校名就叫崇贞平民工读女学校，建校之日是1921年5月28日。为了招生，清水安三亲自在红纸上用毛笔写了很多张“广告”，“我拿着红地黑字的广告，在朝阳门外电线杆上和街边的墙壁上，边走边贴。这件事儿没有依靠别人，完全是我自己做的。在排日情绪这么高涨的北京。到底能不能招到学生，我心里也没有底。”（当时五四运动刚过去两年，爆发地北京反日情绪还很浓）。还好第一次招到了二十四名女生，其中有八九岁的，十一二岁的，十六七岁的，甚至还有二十二三岁的，然后又贴了一次招生广告，最后学生人数达到六十名。按年龄分班，教国文、数学、日语，重视学生写字能力。清水夫妇在当时朝阳门外贫民聚居的碑楼胡同（没查到此胡同名称，或记录有误——作者注），租下了一处发生过命案的低租金院子做教室，教师除了他们夫妇外，又物色到两位值得信赖的女老师，一位是曾在灾童收容所工作过的贾淑贞，她对那些又脏又臭的乡下孩子不嫌弃，还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还有一位罗俊英，是清水刚结交不久的大文豪鲁迅介绍来的。清水刚到北京时，曾作为朋友经营的日文报纸《新支那》记者，登门采访北京的各界名流，一次去访问北大教授周作人，被告知不在家，他不死心，反复恳请，“这时，一个鼻子下蓄着黑胡须的中年男子从西厢房掀开门帘，探出头来说：‘如果我也可以的话，就进来吧，我们聊聊。’于是我进了房间，与他进行了交谈，没想到这个人就是鲁迅。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八道湾不知不觉地慢慢由拜访周作人变成了采访鲁迅了。”正是鲁迅介绍来的罗俊英和先前的贾淑贞，后来成为清水夫妇的得力助手和崇贞学园的顶梁柱，在清水夫妇多次往返日本办事和筹集经费期间，全力主持学校工作，罗俊英从1930年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一直担任小学部的校长，贾淑贞也担任了很长时间的教导主任。在选择女生们学哪种工作技能时，清水夫妇经历了几次尝试和波折。最初买了一种织袜机，女孩们很快学会了织袜子，一个星期就织出二三百双，但当时北京普通人还穿家制的布袜，机织的线袜销路不好。又订购了几台毛巾机，织一种较大的毛巾，拿到洋人家里去卖很受欢迎。可是不到半年，织毛巾的工厂就在北京冒出十几家，女学校的毛巾越织越赔钱。直到有一天，一个女贩带着一种漂亮的绣花手帕、台布等上门叫卖，美穗夫人看了喜欢，买后又与女贩闲聊，那女人说她在天主教的孤儿院长大，从洋嬷嬷那里学会了刺绣（在布料上用彩色棉线绣出花样的“十字针”技法），这些绣品都是她自己的手艺。美穗马上叫安三出来观看，当下恳请这位女子到学校任课，专门教这种绣法。事后证明，这果然是最适合女孩学习和从事的技艺。绣品的原材料并不贵，但成品价格能卖到很高，因为其中的人力成本高，高在女孩们的一双巧手和需要较长的工作时间。从此，一批批精美的家居装饰品台布、桌布、靠垫、窗帘等等，源源不断地由崇贞女校学生们的手中绣出来，受到在北京、天津、北戴河居住西方人的喜爱和欢迎，女孩们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暑假里清水又将绣品带回日本销售，一个夏天就赚到了7500日元。在崇贞学校的带动下，后来朝阳门外许多妇女都学会了这种刺绣手艺，“欧美的大百货商店为了挑选这种刺绣品，专门派人来北京，出口商们争先恐后地来到朝阳门外，想争取这里的妇女为他们干活。现在朝阳门外已经成为美术手工艺品的产地了，这里一年能生产400万日元左右的刺绣品，出口到南美、北美、英国、法国等地区和国家。”（《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第43页）教室里做刺绣的女生
1931年，清水安三用日本神户、大阪几位企业家的捐款和卖女校绣品的收入，在朝阳门外芳草地为学校购买土地，建起了三栋做教室的平房和一栋办公房，这是崇贞女校第一批自建的校舍，1936年，又用工读所得和各界捐款相继建成了大礼堂、教学楼、图书馆和学生宿舍。这些建筑外观是中国式样，内部结构是欧洲风格，装修又加入了日本原素，十分壮观美丽，在朝阳门外一片破旧低矮的民房中显得分外气派，甚至被当地居民称作“芳草地的宫殿”。这些建筑一直到上世纪末还在使用，65年我入校时的校舍就是当年模样，我还嫌土气，哪知这校舍的灰砖灰瓦间，还浸透着老校友们一针一线的汗水。07
