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回眸丨徐方：“我们仨”同进77级，一家人上了央视专题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作者在俄罗斯苏兹达里
徐方，祖籍天津，1952年出生于太原。1965年考入太原五中，1982年1月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至太原工学院电力分院，学校几易其名，现与山西大学实质性合并，主体成为其工学院。2011年受聘广州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有专著《大学人文十四讲》获奖，并有数十篇论文发表，间有少量散文见于地方报纸。现为山西大学退休教授。广州南方学院讲座教授。

原题

书香之家  再续书香

作者：徐方

一、书香之家

1978年2月中旬的一天，邮递员敲开了我们家那旧平房的门，递上两份牛皮纸的公用信函，分别来自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招生办公室。拆开信封，一封是弟弟徐扬的录取通知书：山东大学物理系；另一封是小妹徐敏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徐扬和徐敏当时都是插队知青，户口还在农村，这对他们的命运是多大的改变！但我家的幸运还没有结束，几天后，我也接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

我当时已经历了停课、无业、临时工、插队的过程，在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做工人。“文革”开始时，我是太原五中初中一年级学生。十二年来，再也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大门。上大学对我，不仅是幻想、梦想，简直就是妄想！现在居然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我们姊弟妹三人录取的学校和专业都是第一志愿。收到通知书的那些天里，我仍然感觉是在做梦。

周围的好朋友们，也有同样的喜悦。不断有喜讯传来，这个考上了北大，那个考上了南开。我骑着自行车，那种脚下生风的感觉，从来没有过。

五中同学夏云考上了北大，第一个把消息告诉她家的，是我。她家人难以置信、又不能不信的狂喜，好像我是一个安琪儿。

在我周围的生活圈子里，比如工学院、医学院、中科院煤化所的子弟，考上的特别多，好几家都是兄妹、姐弟一块考上，成了那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虽然时值冬末，我们却感受到了拂面的春风。

那些日子，现在回味起来仍是那么亲切，那么有戏剧性。当然今天的我也会慨叹，作为普通的中国人，政治风云的变幻、国家政策的变动，会让我们悲欢离合，无奈或幸运。

1976年从年初就极不平静，一件一件都是大事，让人一会儿困惑一会儿伤情。十年“动乱”结束，我从插队的北郊区回城，在中医研究所做了工人。工作一如既往的无聊，但常常有消息传播，邓小平会不会出山，“四人帮”会怎样处置，文革是不是有问题？

1977年秋天，原太原五中书记在中医研究所住院。文革中他是五中最大的“走资派”，已经“解放”，官复原职，他对我说：你们这些“老三届”可能有机会考大学了，把功课准备准备。我听后很兴奋，又半信半疑。同时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在文革开始后一直辍学。只是看些随机得到的小说、历史一类的杂书。我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我都喜欢。我在旧货车上买到了文革前全部的中学地理书，也是那种环境下的“放眼世界”吧。考史地我不发愁。但是数学我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我是68届初中生啊！

那些日子，我又是期待，又是忐忑，直到11月开始报名，遇到不少麻烦，因为文件讲报考者须是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的学历，但这个“相当于”如何认定？要什么作为依据?好在我们医院办公室采取一个相当宽容的办法，不管怎样你先报上，有问题再说。后来我知道，有些单位是卡了一批人的。

我报的是文科，也只能考文科。因为物理化学我压根就没学过。弟弟妹妹报了理科。他们非常头疼政治和语文，我就帮他们猜题。朋友蒋韵、夏云，还有几个常来和父亲下围棋的天津知青，互通信息，一见面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为什么说农民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在什么地方？从上海出发到利物浦航行怎样走？经历什么大洋、大洲、海峡、半岛，还背《出师表》《陈情表》什么的，谁也不知道要考哪些内容，连个大纲也没有。

我们翻出文革前、文革中的课本，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五花八门。时间只有一个月，有的单位连一天的复习时间也不给。我们单位给了我一周的脱产复习时间。我决定放弃数学，因为从初一学到高三，实在来不及，几天努力又能拿到几分呢？后来证明这个决策很明智。有意思的是，我猜了三个作文题，居然考试题出的就是其中的两个，任选其一。我编好了开头和结尾，让弟妹参考，他们也用上了。

