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小秦，1975年毕业于陕西师大外文系；1980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英文系，先后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从事翻译。1995年，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
原题
1949年秋，祖父成柏仁受邀赴北平，参加政治协商和开国大典。然而，祖父与共产党素无交谊，为何受邀与会？我想，这恐怕与《秦风日报》运命有关。抗战后期，祖父创办的《秦风日报》处境艰困，员工待遇在西安报界最低，吃三等黑面，佐以食盐和辣椒，有时拌以豆腐、豆芽，初一、十五打牙祭。祖父与同人患难与共，白天共餐；晚上，在土蜡烛光下，著文至深夜。报纸印刷所用土纸，粗糙，泛黄而易脆，纸中杂以碎麦草秸，字迹模糊不清。 1943年8月，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西北物色一份进步报刊，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王炳南面商杜斌丞，请他与“四联银行”经理田一明出面，邀请《秦风日报》成柏仁与《工商日报》刘文伯商谈，两报联合，共渡时艰。刘文伯起自行伍，善战，1933年10月，率部攻陷耀州照金苏区（刘志丹等创建的北方革命根据地），后厌倦军旅，归隐办学，于1934年5月创办《工商日报》，任董事长。刘文伯自辛亥革命、靖国军、国民二军时，即与祖父相熟，两人一谈即合。1943年8月13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出版发行。杜斌丞为发行人，刘文伯任董事长，成柏仁任社长。《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
抗战期间，新闻统制最严密的要算是西安，报业大小十数家，多为官方或半官方经营，惟《秦风日报》始终保持无党无派立场，不避威权，抨弹时政，为人民发言。《秦风日报》与《工商日报》联合后，仍卓然独立一段时间。祖父《联合版》备忘录记：“周恩来托杜斌丞转告报社同人，谓西北需要本报存在，希望勿过于突出，免遭毒手。”起因是两报联合后，祖父开明，放手让张性初分管人事。性初先生早年加入共产党，在《联合版》成立伊始，便延揽著名党人（如耿坚白、梁益堂、李子健）、左翼文人（如郑伯奇、李敷仁、关梦觉等），甚至边区《关中报》党人，致使《联合版》日渐左倾。1945年初，民盟西北总支部成立，《联合版》成为机关报，更趋激进。抗战胜利后，祖父目睹国民党贪腐不堪，压制民主，渐失所望，1945年9月1日，撰《自己的话 -- '九一'记者节献辞》，慨言：“目睹人民支持战争之艰苦，对于罔民之官、贪污之吏，不惜予以无情抨击。我们非不知权不可忤，力不可犯，然而，良知所系，责任所在，曷暇为国人耍危计耶？向后国家步入建设途中，我们更要一本此旨，勉尽言责，凡阻碍国家进步之黑暗势力、倒退的现象，我们均不惜与之敌对。”国共为争夺天下，再度以兵戎相见。祖父心急如焚，望治甚殷，数次撰文，坚决反对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主张向国内呼吁。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祖父撰《欣闻团结谈判初步成功》：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当其性质、组织、职权等尚未公布以前，我们固不能多所评论；然而，参加此会的份子既将包括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并共商国事，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且决定迅速召开，亦可证明，国共两党确具有“天下为公”的精神，殊足钦佩！...... 果能如此，则国共两党之造福于国家民族，又岂可以道里计耶！