从工读女学校到崇贞学园
1933年，与清水安三相濡以沫十载，为支持丈夫事业而殚精竭力的清水夫人美穗，在38岁的年龄抛下三个孩子病逝，按照她生前的愿望，她的骨灰被埋在崇贞校园的一角。经过三年的孤寂生活后，1936年，清水安三给当时在日本女子教育界、妇女运动界和新闻界很有知名度的“大龄女青年”小泉郁子写了一封求爱信：“今日写信是为私事，我最近已下决心要再婚了。再婚的对象，我想在我认识的女性友人中寻找。我认识的女子虽然不少，但多数是中国的姐妹们，本国的女性很少，在我所知的为数不多的本国女性中，遗孀、老姑娘只有十余人，其中若论教养之高，非您莫属。因此，我想首先将您作为第一候选人。”“您既是研究女性心理的专家，又是恋爱至上主义者，定会以小生为对象，对小生的心理做出种种剖析。以下事实，供您参考：小生是一个亡妻身影依然留在眼中的人，然而正如世人所说的那样，故人已去，日渐疏远；死去的人，伴随着一个个七日逝向远方，尽管在第七天的追悼会上，还感到死人的灵魂附身似的毛骨悚然；三七（二十一日忌）之夜，虽欲相拥，灵魂却不肯降临；三十五日之晨，已无从交语……”“因此，小生打算也像世间常人一样，接受妻子已故的事实，将其视作亡妻不再沉湎于思念，从伤感的生活中走出来，着手组建新的家庭。如蒙不弃，愿从即日起开始书信往来……不知贵意如何？”（《朝阳门外的彩虹》，第132页）如此直白的求爱方式，展现了清水安三敢作敢为的行事风格，而这位小泉郁子，也曾是清水留学美国时的大学同学。早在1924年，一位日本实业家初到中国，清水作为向导陪同他游历多地，也到了朝阳门外的贫民窟和草创中的崇贞工读女校，他被清水夫妇的事迹感动，愿出资帮助他夫妇再到美国进修，以开阔教育家的眼界。后来，清水夫妇去美国留学，同为基督徒的小泉郁子正是清水在美国俄亥俄州洛雷市奥柏林大学神学系的同学。1926年，清水和美穗经过两年学习后回到北京，志向高远的小泉郁子又进入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专攻教育学并取得了硕士学位，接着再读了研究生院的博士课程，她回国后被东京涩谷的青山学院聘为女子专科教授，成为日本活跃的教育及妇女问题专家，只是四十多岁仍然单身。在清水那封直白的求爱信发出半年后的一天，他收到了郁子的电报：“虽为不才之人，然奉神之命，愿同心协力，完成崇高使命。小泉郁子。”“月亮”接受了“甲鱼”的求婚（这是《朝阳门外的彩虹》一书作者山崎朋子对郁子和清水的风趣比喻）。这意味着郁子将放弃日本青山学院的教授和妇女界的明星地位，成为北京朝阳门外贫民窟里一所女子学校的教师。这年清水45岁，郁子44岁。
小泉郁子接受清水安三求婚，来到崇贞女校
1936年，清水安三和小泉郁子在北京举办了简朴的婚礼，不久，清水专心负责新建校舍的工程，后来又到美国募捐筹集办学资金，而将校长的位子让给了郁子，本就是教授和教育专业出身的郁子果然气度不凡，不但组织教学和行政管理得心应手，自己还亲自上讲台授课，最重要的是她为学校制定了更高的目标，做了更长远的规划，立志“要培养出中国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她向当时的北平市申请，将原来半私塾性质的崇贞女学校升格为正规学校，将原小学部改为“崇贞小学”，将原小学部毕业后学生所上的中等部改为“崇贞女子中学”，两者合起来统称“崇贞学园”。之所以不叫“崇贞女子小学”而叫“崇贞小学”，是因为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的郁子认为，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应该是男女同校学习，她对清水说：“目前要在中等教育阶段实行男女同校，市里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们可以先在小学收一些男孩子进来，因为对于小学阶段的男女同校，上面应该不会反对。”于是，在面向朝阳门外这条主路的大门上，“崇贞学园”的校牌代替了“崇贞平民女子工读学校”的牌子，不写女子学园只写崇贞学园，正是出于对学校未来远景的考虑，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校名。上下：崇贞学园1936-39年建成的新校舎，被当地民众誉为＂芳草地的宫殿＂
