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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40年回眸丨徐方:“我们仨”同进77级,一家人上了央视专题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2-06-2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作者在俄罗斯苏兹达里
徐方,祖籍天津,1952年出生于太原。1965年考入太原五中,1982年1月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至太原工学院电力分院,学校几易其名,现与山西大学实质性合并,主体成为其工学院。2011年受聘广州中山大学南方学院。有专著《大学人文十四讲》获奖,并有数十篇论文发表,间有少量散文见于地方报纸。现为山西大学退休教授。广州南方学院讲座教授。


原题

书香之家  再续书香




作者:徐方


                  
一、书香之家

1978年2月中旬的一天,邮递员敲开了我们家那旧平房的门,递上两份牛皮纸的公用信函,分别来自山东大学和武汉大学招生办公室。拆开信封,一封是弟弟徐扬的录取通知书:山东大学物理系;另一封是小妹徐敏的:武汉大学化学系。徐扬和徐敏当时都是插队知青,户口还在农村,这对他们的命运是多大的改变!但我家的幸运还没有结束,几天后,我也接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

我当时已经历了停课、无业、临时工、插队的过程,在山西省中医研究所做工人。“文革”开始时,我是太原五中初中一年级学生。十二年来,再也没有进过一天学校的大门。上大学对我,不仅是幻想、梦想,简直就是妄想!现在居然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我们姊弟妹三人录取的学校和专业都是第一志愿。收到通知书的那些天里,我仍然感觉是在做梦。

周围的好朋友们,也有同样的喜悦。不断有喜讯传来,这个考上了北大,那个考上了南开。我骑着自行车,那种脚下生风的感觉,从来没有过。

五中同学夏云考上了北大,第一个把消息告诉她家的,是我。她家人难以置信、又不能不信的狂喜,好像我是一个安琪儿。

在我周围的生活圈子里,比如工学院、医学院、中科院煤化所的子弟,考上的特别多,好几家都是兄妹、姐弟一块考上,成了那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虽然时值冬末,我们却感受到了拂面的春风。

那些日子,现在回味起来仍是那么亲切,那么有戏剧性。当然今天的我也会慨叹,作为普通的中国人,政治风云的变幻、国家政策的变动,会让我们悲欢离合,无奈或幸运。

1976年从年初就极不平静,一件一件都是大事,让人一会儿困惑一会儿伤情。十年“动乱”结束,我从插队的北郊区回城,在中医研究所做了工人。工作一如既往的无聊,但常常有消息传播,邓小平会不会出山,“四人帮”会怎样处置,文革是不是有问题?

1977年秋天,原太原五中书记在中医研究所住院。文革中他是五中最大的“走资派”,已经“解放”,官复原职,他对我说:你们这些“老三届”可能有机会考大学了,把功课准备准备。我听后很兴奋,又半信半疑。同时对自己没有信心。我在文革开始后一直辍学。只是看些随机得到的小说、历史一类的杂书。我有一个癖好,就是喜欢地理,世界地理、中国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我都喜欢。我在旧货车上买到了文革前全部的中学地理书,也是那种环境下的“放眼世界”吧。考史地我不发愁。但是数学我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我是68届初中生啊!

那些日子,我又是期待,又是忐忑,直到11月开始报名,遇到不少麻烦,因为文件讲报考者须是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的学历,但这个“相当于”如何认定?要什么作为依据?好在我们医院办公室采取一个相当宽容的办法,不管怎样你先报上,有问题再说。后来我知道,有些单位是卡了一批人的。

我报的是文科,也只能考文科。因为物理化学我压根就没学过。弟弟妹妹报了理科。他们非常头疼政治和语文,我就帮他们猜题。朋友蒋韵、夏云,还有几个常来和父亲下围棋的天津知青,互通信息,一见面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为什么说农民起义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在什么地方?从上海出发到利物浦航行怎样走?经历什么大洋、大洲、海峡、半岛,还背《出师表》《陈情表》什么的,谁也不知道要考哪些内容,连个大纲也没有。

我们翻出文革前、文革中的课本,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五花八门。时间只有一个月,有的单位连一天的复习时间也不给。我们单位给了我一周的脱产复习时间。我决定放弃数学,因为从初一学到高三,实在来不及,几天努力又能拿到几分呢?后来证明这个决策很明智。有意思的是,我猜了三个作文题,居然考试题出的就是其中的两个,任选其一。我编好了开头和结尾,让弟妹参考,他们也用上了。

近年有考生说,你们那年的题如何简单。我一般不愿争执。任何人处在那个动荡的时代,没有复习范围,没有参考书,早已忘了何为“高考”,突然十几届的570万人角逐27万个入学机会,不难想象,这个简单的考卷背后,是多么不简单的竞争?对每个考生来说,蕴含了机会、平等、希望、尊严、才能的施展、命运的改变,对国家来说、则从动乱无序、知识无用走向建设和创造。总之,这是一个起点,一种巨变的开始。不善言辞的弟弟,到山东大学后,写回的第一封信,末尾竟写了三个“邓小平万岁!”