（1945年10月12日）1945年11月中旬，“内战的烽火，行将扩大，中国人自相屠杀的惨局，又复演出”，祖父借纪念中山先生八十诞辰，盛赞“先生一生尽力国民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故自辛亥推倒满清，建立民国以后，十余年间，外抗帝国主义，内讨军阀专政，都为的是救此垂危之中国。晚年鉴于军阀混战之局，戕贼民生，消耗元气，对自己曾经声讨之军阀，亦欲释兵言和，以主义感化，使之纳入正轨。一九二三年，发表《和平统一宣言》，期与直系、奉系、皖系及西南护法诸者，以和平方法，求得全国之团结统一。一九二四年，发表《北上宣言》，对时局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凡此大节，足见中山先生谋国的忠诚，胸怀的伟大，能降节迁就，能委曲求全；故于北上以后，疾病侵寻，弥留之际，尚频呼‘和平，奋斗，救中国’以逝。而《和平统一宣言》内亦称：‘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得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这些足以发人深省的遗教，凡今日纪念先生的国人，尤其是国共双方的当局，均应刻骨铭心地资为楷式！”疾呼国共双方“一切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而不顾小我的利益。所有的国事纠纷，均应以会议协商的形式解决，而不主轻启兵戎。中山先生北上时，宣言要召开国民会议，其意就是如此。...... 希望双方仍以中山先生为法，从速进行重庆的和平谈判，以会议商谈方式解决一切国事纠纷！”十天后，在另一篇社论《我们何以反对内战》中，祖父主张，国共两党应“迅速停止内战，所有争议，均以会议解决为原则。...... 民主同盟，为国家惟一无武力背影之政党，且为中外属望调停国共冲突之中间势力，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应善尽职责，促成两党之团结，为全国人民请命。...... 全国裁兵方案，应在政治协商会议中详为规划。...... 彻底形成军队国家化，永远根绝以武力作党争。”《联合版》揭露省府及各县贪污舞弊，令当局非常忌恨，国民党省党部主任谷正鼎骂道：“《秦风工商报》这批‘屁红子’，简直比共产党还可憎。”于是，极力压制《联合版》，起初利用新闻检查，扣压社论、专论、特稿等，迫使报社违检，或开天窗；后来，甚至连公祭“辛亥革命”先驱井勿幕的广告，分送西安各报，惟独封锁《联合版》。祖父是井公老部下，对此极为愤怒，执笔为文，痛斥国民党和党棍谷正鼎：勿幕殉难后之二十七年，中国抗倭之战完全胜利，国际间对我国之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革命之功，已收一半之效，此可以告慰一切先烈地下之灵，勿幕英魂有知，当亦可含笑点首矣。然而所不幸者，革命愈演进，而官僚宵小之渗入者亦愈多；党务愈发达，而党官之趾高气扬者亦愈甚。故今日之民国，有人称为官国；今日之办党者，许多忘记人民，忠直之言，视如仇敌，排挤之谋，愈演愈烈。（《追念井勿幕先生》，1945年11月21日） 自此，《联合版》与当局公开对抗。国民党CC头子李犹龙、谷正鼎指使特务，通令各级党部、政府机关、团体、学校等，一律禁止订阅《联合版》，强令各商号不准在《联合版》刊登广告，强迫报贩不准售卖《联合版》，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报纸。 国民党无意于民主建国，却忙着围剿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周围调集军队。故乡耀州处于红区白区之间，每当国军调动，都骚扰百姓，先头部队开进，先挨家搜查，发现空房立即圈定，等大部队一到，即强行入住。一次，祖父回乡省亲，家中闯入几个国军兵痞，索要蒸笼。当时，家中仅有三个笼屉，他们要统统拿走，祖父不准，为此争执起来。兵痞蛮横地说：“蒋委员长派来的军队，敢不借给笼用？”祖父回答：“蒋委员长也不能不让百姓吃饭吧！”这话惹怒了兵痞，他们立即将祖父绑到连部，吊起来用木棍毒打，祖父不屈服，怒骂不绝。曾祖母急忙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跑到县衙喊冤。