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回眸丨杜贵平：这次政审，终于没有碾碎我的大学梦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杜贵平，1958年出生，山西省左云县东红崖村人。1982年初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在山西雁北地区党史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至1986年，后调入雁北地委政策研究室写材料。业余曾在《山西党史文汇》《山西日报》《全国政协报》等报纸杂志上发文20多篇，后调入学校做行政工作，2018年退休。

原题

醒来方知梦是真

作者：杜贵平

时空背景拉回到1978年3月17日晚上九时许，初春的大同火车站，乍暖还寒。我与好友尚建国相约，登上了南下的列车，他的目的地是太谷山西农学院，我为太原山西大学。

背靠已经启动的列车，憧憬着迎来明晨新的一轮朝阳，我将毫无疑问地踏入山西大学的校门！此时此刻，忆及刚刚过去的冬春之交，几个月来磕磕绊绊、跌跌撞撞的报名、备考、应考、预选、政审、体检，直至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全过程，好似大梦一场！

如今，怀揣着和亲人们反复翻阅过的录取通知书，抚摸着只有学生们才有资格购买的半价火车票，端详着北同蒲沿线陆续上车、同样上学报到的其他同学们，眼见为实，当下这真真切切的现实景况，方才使我确信：“我的大学”不是梦！尽管如此，半醒半睡在深夜叮咣行进的列车里，杳渺然，还是晃若梦境。对上学的事，又回复到了“人生果如梦乎？抑或蒙叟之寓言乎，吾不能知”的状态了。

眼见天亮就要踏入校门了，为什么我还是对上大学的事忐忑疑惑？问题还是出在不敢相信，政审关就这样闯过了。

如此状况，并非我天生不自信，而是由家世遭际给我思维惯性中烙下的记痕在作祟。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在当时看来都是人生起跑线重要关节点，参加红小兵、评选三好生、入团、入伍、当代课老师，一道道门坎面前，我都因政审，屡遭挫败，饱受歧视，使我的性格中积累了太多的不自信。

一、家世

我的家乡左云县，处山西红薯型地貌南北纵向躺卧的正北端，与内蒙凉城县毗邻，以五路山主峰为界。

祖谱记载，前人居于走西口古通道之一马道头的杜家沟村。后因山区地势狭窄，家族人口繁衍，发展空间受限，其中的一支、也就是我的祖先，不知那一辈那一年迁了出来，在距左云县城南约五里相对展阔的丘陵地带，开拓了新的居留地——杜村。

民国军阀混战，除有一次傅作义守天镇声名大噪，阎督军基本上不守雁北。上世纪30年代前后，晋绥军、冯玉祥国民军和东北奉军，为争夺以口泉为中心的大同煤矿，曾相互展开过数轮攻守。左云县城因其扼守东进大同的要冲，屡遭战火。杜村就在城墙脚下，各路兵马常来骚扰。我们家的粮仓、牲畜和其他生产、生活物资屡遭抢掠。为避兵灾，我爷爷变卖了杜村的田产，举家搬迁到了距县城东约15里的东红崖村，在我奶奶娘家人的介绍下，打包购置了该村破产财主的田地和院落。依托这几十亩旱涝保收的下湿湾地，基本上保证全家人衣食无忧，一家老小就此安顿了下来，但同时也由此种下了日后需要两、三代人才能消弭的成见和隔阂。

这五六十亩良田是那一家的核心资产，世居该村的他们认为，爷爷竟敢在他们世居的地盘上侵门踏户，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他们认定，在交易过程中，爷爷有乘人之危压价的嫌疑。实际上，事情的本质仍是农村宗族观念的本能反映。那一家对失去田宅，一直耿耿于怀，有怨气、心不甘。局面演进到日据时期，伪政权为了充实税源，鼓励县城设赌场，乡村种鸦片。我们家购置的这几十亩河湾地，水肥条件好，适宜鸦片种植。那几年，全家人辛苦下来，确实积攒下光景，更加剧了那一家族的嫉恨。

更为糟糕的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共两方在我们村展开了拉锯。白天国民党乡公所执政，夜里共产党从北面的五路山，或南面的杏沟煤窑，摸黑进村。村民们诚惶诚恐，昼夜不安。当时的情况，小时候爷爷、父辈常与我谈起，近年来，我又与几位曾经历过的老人们拉呱。他们讲，那时，据守在北山或煤窑上的队伍，常常夜里进村，闯入几户被怀疑有资敌行为的人家，装扮成国军的模样考问他们：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我爷爷一概回答：“您们好”，绝不提及任何一方的名称。

其时，双方不仅争夺地盘，更有一项硬任务，征兵充实各自队伍。村里揭不开锅的适龄男孩，几乎都被双方拉去当兵了。

我爹弟兄三人，都属征兵的适龄对象，有遭兵灾的记忆。爷爷无论哪一方，坚决不许儿子们当兵。每当察觉到哪方即将抓壮丁时，爷爷就提前把三个儿子，秘密送去张祥村徐姓地主家打短工，只求吃住，不挣钱。如此这般，三个儿子常年避兵役，就惹得两方都很恼火，各方人员经常闯入家中，骂骂咧咧，有时还难免拉扯动手。无论如何挨打受辱，爷爷决计由他一人扛着。

躲了和尚躲不了庙，爷爷考虑到这么拗下去终非久计，就在“胳膊拧不过大腿”的僵持中，设法疏通、缓解与乡公所的关系，试图让人家放过他的三个儿子。办法是吩咐我爹私下给乡公所的人送鸡、鸡蛋、羊。时间长了，我爹与乡公所的人熟悉了，撑过了征兵期，当兵的事也淡化了。就这样，爷爷软磨硬泡，最终三个儿子都没当兵！他似乎很得意。记得小时候我常质疑他：为什么您不让我爹当兵？您看人家当兵回来成干部了？他固执地回我：“好人不当兵，好铁不碾钉是古训，没错！”