最高兴的是爸爸。爸爸是天津人,自幼家境贫寒,但从小酷爱学习。他在天津上高中,因为交不起学费,甚至被拿掉了凳子,只能站着上课。学校的政策是,前三名可以免学费。所以,高中三年他一直是前三名。我们家住的那一片,后来40年再没有一人考上大学。1939年,华北已经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辗转到了昆明。父亲考上燕京大学化学系,家里没有给过他一分钱。他靠兼职体育教师,勤工俭学维持读书。他是燕京的篮球明星,学校里4位家境好的女同学给了他无私的帮助。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学校被日军占领,抓捕抗日学生,逮捕了校长司徒雷登。父亲和一批燕京师生到成都复学,又报名考入中央航校。校门立的石碑书写的校训是“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他的很多同学牺牲在驼峰航线上,用生命诠释了“爱国”和“正义”。因为参加中美空军合作,父亲曾去美国学习。他懂5、6门外语,兴趣广泛,打球下棋,一点不迂腐。他热爱知识,博览群书,性格乐观,虽一直受挤压,但没有一点人格委琐之态,对我们姊妹影响真是太大了。

父亲鼓励我们学习,教我们读英文,用心良苦。他曾用英文打字机,垫上复写纸,为我们姊妹四人一下一下打出四份《泰西五十轶事》,只有我没有好好读过。弟弟则每天大声背诵《独立宣言》、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父母有问必答。我热衷于滑冰,游泳,拉琴,看小说。记得读《战争与和平》,我总是跳过那些充满哲理和历史感的议论,只看故事,一目十行,速度惊人。爸爸比较喜欢我,说我“天性快乐、天真聪明”。 


妈妈是上海人,外公是上海海关的高级税务员,家境较好。她极聪颖,中学时成绩优异,被称为静安区的“女状元”。她同时考取国立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和私立同济医学院。交大极为难考,一年学费仅收8元钱,外公不想为她缴纳高额学费,她读了交大。她记忆力惊人,因为从小上教会学校,英文颇好。但30岁以后身体一直不好,眼睛有色素膜炎,视力很差。她做事非常认真,政治上像个不成熟的孩子,但对我们很放得开,不干涉我们的选择。
 
我上面有一个姐姐,大我一岁,文革前也读太原五中,门门功课都是第一。她在“文革”中自学高等数学,做了《机械制图》全部习题,还翻译康拉德和狄更斯的小说。她特别坐得住,安稳恬静,常有人让我向她学习。1977年,她已经是一家国营纺织企业的中层干部,没有参加高考。否则,她也会考中,以她的性格和能力,会另有一番作为。

弟弟继承了父亲高大英俊的外表和酷爱学习的品性。小学四年级就因文革停学,文革中上了初中、高中。他的同学朋友早早去参军、当工人,他却痴迷着无线电和英语,一天钻在小屋里“鼓捣”十余个小时,买成堆的处理零件,自己设计电路,制作机壳,性能超过市场上卖的最高配置。他几乎自学了全部的大学物理和高等数学。还喜欢英语。

小妹徐敏,从小身体不好,个子不高,头发黄黄的,妈妈总说她是“小可怜”,但她个性最强,爸爸说她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她小时少言寡语,没有“娇气”和“霸气”,中学以后成绩特别优异。高中阶段,学校不正规,有时数学课就由她来讲,养成了决断干练的性格。她在武汉大学本科毕业后,考取了研究生,导师查全性院士,就是1977年5月初在科学教育座谈会上当面向邓小平建言恢复高考的教授。

2005年,央视《见证》栏目策划了一个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节目,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采访十个77年参加高考的个案,做十集节目。有人推荐了我们一家。5月,央视记者李拜天采访了我和姐姐、弟弟。巧的是,小李原也是太原五中毕业,似乎与我们家有点“缘分”。采访时,我谈得最多,流了不少眼泪。回忆中,很多事又一次被提起,在叙述中又明晰起来,有了更透彻的感悟。后来,他寄来一个脚本,题目叫《书香门第》。这个脚本写得真实感人,在实际拍摄过程中有不少改动。我们是在爸爸妈妈生前的寓所拍摄的。当年9月17日凌晨一点,在中央一套“见证”影像志播出,第二天一大早电话就响个不停,都说看了很感动。后来数年,在央视先后重播几十次。

