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丨张世满：​程门立雪四十载，我和程人乾先生的师生情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学者简历

张世满，1959年生，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毕业留校，教授，博导，从事历史与旅游教学与研究，山西省政府旅游发展咨询专家。曾在波兰、日本留学，撰写或主编《逝去的繁荣：晋蒙粮油故道研究》《文物保护单位价值评估标准体系研究》《旅游规划编制体系创新研究》等著作、教材十几部，在权威期刊发表文章百多篇。

原题

程门立雪四十载

——我和程人乾先生的师生情

作者：张世满

今年是我们班毕业40周年，又是程人乾先生逝世15周年。程先生曾担任山西大学校长，曾经给我们班上过世界现代史课，既是我的本科老师，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是我前后三十年的恩师。在这个不一般的年份，不由得使我忆起了程人乾先生，进而写下这篇拙文以表怀念。

程先生任山西大学校长工作照

一、初识先生

第一次见到程先生应该是大学入学时的1978年3月。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历史系举办了新生入学典礼。程先生作为系副主任出席，风华正茂的先生风度儒雅，文质彬彬，给我留下较深印象。

大学三年级第二学期，程先生给我们讲世界现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这一段，这时候先生已经是国内著名学者。初次聆听先生讲课就明显感到不同凡响。先生不是简单铺陈历史事件的背景和过程，而是从二战中的一些重大而有争议问题的学术研究动态入手，比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评价，先介绍学术界不同的观点，再谈自己的看法。先生浓重的江南口音尽管有时不大好懂，但这种研究式教学方法一下子开启了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对我们日后的历史学习与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使我们感觉到程先生的思想深度和学术高度。

课堂上的启发式讲授延续到课下就是开放式作业。先生给我们布置作业并不指定题目，二是任由学生自己选题，写成论文提交。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同学们自主学习、思考、研究问题的热情。我的自选题目是：美国、苏联、中国在打败日本过程中的作用比较。定稿是用大开的稿纸誊抄的，大约写了4千多字。我的观点是：美国对日宣战以及太平洋战场进展是日本最终战败的首要原因，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捆稻草，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中国人民的8年抗战时间最长、牺牲最大，是战败日本不可或缺的基本原因，但不能说是最重要的原因，单凭中国的力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败日本。年轻人血气方刚，没有条框束缚，敢于思想，无所顾忌。

其实我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政治与学术大环境下还是有点太大胆，尽管冒了天下之大不韪，但是并没有受到程先生的批评，当然先生也没有表示赞同，只是通过给我班上过中国近代史对我们更为熟悉的任茂棠老师了解我的学习情况。因为程先生后来也没有直接和我说过这件事，我也不便询问，不知道当时先生对我的看法，但可以肯定先生对我还是留下了印象。这可以算作我们之间最初的笔墨情缘。

1982年初，我毕业留校成为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的助教，上世界中世纪史课，与先生的教学与研究离得较远，加上程先生于1981年和1984年先后出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和校长，要事缠身，所以与先生接触很少。

直到90年代前期，由于国家选派出国研修指标有限，满足不了山西人才培养的需求，山西省政府决定拿出珍贵的外汇，以“省筹”名义每年经过选拔派出一批学者到国外访问学习。这对于我们这些搞世界史而没有出过国门的人来说，真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好机会。经过外语培训和考试，我被选为1995年度一般访问学者，同年程先生获得高级访问学者的资格。这一机缘又把我和先生联系起来。

50年代程先生留学波兰留影

二、先生的学术生涯

程先生1933年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是“学霸”型高材生。大二时通过国家选拔于1954年9月赴波兰华沙大学历史系留学，专攻波兰近现代史。

