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享者丨马雅： “不随众恶”，罗素的反战与拒绝认同苏俄

原题

 “不随众恶”

罗素的反战与拒绝认同苏俄

 
作者：马雅

罗素说：“任何思想的表达，哪怕是最明显‘坏的’思想的表达，也需要得到保护；它不仅不应受政府的直接干预，也不应以经济或其它手段的干预，使不同的意见不能够自由地发声。”

罗素（1872-1970)

罗素是大才，是位博学家，以逻辑学和分析哲学的巨著传世。他的《数学原理》震撼了数学界，他的《西方哲学史》让他扬名四海，他还得过诺贝尔的文学奖。

他的家族是一个显赫的贵族之家。几个世纪以来，他的祖上是自由主义的辉格党首领，在英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他祖父在19世纪40和60年代，分别两度入相。后来，罗素继承了爵位，虽然很少有人叫他伯爵，他也很少这样称呼自己。

4岁的罗素

他父亲是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其思想如此自由，以至于应许其夫人发生婚外恋。而他的祖母却是位个性强、有见识的妇人，她“不随众恶”的箴言，伴随了罗素的一生。罗素的教父，是哲学家约翰穆勒。没错，就是鲁迅先生书中引用的那位。

罗素从剑桥毕业之后，留校在三一学院任讲师。在数学和逻辑学方面的建树，让他当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他曾想把数学简化，试图把它归纳成逻辑学的一部分。

罗素在剑桥三一学院，1893年

一战期间，罗素是和平主义者，因反战被捕，并被校方开除。从表面上看，是他犯了国法。可往深里究，是由于他“不敬神”的态度。罗素既没装成“虔诚的基督教徒”，又不掩饰其“不可知论”的观点，所以得罪了校方的神职人员。于是，罗素失去了获得“联谊会”会员的资格，这种资格本来可以护佑他不至于因言获罪。日后，三一学院力图洗白这个污点。

此事，却改变了罗素的人生轨迹。从此以后，罗素脱离了纯学术生涯，主要是靠给报刊撰稿和著书立说来谋生。而且，他的意识形态，也从原来的自由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

然而，罗素之所以如此行事，可能还有些个人因素。长年专攻数学和逻辑，高处不胜寒。罗素是否已厌倦于此？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高徒维特根斯坦，给予他锥心的一击。

维特根斯坦，1928年

罗素从小父母双亡，感觉世事无常。数学，特别是几何，曾给予他一个纯粹自我的完美世界。他可以逃遁其中，不受外界变化的纷扰。那是他安全的避风港。

不幸，他的这种带神秘色彩形而上学的对数学的愿想，被后来居上的维特根斯坦所击破。因为后者证明了数学的本质是“重言式”：即在命题逻辑上，假如某题是一连串命题变项的组合，那么，将每个命题变项分别代入真、假，运算结果都是真。这一结果，令罗素倍感痛苦。虽然他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它，但数学这座崇高、庄严之塔，在罗素心内轰然坍塌。

所以，被剑桥三一学院开除，对数学的幻灭，促使罗素离开了他心中的最爱，到外边的世界上闯荡。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数学原理》（1903)

至此，笔者不由得想起大作曲家华格纳，他曾因生活所迫，不得不谱一些大众化的曲子，以解柴米之忧。可出自大师之手，即使是小打小闹，也常教俗人惊艳。从此，罗素通过写通俗读物，在社会上名气越来越大， 同时也减免了经济的压力。可在同行的眼里，他不再像从前那么高大上。光鲜的外表下，包藏着罗素难言的隐痛。世上真正名利双收者，其实并不多。

罗素还开办过学校，教学的宗旨是：活力、勇气、敏感、智慧。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不但思想上出格，生活上也颇为另类，曾有过4次婚姻和“无数”的情人。17岁的他，对第一任妻子一见钟情；而若干年后，某日骑自行车出行，却突然发现自己已对她没了感情……在上世纪40年代，他曾将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但因婚恋问题被公众视为“不宜从教”，不单职务告吹，还吃了官司。