人算不如天算，当兵的事情虽然逃脱了，却没曾料到，父亲常跑乡公所，为我家以后的日子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时国、共都在各村发展基层组织，因为我父亲常去乡公所送东西，混了个脸熟，乡公所为向上交差，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在组织机构登记表的“勤务员”一栏中填了我父亲的名字。

1947年底国民党退守大同时，把这些档案藏在了县城鼓楼的墙壁中。好像是1967年，左云拆鼓楼，拆出了这些东西。从此，我们家便暗无天日。应了方方的一句话：“风暴大潮中的一粒尘埃，落到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

本来，我家是个本分的庄户人家，多少辈老老实实种地、植树、养牲畜，从没有“当差”“吃公家饭”的非分之想。尤其是动荡年份，单门独户居于别人的地盘上，压力之下求生存，更是夹着尾巴做人。在祖辈们的传导下，父辈专心农事，不当兵，不当公差，不生事，不惹事，行为谨小慎微。在当时国共两方日夜拉锯的“两面世界”，哪敢为任何一方去当勤务员？何况日本人退了后，国民党在左云农村就没有维持影响多少日子，我爹又终年忙于春耕夏锄秋收冬藏，哪有时间为他们搞勤务？但在那个年代里，你的名字居然在国民党的档案中赫然纸上，且年龄、住址一一对应，白纸黑字，岂容狡辩？实在是百口莫辩！

恰在此时，爷爷买地置院埋下的隐患，也恶性发作。那个吃喝嫖赌抽、败光了祖宗家业的主儿，破产后一下子变成了贫农，入党当了村支书。村支书耿耿于怀我们家种了他家的地，住了他家的房，后来发生的几件琐事，又在他的怒火中添了几把柴。

左云冬天冷，我二舅把在大西北兰州部队所发的御寒大皮袄、皮靴送给了父亲，支书看到后，张口要买，我爹是老实人，回了个实在话：“我正穿着哩，不卖！”被社员们宠惯了的支书自然不高兴，再加上村里面一些鸡零狗碎的事，叠加累积，他就要给我们家穿“小鞋”。灾年国家发放救济，我家一概没份；集体分自留地时，总要给我家一块即将水淹的地；最欺负人的是，某年我爹请示小队长，种下点小块地黍子，起早搭黑，辛苦劳作，临收割时，支书就以不经大队决定、擅自种地为由，划归集体收割，实际上他暗中指使亲戚收取了；因个人房前院后种的小块地、植的树，发生归属纠纷时，他一概单面砍我家。等到鼓楼的国民党旧档案中发现了我爹的名字时，他的做法就由暗转明、变本加厉了。

那些年，我爹白天在生产队里干最累的活儿，夜里开大会挨批交待问题，早晨与几个被踩在脚下的人一起扫街，全家人跟着受煎熬。

我小时候就怕大队晚上开会，那时村里没电，每当晚饭后社队房子里点汽灯时，我就意识到又要开会了，就心慌。苦难深重的父母亲为了5个孩子的生存，只能默默承受。

最使父母难过的是孩子们受歧视。那些年，因政审阻碍，上学、入伍、找工作，凡是好事，我们姐弟都不敢奢望。强大的压力限制了我们姐妹兄弟青春期的好多理想。那时，我若要敢提出想上大学的话，在周围人看来，不啻是痴人说梦，若付之于行动，无异于干打梯子摘月亮。

二、求学

如今，自己已是个年过花甲、闻言耳顺的老人。回首往事，也能够从容、客观地认识自己了。我本平庸，在环境严酷、风吹雨打的小村子里，能不失时机地完成从小学到高中的学历，已属不易。能在1977年底那场空前的高考竞争中榜上有名，更是万幸中的万幸啊！之所以能成，归因三条：一靠母亲对我强烈的念书期望；二靠各方恩人们的倾力助推；三靠关键时刻自己的运气。

从我儿时记事起，生活无论如何艰难困苦，母亲给我灌输要念书的道理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我要读书的种籽最初是由母亲播下的。

这要从她苦难的经历说起。母亲的娘家姓郭，是左云城里传统的读书世家。上世纪20年代末，在相对保守的小县域里，我姥姥郭佩英冲破旧礼教束缚，与其弟郭剑笔，乘坐开通不久的平绥铁路列车，双双赴北平求学，曾在小县城内轰动一时，传为佳话。

姥姥毕业回来，成为左云史上第一代女教师。由家庭包办，嫁给了“万荣店”的纨绔子弟谢新，也就是我的姥爷。母亲一生命运多舛，姥姥1936年生她不久，不到30岁就因病去世了。姥姥生前，母亲就被雇奶在了北六里村的魏家。姥爷再婚后，沉溺于日本人的俱乐部里赌博，除了为母亲支付奶妈费外，对姥姥所生的3个孩子基本上不管。幼时的母亲全靠娘舅郭家关照。从孩提起母亲就身处浓厚的读书氛围。

但命运不济，母亲还在幼年，关怀她的姥姥也去世了。紧接着“7·7事变”，她的舅舅郭剑笔也南下太原、临汾。再后来，母亲的大哥、二哥因家庭变故，在刚过十来岁就各自跟队伍远走了。孤苦伶仃的母亲滞留在奶妈家，失去了亲人的看护，战乱中尝尽了人间苦难。不满13岁，奶妈以姥爷欠她奶费为由，擅自作主，以若干大洋和30只羊，把母亲卖到我们家，为父亲作了童养媳。50年代初，局势基本稳定后，母亲的舅舅郭剑笔、二哥谢子龙相继探亲回来，方才寻到了没有名字、不知生日、误称自己姓魏的母亲。