县长得知，亲往连部交涉，才放人回家，祖父被打得遍体鳞伤。后来，部队长官得知祖父是报人，上门赔礼道歉，并给疗伤。1946年初，国、共、民盟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在即，张奚若先生在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发表演讲，《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倡言：“废除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为国家着想，为蒋介石先生着想，我劝他下野。”演讲稿由我父亲寄给祖父，在《联合版》全文刊载。当时，除昆明《学生报》，在国民党统治区，敢于发表张公演讲的，惟有《联合版》。此举触怒当局。是年2月8日，杜斌丞从渝返陕，以民盟中央常委名义，在《联合版》发表谈话：改组政府之意义是结束一党训政，开始政党与社会贤达之合作。过渡时期的联合政府，实为趋于政治民主化的起点。...... 今日的中国和世界，民主潮流正在澎湃汹涌，沛然莫之能御，谁也阻止不住。
蒋介石接获胡宗南密报，回电对“杜斌丞和《联合版》严密注意，并随时具报。”3月1日，国民党西安当局先后数次组织特务，混入游行，其中有操韩语及日语浪人，趁乱捣毁报社营业部，计所受损失在两百万元以上。3月27日晚，暴徒图谋纵火，三次未遂，次晨向印刷厂排字房连投三颗燃烧弹。
国民党特务捣毁《联合版》五味什字营业部
一时间，成家老宅连续接到恐吓信，内装子弹，其中，一份所谓“中华铁血斩奸团西北执行部敬告西北人士书”叫嚣：本部奉总团部（上海）的命令来西北执行任务，已近五月 ...... 我们有铁的事实，来证明《秦风工商联合版》，是受延安中共用金钱来收买的机关报，该报社内的工作者，大多是中共的御用品，更有铁的事实，来证明陕西的民主同盟，就是中共的公开活动组织，成柏仁、耿坚白、李子健、李敷仁、王居仁（菊人）、杨明轩、杨晓初、韩望尘、关梦觉、梁益堂等，都是中共在西安公开活动的主要角色，...... 你们如果真不觉悟的话，看我们的手枪，看我们的特殊武器，不要怪我们言之不先也。
恐吓信第二页
此后，当局对《联合版》迫害加剧。3月底，军警以“吸食毒品”为由，逮捕报社法律顾问王任先生，4月中旬，未加公审即执行枪决。王先生临刑，神态自若，痛骂特务：“你们要来这一手，真是无耻至极！”特务将处决布告贴在《联合版》印刷厂巷口，以示恐吓。十多天后，《联合版》副刊编辑李敷仁送稿归途，被特务绑架，蒙上眼睛，推入汽车，开到咸阳塬上陈老虎寨，连开两枪，所幸子弹未致命。李先生经中共地下党营救，护送陕甘宁边区，轰动一时。4月底，蒋介石将赴西安部署内战，胡宗南严令，西安街头不许见一张《联合版》，派秘书长赵龙文（当年，暗杀著名报人史量才者，即此屠夫），指挥两千多名军警、特务，将《联合版》印刷厂（位于冰窖巷）围住，并在邮局、车站等处设卡，严禁报纸发行。一连三天，报纸发行受阻。祖父亲率同仁上街卖报、贴报，与军警对抗。其后，祖父顾及员工安危，经与股东商量，决定停刊，并撰写停刊社论，于5月3日红色印刷最后一期，终其报人生涯。为此，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致函蒋介石，抗议西安惨案。郭沫若、沈钧儒、茅盾、陶行知、李公仆等致电慰问：“贵报为西北民主堡垒，自遭忌视，然拥护贵报纸人民固遍于全中国。尚望再接再厉，共同争取民主自由之实现。”西北耆绅张凤翙、武念堂、寇遐等电陈蒋介石：“伏希鉴国事之艰虞，念民心之向背，迅饬本省党政军高级主管机关，对此案勒限缉凶，严加处理，以抒民愤而重纪纲。” 194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对西安特务暴行的抗议运动给重庆代表团指示：“西安特务捣毁《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使其停刊，杀死王任律师，又暗杀《民众导报》总编辑李敷仁，在西安已引起严重恐慌，使进步分子人人自危。...... 发动全国的抗议运动。”（原件存中央档案馆）《解放日报》连发短评：“抗议西安新闻界血案”、“莫甘心和人民作对”。老宅附近，突设路摊，斜对面茶铺，布置特务监控。某日，一个特务叫开门，进院窥探，祖父上前盘诘，特务支吾说收房税，祖父大怒：“要房税，叫胡宗南来！”左右开弓，打得特务鼠窜。1947年3月20日，杜斌丞、王菊人被捕入狱，10月7日凌晨，杜公在西安玉祥门外就义，遗言：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