近年有考生说，你们那年的题如何简单。我一般不愿争执。任何人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没有复习范围，没有参考书，早已忘了何为“高考”，突然十几届的570万人角逐27万个入学机会，不难想象，这个简单的考卷背后，是多么不简单的竞争？对每个考生来说，蕴含了机会、平等、希望、尊严、才能的施展、命运的改变，对国家来说、则从动乱无序、知识无用走向建设和创造。总之，这是一个起点，一种巨变的开始。不善言辞的弟弟，到山东大学后，写回的第一封信，末尾竟写了三个“邓小平万岁！”

最高兴的是爸爸。爸爸是天津人，自幼家境贫寒，但从小酷爱学习。他在天津上高中，因为交不起学费，甚至被拿掉了凳子，只能站着上课。学校的政策是，前三名可以免学费。所以，高中三年他一直是前三名。我们家住的那一片，后来40年再没有一人考上大学。1939年，华北已经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到了昆明。父亲考上燕京大学化学系，家里没有给过他一分钱。他靠兼职体育教师，勤工俭学维持读书。他是燕京的篮球明星，学校里4位家境好的女同学给了他无私的帮助。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被日军占领，抓捕抗日学生，逮捕了校长司徒雷登。父亲和一批燕京师生到成都复学，又报名考入中央航校。校门立的石碑书写的校训是“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他的很多同学牺牲在驼峰航线上，用生命诠释了“爱国”和“正义”。因为参加中美空军合作，父亲曾去美国学习。他懂5、6门外语，兴趣广泛，打球下棋，一点不迂腐。他热爱知识，博览群书，性格乐观，虽一直受挤压，但没有一点人格委琐之态，对我们姊妹影响真是太大了。

父亲鼓励我们学习，教我们读英文，用心良苦。他曾用英文打字机，垫上复写纸，为我们姊妹四人一下一下打出四份《泰西五十轶事》，只有我没有好好读过。弟弟则每天大声背诵《独立宣言》、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父母有问必答。我热衷于滑冰，游泳，拉琴，看小说。记得读《战争与和平》，我总是跳过那些充满哲理和历史感的议论，只看故事，一目十行，速度惊人。爸爸比较喜欢我，说我“天性快乐、天真聪明”。 

妈妈是上海人，外公是上海海关的高级税务员，家境较好。她极聪颖，中学时成绩优异，被称为静安区的“女状元”。她同时考取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和私立同济医学院。交大极为难考，一年学费仅收8元钱，外公不想为她缴纳高额学费，她读了交大。她记忆力惊人，因为从小上教会学校，英文颇好。但30岁以后身体一直不好，眼睛有色素膜炎，视力很差。她做事非常认真，政治上像个不成熟的孩子，但对我们很放得开，不干涉我们的选择。

我上面有一个姐姐，大我一岁，文革前也读太原五中，门门功课都是第一。她在“文革”中自学高等数学，做了《机械制图》全部习题，还翻译康拉德和狄更斯的小说。她特别坐得住，安稳恬静，常有人让我向她学习。1977年，她已经是一家国营纺织企业的中层干部，没有参加高考。否则，她也会考中，以她的性格和能力，会另有一番作为。

弟弟继承了父亲高大英俊的外表和酷爱学习的品性。小学四年级就因文革停学，文革中上了初中、高中。他的同学朋友早早去参军、当工人，他却痴迷着无线电和英语，一天钻在小屋里“鼓捣”十余个小时，买成堆的处理零件，自己设计电路，制作机壳，性能超过市场上卖的最高配置。他几乎自学了全部的大学物理和高等数学。还喜欢英语。

小妹徐敏，从小身体不好，个子不高，头发黄黄的，妈妈总说她是“小可怜”，但她个性最强，爸爸说她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她小时少言寡语，没有“娇气”和“霸气”，中学以后成绩特别优异。高中阶段，学校不正规，有时数学课就由她来讲，养成了决断干练的性格。她在武汉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取了研究生，导师查全性院士，就是1977年5月初在科学教育座谈会上当面向邓小平建言恢复高考的教授。

2005年，央视《见证》栏目策划了一个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节目，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采访十个77年参加高考的个案，做十集节目。有人推荐了我们一家。5月，央视记者李拜天采访了我和姐姐、弟弟。巧的是，小李原也是太原五中毕业，似乎与我们家有点“缘分”。采访时，我谈得最多，流了不少眼泪。回忆中，很多事又一次被提起，在叙述中又明晰起来，有了更透彻的感悟。后来，他寄来一个脚本，题目叫《书香门第》。这个脚本写得真实感人，在实际拍摄过程中有不少改动。我们是在爸爸妈妈生前的寓所拍摄的。当年9月17日凌晨一点，在中央一套“见证”影像志播出，第二天一大早电话就响个不停，都说看了很感动。后来数年，在央视先后重播几十次。