此后，我的舅姥爷郭剑笔回家乡做了左云新政府的第一任文教局长，曾积极为外甥女办理上学事宜。在兰州部队文工团的二哥也做好了领妹妹去兰州的准备，但都因母亲丢不下大姐、二姐而作罢。就这样，身为教师女儿的母亲，就此彻底断了念书的路，这是她一生念兹在兹的最大遗憾！

之后，大姐、二姐因当时农村生活条件所累，重男轻女观念作祟，在本村断断续续上了个小学，便辍学了，这就更使她不堪！母亲面对此景，环顾四周，她的姐妹兄长及堂、表姐妹兄弟中就她一人是文盲，姐姐和同父异母的妹妹还是教师，这就使她懊恼不已，认定没文化、“睁眼瞎”是自己受苦受难的根儿，加重了她的念书心结。

我出生后，她就把沉重的念书心结加倍地传导给我，在艰难困苦中竭尽所能，创造一切条件让我念书。这份精神鼓励，成了支撑我念书的最大动力源。

我们村不足100户人家，不到400口人。村小学校就在我家房背后，一出大门便进了校园。全校一名老师，教一至五年级，不足五六十名学生。我最早见到的老师是安志和先生。印象中他是个乡村旧式文化人，注重书法教育，每天一仿，是他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我家因离学校近，素来与老师们交往多。早年，母亲与她二哥、两个姐妹等亲戚通信，总是求老师代写、代读，此事一直持续到我和大姐也能勉强读写信为止。老师们自己起伙，难免饮具、粮油、调料不齐备，常到我家借，放假时在我家寄存行李杂物。我妈虽然是文盲，一贯认老师为圣人，常说的一句话是：“长圣人，短艺人”，全家理所当然地尊敬老师们。偶做稀罕饭，时常给先生们送些，故而全家与学校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

我在学龄前就能跟着大姐、二姐进课堂活动，这在全村绝无仅有。只要在课堂上不喊叫捣乱，安静坐着听课、或不弄出响动，走走窜窜也可以。因为是复式班，全校一起上课，老师轮流给各年级讲课，我也似懂非懂地跟着听写，孩提时竟也识得几个字。

再后，母亲得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大姐、二姐被迫半辍学替母亲打理家务，常常误课。老师上课点到她俩的名字时，我就自觉不自觉地应一声“到”，后逐渐顶替了二姐的学籍。

小学毕业后，1971、1972两年，须到外村杨千堡公社七年制学校上学，算是初中吧。期间，遇到了两位特别好的好老师。

一位是魏子鑫老师，太原人，其父是旧军人，他高中毕业后，被剥夺了考大学的权利，全家下放到了左云农村。他啥课也能代，课本上的那些东西滚瓜烂熟，讲课非常投入，学生听了脉络清晰，道理透彻。他还多才多艺，音体美、领学生做理化实验、培养微生物菌肥、烧砖，样样能行。

另一位是李斌老师，文革前大同师范毕业，据说他有实力考大学，只是因为怀仁农村家庭困难，为了尽早参加工作，才选择了师范。

与李老师同时的，还有王悦老师等，都是好老师。

我初中阶段的学习，全靠他们诲人不倦。

1973年初，“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我考进了左云中学，三生有幸，又遇到了一众好老师，她们有的是文革前大学毕业，有的是文革中下放左云的大学生：教语文的先后有北师大毕业的蔡蔚、北大毕业的张一力、山西大学毕业的温北，教数学的段广日、刘慈，教英语的阎立俊，教政治的季道友，教物理的魏世杰、张巨生，教化学的刘春安、金尚志，教生物的贾宽，教体育的赵永生，都是山西大学毕业。如此教师阵容，放到任何地方都是顶呱呱的，不输现在的拔尖中学。文革期间，我们那屇学生的教学秩序和各科学业完成情况，算是相对好的一届。

总而言之，从小学到高中九年的那十几名好老师，给了我成体系的各课知识，才使我具备了高考的基础条件，师恩永远难忘。

我虽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吃穿用极度短缺的年代，但我们姐弟妹五人，从小没有挨过饿、受过冻，我外出念书时除外。父母亲以她们坚韧不拔的辛勤劳作，弥补粮食匮乏的缺陷。

父母亲以超长的劳动时间换食品。自打记事起，我就没看到过父母亲从早五、六点到晚上十点前休息过，除非母亲的风湿性关节炎发作，但凡能站起来，就没明没夜地干。

大姐、二姐辍学后，也加入了以劳作时间换食材的行动。

其次是广开食品源。父母利用一切条件，扩大种植面积。那时我家的房前院后，种满了葫芦、萝卜、豆类和土豆，补充了口粮的短缺。

当时，猪、羊、鸡是国家统购农产品，出栏时必须卖给国营食品公司，鸡蛋一定要卖给供销社。粮食局、国营食品公司、供销社是三个为贯彻计划经济、统购统销而设计出来的“剪刀”机构，收购农产品时给出的是大刀阔斧砍杀后的极低价，加上农民售卖农产品时，上述单位单方面对质量的苛刻要求，其结果是近乎“白给”、“白拿”。这样的价格三十年不变，事实上形成了长时间、大规模掠夺农民的局面。因此，社员们除了被迫完成定额统销任务外，一般不再多养牲畜。父母为了增加些微收入，还是竭尽全力多养，还养了母猪，一年卖两次猪娃，增加收入。