先生在波兰连续六年读完本科和研究生，于196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祖国，服从分派来到山西大学任教。六七十年代，学术环境甚为不堪。下乡搞“四清”，进驻“五七干校”，被批“白专道路”，遭受文革风暴冲击，运动一个接一个，身心受到几多磨难。但程先生不放弃寻觅学术的幽谷，探索不断，思考不停，在诸多学术禁区的边缘地带艰难而巧妙耕耘浇灌，进而结出丰硕成果。

1962年至1982年20年间一共发表和出版论文专著27种。代表性著作有《卢森堡》（商务印书馆）《十九世纪波兰人民的抗俄独立斗争》（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等，代表性论文有：《波兰抗俄民族英雄——科希秋什科》（历史研究）《一九三九年的德波战争——帝国主义实行突然袭击一例》（历史研究）《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地位》（世界历史）《略论当代资本主义总危机问题》（山西大学学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国际舞台上的波兰问题》（晋阳学刊）等。这些成果关注的大都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人物，其中商务印书馆70年代出版的《卢森堡》《十九世纪波兰人民的抗俄独立斗争》两部著作在当时学界更是凤毛麟角，颇显价值。

由于学术成就突出，程先生在职称评定解封后的1978年就被评为副教授，1982年初又破格晋升为教授。

1981年之后出任校领导，主要精力用于学校管理的行政事务。卸任校长一职后。面对90年代“熙熙谋官，攘攘赴利”的下海大潮，程先生“笃于信念，忠于事业”，满血回归学术界。“少年才气应犹在，壮志未泯见文章”，学术生涯再次进入成果高峰期。

1991年至2006年，15年间发表和出版论著40种。代表性成果有：《试论现代世界发展图式》（晋阳学刊）《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山西人民出版社）《罗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人民出版社）《论当代世界的民族主义发展趋势》（山西大学学报）《苏联解体后波兰学者对苏联史的研究》（世界历史）《论近代以来的世界民族主义》（历史研究）《波兰总统大选的结果说明了什么》（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关于20世纪历史巨变的几点思考》（世界历史）《涡流：二十世纪世界民族主义潮汐透视》（西苑出版社）《简论国家主权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之间关系的演化》（世界民族）《论当代世界的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山西大学学报）《程人乾史学文集》（人民出版社）《山西人的性格解读》（山西文学）等。

先生的论文著作不仅立意高远，思想深邃，观点鲜明，富于创新，而且辞语讲究，文笔优美，可读性很强，真正做到了文章的最高境界“信、达、雅”。读来既给人启迪，又是一种如沐春风般的享受 。

基于这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程人乾先生早已是国内外著名的世界现代史、波兰近现代史、国际共运史方面的一流学者。先生主要的学术贡献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对伟大的波兰女性、杰出的国际共运理论家革命家罗莎·卢森堡生平思想的开拓性研究；二是对波兰近现代史以及二次世界大战重大问题的独到研究；三是关于世界近现代民族主义的系统研究；四是对20世纪整体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宏观研究。

特别是关于民族主义、国家主权和民族自觉、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方面的选题和成果，都是从世界历史全局的高度加以宏观探讨与把握，而且紧密关照现实世界的热点问题，兼具显著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这些研究成果将和日月同辉。

90年代程先生访学波兰留影

三、随先生出访华沙

程先生计划去母校波兰华沙大学做高访学者。我是通过了英语EPT考试，按常理应该去英语国家。但是，我主动找到程先生表达想与先生一道去波兰访学的意愿。有两点理由：一是借出国访学的机会跟程先生近距离接触，在学术上求得程先生的指导；二是两人在国外有个相互照应，程先生在华沙有不少老朋友可为我们提供生活、学习多方面的便利，我不懂波兰语，有程先生可为我解困。程先生当时已经年过六旬，我可以在生活、出行等方面担当“秘书”角色。程先生满足了我的要求。于是，1995年8月11日—1996年1月25日我和程先生从而拥有了将近半年一起生活、学习、工作的美好时光。在这半年期间，我们师徒有许多值得记忆的东西。