就这样，1936年改名之后的“崇贞学园”，有一所六年级制小学（男女同校）和一所三年制中学（全女生）；后来北京的日本人增多，1939年又开设了三年制的日本女子中学，招收在京的日本和朝鲜女生（朝鲜自1910年被日本吞并后，民众也被算作日本人，住在北京的朝鲜少女只能作为“日本少女”，到崇贞日本女子中学而不能去别的学校）；1943年，更获准设立高级女子中学。
课堂上女孩们争相举手发言
如果说美穗在世时的崇贞女学校，是为拯救朝阳门外贫民窟靠卖淫为生的少女而办的私塾性工读学校，主要教读写和手工，那么郁子成为校长之后的崇贞学园，无论规模还是教学内容都有了飞跃式的发展，成为一个真正能对女子进行中等教育并提供更高等级学习机会的学校。一位在崇贞学园日本女子中学毕业的朝鲜女生朴善永，在接受山崎朋子访问时回忆说：“郁子老师的课非常正规，内容又多讲的又好。她教我们班的历史、地理和国语课，她的讲课方式我永远忘不了。国语课上（因为那时被当作日本人，国语也就是日语），她总是利用进入当天教材之前的5分钟，让我们听写汉字或者默写唐诗，我们给她取了外号叫‘听写婆婆’，如今我们虽然到了老年，但依然能够读懂汉文和汉诗。”“地理课上，她不是以课本而是以地图册为中心，让大家打开地图册，翻到世界地图那一页，然后说：‘好好地看上十分钟！’10分钟后，她让我们合上地图册说：‘先画出五大洲的略图，再标出五大洲主要国家的位置并写出它们首都的名字！’这样的课上过多次以后，整个世界地图就被牢牢地印在脑子里。我们也获得了新的认识。啊，世界真大！有大大小小许多国家，生存着众多民族，在那些民族里，也有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少女们。现在我才意识到那个以地图册为中心的地理课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目光，能够超越自己所属的民族和生活区域，看到更宽阔的世界。郁子老师本人就是因为不满足于日本的大学教育才到美国的奥柏林大学留学的，正是在那里获得的全球性思维，给她带来了那样的教学方法。”
“安三老师和郁子老师的教学方法虽然大不相同，但对待成绩不好的学生态度倒是十分相似，学生入学时的基础本来就不一样。再加上有的孩子理解速度快，有的孩子慢，有的孩子作文儿不错，可数学就是不行，因为考不到60分不能升级是死规定，为此急哭了的学生还真不少。安三老师对数学只有二三十分的学生说：‘你不是喜欢写字吗？磨好墨，把你喜欢的诗或句子写100张拿过来，一张纸一分，我给你100分。’书法得100分的话，学科总成绩的平均分就会上升，留级的担心也就没了。郁子老师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样，有刺绣和缝纫不好的学生，她就利用晚上把学生叫到自己房间，跟学生一起穿针引线。说实话，我也是让老师陪着做过针线活儿的学生。”（《朝阳门外的彩虹》第183-184页）
在清水安三夫妇和全校师生的努力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崇贞学园声望日隆，学校以“学而事人”为宗旨，即学到东西后要服务于人，提倡“工而读书”，通过劳动开发智力，成为北京唯一一所由日本人主持且有一定规模的教会学校，清水安三夫妇也成为在北京和日本很有名望的平民教育家。崇贞学园的日本和朝鲜女生
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张伯苓给予学园很高的评价，并亲自担任校董事会董事长，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也曾到学校考察。崇贞学园在北京开办的二十五年间，共招收学生千人以上，其中毕业者达五百余人。学校还选送过数十名学生去日本留学及学习多种工艺技能。清水安三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八年，结识了李大钊、鲁迅、胡适、陈独秀等大批中国文化界名流和政治领袖，他仅对李大钊的访问就达二十多次，李大钊就义那天，清水放声大哭，在悲痛中写下《李大钊之死》。