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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 | 龚炳南:大哥考上大学时, 已是三个孩子父亲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6-2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龚炳南,湖北鄂州人,1954年出生。1978年考入黄石师范学院(今湖北师范大学)政治系。此前下过乡、当过农民、做过新闻工作。1982年毕业后从事干部理论教育工作,直至2014年退休。


原题

我儿时的大哥




作者:龚炳南



我的尊敬的大哥,生在解放前夕,长在五星旗下,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他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从记事开始,他就是我们心中的偶像。2022年5月6日,大哥溘然长逝,让我们猝不及防,留给弟弟妹妹们无尽的思念。

01

大哥先于我们来到人间,注定了他要比我们吃更多的苦,承担更多的责任。

1961年小妹出生的第二天,是大哥农历12周岁生日。此前,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现在又有了一个妹妹,自然很开心。但在那“三年困难时期”,食不果腹,母亲几无奶水。小妹怎样才能不至饿死,成为全家人的难题。好在我的家乡是平原湖区,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刚满12岁的小小少年,为父母分忧,下湖挖藕,制成藕粉,免了小妹挨饿之苦。

那时我虽然到了上学的年龄,并不记得这段往事,都是后来听母亲和大哥说的。我亲眼所见,并令我难以忘怀的一次挖藕,发生在几年之后。

那是冬天的一个中午,家里已经揭不开锅。大哥清理好扁担、草绳和铲筒,执意去湖里挖藕。母亲说天气太冷,又没吃饭,拦住他不让出门。大哥猛力推开母亲,夺门而出!我眼睁睁看着大哥渡过屋后的小河,沿着与小河垂直的方向走了几百米旱地,慢慢消失在湖边。

我回到屋里,看见母亲呆呆地坐着。记不清过了多久,母亲出门,借回了几两米,煮了一小碗饭,在碗里放了一点咸菜,用一件破棉袄包得严严实实,让我给大哥送去。这时屋外已经飘起了雪花。母亲帮我渡过小河,沿着大哥走过的路来到湖边。

儿时,我们老家的湖与长江、大海是自然相通的。一到冬天,湖水都流走了一大半,离湖岸较远的湖面早已干涸,莲藕就在这片深泥里。雪越下越大,遍地都是白茫茫。我脱掉胶鞋,打着赤脚,踩着白雪底下的淤泥找了好久,不见大哥的踪影。

突然,在一片白色中闪过一个黑点。我朝着那个方向走了几十米,闪动的黑点断断续续地出现,我终于找到了大哥。他挖开的藕塘比较深,站在藕塘里,头部在湖面以下,那闪动的黑点是他用铲筒甩出藕塘的烂泥。

大哥看到我时,显得有些惊讶,更有些高兴。他挖了一会,认定这个塘里的藕挖得差不多了,很费劲地从塘里爬上来。他洗干净了手,我把饭碗递过去。他问我吃了没有,我说吃过了。他说不要骗他,我说真的吃过了。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感觉饿得更难受了。最后他把碗递过来,我发现留下了一点饭菜。我不再客气,把碗舔得干干净净。

吃完饭,他新开了一个塘,一直挖到天黑。这天运气很好,挖了六七十斤藕。我们用草绳捆成两捆,一人一捆拖到岸边。然后,他挑着藕走在前面,我拎着东西跟在后面,光着的脚早已冻得麻木。走到河边时,我们害怕滑倒掉进河里,大声喊母亲帮忙。在母亲的帮助下,我们顺利地过了河,到了家,全家人终于有了无米之炊。

2022年1月纪念母亲去世一周年时,我们兄妹相聚,在餐桌上还说到这次冒雪挖藕,都为大哥感叹不已!

02

“文革”开始的1966年,曾经有过“红卫兵大串联”。多亏大哥,使年幼的我有幸加入了这支队伍。

乘车串联是从这年 9 月开始的。这时大哥刚满17岁,已是高二学生;我快满12岁,刚进初一。大哥跟他的同学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的检阅,然后去了上海。在我们姐弟妹幼小的心灵中,去过天安门、见到毛主席,是无上光荣的。这让我们对他羡慕不已,崇拜不已。

11月下旬,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暂停乘车串联,支持长徒步行串联。大哥回到家里,决定跟他的同学一起,于12月下旬开始步行串联。南方的冬天暖和,因此他们计划往南方走,第一个目的地是毛泽东的故乡——韶山。

在我儿时,只要大哥在家,晚上睡觉总要跟他挤在一个被子里。在他动身前几天的一个夜晚,我俩躺在床上聊天。聊到去北京上海串联的事,他滔滔不绝,津津乐道,让我心驰神往。我说我想出去串联,他说我年龄太小了,要走很远的路,要吃很多的苦。我说,有你带着我,再苦也不怕。他不说话,想了几分钟,竟然答应了!

第二天,征得父母同意,我去学校开具串联证。我的学校是湖北省鄂城县第四中学(今鄂州市第二中学),离家大约50里路。唯一的公共交通工具是一种机动船,我们称作“汽船”, 航道纵贯90里长港。读初中时,每两周回一次家,都是步行,哪有钱坐船!