2007年6月，凤凰卫视又在“凤凰大视野”栏目播出专题节目《一个国家的拐点》，将央视纪念高考三十周年的节目重新编辑，关于我们家的这一集，还叫《书香门第》。这次解说词更加亲切。

40多年过去了。爸爸妈妈都已在太原西山的公墓里长眠。他们的墓碑立在高高的西山山腰，面朝东方，面朝大海，面朝渤海之滨的天津和东海之滨的上海，我想他们也会梦回故乡吧。当年，他们怀着真诚和理想，一生最好的时光在黄土高原流逝。在我很多年的梦里，那一排破旧的平房，永远是我的家，那里只有很多的书和公家的简易家具，清贫却透着超然物外的一份纯净。弟弟还在背诵着《独立宣言》，还在埋头装半导体收音机；姐姐在翻译小说，在拉小提琴；小妹在主理班务还保持各门功课第一名。还有我那勤劳麻利、开朗幽默、妙语连珠的奶奶。爸爸妈妈仿佛又用英文唱起：“当我们还年轻，在五月的一个早晨，你告诉我：你爱我，那时我们还年轻……”我回味这一切，亲切却有点凄凉。但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们留给我的最好的财富：纯洁的心灵和热爱知识淡泊功利的品格。

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

二、大学剪影

1978年3月18日，省中医研究所的司机师傅，帮我把行李送到山西大学。25岁的我，终于走进了大学校门。

山西大学虽然不是全国重点大学，历史却非常悠久。山西大学堂诞生于1902年，和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三所最早的国立大学。山西大学当时有两个系实力比较强，历史系是其中之一。周传儒、阎宗临、许予甲是早年留学欧美的博士，著名史学家梁园东、班书阁曾在此任教，山西史学名家郝树候教授曾给我们讲课，他骨瘦如柴，右手残疾，用左手写字，简直是山西的活字典。

刚进历史系，第一个感觉是年龄悬殊。岁数最大的生于1946年，66届高中毕业。班里共有“九老”，看起来很沧桑，均已成家，其中二人已有两个孩子，最小的同学则是1960年代生人，初谙世事，大多数人处在中间各年龄段。朝夕相处四年的结果是，年长的变得活泼和热情，年轻的比同代人成熟不少。

我踌躇满志，觉得自己读书不少。开学的第一周，一口气写了一首长诗，表达考上大学的兴奋和为“四化”学习的豪情，班长丁东称赞“挺有才气”，几天后，这个作品就出现在饭厅对面历史系的黑板报上，几乎占了全部的版面，每当走过那里，我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得意，并左右看看，有没有人驻足“欣赏”，结果比较失望，得意很快变成了沮丧。同学们的才华开始逐渐显现，这个班里真是“高手云集”啊！丁东上大学前就是一个“笔杆子”；“老夫子”盛北星，通古博今，语出惊人，不知读过多少书；张敏含而不露，旧学功底了得。不少同学的写作水平、思辨能力、多种才艺渐次显现，绘画、小提琴、手风琴、唱歌、朗诵，还有准专业水平的篮排球，真是各具风采。看到秦国增写的诗和陈坪的文艺评论，我又震惊又钦佩！

 开学第一个月，班里成立了一个5人组成学术委员会，我是成员之一，组织学术讨论和学习经验交流，每周搞一次活动， 前期干得很“火”，后来归于沉寂。记得曾组织讨论过英语学习方法和如何记忆单词，大家都说受益匪浅；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让大家充分发表个人的见解和提出问题，不设禁区，比如“对陈独秀如何评价”的讨论会上，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叛徒”的结论，同学们能从历史出发，结合自己的独立思考各抒己见。还有人撰文论述，竟然全部用的文言文。后来，我还把讨论综述投到学生会主办的《视野》上，引起不少同学的关注。后来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起始及定义”问题、“日本战败原因”等讨论和小论文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视角，立论建立在读书和思考的基础上，不人云亦云，不为尊者讳，不为旧的结论束缚，旁征博引，有理有据。通过开放自由的学术研讨，同学们的思想走向活跃，视野日趋开阔，开启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 。

班主任崔老师放手，班委有能力，搞得有声有色，气氛平等和谐，热情富有活力。我虽年龄不小，但学习和玩的热情极高，精力旺盛得不得了，读书、打球、游泳、滑冰、唱歌，还学会了交谊舞，好像找回了丢失的青春。