重返故地。记得非常清楚，1995年8月11日早晨6点，我和程先生离开北京新文化街商业部招待所，至民航大厦乘坐机场大巴。约7点钟到达首都机场，顺利办完行李托运手续，9点钟登上波兰航空公司的航班。飞机9：35准时起飞，开始飞往华沙的漫长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心情很激动。程先生是第二次去波兰，但也是第一次坐飞机去华沙（第一次是坐火车途经莫斯科去的波兰），想必心情也不会平静。承担此次飞行任务的是一架波音767飞机，机组人员全是波兰人，空嫂服务非常周到，电视屏幕实时报出飞行高度、飞行速度、正在飞越的陆地上空，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大致什么时间可以到达波兰。经过约9小时的飞行，跨越蒙古高原、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平原、乌拉尔山脉、东欧平原，于当地时间12：30顺利到达华沙国际机场。华沙大学历史系主任格林斯基教授亲自到机场迎接，教授开自己的车，好像是一辆菲亚特，径直将我们送到公寓式华沙大学宾馆，安排我们入住。工作人员在征求我们意见后，我和程先生共住一个宽敞的标准间。从此开始与程先生的共同生活。

回到母校。从程先生1954年赴华沙大学留学至这次出访，掐指算来，已经过去了41年。这期间，尽管程先生历任山西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要职，但一直没有能够再访波兰。这次重回母校，内心一定很激动。我们住下的第二天一早，程先生就带我徒步穿越市区，走访华沙大学。我们入住的华大公寓宾馆，位于华沙市核心区偏南部的贝尔维戴尔大街（Belwederska），而华沙大学位于华沙市的中部腹地克拉科夫大街(Krakowskie)，相距有将近5公里，年过六旬的先生兴致很高，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路过的著名建筑、塑像、街道、公园，在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大厦前以及哥白尼塑像旁均拍照留影。

大约走了近两个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先生40多年前就已经熟悉的华沙大学。老街没有变，校门没有变，图书馆、教学楼等校园主要建筑没有变，我们在这所不算大的校园畅游，所到之处先生一一作了介绍。当走到历史系所在大楼前，我又给程先生拍照留影。先生讲，华沙大学成立于1816年，是波兰最好的综合性大学，也是中欧一流的名牌大学，现有23个系，30多个研究所，3.8万学生，3千多名教师。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想一想，40多年前先生初来华大的时候，还是二十刚出头的翩翩青年，英姿勃发，意气如虹，如今已是华发染鬓、年过花甲的老者，外表平静的先生内心的感慨是可以想象的。

旧居重游。在华沙的头三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办理有关生活、学习的各种手续和证件，熟悉环境。陆续拜访了中国驻波兰刘彦顺大使夫妇、波兰著名华人胡佩芳女士、深圳东欧公司华沙远景公司陈远志先生等，他们都是程先生早年留学波兰的同学和朋友，老友相见分外亲切，而且在生活上对我们多有帮助。

办妥了华沙大学图书馆的借书证，了解了国家图书馆的借阅规定，买好了华沙地图、电话卡以及市内公交月票，熟悉了超市、杂货店、邮局、银行、货币兑换点，还抽空游览了华沙旧城、国王城堡、维兰诺夫王宫、维斯瓦河大桥、宪法广场、犹太人纪念广场、国家博物馆、苏联援建的科学文化宫、瓦庭卡公园等著名景点。9月2日下午，是一个星期六，下了一上午的雨告停，天空放晴，秋高气爽，心情舒畅。程先生提议到他们念大学时期的学生宿舍去看一看。