我父亲把两间闲房改造成兔窝，大力养兔。养兔成本低，捎来带去喂把草，繁殖快，母兔一月一窝，一窝6到10只。更关键的是兔子不在统购之列，可以自由处置，即便卖给国营外贸公司，也是随行就市。因而，兔肉就成了我们小时候的可靠肉食源，父亲隔三差五，给我们吃兔肉，再配上点返还猪肉一块炖着吃，至今令我垂涎不已！那时规定，卖国家一头猪，食品公司平价返还四五斤肉，父亲卖猪多，我家返还肉也多。

当时，与舅舅、姨姨等城市居民比，我们家消费肉蛋并不少。

另外，我们家的羊皮、兔皮多多，儿时的兔皮衣帽、羊皮褥子、羊毛毡子格外耐寒，是我离家住校越冬的优良装备。

父母的辛勤付出，为我能够安心学习，提供了足够的物资保障。

记得，从上七年制学校始，须到外村住校，必须自己背着粮、油去学校，当时各家都缺粮，很多父母不支持，孩子们只能辍学。初中时，全村只剩了五个同学；到高中时，就只我一人了。

还得感恩我二舅、舅姥爷等亲戚。二舅早年因母亲早逝、家庭变故，1947年不足14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在左云搞土改的工作队。引路人是郑林先生。二舅尊崇他的人品学识，并与他老伴孙平在“雁门剧社”一起工作，一生保持了诚挚亲密的战友情。革命胜利后，二舅到了兰州部队文工团。工作稍一稳定，就急着回来寻找失散多年的大哥和妹妹，他大哥至今杳无音信，好不容易在我们村找到了苦命的妹妹，悲喜交加，开启了一生对我们家的关怀爱护。

我们小时候，每过两节，他总要给我家邮寄二三十元，一直到我们成人，雷打不动；春季换衣服时，他几乎年年给我们邮寄夏衣。他转业太原时，母亲风湿性关节炎趋于严重。每年秋冬，二舅就让我妈摆脱左云的寒冬和劳作，来相对暖和的太原养病，并格外关注我的念书事宜。我随母亲来太原时，他担心我误课，两次协调我去新建路小学短暂随课，使我开阔了眼界，增加了信心。

我的舅姥爷郭剑笔先生，从小就在我心目中树立了一名高尚文化人的形象。在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他是个悲剧性的人物。“7·7事变”后，日本占领左云前，他南下太原、临汾，沾了点阎锡山的“光”，回老家后短暂担任过一段左云文教局长后，就被判刑了。从临汾跟随他的妻子被迫出走。刑满释放后没了收入，无儿无女一人鰥居，但对外甥女的境遇格外倾心，同在艰难挣扎的舅甥二人，频繁交往，相互关怀。

记得儿时常随我妈进城到食品公司卖猪、羊或购买日用品时，总要在舅姥爷家停留一中午，分给他一份“返还肉”，一起吃顿中午饭。舅姥爷与我妈拉呱的中心话题，总是关于我应怎样好好学习，每次都给我带一包书回来，而且是越带越多越好，及至到他身体越来越差时，提出全部书籍都让外甥女带走，可惜当时我们家没有一人懂其重要性，靠步行只能带走一小部分。在给我们打包书籍的同时，他对我妈说：“舅舅不行了，肚里的这点文化能给你就好了。”

舅姥爷的很多书在他故去后，没有得到保存，大多失散了。那时我少不更事，零星搬到我们家的部分，在闲置多年后，也被父亲用来打纸浆做纸缸了，现在只剩下了一套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材，和当时舅姥爷家的几张全家福老照片，我还很好地保存着。尽管书籍没有保存下来，但舅姥爷家的书香氛围，他讲给我的读书道理，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二姨家的老大、我的姨哥顼秉清、姨嫂赵玉珍夫妇，在我整个念书过程中，也经常给予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姨哥长我二十多岁，1964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他爷爷1947年逃往呼市，他爹逃大同，因成分高，夫妇俩一直在山西柴油机厂中学教书。

在我青少年求学路上，遇到了好父母、好老师和好亲戚，这只是我好运气的一个小侧面，更大的好运，是来自国运的转换。

自打从初中升高中以后，我是好运连连，国内政治氛围所有的微妙或重大的变化，所带来的好运我都赶上了。

第一个机遇，村“政权”更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两相叠加发酵，助推我上了高中。

1972年底，我七年制学校毕业，面对推荐升高中的人为程序和高高悬挂着的政审关卡，自己心里发怵。正在一筹莫展间，我们村里的支书与本家会计闹起了内讧，支书是文盲，是个不会算账的主儿，村里传说他被会计耍笑了。总之是贪了点大队的收入款，也被批斗了，复员军人古禄接替他当了村支书。这次村里“政变”，对我初中升高中，可算难得的机遇。

古禄老汉早年老伴去逝，给他留下一个独生儿子，从小他就担心儿子一人孤单，长期观察我父辈弟兄三人，正派规矩，没啥赖毛病，就主动将他的独生子与我父辈弟兄三人结拜成了异姓四弟兄，我自然也就称他为干爷爷了。他小时候以换工的形式上过几天私塾，当兵前就有些文化，复员回来后就更有见识了，不像一般庄户人那样狭隘。1972年底、1973年初，正是“修正主义路线回潮”时，初升高不搞推荐了，完全按考试成绩录取，政审时古支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了我一马。刘门人向他质疑我爹的问题时，他回怼对方：没查到他爹给敌人搞过勤务。再说，还不知他儿子能不能考上，一村一院的，阻拦人家孩子念书不好！就这样，天助人愿，幸甚至哉！那年我们村就我一个人上了高中。

