卌年丨王均行：上年高考当领队，下年摇身变考生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王均行，生于1953年，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上海龙柏饭店人事部经理、副总经理，锦江集团计财部副经理，上海新锦江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原题

我的大学梦

作者：王均行 

1972年秋季，我在上海电化工厂上班，有一天看到食堂的门口贴着一张大红喜报，内容是欢送两名青年工人上大学。当时，上大学不需要考试，只要单位推荐，政审合格就可以去大学读书了。我也想上大学，但是它离我太远了，只是梦想而已。当时，我进厂刚满一年，而且还是在那里实习的，这样的好事不可能轮到我。

1974年春季，我进入地处皖南东至县的上海金星化工厂工作。在那之前，我被派到江西吉安、安徽大别山两家对口厂各实习半年。1975年秋，我在厂里担任团干部，当时有一个推荐到南京工学院读书的名额，我想争取一下，结果厂里没有让我去，而是让一位女同事去了，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圆梦机会。

1976年，大学招生因政治事件延迟了一段时间，厂里又有一个推荐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读书的名额。得知这个消息，我非常高兴，立即写了一份申请书送到厂组织科，办公大楼里还有两位报名者。

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看书，有人打电话要我到党委书记邓希胜的办公室去一下。我赶紧过去，看到蒋福海厂长也坐在那里。邓书记与我谈起报名读书的事，我想这是一个好机会，就把要读书的理由讲了一通。等我讲完，邓书记说：你去读书是为了革命，在厂里工作也是为了革命，目的是一样的，你大学毕业后，仍要回厂工作，现在厂里工作需要，你就别去了吧。蒋厂长坐在那里抽烟，一句话也没有说。

我沉默了一会儿，感到领导的意见已很明确，再坚持也不会管用，表示放弃这次机会，留在厂里做好自己的工作。这时，两位领导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回到办公室，我什么都不想做，把自己的大学梦在脑海中过一遍，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读大学的事是越来越渺茫了。 

1977年7月，厂里组织一批青年工人到大别山的一个化工厂去实习，我作为三名领队之一，在那里待了半年。

那时，正在拨乱反正，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揭露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厂里的大操场上经常放映“文革”中被禁放的电影，我们这些年轻人场场必到，看得津津有味。这些电影片子的艺术性、教育意义俱佳，觉得被禁放是太不应该了。

我还参加了他们厂里的一次中层干部会议，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恢复高考制度。听了以后，感到这些话说得太好了，我们国家若能这样走下去，就一定会有希望。但是恢复高考的事，在那家厂里没有引起一点浪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

1978年春节过后，我们实习结束，回到了自己的厂里。半年不见的伙伴们聚在一起，诉说着各自的经历和见闻。伙伴们告诉我一件新鲜事，就是在去年年底，厂里有十几个青工去参加了高考，但是一个也没有考上。厂里有关领导对那次考试特别重视，组织考生复习迎考，工程师临时走上讲台为他们补课，考生们努力拼搏、挑灯夜战。结果，被认为基础不错的几位同事都“名落孙山”了，而我们化工公司的其它厂里，还是有人考上大学了。

几个不服输的同事还在暗暗用功，重新开始有计划地复习。他们惜时如金，取消一切娱乐、应酬活动。我有事去找他们，他们总是敷衍一下就谢客了，一反过去无事也要拉我聊上一会儿的习惯。

我觉得自己是在浪费时间，必须调整我的生活内容，作为一名化工厂的职工，总要学点化学基础知识。学化学要有一定的数学基础，于是我向他们借来一本数学自学丛书，自学因式分解，学到解一元二次方程。觉得学习进度十分缓慢，同事们告诉我，学数学就像爬山，得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不可能跳跃前进。

到7月高考的时候，我厂一共有10人参加高考，考场设在约半个小时车程的东至县城的中学里。组织科要我去充当领队这个角色，我很乐意地接受了。在那里，我为考生们购买西瓜消暑解渴，看看小说。考生们每次考试后回到住所，有的兴高采烈，有的唉声叹气。我问问考题，历史的一道大题目是要求写出周恩来的主要经历和功绩，觉得我也能答出来。但是，高考需要有全面的基础知识，而我在某些方面的知识太欠缺了。

后来，厂里有3名考生被大学录取了，真是工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竟然成功了。这件事在厂里成了一条头号新闻，几乎妇幼皆知，许多人都向他们祝贺。我们几个朋友在食堂里多买几个菜，又去买来几瓶酒，在办公室里凑起几张办公桌，为他们饯行。席中是真心的祝福，真情的流露，几个男子汉差点流出了眼泪，有人公开表示，考不上大学誓不罢休。

那年，计划调度科的朱耀明也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总调度出现了空缺，我因多次参加实习，对厂里的生产流程比较熟悉，被调去接替那个职务。