杜斌丞先生
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张澜主席迫不得已，宣布民盟解散，而沈钧儒先生在香港重组民盟，与当局对抗。此时，白色恐怖笼罩，民盟骨干郑伯奇、武伯纶等也相继入狱，民盟西北总支部成员或潜赴沪、港，或进入边区。祖父受老友临终嘱托，坚拒避难，领导民盟西北总支部，坚守西京，其临难不屈的精神，由此可见。祖父与杜公结义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相知四十年。杜公遇难后，祖父拟文，请寇遐先生书写条幅：“晨昏一杯酒，风雨故人来。”挂在卧室，以怀念故友。那时，祖父对国民党彻底失望，转而同情共产党。方艰危时，祖父能幸免于难，因老友于右任、邓宝珊、高桂滋、李虎臣、马青苑、石凤翔（蒋纬国岳父）等保护，还因曾入同盟会，列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且在“西安事变”及抗战时期，坚决拥蒋抗日，而蒋公介石对同盟会员还念旧情，未下杀手。当此时，内战烽火遍国中，短短三年，国民党败局既定，人心已去，兵败如山倒。西安民生凋敝，物价飞涨。1949年5月中旬，“西北王”胡宗南逃离古城前，密令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董钊，按黑名单裹胁民主人士南逃，不从就杀。祖父老友张凤翙（“辛亥革命”后，曾任陕西军政府都督）遭胁迫，与朋友潜行至兰州，开设安泰堂药店谋生。董钊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后投奔国民二军，在高桂滋部任连长，祖父曾任国民二军参议，因此，董对祖父执礼甚恭，常在胡宗南面前说项。某晚，董派副官候某到老宅，径直走进上房，见了祖父，寒暄几句说：“成先生，我们准备往西南撤退，你是否准备一下，跟我们一起走。我回头派人来接。”祖父稍加思索，答道：“不行呀！我上有老，下有小，身体又很虚弱，不打算再飘零他乡了。”送走候某，祖父立即换上长衫，由我三叔陪着，从北油巷老宅后门出走，直奔西大街，叫辆三轮车，往东而去，隐藏铁路局好友家。当晚，大姑和三叔躲到舅家，祖母与二姑、三姑守在家里，插好大门三道门闩，用顶门杠顶住大门，又关好二门。凌晨三点多，一辆汽车在老宅门口刹住，接着传来嘈杂声，急促敲门声，全家人屏气静听，门外军警叫门，又敲几下，不见动静，上车匆匆离去。18日，胡宗南及其亲信携带家眷和搜刮的金条，仓惶出逃，急命警察局长萧照组成一千多人的“火焰别动队”，准备焚城，并炸毁西京电厂、大华纱厂、桥梁和公共设施，突击枪杀十八名政治犯。因解放军一野六军进军神速，古城才幸免于火灾。19日，中共西安地下交通站站长吴柏畅突访老宅。吴先生曾为杨虎城将军部下，在绥靖公署时与祖父相熟，“西安事变”后加入中共，1940年代初，潜伏西安，成为中共在西安设立的三个秘密交通站之一。《联合版》遭查封，吴先生常扮作商人，来老宅与祖父长谈，每次都带来边区印刷的书籍，包括《论联合政府》，让祖父对共产党有所了解。那天，吴柏畅身着中山装，胸前别青天白日徽章，一进门，就操着山西口音，激动地对祖母说：“老嫂子，就要解放了！我马上要见成老，有要事商量。”三叔领着吴先生，乘三轮车去祖父藏身处。他们见面，双手紧握，吴先生说：“成老，部队就要进城了，有要事和你商量。”祖父支走三叔，与吴先生谈了很久。当晚，祖父返回老宅。第二天上午，全家人正围坐饭桌进餐，一碟辣椒，一碟生胡萝卜丝，一大碗凉拌饸饹，忽听远处一声巨响，夹杂着稀疏枪声。一阵寂静后，街道人声喧哗。原来，六军四十九团战士用炸药包炸开西门，冲入西大街。守城的民众自卫总队起义。解放西安，从发起进攻到会师钟楼，仅用六个钟头。饭时，解放军战士赤脚立在街旁，吞吃自带炒面，这场面让祖父感慨，连称“义师”。22日上午，六军将士分三路纵队，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气势昂昂地从南门入城，几十万市民涌上街头，夹道欢迎。