当年的宿舍位于华沙西郊的耶朗基（Jelonki）区，东距华沙大学本部约7公里。华大本部仅有图书馆、教学楼与办公楼，没有学生宿舍，教师、学生都住在校外。程先生讲，耶朗基的“友谊村”就是最大的一个学生公寓区，兴建于上世纪50年代，是一片成排的平房区，当年那里有80多排房子，每间房子十几平米，住2-3人，可以容纳好几千学生，有好几所大学的学生入住，波兰学生居多，外国留学生有数百人。当我们辗转找到这里时，先生说环境变化不大。主要道路依旧，只是原来杯口粗的菩提树长成了参天大树；大学生俱乐部的轮廓依然，只是外部略显陈旧；当年吃饭的大饭厅犹在，只是改作他用了；但是住宿排房少了许多，仅剩下不到20排。

非常失望的是，先生当年住过的那排房子怎么也找不到了，肯定已经被拆了。我们只能在这个大大缩小了的学生生活区漫步，我当然不会有什么感觉，但先生此时一定会浮想联翩，唤起35年前在这里生活的记忆，打篮球，跑步，吃饭，读书，看电影……甜蜜与艰辛都可能会有，毕竟当时的生活条件也不是太好。

学思不已。我和程先生访学波兰，并没有硬性研究任务，但我们都抓得很紧。泡图书馆，逛书店，查阅文献，收集资料，猎取新知，探究问题，交流切磋是常态。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有时去华沙大学图书馆，但常常人满为患。所以，更常去的是国家图书馆。我主要是阅览、收集英文资料，同时参加华大为留学生举办的语言提高班学习波兰语。先生的波兰文非常好，主要阅读波兰文书籍、刊物和报纸，了解波兰的史学前沿研究动态，同时关注波兰时局。

那几个月正赶上波兰总统大选，两位进入最后决战的总统候选人一个是执政的团结工会领导人现任总统瓦文萨，另一个是在野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克瓦希涅夫斯基。先生一直关注竞选进程，当结果水落石出，瓦文萨败给克瓦希涅夫斯基之后，我建议先生写一篇文章，并谈了我的想法。先生欣然同意。由于平时的积累与思考比较充分，很快一篇近万字的论文一气呵成。论文题目为“波兰总统大选的结果说明了什么？”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总结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的原因，第二部分分析瓦文萨失败的原因，第三部分是如何看待波兰及中东欧国家的“向左转”。文章不仅极具时效性，而且分析透彻，论证严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文章寄回国内，很快就发表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6年第2期）。

与此同时，先生一直在准备一篇关于波兰学者对苏联史研究的前沿文章。为此，先生在图书馆查阅了研究成果索引，广泛浏览研读相关文献，做了大量读书笔记，精心构思，认真梳理，基本做好了撰写文章的准备工作。回国后不久，一篇题为“苏联解体后波兰学者对苏联史的研究”的文章很快脱稿，并发表在《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另外，在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程人乾史学文集》当中，收录“波兰高等教育概观”一文，其中所引用的大量数据资料也是先生在波兰期间收集的。

在访学期间，华沙大学历史系还特别邀请程先生为学生做学术报告。先生做事一向严谨，起初有些顾虑，担心语言，因为波兰语毕竟有35年不讲了，对一个耳顺之年的老人来讲，要重新拾起而且要做学术报告，难度还是不小。我对先生说不必担心，只要把讲稿写好，写细致了，就不会有问题。经过精心准备，先生非常成功地用波兰语为华沙大学的合作办学单位——波兰第一所私立大学——高等文科学院历史系的学员做了两场学术报告，主题是关于当代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第一次是在10月15日，第二次是在11月18日，我全程陪同并聆听。