1981年，九十岁高龄的清水还在日本写了《回忆李大钊》，以表达对这位伟人兼友人的怀念。清水与鲁迅的交往也很频繁，早在1924年就以《周三人》为题，写了关于周氏三兄弟的文章，他是公认最早将鲁迅的名字和作品介绍到日本的人之一。清水对鲁迅有非常感性和直率的评价，他说：“鲁迅是个心地善良，待人热情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直言不讳，畅所欲言的人。当我把自己做的汉诗拿去请他指正的时候，他几乎一字不落的做了修改，并说：‘你算了吧，作无韵诗是好事，但日本人做不了啊。’他总是嘲笑日本人的汉诗，说它只讲道理，不讲诗韵。我有几幅鲁迅亲笔给我写的字。他的字从书法上讲可以分为三种，极其规范的楷书，比较容易辨认的行书，还有圆滑老练的草书。从它的字上就可以看出，鲁迅既有作为官吏拘谨认真的一面，能一丝不苟地处理好各种事物，同时又有大写小说，与年轻泼辣的烈女都敢去恋去爱的那种文人作家特有的桀骜不驯的一面。”（清水安三著《朝阳门外的清水安三》，第176页）后来鲁迅移居上海，结识开书店的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就是由清水安三引荐介绍的。1945年，崇贞学园由于日本战败而停办，清水安三夫妇与在华的日本人都被遣返。以平民教育为己任的清水安三回到日本后，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再造辉煌，从1946年到1980年代，又在东京创办了一所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研究生院的新型学校，名樱美林学园。他还把崇贞女校成立的那天（5月28日）作为樱美林学园的创始日，以此作为对崇贞学园永远的纪念。清水安三回日本后于1946年起在东京创办并完成的樱美林学园（仍以崇贞学园创始日为本校初创日，以作为对崇贞学园的永久纪念）我1965年入学时，就知道我们的女校长叫潘基，还听说她的丈夫名陆禹，是当时北京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在《朝阳门外的彩虹》一书中我意外得知，潘校长自己竟然也是当年崇贞学园女子中学的学生，抗战胜利后还在本校（名北平女子第四中学）当过教师，1949年又被任命为北京女四中校长并一直担任到1966年。这是多么奇妙的巧合！
1992年，山崎朋子到北京考察时，也去了老校长潘基家中采访，书中以很大篇幅记述了校长对在崇贞上学时和后来参加革命的回忆。潘校长说：“我是从1938年到1940年之间在崇贞女子中学学习的，也就是我十三岁到十五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叫潘松山，年轻时当过冯玉祥的副官，中年以后从事贸易工作，曾经去过日本、朝鲜和苏联。所以，父亲也希望我能受到初等以上的教育，把我送到了日本人办的基督教的学校里。”
“那时的学校是半工半读，每天有两个小时或是给菜地拔草，或是做手工绣手帕。种出的菜给住校生吃，卖手帕的钱用于学校的经营。”
“在学校上的课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年轻漂亮的张月明老师教的国语课。在崇贞的日本女子中学那边，‘国语’是日本语，但在中国人上的崇贞女子中学这边。国语当然是汉语了。月明老师对我们说，‘我们祖国的古典文化就是这么美’，她要求我们不管唐诗还是散文，都要做到能不看书的背诵下来，还要求我们学生一年至少记住五十首古诗。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我才能体会到祖国文学的高深和美妙来。”
“我特别喜欢学校的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在当时的女子中学里算是非常充实的，有日语书也有汉语书，有入门书也有专业书。用现在的话说，还是开架式的，学生可以自由的进到书库里挑选自己喜欢的书，然后拿出来。正是这个图书馆，使我对社会主义有了初步的认识。”
