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歧路、重生
一个后发国家为什么能成功？
作者：王波明
翻阅马国川先生的《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我不由得想起40多年前的往事。
那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有一本名为《访日归来的思索》的书风靡一时。此书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专家，1978年11月他们到日本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回国后撰写报告介绍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情况，展现当时日本民众的生活，大开国人眼界。人们惊讶地发现，日本原来已经那么富裕，因此出现了学习东邻的热潮。
从那时起，我就对日本产生了兴趣，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国家。1980年我到美国留学，看到市场上有许多日本产品，而且越来越多。事实上，1981-1986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远远高于进口。
为了解决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问题，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齐集纽约协商，于是诞生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协议签署地“广场饭店”就位于纽约第五十九街，距离我就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并不远。
《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升值，日本借机大力拓展海外市场。我硕士毕业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工作，发现有大量日本资本涌入美国。无论是工业、房地产，还是文化等产业，到处都可以看到日本人活跃的身影。日本富豪在美国购买工厂、豪宅、饭店、艺术品，日本三菱集团甚至买下了被视为美国象征的洛克菲勒中心大厦。这一波“买下美国”的热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平息下来。由于经济泡沫破灭，“日本神话”逐渐褪色。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许多国人也不再把日本作为学习对象。尤其是2010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超过日本之后，有些人对日本颇不以为然。但是我认为，作为和中国一样的追赶型国家，日本走过的道路是值得关注的，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不应忽视。马国川先生花费五年时间完成的“日本三部曲”(《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秘》《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描写的恰好是1853-1973年的日本现代化进程。读日本的这段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日本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以日本为参照，审视同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奋斗历程，更可以给我们许多思想启迪。《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讲述的是1945-1973年日本的故事，诚如副标题所示，此书的主题是“日本战后腾飞之路”。一个满目疮痍的战败之国，仅仅用20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只有当时的联邦德国可以相提并论）。
如果放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全球就会发现，同时期有许多新兴国家都在“建国”、可是“成功国家”很少，“失败国家”是多数。因此，在阅读《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国家为什么能成功？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回答，可谓言人人殊，难有统一的解释。我个人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A.罗宾逊教授的解释更有说服力。这两位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文化背景、民族个性等都不是国家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在2012年共同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对历史发潜阐幽，提出了解释国家成败的两个重要制度框架——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前者是一种多数人参与、利益分享的多元制度，后者是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的制度。包容性制度分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攫取性制度分为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由此构成四个组合：第一种是最好的组合，能够让一个国家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第二种是不存在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就不会采取攫取性经济制度；第三种也可以让一个国家在一定的阶段里发展起来，但是攫取性政治制度会侵蚀包容性经济制度，因此，最好是通过改革向第一种制度组合转型，当然也有可能堕入第四种制度组合；第四种是最差的选择，一个国家一旦陷入“攫取性制度”的怪圈，即使经济有所发展，也难以持续，最终将导致经济停滞，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发生动荡。日本战后能够实现经济腾飞、国民富裕、社会安定，完全可以根据上述的制度框架进行分析。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政党政治被废止，议会民主名存实亡，天皇及其背后的一小群特权阶级掌控着日本的军队、政府机构和经济命脉。这是典型的攫取性制度。