二战中，罗素逐渐改变了反战的立场，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支持反对纳粹的战争。二战后，他坚决反对核武器，还和爱因斯坦共同签署了宣言。1961年，他以89岁高龄参加了反核战示威，再次入狱。他始终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罗素（中）以89岁高龄参加反核战示威，1961年

然而，此文将着眼于罗素在1920年代，作为左翼知识分子访问苏联时的观感，以及之后产生的思想变化。

1920年5月，罗素随英国工党代表团访苏，历时一个月。他参观了莫斯科、彼得堡和乡下的一些小城镇。他有机会会见列宁，同他进行了一对一的谈话，在他的印象中，“列宁有着顽童式的冷酷”，“像一位固执己见的老教授”。在歌剧院里，他见到托洛茨基。在苏俄的大城市和小村镇，他也跟党员和普通群众交流。

对布尔什维克要建立人间乌托邦的理想，罗素表示了钦佩。对当时苏维埃政权殊死对抗各资本主义列强的战斗，他也表示了同情。

然而，通过对苏联形势透彻而实在的评估之后，罗素得出结论并宣称：我不得不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首先，为了实现他们的共产主义，人类必须付出的代价太可怕；其次，即使在付出如此代价之后，我仍不相信，其结果将会遂人所愿，像布尔什维克们所宣称的那样美好。

《西方哲学史》（1945）

并且，罗素预言“红色官僚主义”将在苏联出现，还推测苏联将变成“拿破仑式的军事独裁”政权。

他知道源于布尔什维克的本性，苏联是一个警察国家。因为它先是由信仰共产主义的少数先锋分子夺取政权，继而以铁拳镇压反革命。所以，警察国家的产生，不足为奇。

由于罗素信仰社会主义，又有历史、政治、哲学和社会学的丰富知识，所以，罗素的这些见解，并非反革命的老生常谈。

作为一位冷静独立的思想家，他最高的原则是心智上的诚实。假如有不义在世上发生，没有任何信仰，罗素认为是过于神圣而不能攻击；没有哪个人，他不敢冒犯或伤害，甚至包括他自己。

《布尔什维克的实践和理论》（1920）

据罗素自述，他去苏联访问之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曾对苏联抱有很高的期许。但在那里的所见所闻，让他意识到此路不通。罗素并没有因为本人在西方持不同政见，受到惩处，到了东方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被忽悠。当时访苏代表团共20人，归来后只有他一人，对苏联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异议。此后，罗素对于俄式共产主义，一直相当厌恶。

回溯一战时，在资本主义的英伦，出身显贵的他，却积极参与反对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被当局定为“颠覆罪”，两次判刑入狱，被罚款，并被开除教职。这次，在社会主义的苏联，罗素作为左派，被奉为上宾，还与列宁对谈，却对东道主标榜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公开表示不能接受。这正像他数学逻辑上著名的“罗素悖论”一样，“不合常理”。

《自由思想和官方宣传》（1922）

1922年，在《自由思想和官方宣传》一书中，罗素提到他当年被炒鱿鱼的往事，说明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至关重要，并指出在现代社会里的“因言治罪”，就相当于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之残忍。他说：

“任何思想的表达，哪怕是最明显‘坏的’思想的表达，也需要得到保护；它不仅不应受政府的直接干预，也不应以经济或其他手段的干预，使不同的意见不能够自由地发声。”

罗素进一步强调：

“有些观点，对于广大群众来说，是如此地骇人听闻，甚至于不道德，乃至超过了一般人能够容忍的限度。所以，持这些观点的人，就会被因言治罪。然而，正是这种对‘异端邪说’的不宽容的态度，才使得当年的中世纪‘宗教裁判所’，有可能对人们滥施刑罚。”

罗素儿童时的家

马雅专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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