2007年6月,凤凰卫视又在“凤凰大视野”栏目播出专题节目《一个国家的拐点》,将央视纪念高考三十周年的节目重新编辑,关于我们家的这一集,还叫《书香门第》。这次解说词更加亲切。

40多年过去了。爸爸妈妈都已在太原西山的公墓里长眠。他们的墓碑立在高高的西山山腰,面朝东方,面朝大海,面朝渤海之滨的天津和东海之滨的上海,我想他们也会梦回故乡吧。当年,他们怀着真诚和理想,一生最好的时光在黄土高原流逝。在我很多年的梦里,那一排破旧的平房,永远是我的家,那里只有很多的书和公家的简易家具,清贫却透着超然物外的一份纯净。弟弟还在背诵着《独立宣言》,还在埋头装半导体收音机;姐姐在翻译小说,在拉小提琴;小妹在主理班务还保持各门功课第一名。还有我那勤劳麻利、开朗幽默、妙语连珠的奶奶。爸爸妈妈仿佛又用英文唱起:“当我们还年轻,在五月的一个早晨,你告诉我:你爱我,那时我们还年轻……”我回味这一切,亲切却有点凄凉。但我想,这也许就是他们留给我的最好的财富:纯洁的心灵和热爱知识淡泊功利的品格。

作者在香港中文大学


二、大学剪影

1978年3月18日,省中医研究所的司机师傅,帮我把行李送到山西大学。25岁的我,终于走进了大学校门。

山西大学虽然不是全国重点大学,历史却非常悠久。山西大学堂诞生于1902年,和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是中国三所最早的国立大学。山西大学当时有两个系实力比较强,历史系是其中之一。周传儒、阎宗临、许予甲是早年留学欧美的博士,著名史学家梁园东、班书阁曾在此任教,山西史学名家郝树候教授曾给我们讲课,他骨瘦如柴,右手残疾,用左手写字,简直是山西的活字典。

刚进历史系,第一个感觉是年龄悬殊。岁数最大的生于1946年,66届高中毕业。班里共有“九老”,看起来很沧桑,均已成家,其中二人已有两个孩子,最小的同学则是1960年代生人,初谙世事,大多数人处在中间各年龄段。朝夕相处四年的结果是,年长的变得活泼和热情,年轻的比同代人成熟不少。

我踌躇满志,觉得自己读书不少。开学的第一周,一口气写了一首长诗,表达考上大学的兴奋和为“四化”学习的豪情,班长丁东称赞“挺有才气”,几天后,这个作品就出现在饭厅对面历史系的黑板报上,几乎占了全部的版面,每当走过那里,我都会有一点小小的得意,并左右看看,有没有人驻足“欣赏”,结果比较失望,得意很快变成了沮丧。同学们的才华开始逐渐显现,这个班里真是“高手云集”啊!丁东上大学前就是一个“笔杆子”;“老夫子”盛北星,通古博今,语出惊人,不知读过多少书;张敏含而不露,旧学功底了得。不少同学的写作水平、思辨能力、多种才艺渐次显现,绘画、小提琴、手风琴、唱歌、朗诵,还有准专业水平的篮排球,真是各具风采。看到秦国增写的诗和陈坪的文艺评论,我又震惊又钦佩!

 开学第一个月,班里成立了一个5人组成学术委员会,我是成员之一,组织学术讨论和学习经验交流,每周搞一次活动, 前期干得很“火”,后来归于沉寂。记得曾组织讨论过英语学习方法和如何记忆单词,大家都说受益匪浅;在学术问题的讨论上,让大家充分发表个人的见解和提出问题,不设禁区,比如“对陈独秀如何评价”的讨论会上,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叛徒”的结论,同学们能从历史出发,结合自己的独立思考各抒己见。还有人撰文论述,竟然全部用的文言文。后来,我还把讨论综述投到学生会主办的《视野》上,引起不少同学的关注。后来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起始及定义”问题、“日本战败原因”等讨论和小论文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和视角,立论建立在读书和思考的基础上,不人云亦云,不为尊者讳,不为旧的结论束缚,旁征博引,有理有据。通过开放自由的学术研讨,同学们的思想走向活跃,视野日趋开阔,开启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 。

班主任崔老师放手,班委有能力,搞得有声有色,气氛平等和谐,热情富有活力。我虽年龄不小,但学习和玩的热情极高,精力旺盛得不得了,读书、打球、游泳、滑冰、唱歌,还学会了交谊舞,好像找回了丢失的青春。