高等文科学院坐落在华沙以北50多公里的一个叫普沃多斯克（Pultusk）的小城，第一次讲完返回华沙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插曲。在汽车站买票时，我们特意问了在哪个车位乘车回华沙，售票员告诉在5号停车位。正好5号车位有一辆大巴，我们就上车了。可是，等汽车开出城外后我们发现与来时走的不是同一条路，但也没太在意，心想可能走了另一条路。经过约1小时车程，当汽车到了终点站我们走出车站发现，这里不是华沙，这时我意识到坐错了车。经打听，我们来到了奥斯特洛维卡（Ostroleka），这里已经在普沃多斯克东北50公里以外。回华沙本来应该南行，却向北跑了这么远，真是南辕北辙！回想起来，都怪我没有在意时间，在5号车位上车太早，结果登上了到奥斯特洛维卡的车，回华沙的车应该是5号位的下一班。好在是中午1点多，还有充足时间回华沙，问好回程车次后（3：40），索性我们就在小城里转了一圈，也算是坏事变好事，意外旅游了这座小城。

在短短几个月里，先生孜孜不倦，心无旁骛，“开卷学习，掩卷思考”，笔耕不辍。不仅收集了大量资料，而且取得了如此多成果，令人钦佩敬慕。

一点遗憾。在华沙和先生共同生活的日子里，除了兴奋与收获，也还有遗憾。最大的遗憾是我们没有能够去成巴黎。先生一向对法国有好感，也许因为历史文化方面波兰与法国有过密切交往与联系，法国人民曾经支援过波兰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同信天主教，同属拉丁语系，波兰音乐家肖邦、科学家居里夫人等都是在法国成名的，先生对巴黎心仪已久。到华沙后不久，我们曾经到旅行社了解去西欧旅行的事，当时的手续比较繁杂，需要办理每一途径国、目的国的签证，而且收费较高，等待时间也比较长。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只好放弃了巴黎旅游的打算。非常遗憾的是，先生终生未能亲眼目睹巴黎的风采。

本文作者在华沙大学校门留影

四、在先生门下读博

一般访问学者时间是一年。1996年初在华沙国际机场送先生回国之后，我又在波兰停留了半年多。期间，学习之余，我和国家图书馆的段洁滨同志结伴一起游览了波兰一些名胜古迹。先后走访了波兰历史名城古都克拉科夫、二战纳粹集中营奥斯维辛、世界遗产维利奇卡古盐矿遗址（地下）、波罗的海旅游胜地索波特，北部名城格但斯克，东部小城比亚韦斯托克等地，加深了对波兰历史文化的了解。

1996年8月结束访学回国后，主要利用在波兰收集到的英文资料，我在随后的几年中陆续完成了如下几篇论文：《试析南斯拉夫联邦时期的“克罗地亚问题”》（东欧中亚研究 1997/4）《试析克罗地亚走向独立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 1997/4）《试析波兰加入北约的原因》（写于 1997） 《斯洛文尼亚走向独立的历史进程》（写于 1999）《简论民族主义的内核》（写于 1999）。后三篇虽未正式发表，但已收录到《历史·旅游：张世满学术论文精选集》之中，交付山西人民出版社。这几篇论文可以算作公派留学一年向送出单位交上的作业。这些文章的学术性可能不算太强，但都是当时东欧的热点问题。

和先生同行、同吃、同住、同读书半年，不仅大大加深了我们师生之间的感情，而且在做学问搞研究方面潜移默化受益良多。

2004年，在山西大学教师快速博士化的背景下，我这个不算年轻的非博士学历教师顺利考取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但在选题时遇到一个问题，由于博士点是中国近现代史，所以我不能选做先生熟悉的世界近现代史方面的题目。征得先生的认可最终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晋蒙粮油故道研究”。

从内容上看与先生的研究领域关联不大，但做研究的步骤、方法与路径是相通的，依然可以得到先生高屋建瓴的指导。我不时向先生汇报论文进展，求教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先生总能直接或间接地予以点化，使我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确保了论文的顺利推进。