第二个机遇，文革中，从全国各大学下放到左云一大批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那么多大学生，真可谓人才荟萃啊！局势稍微稳定、特别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期间，她们基本上进入了全县各个文教单位，左云中学进来的人应该最多。我正好在这中间打了个时间差，考进了左云中学，有幸得到优质师资教育，搁到现在得花多少钱才能办得到呢？前面我已晒出了高中阶段老师们的状况，现在再具体说几位：

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张一立老师，是傅作义夫人的亲侄女，一般情况下，怎么会到左云中学任教呢？蔡蔚老师是陕西三原人，于右任的亲戚，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满腔热忱，徒步从北京走到了左云。他的语文课，听得我如醉如痴，当时住校虽饿肚子，但盼着听这两位老师的课，是很大的精神享受。段广日老师，怀仁人，原朔县师范数学老师，为解决两地分居来左云，后当了雁北教育学院院长。阎立俊老师，太原人，阎锡山先生堂侄女，英语流利娴熟，人非常标致，后来回太原五中了。刘春安老师，北京人，上大学念了化学、体育两个专业，著名竞走健将，曾夺全国冠军，后回了名校北京四中。我毕业后没几年，这些好老师们就陆续调走了，是命运眷顾，这个稍纵即逝的好机会，居然被我赶上了。

更为蹊跷的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不到两年，就相继发生了“张铁生事件”“马振扶事件”“黄帅事件”，我正好在这回潮的近两年中念了高中。当年真是好运来啊！

三，上班

1975新年后、旧年前，我高中毕业，回村了。

一下子离开熟悉的老师和校园，离开朝夕相处的同学们，我很不适应。一时间很感悲伤，脑子空空的，失望、徬徨，手脚无措，六神无主，对明天应该干些什么是一无所知。

这时，生产队长早盯上了我，召开小队会议，叫我也参加，照例念了一段报纸后，就研究安排生产队开春后每个劳力的活计。讲到我，队长说，咱们队今年又添了个好劳力，问我：你是抓粪呀，还是拉钝辊轳呀？父亲抢先替我回应，他腰板子还不硬，还是拉钝辊轳吧。这样，开春农忙后，我算是有做项了。

此时，大地还在封冻，也干不了些啥农活。父母亲理解我的心情，家里的事也不怎么支配我干。我也改不了读书的习惯，但家里书籍有限，轮番地过了几遍后，我知道干爷爷古禄家里有些书，就开始往他家里跑。发现他家除了有些杂书外，还有天天更新的报纸，和各类杂志，还有一大捆《志愿军英雄传》。于是，我有事没事、自觉不自觉地往他家里跑，回村后，成他家的常客。

有书报杂志作陪，精神状态好多了。阅读之余，也和老爷子拉呱些他参军赴朝的往事。偶有生活琐事，作为孙辈，理所当然地帮一下。这样，拉钝辊轳、锄田再怎么疲劳，每天收工后一般都要到他家串个门，起码把当天的报纸杂志翻阅了。这样日复一日，我回村后的生活也算安定下来了，自己心里想，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1975年初秋的一天，干爷对我说：我看你这孩子，也不像是个庄户人，还是想办法出去闯闯吧。

我回他，那有可能吗？

他对我说：店湾粮站主任过去与我一块儿当兵，他那里冬天三个月征收公粮特别忙，急需一名助征员，要求有点文化，不喝酒，不胡闹，老实听话，我看你合适！

我当然高兴，立马火急火燎地跑到了15里外的店湾，见到了刘凤龙主任。干爷已与他说起过我，他当下就决定要我了，嘱我10月份就来上班。同时向我说明，县粮食局从10月份才给助征员拨工资，要不你现在就可以上班。

当时刚进九月，我怕夜长梦多，这二十天内，难说还有变化，于是，就趁热打铁，向主任提出：少领一个月工资无所谓，现在能不能来？

刘主任回答：你如果愿意，那可以！

我兴奋地跑回家告诉了母亲，准备了一下，第二天就拖着行李，急匆匆来到了店湾粮站。

粮站正式职工4人，主任、成品粮保管、粗粮保管和会计各一名。我的本职工作是协助粗粮保管，征收公粮，时间集中在深秋和冬三月。具体工作是，晾晒各村拉来的粮食，去水分，风车除杂，然后称重入库。月工资33元。

后来，随着时间的延展，我的事情越来越多，就不局限于单纯助征员的工作了。

全天基本的程序是：早晨六点生炉子，然后烧开水，灌暖壶，喂三条狗，打扫四个办公室。早饭后，一整天在晒粮场上干本职工作，粗粮保管杜芳财直接指挥我干活。工作熟悉了，老杜也越来越放手。再后来，其他三个人的一般性工作也要我代替。四个人把我指挥的一阵儿也不消停。原粮、成品粮出库，发粮票，单位出墙报，写批判稿等等，一白天，我忙的不可开交。在他们四个人看来，我是太忙了，常嘱咐我注意休息，多喝水，但在我看来，这比拉钝辊轳、锄田的活，轻松多了！

白天虽不得闲，晚上下班，他们四个人回家，我关了大门，放开狗，整个大院就是我一个人的世界了。

冬天夜长，一片寂静中是我的阅读时间。各类书报、杂志足够丰富，《参考消息》是我身处小地方，“胸怀全世界”的瞭望孔，“雷打不动天天读”。11月份订杂志时，我又鼓动刘主任，砍掉了《华北民兵》，集中财力订了一份《解放军画报》，图文并茂，是我的至爱。阅读间，炉炕里烧着山药蛋，甚是惬意！