那天,天还没亮就出门,午饭前到了学校,顺利地拿到了串联证,然后急忙往回赶,到家已经天黑了。大哥拿着我的串联证,看了又看。他那喜形于色的样子,至今还历历在目。

几天后,大哥背着十几斤重的行李,带着我从家里出发,到县城与他的两个同学会合。我们一行四人,正式开启了”红色之旅“。

我们沿着公路走了三四天,到了咸宁县(今咸宁市咸安区)县城。我们入住的“红卫兵接待站”,在西河桥边的一所学校里。那时,手持串联证,在全国任何一个接待站,都可以免费吃住,故很少花钱。我们到达咸宁的第二天是1967年元旦节。过了元旦, 我们经过通山县到了崇阳县城。一路上,我第一次见到高山峡谷,第一次欣赏大自然的别样美景。

开始几天我感觉好累,尤其是腿脚酸疼。每到一个接待站,坐下就不想再站起来,躺下就不想再坐起来。到了第三天,脚踝以下开始肿大,脱鞋穿鞋都有点费力,让大哥心疼不已。于是,他提出来改走铁路,路面平坦,走路省力。但他的两个同学更喜欢公路沿线的风景。经过协商,我们在崇阳重新开具了串联证,他俩一个我俩一个,从此“分道扬镳”。十分巧合的是,后来在长沙的橘子洲头不期而遇。

我们沿公路到了蒲圻县(今赤壁市)赵李桥镇,上了铁路,由湖北进入湖南。然后沿着京广线,以每天大约100 里的速度往南走。经过这些天的磨炼,我已经适应了每天走路,脚不肿腿不疼了。我俩想走就走,想歇就歇,赏一路风景,享一路欢乐。

就这样,我们走到长沙,走到韶山,走到株洲,参观与毛泽东有关的历史遗迹。我们的计划是一直走到广州,然后走遍南部的半个中国。

正当我们雄心勃勃的时候,在株洲的红卫兵接待站,得知中央再次就红卫兵串联发出通知,要求学生返回各自的学校,停止长途步行串联。我们凭串联证乘火车到长沙,在长沙领取了到武汉的火车票。我们发现很多学生交换车票,于是我们将武汉的车票换成了去广州的。这样,本该回广州的学生去了武汉;我们本该回武汉,却在临近春节到了广州。

在广州,我们呆了一个星期。先是参观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游览了越秀公园。之后,凭免费乘车证,按照广州地图上标注的各条公交线路,我们从起点坐到终点,饱览南国风光。过完春节,我们再次凭串联证领取了返程火车票,回到了离别已久的家。

在遍布全国的步行串联队伍中,我大概是年龄最小的。如果不是大哥的一路呵护,我不可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这让我的姐弟妹们对我心生羡慕,更是让我们对大哥心怀敬意。

03

在我们七兄妹中,大哥的智商应该是最高的,读书也是最刻苦的。作为长兄,他为弟弟妹妹们带了好头。

我们兄弟姐妹多,家大口阔,家徒四壁,但父母总是竭尽全力让我们上学读书。如此重视孩子读书的父母,在我的家乡并不多见。大哥也很争气,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拔尖。那时,他对父母之恩自感无以为报,唯有奖状和钢笔、笔记本之类的小奖品,用以安慰父母心!

大哥上的初中,是鄂城县第六中学,又称“长岭中学”,离家15里路,一般每两周回一次家。读初中的三年,正是他长身体的关键年龄,却几乎没吃饱过。有一次在回家的半路上,饿得实在走不动了,瘫坐在地。与他同行的同学回家给母亲报信,是母亲去背回来的。母亲在风烛残年,曾说到当时的情景,几度哽咽,感叹  “那苦的日子,不晓得是怎么样过过来的” !

大哥1965年初中毕业,考上鄂城高中(俗称“三江口高中”)。这是鄂城县仅有的一所高中,离县城40里左右,离家将近90里。他上学一般是天刚亮出门,路过我于次年就读的鄂城二中,再沿着长江堤岸逆流而行,走到天黑才到学校。

大哥进高中时,父亲月薪30多元;母亲不是正式职工,每月做零工一般收入20多元。当时全家八口人,每月就靠这五六十元过生活。我读书的小学附近有邮局,每月由我给大哥寄去10元。他省吃俭用,精打细算,也只能勉强度日。但无论多么艰难,父母都要让他把高中读完。

那时鄂城县的升学率很低,小升初、初升高都是1.5%,可见出一个高中生有多难!1965 年大哥考取高中,父母当然高兴,但想方设法东挪西借,还是凑不齐学费,第一个学期只好欠着。那年冬天,为了补交欠费,三姨父下到寒冷的湖里,捕了几十条鳊鱼,全部卖掉,连自家过年都没留一条,都给大哥交了学费。这个有情有义的故事,大哥给我们讲过多次。

大哥离世的次日,三姨父的长子在悼文中写道:“ 就这一件事儿,几十年来大哥起码跟我讲了上百遍。在我父母的晚年, 大哥的孝心从未间断。”  在我家最困难的那些年,得到了众多亲友的帮助,我们没齿难忘!

为大哥深感惋惜的是,“文革”中断了学业。尽管名义上是1968届高中毕业生,实际上高中只读了一半。1969年,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席卷全国。大哥按照“投亲靠友”的政策,到三姨父所在的生产队落户。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岁月里,多次评优,并在几年后成为民办教师。他先后教过小学和初中,还在高中代过课,这为后来参加高考奠定了基础。

1977 年底,经过短暂的复习,大哥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高考,被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数学系录取。上大学前,他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1978年,我参加高考,大弟弟参加中考,有幸均被录取。由于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1977年4.9%,1978年6.6%,因此,“一家考取三个大学生”(实际是两个本科生一个中专生),在我的家乡传为美谈。

大哥属牛,天生有着牛的品格 —— 吃苦耐劳、坚韧不拔,这对儿时的弟弟妹妹们有过很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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