程先生古稀之年读书照

五、先生走得太突然

2007年，正当我的论文接近尾声的时候，先生因病住院。同年9月2日，先生因心脏病复发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不幸去世。记得很清楚，当日我正在阳城县考察，突然接到学院李书吉院长打来的电话，说程先生没啦！当时我有点不敢相信！？因为先生的住院是我爱人帮助联系的（她在省人民医院工作），也不是什么突发致命之疾，住院是为了进一步检查和调理。就在几天前我和爱人还到病房看望，先生一切正常，怎么说没就没啦？先生还不满75岁！尽管程先生去世的前前后后有些疑点，但人死不能复生。由于程先生唯一的儿子不在身边，安葬事宜主要由师母及其家人和我们这些身边的弟子们操办。

在省人民医院举行的告别仪式上，我们班（历史系77级）的不少同学自发前往吊唁，送先生最后一程，并敬献了花圈和三副挽联。其中盛北星同学敬撰的挽联最引人注目。

上联是：乾道无常 苏东易色 半世华章伤逝水；

下联是：人间有爱 桃李成蹊 三千晋士肃门墙。

横批是：此程极乐。

这副挽联非常巧妙地将程人乾先生的名字嵌入进去，并十分妥帖地表达了先生的学术专长和门下弟子遍布三晋的庠序之情，堪称学生挽先生之名联，足以传世。

另外两副出自我班同学之手的挽联也非常出彩。

张敏同学的挽联是：诲人娓娓然 昔日学子曾亲謦欬；行事堂堂者 今朝悫士共宗仪型。

徐方同学的挽联是：学识品格真师表 无奈驾鹤西去；音容笑貌成追忆 犹盼魂兮归来。

三副颇具学养的挽联，很好地表达了我班同学对先生的敬意与怀念。

按照师母的意愿，在先生仅有的两个博士生忠人和我的提议下，程门弟子们共同出资购置了墓地，将先生安葬在太原北郊花团锦簇的永安园公墓。

本文作者在波兰华沙访学留影

六、对先生永远的怀念

先生的突然离世是山西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山西学界的重大损失，中国的世界史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大师级别的学者，这是弟子们心中难以疗愈的痛。

在先生去世三周年之际（2010年），弟子们各自写下了感怀纪念文章。我写了“情系华沙——在波兰访学期间的程先生小记”，记述了我和先生在华沙的一些经历。

2017年是先生去世十周年祭。我和忠人等共同发起组织了纪念活动，近30名弟子从全国各地回到太原参加。出版了《程人乾史学文集》（续编），将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程人乾史学文集》未收录的先生的其余20篇论文收入其中，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外，还印行了一本《纪念程人乾先生文集》，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部分是先生写下的论文之外的其他杂文，共收录到20篇；一部分是弟子们的纪念文章计23篇。此外还有两个附录：一个是先生生平年谱，一个是先生的著述目录。

以这样的方式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寄托我们对先生的缅怀之情，让先生的思想与精神随这几本文集永世长存。

但有一个遗憾不得不说。在波兰访学期间先生就打算与我一道写一本关于当代波兰的书，我们在波兰也收集了一些资料，甚至考虑了写作提纲，也想好了出版单位。但是，回国后主要因为我的原因，没有主动来继续这项工作，这本书至今未能如愿完成，看来以后也没办法弥补了。唉，人生无常，又怎能没有遗憾呢！？

引一段先生曾经写下的话语：“人生是一场累人的战斗，持续工作和不懈追求是人生的铁律，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人生又是变幻莫测的，什么都是可能的，夏天的风暴和冬天的冰雪，也许突如其来光顾人们，把人们投入难堪甚至狼狈的境地，但只要人们坚韧不拔地去探索它，满腔热忱地去开创它，乐观豁达地去对待它，很可能你会感到某种满足和幸福”。这段先生的人生感悟，值得你我去体会。

“岁月悠悠。感慨种种，何处问过去？往事历历，征途漫漫，如何看人生？天意历来高难问，人生自古多坎坷！” 就让我们以先生2000年写下的如此感慨结束这篇文章吧！

（2022年4月中旬写于新冠疫情封闭中的山西大学北院家属区。感谢李忠人同学、丁东同学提出的修改意见）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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