班里不少同学原先就是中学的语文、政治教师。1980年春,丁东同学动议编《高考历史复习题》,于是班委开始了务实、高效的行动,很快确定编委,将内容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及世界史几大部分,按个人所长分组,确定题型,制定严格的进度表,表现出很强的市场意识和效率观念,整个运作严谨周密,体现了77级的社会经验、组织能力和智慧。当时制定了公平公正透明的分配方式,编写、校对都有合理报酬。销售按推销数量体现奖励。几个销售业绩突出的,得到了应有的回报。所有的同学既全程参与,又全程监督。

最难的问题是开不出公函,也没有垫付资金。幸亏山西新华印刷厂领导是梁力民同学父亲的下级,经梁力民联系,他们同意先开印,后付款。每本复习资料印刷成本两角,定价五角,我们销了半个月,就收回了印刷费用,很快向印刷厂付款。三万册复习资料全部脱手之后,我们用自己的“创收”,组织全班去北京旅游,不但解决了来回硬座火车票,还给每个同学在北京买了一张公交车月票,发了一些生活补助。结余款项,多次包电影,最后剩了二百多元,毕业时还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我现在仍好好的保留着。在毕业20年聚会上,我做主持人,在串连词中写道:“我们读书、写书,写出了经济效益;我们编剧、演剧,演出了山西第一”。崔凡芝老师总结我们77级,成熟、通达、大气,是“空前绝后”的一届。

历史系77级创造了不少建系“之最”,话剧、篮球、排球、围棋、桥牌、外语竞赛、百科知识竞赛,都曾在全校各系名列第一。

学生会学习部主办过全校性的百科知识竞赛,在全国开了先河。题目范围涉及几十个学科,包括新理念新知识,如高速公路、信息化等等。竞赛组织者规定,每个班推出5人组成团体代表队,必须有一个女生,其他同学也可自由报名,争夺个人奖,参加团体赛的队员成绩也参加个人排名。竞赛结果历史系77级的5人团队,总分领先,获得第一名。盛北星和丁东分获个人一、二名,我作为团体队成员参加了竞赛,个人也拿到了三等奖。最后,获一、二、三等奖共20人,我们班占了6人。郭汾阳、刘幼生没有参加团体队,也得了个人奖。这项活动,《百科知识》杂志进行了报道。

在校期间,文学成了思想解放的先锋。好的文学新作,往往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影响很多人的人生轨迹、价值取向。比如靳凡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郑义的《枫》,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张贤亮的《牧马人》,触及有关国家前途、人类命运、人的觉醒等问题,人人争相传阅、津津乐道。那时一些文学新作,有对文革的深刻反思,有对人性和真爱的呼唤,有揭开历史遮蔽、回归真实的勇气,有对中国命运和改革进程的关切,都吸引我先睹为快。

对我影响更深的是诗。1979年的一天,一位同学拿着一本油印的《今天》,我借来一看,特别震惊。里面的一些诗写于文革期间,十分精彩,不少都是笔名,比如芒克、江河、食指,有一些后来名声大噪,像北岛、舒婷、王家新等。我朗诵这些诗,还用“砖头”录音机录了音,让朋友听。现在有很多还铭记于心,甚至影响了自己的价值观和精神气质,比如北岛的《回答》《结局或开始》,舒婷的《这也是一切》《致橡树》,食指的《相信未来》,芒克的《阳光下的向日葵》等等,激情、真情和才情,永远令人感怀,倍觉珍贵。

1980年,中文系的几个创作上小有名气的同学,牵头推出了一本名为《春天》的学生刊物,只出了一期,都是学生们写的小说、诗歌、散文,其中有一篇题目叫做:《无产阶级就不接吻吗?》,作者是我们班的石民民。当时《大众电影》杂志的封面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剧照,画面是王子和灰姑娘含情脉脉的“疑似”接吻,竟受到“宣传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严厉指责。这篇影评论证了接吻的“合理性”,主张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心怀。看看现在“下三路”盛行无阻,接吻已属“最文明”“最含蓄”的两性情爱的表达方式,那时一个接吻照片还需“论证”,真是恍如隔世。

那时的学校,有着一种较今日大学更为接近大学精神的气息。教师钻研学问成风,没有“兼职”“走穴”,大学比较“干净”,历史系有一些老师学问好,人品也让人尊敬。学校活动非常丰富,很多是学生自己组织的,像各种体育比赛,歌会舞会,文学沙龙,系际交往,联谊和交流,没有现在的硬件和经费,却创造了远比现在更有活力的环境。比较开放的环境,不太功利的学习心态,比较自由的学术氛围,使得77级历史系有活力,有魅力。大家也不受专业局限,一些同学喜欢法律、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甚至话剧表演,也找到施展的天地。