“一开始我读的都是小说，后来一个人读觉得不过瘾，于是有几个经常在图书馆碰面的学生组成了个读书会。这样过了三年，毕业后我考进了北京外语学院，后来北京外语学院跟北京大学合并，我又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但这个读书会还一直坚持着。那时，已经是由崇贞学园的学生和北京大学的学生混合组成的读书会了。”
“我清楚的记得，1943年我十八岁的时候读到了中文版倍倍尔的著作《妇女与社会主义》，书里写的与我们中国妇女的情况十分相似，我们中国女性要想过上真正人的生活，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我这样想。我在读书会上流露出这样的想法后，一位崇贞女生的表哥从理论的高度对我的想法做了整理和开导，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青年人是个共产党员……在这样的气氛中，这个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中心，有崇贞学园的毕业生和在校生参加的读书会成员中，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或者即使没能入党，但也奔赴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人有很多，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从1944年初开始，就利用北京大学的假期到解放区去工作，假期结束后再回学校上课。1945年3月，在经历了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我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我十九岁零六个月！没过多久，在我之后也在崇贞女子中学上过学的两个妹妹也入了党。因为我们的活动属于地下组织，所以都不用自己的真名，另外又起了一个名字。本着要同日本军国主义激烈斗争的意思，我起名叫潘激。妹妹则叫潘烈。”（《朝阳门外的彩虹》第194-197页）
之所以将潘校长的自述大段转录于此，是因为史料价值极为珍贵，有什么能比一位当年在校学生的回忆更真实可信的呢？我还惊讶于老校长的直率，没有一丝官腔和八股，就连她与丈夫陆禹的相识相知，也讲得真诚坦率，令人忍俊不禁：“我去的解放区是河北省阜平县一个叫康心沟的地方，那里也有很多充满爱国之心和革命激情的青年，其中有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叫陆禹的26岁青年人，不知为什么其他人都跟我夸他：‘是个好人，脑子好，人也好。’”“一天，我们在一条田间小路上遇见了，他走近我，突然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然后就立刻离开了。因为那时我还不知道亲吻对方是西式的爱情表达，所以心里嘀咕着，这是怎么回事儿？用嘴吻别人的脸，难道这是解放区问候人的方式？可是我感到自己的心在砰砰的跳着，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是为难还是高兴的心情中。”
“没过多久，我们俩又在一个房间里遇上了，这回，他突然对我说：‘小潘，你觉得怎么样？’‘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啊，小陆？’我反问道。他说：‘我做你的革命伴侣，你做我的革命伴侣，怎么样？’说着，他把我轻轻抱起，像芭蕾舞演员那样转了好几个圈后，又轻轻的放了下来。‘怎么样？’的意思终于明白了。我的心轰鸣着，既觉得很害羞，同时又感到一股热流涌上心头。”
就这样，她和他走到了一起，很快结婚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们回到北京，公开身份都是老师：“丈夫陆羽是一个女子高中的英语教师。我也是中学老师——而且非常有缘的是，我成了被国民党接收后改为‘北平女子第四中学’的母校、前崇贞女子中学的教师。我一边当着教师，一边继续投身在革命运动中，我们住在宣武门什家胡同七号一个四合院的一栋房子里，那儿也是我们党的活动据点之一。”