单位还有一台质量尚好的收音机，一收工我就提到了自己住室，一旦打开，各种广播节目不绝于耳，深夜睡觉时才伸手关一下。那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和中广新闻的音质好于国内台，一人静处时，起先偶然有滑到这两个台的情况，后来就索性“听之任之”，逐渐发展到了一旦关注的节目时间到了，我就不由自主地要调到了几个有兴趣的节目上来，但“收听敌台”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是诚惶诚恐啊！

干爷爷给我找的这份工作，为我继续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如，高考地理题中，那个从上海航海到伦敦的问题，答案就是我在粮站听收音机，从马季说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相声中获得的。

干到1976年4月，我的年度助征员“使命”就告一段落。到10月新的一轮助征工作，还有半年多。四个人都不愿让我走，我也不想再回村，一旦回去了，再出去还得有麻烦。上次走时，生产队长就不愿意抽走他一个硬劳力，是古干爷以派我去，对全村交公粮方便为由，搪塞了过去。为顺利度过这个空档期，刘主任想了个办法，让我随盖粮库的河北易县包工队暂时干着，到十月再回来。

包工队在粮站的工程很快结束，我又随他们，到大同矿务局永定庄矿建水塔。在一个高山顶上掏个大坑，然后用钢筋混凝土浇注成水塔。工程中大量的建材钢筋、水泥、木材，需要人工往山上背、扛、抬，包工头给大家定了计件后，就放手让每个人发挥自己的体力。

我壮着年轻腿快，干了五个月，刨去吃饭零用，挣了400多元。喜不自禁，乐极生悲，到口泉新华书店排队买新出版的《水浒传》，被扒手偷去了120元。

怕再失窃，我留下20元零花，其余的260元寄存到了市里二姨家。这笔“巨款”给了母亲。她原计划给我娶媳妇用，我考上大学后，她一高兴，就在二舅的指导下，为我买了一块夜光瑞士手表，上学时一定让我戴上。到校后晚上很惹眼，评助学金时可能受点影响，但我能理解。

1976年10月，我又回到了店湾粮站。不久，左云粮食局崔局长率领会计股的几个人，来店湾站搞了一周核算。刘主任顺便提出，店湾粮站业务扩大，需长年留我，崔局长痛快地答应了，并安排会计股为我预做了长期工资。这样，我的工作就基本稳定了。多少年来，笼罩在头上的阴霾，消散了许多。

四，犹豫

跨入1977年，在“抓纲治国”的背景下，地处偏僻农村，政治氛围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基本路线”“阶级斗争”“学大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基层百姓，全然没有意识到中枢的大政方针将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大约在入秋到年底的两三个月时间里，社会上骤然喧闹起恢复高考的事情。我们学校各科的拔尖老师，已经开始为县领导的孩子们复习备考。真真假假的各种传说，在同学们中流传。

鉴于自己以前在当兵入伍、录用代课教师，屡屡在政审环节踢到铁板。所以，我对此比较冷漠，认为上大学与自己无关。好高骛远，徒增烦恼，还不如立足现实，保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重要。在同学们纷纷扬扬闹高考时，我抱着与己无关的态度，索性懒得操那份心。

加之，当时我在店湾粮站助征员的岗位上干得挺愉快，特别害怕粮站刘凤龙主任怀疑我工作不安心。最关键的是对考大学没有信心。想入非非，还不如静下心来，做好当下。粮站工作责任重大，防火、防盗、防霉变、防鼠害，落实到日常具体工作中，坚持不懈地防微杜渐，不敢稍有纰漏。若稍有差错，丢掉助征员这份季节性的工作，就是粮站主任简单的一句话、三个字：你走吧！

为此，我必须经常对各品种的粮食，反复翻晒脱水分、测水分、堵鼠洞、除鼠害，不断地清库底、防霉潮等，哪一项都要做艰辛过细的工作，要与沉重的麻袋包“对话”。

好友尚建国父亲是县教育干部，他几次告诉我“恢复高考”的情况，无奈都因征公粮太忙而搁置。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高考报名接近尾声时，公社联区校长李斌老师负责本公社的教育事宜，在审阅全公社的报考名单中，没有看到我的名字，就托同学冯日祥给我捎话，让我赶快去找他。

我满以为他还是说代课教师的事，不敢怠慢，与粮站主任请了个假，骑车直奔五里外的公社联区校长办公室。

一进门，李老师就严厉质问我：“大家都在报考，紧张复习，你不知道？”

我向他吐真言：“我怕还是白忙碌，现在秋冬季征公粮正忙着哩，如报考，让粮站刘主任知道我在这里不安心，怕连这点工作也丢了。”

李老师坚持让我先报了名，告诉我：“这次政审可能不像以前那样严，粮站刘主任也会理解你。”

李老师还答应与刘主任疏通。他前几年曾在七年制学校里教过我二年，为人很好，对我更好。他刚升了联区校长，就主张招我去当代课教员，因为政审而搁浅，事虽未成，他嘱我不要灰心，再等机会。我打心眼里感激他。

在李老师鼓励下，名虽报了，但自己对上大学一点信心也没有，认为这是随大流、被动跟风而已，肯定就是走过场。

及至是过了预选、体检关，也一直将信将疑，认为这两关过了纯属侥幸。政审关才是关键呢！疑虑重重，总觉得几个月来的奔波，付出的心血，恐怕又是一枕黄粱。

要说我对上大学淡漠，那是假的！一旦报了名，我就全身心投入了。首先抓紧利用每天晚上三五个小时的时间，对数学、地理和历史，进行了突击式补习。数学自从高中毕业后就丢开了，要系统地复习一下；历史、地理从来就没有专门学过，要赶快找书、找资料，加紧补习；语文、政治就靠平时的积累了。