当然,四年大学生活,也不全是美好的记忆,有困惑、有挫折,有愤懑,但不管怎样回味,我是从这里走向成熟,走近事业,走过春天,走过自己。 

作者在张家界


三、教书生涯

看到很多同学毕业后做出的成绩,有点惭愧。简单说说我的职业生涯。
 
大学毕业分配,并不顺利,好在我的要求很简单,做一个“教书匠”,终于改派到太原工学院电力分院,一呆30年,直到退休。学校名称一直在变:太原理工大电力分校、太原电力专科学校、山西大学工程学院,直至和山西大学实质性合并,脱离电力系统,成为山西大学的工学院。

上大学之前,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做过工人、农民、会计、护理员、广播员。大学毕业之后,我却沉寂下来,备课,上课、下课,放假,开学,循环往复,乏善可陈。当然,死水也会有微澜。期间结婚生子,操持家务。循规蹈矩,写论文,评职称,读书只是习惯,但思想并未沉寂。

2005年,教育部出台了一个关于加强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的文件。我在工科院校教书,对高中文理分科带来的知识结构性缺失颇有感触。社会上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盛行,大学生不仅知识面狭窄,而且缺乏使人格健全、全面发展的人文情怀。我们部门很多老师开出一些相关的人文选修课,但对人文教育意义尚无很深的理解。后来看到华中科技大校长杨叔子主编的系列素质教育讲座,又看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从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三个维度开拓人文教育的视野,感到有了思考的方向。于是决定以此为基本参考书,开设《大学人文》课程。

在丁东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将讲义整理成个人著作《大学人文十四讲》。从联系出版社,到大纲的编写,我确实是殚精竭虑。为此,购买和阅读了大量的哲学、法学、政治学、科学哲学等著作,力求深入浅出。丁东也及时提出修改意见,使内容从艰涩走向通俗易懂,效果很好。后来出版社和一些记者也来听课,《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太原日报》《山西晚报》等媒体都对我的课程进行了报道,《大学人文十四讲》被评为省级社科二等奖和大学教材协会一等奖,印了三版,还得到一些版税收入,收到不少信件鼓励。这让我找到了人生意义和职业尊严。丁东作为知名出版人,帮我搭桥铺路,可谓不遗余力。

秦志敏是我们班最早擢升教授的同学。八年后,我也要申报教授,尽管学校学术委员会全数通过,教育厅高评委竟无学科组收取我的申报材料。说我的著作和论文“不按套路出牌”,与哪个学科的要求都不契合。秦志敏比我自己都着急。他从材料收取,到学科组审评,到高评委投票,一次次为我推介力争,终于全票通过。我本是散淡之人,但评上教授,为我后来的职业生涯,带来至关重要的优势条件。同窗是友人,也是贵人! 

退休前一年,女儿结婚了,我进入职业倦怠期,想尝试新的环境,联系了广东四个院校,跑了一圈去面试,全部成功。最后选择了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一是因为妹妹在广州,二是有比较满意的薪酬。虽然仍是教书,但在广州的氛围让我感到更加愉快。我在山西退休后,到南方学院综合素养学部,先后开了十几门通识教育课程,比如《大学生人文素养》《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文革十年》《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普通话和言语交流艺术》。学院院长也是77级,与我有特别多的共同语言,他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认可。所以我今年年届70, 还在签约讲座教授,发挥余热,抑或是“废物利用”吧!

教书生涯尽管平淡,但因为教书,让我读书,博览群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我还是从中获益良多。我深知,一个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其实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上。

有一位比利时社会学者,前些年曾给退休老人搞过一个问卷,其中有一道多选题:回顾你的过去,你最遗憾的是什么?结果70%回答是没有做自己最喜欢的工作;60%多的人回答是没有好好地多读书;前几年我在病榻上,几次接到病危通知,曾想过我这一生成功还是失败的问题,答案是:不算成功,也不算失败。至少做了自己喜欢且适宜的工作,不算贫乏颇有内涵的生活,给自己想要的丰富和优雅创造了一些条件,我将这样走完最后的人生。

人生已经从秋天走向冬天,人文教育也从繁荣趋于寂寞。但过去的付出和努力仍有莫大的收获:我明白,一个人有清明的思想和温暖的人文情怀,是多么重要! 
 
写于2022.4.23世界阅读日

老同学太原相会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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