班里不少同学原先就是中学的语文、政治教师。1980年春，丁东同学动议编《高考历史复习题》，于是班委开始了务实、高效的行动，很快确定编委，将内容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及世界史几大部分，按个人所长分组，确定题型，制定严格的进度表，表现出很强的市场意识和效率观念，整个运作严谨周密，体现了77级的社会经验、组织能力和智慧。当时制定了公平公正透明的分配方式，编写、校对都有合理报酬。销售按推销数量体现奖励。几个销售业绩突出的，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所有的同学既全程参与，又全程监督。

最难的问题是开不出公函，也没有垫付资金。幸亏山西新华印刷厂领导是梁力民同学父亲的下级，经梁力民联系，他们同意先开印，后付款。每本复习资料印刷成本两角，定价五角，我们销了半个月，就收回了印刷费用，很快向印刷厂付款。三万册复习资料全部脱手之后，我们用自己的“创收”，组织全班去北京旅游，不但解决了来回硬座火车票，还给每个同学在北京买了一张公交车月票，发了一些生活补助。结余款项，多次包电影，最后剩了二百多元，毕业时还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我现在仍好好的保留着。在毕业20年聚会上，我做主持人，在串连词中写道：“我们读书、写书，写出了经济效益；我们编剧、演剧，演出了山西第一”。崔凡芝老师总结我们77级，成熟、通达、大气，是“空前绝后”的一届。

历史系77级创造了不少建系“之最”，话剧、篮球、排球、围棋、桥牌、外语竞赛、百科知识竞赛，都曾在全校各系名列第一。

学生会学习部主办过全校性的百科知识竞赛，在全国开了先河。题目范围涉及几十个学科，包括新理念新知识，如高速公路、信息化等等。竞赛组织者规定，每个班推出5人组成团体代表队，必须有一个女生，其他同学也可自由报名，争夺个人奖，参加团体赛的队员成绩也参加个人排名。竞赛结果历史系77级的5人团队，总分领先，获得第一名。盛北星和丁东分获个人一、二名，我作为团体队成员参加了竞赛，个人也拿到了三等奖。最后，获一、二、三等奖共20人，我们班占了6人。郭汾阳、刘幼生没有参加团体队，也得了个人奖。这项活动，《百科知识》杂志进行了报道。

在校期间，文学成了思想解放的先锋。好的文学新作，往往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影响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价值取向。比如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郑义的《枫》，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牧马人》，触及有关国家前途、人类命运、人的觉醒等问题，人人争相传阅、津津乐道。那时一些文学新作，有对文革的深刻反思，有对人性和真爱的呼唤，有揭开历史遮蔽、回归真实的勇气，有对中国命运和改革进程的关切，都吸引我先睹为快。

对我影响更深的是诗。1979年的一天，一位同学拿着一本油印的《今天》，我借来一看，特别震惊。里面的一些诗写于文革期间，十分精彩，不少都是笔名，比如芒克、江河、食指，有一些后来名声大噪，像北岛、舒婷、王家新等。我朗诵这些诗，还用“砖头”录音机录了音，让朋友听。现在有很多还铭记于心，甚至影响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精神气质，比如北岛的《回答》《结局或开始》，舒婷的《这也是一切》《致橡树》，食指的《相信未来》，芒克的《阳光下的向日葵》等等，激情、真情和才情，永远令人感怀，倍觉珍贵。

1980年，中文系的几个创作上小有名气的同学，牵头推出了一本名为《春天》的学生刊物，只出了一期，都是学生们写的小说、诗歌、散文，其中有一篇题目叫做：《无产阶级就不接吻吗？》，作者是我们班的石民民。当时《大众电影》杂志的封面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画面是王子和灰姑娘含情脉脉的“疑似”接吻，竟受到“宣传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严厉指责。这篇影评论证了接吻的“合理性”，主张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心怀。看看现在“下三路”盛行无阻，接吻已属“最文明”“最含蓄”的两性情爱的表达方式，那时一个接吻照片还需“论证”，真是恍如隔世。

那时的学校，有着一种较今日大学更为接近大学精神的气息。教师钻研学问成风，没有“兼职”“走穴”，大学比较“干净”，历史系有一些老师学问好，人品也让人尊敬。学校活动非常丰富，很多是学生自己组织的，像各种体育比赛，歌会舞会，文学沙龙，系际交往，联谊和交流，没有现在的硬件和经费，却创造了远比现在更有活力的环境。比较开放的环境，不太功利的学习心态，比较自由的学术氛围，使得77级历史系有活力，有魅力。大家也不受专业局限，一些同学喜欢法律、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甚至话剧表演，也找到施展的天地。