备考复习的指导思想确定后，就重在行动了。晚上的大把时间全部用来复习，自不必说，白天里，工作之外，也要争分夺秒地投入学习和思考，那时就连吃饭，我也要端着碗看地图。就是缺少与老师、同学们的交流。这没办法，自己离不开单位，只能一个人闷头复习，不知外面是个什么情况。

后来，我请李世富老师和尚建国同学晚上分别来粮站交流。李老师以前在杨千堡七年制学校教过我数学，尚同学是高中时我们班的好学生，与他俩分别复习了一晚上，每次都持续到了深夜两三点。就这样，紧张的备考一直持续到1977年12月初。

五，一波三折

参加高考，好事多磨。我又经历了一波三折。

第一折，高考前夕，经受了冷冻磨难。我与在左云综合技校当管理员的徐儒同学约定，高考前一天，他路过店湾，与我汇合，同去左云城赶考。12月4日下午四时许，徐儒同学如约而至，把拉了二三十名考生的拖拉机停在粮站门口。此时，我还在晒粮场上紧张地垛麻袋，浑身是汗。看到徐儒等同学们在寒风中等着我，就赶紧与粮站会计岳维俊打了个招呼，提上备考的挎包，跑着跳上了拖拉机就走。没料到因走得急，没有多穿衣服，刚刚出了大汗的身体，在敞开的拖拉机厢斗上，很快就被刺骨的冷风穿透了。不到二十公里的路程怎么也盼不到个终点。还好，在起伏颠簸的车厢中有将近三十位同学，我挤在中间，紧贴其他人保温，好不容易抵达左云东街政府招待所。

我挨冻后，身子有些僵硬，动弹不得，干瞪眼，就是下不了车厢。只好等徐儒和其他同学把我搀扶下来。有经验的同学们没有让我马上进暖屋，先在外面活动了一阵子，身上发热，活软了后，才进屋里。我担心影响明天的考试，晚饭后，很快裹着被子睡觉了，第二天一早起床，发现身体与以前一样，心里才踏实。

五、六日两天的高考，比较顺当。这次考试，我没啥负担，因为进考场前，看着人山人海的考生，我现场问李老师：这么多的人，能考上几个？他回我，考上十几名就不错了。我估计自己肯定不在其中，暗自下决心，回去抓紧找书、资料，只要政策不变，以后再好好考下去！直到有结果。

两天的考试，风轻云淡，自己不抱希望，没有心理负担，临回家时见了李老师。他与我谈到，辖下有位女老师在我后面坐，考后，她对李老师说：她前面坐的那个孩子，估计能考上，因为一直低头做题，没有东张西望。李老师核实后，知道是我，就鼓劲我，说不定你这次还能走哩？

老师给了我点些许希望。以后我知道那个女老师叫高秀芳，是我母校杨千堡七年制学校新分配来的老师。谢谢她的贵人吉言，在我身上显灵了。人生的关节上，酷似梦境，我们短暂的侧身而过，我坐前面，还没来得及注目她，就永远地记住了她！

1977年12月五、六日，是我六十多年以来，印记最为深刻的两天。特别是六日那天，考毕匆匆告别了李老师，天已经暗下来了。在回粮站还是回家的纠结中，我决定，顶着一个人行夜路的恐惧，回家看看已多日不见的父母亲，顺便向他们说说近来的高考事项。

于是，赶紧小跑着向回家的路上奔去，当刚出左云城北门外时，天就完全黑下来了，我捡了根木棒壮胆，一路狂奔，涉过坟滩，惊心动魄，被我惊起的野鸡、野兔不断从两边飞跃。

我不管不顾，直到跑回家。与前天赶考冻僵不同，这次是全身冒大汗。父亲责怪我应早告诉他，以便去接我。母亲则怪我不该报考，担心我丢了粮站的工作。

第二折，为体检，经受了体能极限的考验。

考毕回家，难得精神放松，一夜好觉。天蒙蒙亮时，我搭上内蒙到井儿沟拉炭的汽车，早七点多就到粮站了。

粮站的常规工作过了一段后，刘主任问大家，谁有门路能买到好酒？咱们一开春，粮库工程也得开工，很多建材要运回来，想请广州驻杏沟的运煤车队帮助拉运，为搞好关系，需买点好酒、烟，交往备用。

晚上，我与在大同宾馆工作的姨姐武莉通了电话，问她能不能买到名牌烟酒。她说，汾酒多了不行，西凤酒可多买一些，烟最多买两条。第二天早饭时，我把情况告诉了刘主任，他当即决定，要我下大同办这个事。

不日，我搭了来往口泉站的汽车，找到武莉，很快办好了这件事，两条烟、两箱酒，还有几瓶汾酒，打包后说好，让店湾煤矿采购员老梁拉物资时顺便捎回来。我想多呆一天，在闹市里转转。不意在晚上七八点时，武莉急匆匆地告诉我，你考上大学了，明天下午六点前，必须赶回左云县医院参加体检。一听这情况，我跳上自行车，立马赶到了长途汽车站。一问，明天上午通左云的车只一趟，票早卖完了。