1949年9月，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士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筹备开国。当时，国民党军队仍有百万，盘踞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广东、广西；而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部分，乃至陕南、甘南部分仍未解放。西北解放区代表团仓促组成，正式代表十五人、候补代表二人，马明方（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任首席代表；除祖父及韩兆鹗先生，其他代表或中共资深党员，或来自陕甘宁边区。 前排左起：苏资琛、王维舟、房文礼（候补代表）、成柏仁、杨明轩；二排左起：韩兆鹗、马明方、李象九、王德彪、范子文、金山寿（候补代表）、马健翎；后排左起：武新宇、张子芳、杨拯民、李景膺、杜延庆通知发来，即准备启程：“立即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要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正式建国，选举中央人民政府”云云。代表团出发之前，组织有关专家起草建设西北提案，涉及造林、水利、铁路、纺织工业基地等。后来，因会议筹备开国，兹事体大，未及民生提案。与西北解放区代表团同行的，还有西北军政人物，如第一野战军代表赵寿山（原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左协中（原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以及少数民族代表吴鸿宾（民盟甘肃省支部主任）等，都是祖父的故交。据林牧（时任原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秘书）自述，8月24日，代表团乘汽车从西安出发，过黄河，途经运城时，不知因未装电灯，还是电厂尚未恢复，街道一团漆黑。临汾是晋南重镇，城高壕深，1948年春，解放军攻克临汾，战况激烈。一年之后，代表团抵达时，街道仍残破不堪，借住临汾晋南行政公署，设施简陋，勉强给代表们安排了房间和床铺，工作人员则打地铺。第二天，代表团在临汾休息一天。第三天，途经洪洞、赵城、霍县。洪洞县有个“万户村”，虽无万户，但较陕西长安县江村、刘村、贾李村要大。傍晚至灵石，搭乘窄轨小火车。当时，列车尚无餐车，代表团只好在车站买些零食。小火车运行一夜，第四天上午停车榆次，吃拨鱼、削面。当天，山西省政府派车，把代表接到太原。太原最繁华的街道粉巷也较残破。接待代表团的，有山西省政府副主席王世英。王早年曾入国民二军学兵营，后长期从事军事统战工作，熟知西北各人物。当晚，省政府招待代表团观看山西梆子，丁果仙（艺名果子红）唱《朱春登放饭》，声情并茂，响遏行云。剧场设施简陋，前排仅摆放条凳，不如西安的易俗社和三意社有靠背椅子。第五天，代表团休息，工作人员畅游太原城，只见街道和房屋残破，不如西安。古人云：“官不修衙”，阎锡山连街道都不修。太原城里唯一的风景名胜是“海子边”，所谓“海子”，是太原方言，即水潭，周边树木、花草稀疏，据说，郊外的晋祠甚好，战时遭破坏，尚未修复开放。第六天，代表团乘火车，沿正太路抵终点石家庄。该市比较繁华，虽然解放已有一年，饭馆里女招待涂脂抹粉，让西北人很不习惯，吃饭时或扬首、或低头。在石家庄休息一天。第八天，代表团转德石路，到山东德州；第九天，又转津浦路，经天津未停，直达北平。代表团住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随行人员住前门外打磨厂一中档客栈。当时，北平大饭店和客栈服务人员都是男性，穿长布衫子，对客人迎进迎出，服务周到，点头哈腰，张口就是“您内！”祖父临行，特制一袭深蓝色长袍，一顶礼帽，圆口布鞋，政协合影时，著长袍，手夹卷烟，与其他代表迥然有别。马明方、杨明轩、王维舟、韩兆鹗等均穿中山装。