当然，四年大学生活，也不全是美好的记忆，有困惑、有挫折，有愤懑，但不管怎样回味，我是从这里走向成熟，走近事业，走过春天，走过自己。 

作者在张家界

三、教书生涯

看到很多同学毕业后做出的成绩，有点惭愧。简单说说我的职业生涯。

大学毕业分配，并不顺利，好在我的要求很简单，做一个“教书匠”，终于改派到太原工学院电力分院，一呆30年，直到退休。学校名称一直在变：太原理工大电力分校、太原电力专科学校、山西大学工程学院，直至和山西大学实质性合并，脱离电力系统，成为山西大学的工学院。

上大学之前，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做过工人、农民、会计、护理员、广播员。大学毕业之后，我却沉寂下来，备课，上课、下课，放假，开学，循环往复，乏善可陈。当然，死水也会有微澜。期间结婚生子，操持家务。循规蹈矩，写论文，评职称，读书只是习惯，但思想并未沉寂。

2005年，教育部出台了一个关于加强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文件。我在工科院校教书，对高中文理分科带来的知识结构性缺失颇有感触。社会上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盛行，大学生不仅知识面狭窄，而且缺乏使人格健全、全面发展的人文情怀。我们部门很多老师开出一些相关的人文选修课，但对人文教育意义尚无很深的理解。后来看到华中科技大校长杨叔子主编的系列素质教育讲座，又看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从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三个维度开拓人文教育的视野，感到有了思考的方向。于是决定以此为基本参考书，开设《大学人文》课程。

在丁东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将讲义整理成个人著作《大学人文十四讲》。从联系出版社，到大纲的编写，我确实是殚精竭虑。为此，购买和阅读了大量的哲学、法学、政治学、科学哲学等著作，力求深入浅出。丁东也及时提出修改意见，使内容从艰涩走向通俗易懂，效果很好。后来出版社和一些记者也来听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太原日报》《山西晚报》等媒体都对我的课程进行了报道，《大学人文十四讲》被评为省级社科二等奖和大学教材协会一等奖，印了三版，还得到一些版税收入，收到不少信件鼓励。这让我找到了人生意义和职业尊严。丁东作为知名出版人，帮我搭桥铺路，可谓不遗余力。

秦志敏是我们班最早擢升教授的同学。八年后，我也要申报教授，尽管学校学术委员会全数通过，教育厅高评委竟无学科组收取我的申报材料。说我的著作和论文“不按套路出牌”，与哪个学科的要求都不契合。秦志敏比我自己都着急。他从材料收取，到学科组审评，到高评委投票，一次次为我推介力争，终于全票通过。我本是散淡之人，但评上教授，为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带来至关重要的优势条件。同窗是友人，也是贵人！ 

退休前一年，女儿结婚了，我进入职业倦怠期，想尝试新的环境，联系了广东四个院校，跑了一圈去面试，全部成功。最后选择了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一是因为妹妹在广州，二是有比较满意的薪酬。虽然仍是教书，但在广州的氛围让我感到更加愉快。我在山西退休后，到南方学院综合素养学部，先后开了十几门通识教育课程，比如《大学生人文素养》《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文革十年》《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普通话和言语交流艺术》。学院院长也是77级，与我有特别多的共同语言，他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认可。所以我今年年届70， 还在签约讲座教授，发挥余热，抑或是“废物利用”吧！

教书生涯尽管平淡，但因为教书，让我读书，博览群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还是从中获益良多。我深知，一个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其实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上。

有一位比利时社会学者，前些年曾给退休老人搞过一个问卷，其中有一道多选题：回顾你的过去，你最遗憾的是什么？结果70%回答是没有做自己最喜欢的工作；60%多的人回答是没有好好地多读书；前几年我在病榻上，几次接到病危通知，曾想过我这一生成功还是失败的问题，答案是：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至少做了自己喜欢且适宜的工作，不算贫乏颇有内涵的生活，给自己想要的丰富和优雅创造了一些条件，我将这样走完最后的人生。

人生已经从秋天走向冬天，人文教育也从繁荣趋于寂寞。但过去的付出和努力仍有莫大的收获：我明白，一个人有清明的思想和温暖的人文情怀，是多么重要！ 

写于2022.4.23世界阅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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