想了很多办法，我认定，只有骑自行车自己能掌控，最有把握。主意拿定后，就琢磨走哪条路线，大同回左云，有云岗或口泉两条线，口泉线虽稍长些，但路子熟、沿途熟人多。于是，就决定走这条线。第二天一早四点，我即跨上自行车赶路，到了口泉，天才蒙蒙亮。再往西行，就到永定庄矿了。新年前曾在这里往山上背水泥、扛沙子、抬木料，矿工食堂里还有熟人。拿出姨姨塞进包里的馒头，已经冻硬了，在炉子上烤了一下，就着开水，一并吞了下去，手脚身子顿时暖和了许多。

赶快开拔。无奈，路线总体上是上坡，还有积雪，越走路况越差，体力消耗越来越大。中午到了雁崖，饥寒交迫，有些蹬不动了，边走边啃了两个冻馒头，体力稍有恢复，再骑，翻过杏沟梁，难得一路下坡，经过店湾，已过了下午两点。顾不得回粮站休整，又咬牙骑行了十五公里。下午四点多抵达左云县医院，全程近七十公里，耗时十二个小时。放到现在，这点里程算不了什么。但当时的自行车质量低，灵敏度、舒适度与当代自行车比，存在巨大的差距。又值寒冬腊月、积雪逆风，由低向高，翻山越岭，道路崎岖，对我体能、意志确实是极限考验，至今忆及，仍不可思议！

当我气喘吁吁地赶到医院后，得知其他三十多人的体检上午就结束了。现在，整个体检系统的十几名各科医生都在等我一个人。我连表抱歉。当他们听说我是骑了十二个小时自行车，从大同赶回来，几位医生一致认为：这后生的身体经受住了气候、体能的严格考验，比仪器检查更全面、准确！接着，各项体检很快就了结。

那时我年轻，稍微休整后，体力有所恢复，乘天还亮，我立马又骑了八公里，赶回村里。吃了父母的手捧饭，又在他们身边安稳地睡了十多个小时，那个舒适劲，无以言状！

谢天谢地，体检的事情总算没有耽搁。这要归众人的帮助。当时通讯不便，我的体检通知发到村里，再由村里传话到粮站。正好我去大同买酒。刘主任接到要我参加体检的通知，发现情况紧急，立即委托他雁北军分区的老乡赶到大同宾馆，要求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尽快找到我。没曾想，买酒的事情办妥后，我早就离开了大同宾馆。军分区那位先生，只知道我在大同宾馆办事，不知道我找谁办事，情急之下，他便在大同宾馆全员职工中展开海找，直到下午临近下班时，才找到了武莉，说明了情况。这就为我及时赶回左云体检，抓到唯一的机会。

所以，刘主任和他的老乡在我上大学这件事情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至今思之，感慨多多。以后的日子里，我与刘主任一家情意绵厚，倏忽间，快五十年了。

第三折，为过政审关，经受了人性冷暖的磨难。

高考预选后的某天，在公社当统计员的宋云堂同学突然给我打电话：你来一下公社吧，你爹也在这里。我一听，有情况！因为父亲可能一生也没去过“公社”这类地方，现在突然去了，必有蹊跷。

放下手头的事，与刘主任说了一声，我立即赶到了公社。看到父亲正在秘书室与人争吵，进去一了解，起因还是“政审”。我知道，父亲与“公社”的人们交涉这个问题，无异于对着南墙说话，啥作用也没有。

于是，劝父亲出来就回家了。一路上父子俩闷闷不乐，相随无言。我怪他，不该去那里自找麻烦。考虑到他是心里着急，“病急乱投医”，怕我因此被卡在大学门口，情绪难免不好。我又心痛他，又无奈。

我还得尽快赶回粮站。临走不放心，就去古禄干爷那里询问情况。事情的原委是，那天一早，县里搞招生的两个人到我村，对我进行“政审”。与古支书见面后，他沿袭上高中时的办法，没填写关于我父亲的“勤务员”问题，这样，只等在会计那里盖章，再转公社扣个章，事情就算完成了。不料，到会计那里盖章时出了状况。本来，大队支书同意盖章，这个会计照办就是了。但他要求副支书也到现场同意，才能盖这个章。等把这位副支书叫来时，他一看没有“勤务员”的问题，就不干了，严令必须把这个问题写上，否则，不能盖章！古支书再三解释，副支书就给人家扣大帽子，什么“阶级阵线不清”“没有原则”等，把古支书气走了。我父亲闻讯赶来后，先是给人家说好话，后来一看这人是铁了心要管这件事了，就索性对吵开了。最终，还是按副支书的意见报到了公社。我父亲也就尾随到了公社。如此，事情的整个经过我全明白了。

从干爷家里出来，我也心里打了个咯噔，但又无奈。

赶快回粮站吧，那里还等着我哩！

走前，安慰一下父亲吧，我特别想告诉一下一生心苦身累的父亲：这个大学可上，也可不上，我现在就挺好的！

这时，父亲当着儿子的面，竟哭出声来了。

我急于摆脱这个局面，说了声：我回去了。就退出来了。

我也是哭了一路，回到了粮站。

今天，已经事隔四十五年，我含泪写完了这一段。

作者和同学在彭德怀元帅塑像前留影

在长期的生存逆境中，虽然遭遇了种种艰难困苦，但我们家始终秉持先辈们传导的勤劳、善良、淳朴、知足和忍耐的品格，任何情况下都坚守“不做损人利己事”的朴素价值观，留守庄户人家凡事求平安的门风，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做人，虽属保守，举不得大事，但也能乐得和顺。先辈们顽强地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一路下来，为后辈铺就了一条正道，使我们能持久地走下去。

再下来，就回到了开头的一幕。这次政审，终于没有碾碎我的大学梦。

醒来方知梦是真。

作者昆明西山留影

文图由作者许可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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