随行人员则是清一色灰粗布中山装，赤脚穿又厚又土的军鞋，服务员和老百姓称他们“老八路”或“土八路”。为改善随行人员的形象，代表团发一点补助费，为每人买一双布鞋，两双袜子。东交民巷附近店铺多售假货，警卫员们上当的不少，买回一些纸制皮鞋及见水就破的袜子。9月21日，代表们至怀仁堂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通过《共同纲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22日，听取政协筹备经过等四个工作报告，是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诞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是中国光辉灿烂的人民的新世纪的开端。这是中国人民空前大团结的会议。这个会议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 对此，民主人士不以为然，认为：国民党政权灭亡，怎么说旧中国灭亡了。“中国”这一称谓，自西周出现，只有改朝换代，从未灭亡。23日，祖父入选“宣言起草委员会”，共五十三人，召集人为郭沫若。政协会议期间，祖父见到周恩来，言及《秦风工商联合版》，并表示想继续办报，周恩来高度评价联合版，说办报辛苦，做别的工作吧。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祖父作为六百六十二位政协代表之一，观礼开国大典，欣幸不已，认定共产党人主导的联合政府，应能胜任“辛亥革命”救亡图存，富国强民的使命。
1949年10月1日，祖父著长袍、戴礼帽，站在天安门城楼西侧观礼。俄国人拍摄
10月3日，毛泽东为西北解放区代表团举行宴会，即席讲话：“西北人民，特别是陕甘宁边区人民，对中国革命是做了很大贡献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并建议代表们到工业发达地区走一走，看一看，开阔眼界。此后几日，政协秘书处组织代表们游览颐和园、北海、十三陵、长城。在天津参观期间，代表们住利顺德大饭店，市长黄敬设宴，请吃西餐，一连上四十几道菜，令人咋舌。1949年10月，祖父在北海公园
10月中下旬，代表团赴旅顺、大连、沈阳等地参观，然后返陕。1950年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祖父任文化部长，在大会讲演时仍不忘普选：“西北军政委员会，虽然尚不是经过全西北人民代表大会所选举的政府，但是在一两年内，将要过渡到而且组织成这样一种普遍全国的政治制度。”并针对土改和法治提出忠告：“应鼓励中农贫雇农，勤劳耕作，加紧生产，不应观望不前，不应坐待分地。反地主，应是消灭地主阶级和剥削制度，绝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反恶霸，必须分别罪恶大小，必须送交人民法庭，不宜乱打乱杀。” 1950年代初，共产党推行新政，深得民心，让祖父对新生政权充满期待，所撰《先母刘太夫人行述》，记述了返乡探母，称赞新政的情景：本年四、五月间，不孝柏仁，专归省视，见先母饮食动作，虽不如已往，但尚能勉强支持，先母偶问：“儿近来做啥事？”答以在文化部工作，问：“文化部做啥事？”答：“领导戏剧、音乐、电影等，宣传政策，教育群众”，先母说：“这大概是高台教化，儿应好好办事，要对得住老百姓。”因向先母缕述，毛主席、共产党，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现在都是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做事，时正春耕，因并述及各省县首长，亲自下乡，及各地妇女结队赴田间，帮助老百姓锄麦等生动故事，先母欢然，并说：“这样正经的政府人员，我一生尚未看见听见过，如果不是老病的话，我也要下地锄一回麦，同这些年青人比比。”室中侍奉诸人，均欢然一笑。
开国大典视频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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