“两年之后的1949年，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赶到了中国东南的台湾岛上，于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崇贞学园在这一个巨变之后，校名仍旧是国民党统治北京期间使用的‘北京女子第四中学’（北平改为北京）。但是，我这个原教员，当时的共产党地区委员，接到了‘兼任校长’的命令。”
“就这样，我成了日本人夫妻清水安三和美穗、郁子创建的‘中国女子教育学校’的负责人，这只能说是一种意想不到的社会互动关系力量作用的结果。从那时起，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那里当了十七年的校长。”
“现在看来，‘文化大革命’真是一场不幸的大风暴，在政治、文化和人的心灵上都留下了很大的伤痕。我也被红卫兵揪了出来，停止了校长的工作。1969年，我被恢复了教师工作。一年后，当了总务长。1972年，我被任命为北京八十中学地区教师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朝阳区教育委员会的副主任，离开了学校（母校）。所以，前后加起来的话，我在母校的讲坛上一共站了21年。”
潘校长等校领导和教师送别报名去海南岛兴隆农场的女四中华侨学生
“虽然在红卫兵风暴之后又经历了‘四人帮’时期的不幸，但是，对自己从抗日战争时起就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而且每当想到自己是因为在崇贞学园的图书馆里，看到一本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之后才走上这条路的，我的眼前就浮现出安三老师和郁子老师的面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以上引文均见山崎朋子《朝阳门外的彩虹》，195-203页）山崎朋子说，她到北京采访时住在北京饭店，窗外可以看到不远处紫禁城海浪般起伏般的宫殿屋顶，潘校长家住北京饭店北面的红霞公寓（北京市政府机关宿舍），与饭店仅隔一条小马路，日本女作家应该不止一次去过潘家，否则不会记下老校长如此详细的回忆。书中有一张在校长家中，潘基、陆禹夫妇与女作家的合影，日期为1992年。算来那时潘校长六十六岁，照片中显得还很年轻，她说得那样动情，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少女时代。她的经历，她的足迹，如此契合地与母校同步，她是母校百年历史的见证人。1992年日本女作家来京釆访潘校长，在家中与老校长夫妇合影
数年前，一位家住红霞公寓的老同事得知我的中学母校是女四中，告诉我他家楼下就住着女四中的老校长潘基，说她年事已高，耳背，偶有家人推着坐轮椅下楼，我曾心有所动，想去拜见，终于未敢叨扰。今年七月初，女四中时期校友群中遽传老校长于六月三十日驾鹤西去，享年九十六岁。潘基校长仙逝告别仪式现场
后记
作为最后一届女生，我见证了母校女四中（时期）终结的历史（也有同学说我们68届老初一是女四中的最后一届传人），那也是我青春的记忆。自从听说学校初名崇贞学园，心中就有所感，想着这个不寻常的名子背后一定有什么故事，所幸有这两本书，证实母校果然是个“有故事”的学校。在写作此文时，我在网上查阅了北京一些老女中的历史，发现许多最早都是教会学校，且多为欧美国家传教士兴办。我没机会去那些学校参观，不知是否也保留了当年的史事。庆幸的是我的母校没有忘记清水先生，在今天陈经纶中学的校园里，耸立着清水安三的雕像，立着他“学而事人”的题字碑。这些，都是对这位为中国教育事业呕心沥血的日本教育家的怀念和礼赞。
今天陈经纶中学校园里的清水安三先生雕像
2005年清水安三长孙、东京樱美林大学校长到京参加清水安三塑像揭幕仪式，右二为时任陈经纶中学校长张德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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