从《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一书可以看出，战后日本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抛弃攫取性政治制度，建立包容性政治制度。例如，战争结束后，美国在日本推行真正的普选制，日本女性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本书的“在日本寻找麦克阿瑟”一章中，就记载了日本一位立法领袖和麦克阿瑟的一次有趣对话：“我很遗憾地告诉您，选举中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阁下，有一个妓女被选进了众议院。”“那么，这么多选票恐怕不全是靠她那不光彩的职业得来的吧！”这次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中，既有政治家、企业家，也有农民、教师、医生、工人和律师，其中有39名女性，包括那位有“不光彩的职业”的女性。日本民众第一次拥有了真正的民主权利，这彻底改变了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的局面。不久后，日本实施新宪法，进一步巩固了民主制度。当时日本政府给每个家庭都分发了一本袖珍小册子《新的宪法，新的生活》，其发刊词庄严宣称：“旧的日本被投进阴影之中，新的日本诞生了。”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在经济上也实行了一系列变革，包括解散财阀、赋予工人“三权”（罢工权、自由结社权、集体谈判权）、颁布反垄断法等，打破了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的旧格局。其中，土地改革尤其重要，日本政府从地主手里征购了当时全国近一半的土地，将其低价卖给农民，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生产力也得到极大释放。几年间农业产值增加360%，为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这场不流血的和平的土地革命，日本消灭了地主阶级，瓦解了日本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滋生的土壤，也避免了各种激进社会运动。难怪麦克阿瑟说：“在占领期间取得的所有成就当中，土地改革的影响最为深远。”通过一系列改革，日本建立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为此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包容性制度化解了各种利益冲突，让大众能够普遍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也让利益受损者得到了合理的补偿。反之，由于社会矛盾被吸纳和化解，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得到了保障。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实现民主化之前的韩国，攫取性政治制度导致韩国社会冲突不断，经济发展不稳定。在建立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完成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法治模式的转型之后，韩国才走上了平稳发展的道路。近年来，我多次前往日本，这个富裕、文明、有秩序的高度现代化的国家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然而，就像“日本三部曲”所描写的，日本现代化道路绝非一帆风顺：它通过明治维新而崛起为世界强国，却由于选择了法西斯主义而走上歧路，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它在战败之后，建立了包容性制度，因此才脱胎换骨，重新走上发展的正途，在很短时间就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人愿意成为失败者，也没有国家不想成功。纵观世界，成功的国家虽然是少数，但是从过去70多年的历史来看，通过建立包容性制度而走向成功的国家在逐渐增多。放眼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摈弃攫取性制度，建立包容性制度。在这个意义上，包容性制度是世界的潮流。一个国家只有建立包容性制度，才有光明未来。马国川说：“与中国一样，日本这个东亚岛国自从打开国门之后，也进入了惊涛骇浪的现代化大转型。这一路百折千回，走得好辛苦，既有过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的荣光，也有过沦为被占领国的至暗时刻。那么，它是什么时候才顺利穿过“历史的三峡”的呢？”所谓的“历史三峡”，看似是我们特有的转型困局，其实却是东方国家，乃至所有后发国家都必须面对的“湍急险流”——现代文明的转型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更关乎子孙后代的安定幸福。作为第一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亚洲国家，日本究竟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成功经验，以及血泪教训？比起欧美国家，日本的改革经验，无疑对“中国转型”具有参考价值。马国川的“日本转型史”，更能让我们了解日本独特的文化基因，解开为何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大师，将“日本文明”视为与“中华文明”同等文明之奥秘。
为此，推荐马国川的“国家”三部曲：《国家的启蒙》《国家的歧路》《国家的重生》，这套书集萃了作者几十年的研究和见闻，带着浓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剖析了日本如何一步步走向现代民主化的历史进程。它的经验教训对于今日之中国既可镜鉴，也可引以为戒。
马国川不但是《财经》主笔，资深媒体人，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亲历者和研究权威。在写作中，他不仅避免了“书斋式”写作，更带着媒体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深入近代日本的历史肌理，亲自前往日本进行实地考察，还兼容了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思考，将日本近代史浓缩成一个个人物生动的“建国故事”。读起来，既深刻，又趣味盎然。
“国家”三部曲是他对日本现代化历程的全部思考与最新力作，获吴敬琏、刘道玉、易中天、钱颖一、刘瑜、雷颐、许纪霖、冯天瑜、葛兆光等著名学者、作家联名推荐。随书附赠《我与80年代》，马国川与一批思想家对80年代的启蒙与转型的思考，点击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本文为《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推荐序，作者王波明为《财经》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