几个落榜者又开始走上了漫长的复习迎考之路，星期日、晚上、清晨成了他们最佳的学习时间，就连春节也不回家，名为在厂里值班，实为复习功课。

1979年，过完春节假期，回到厂里。我与几个考生不仅同在一幢办公楼工作，而且同住一个宿舍。他们极力动员我加入他们的队伍，理由是复习迎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有点动心了，但问题是没有复习资料，在星期天，他们陪我一起到天山职工子弟中学去买书。在那里买到了历史、地理两本中学课本，还缺了几本，就向他们借阅。

离高考还有3个多月，我就这样被动地加入了复习迎考的队伍。这时，倒是有一点儿思想负担了，担心考得不好让人笑话。既然决定考了，总要过得去，不能太难堪。我大致做了一个复习计划，重点复习语文、历史、地理、政治等四门功课，暂时把数学搁在一边，时间不多了，要讲究效率，而复习数学太费时间了。每天必须安排约4个小时用于复习，一般要到晚上10点后才可以休息。晚上，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复习环境还是比较好的。

一切按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每天晚饭过后，我们这些考生一起散散步，交流一下复习进度和心得体会，他们夸我进步很快，我虽然口头上谦虚一番，但心里还是挺高兴的。对语文和地理花的时间不多，而进度还比较快，政治也不多花时间，历史比较难一点，课本上古今中外重大事件都要背出来，作为主攻目标。

山区的夜晚很静，除了偶然听到几声鸟叫和野兽嗥声，就一点声音也没有了。但是蚊子很多，扰得让人不得安宁。为了对付蚊子，我们穿上长袖衬衣、长裤，套上雨靴，把自己封得严严实实的。有时，晚上肚子饿了，只能回宿舍烧个蛋花汤充充饥，再回去复习。

生活是清苦的，但是精神是很充实的，感觉这段时间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在临考的几个星期前，一位朋友从上海搞来了一些模拟考题，我试着答题，结果感觉还可以。

一转眼，到了7月初考试的时候，我们厂一共有16个人去参加考试。考场设在离厂100多公里外的池州地区的一个中学里，厂里派了一辆卡车把我们送到了那里。我们住在一个厂的招待所里，招待所离考场还有10分钟车程，每天，由那辆车接送，在颠簸的卡车上还在翻阅复习资料。

第一场是考语文，坐进了已经十分生疏的教室，两位监考老师宣布了考场纪律后就发下了考卷，我就埋头答起题来。开始感觉还可以，做到古文题时，第一部分仍比较顺利，第二部分的题目有“理科考生考第一题，文科考生考第二题”的字样，就去看第二题。这是一道选择题，引用了四句古文，每句底下有三句不同的现代文，要求选择其中恰当的一句。我一看每道题的分数是3分，而我对古文中的几个字义不太理解，吃不准哪一句是正确的，迟迟下不了笔，只能瞎猜了事。

最后一部分是缩写作文，一看时间只剩下30分钟，顿时慌了手脚，匆匆地把那篇文章看了一遍就动笔写了起来。大约写了小半页纸，文章只开了个头，时间只剩10几分钟了，我急得满头出汗，手也有点不听使唤了，不管字写得多么难看，拼命地在考卷上写。结束铃响的时候，文章只写一半，匆忙写上结束语交了卷。

出了考场，我跟伙伴们说没有考好，时间不够了，那道古文选择题吃不准，浪费了不少时间。他们说这道题不难的，前面那篇古文看得懂就不难选，原来是我漏看了那篇古文，真是“大意失荆州”了，一开始，就给我来个下马威。

后面几门课的考试，觉得历史、地理发挥还算正常，政治也考得不够好，而数学题我几乎没有一道能够完整地答出来。因为语文没有考好，我对这次考试的成绩已经没有信心了，更没有考上大学的奢望。

大约过一个月，有人说我与好几个人考上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赶紧去问是那里来的消息。接着，我们这些考生都收到了成绩单，我的历史是78分，数学是14分，总分是290分，那年上海的大学文科录取分数线是274分，这意味着我将跨进大学的校门。厂里有6人上了大学录取分数线，在庆幸自己的同时，也为没有考进的同事感到惋惜，更要感谢当时拉我去参加考试的伙伴们。

接下来就是报志愿，做体格检查，办工作移交，一切都很顺利。在离开金星厂前，我把自己的复习资料送给了一位好友，鼓励他明年也去参加高考。设备科的林先锐工程师来向我表示祝贺，还向我要去了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的《明日歌》字条，那是我当时的座右铭，说要给正在读书的儿子学习学习。

与几年来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同事们惜别后，我们几位考上大学的同事，一起在安庆乘上了东方红客轮返回上海，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外一篇 

我在上海旅专学财务

作者：王均行

1979年8月，我们上海旅游专科学校的新生在延安中路市少年宫前集合，统一乘坐学校包租的大巴士，前往地处上海郊区奉贤县东门港的校区。

我的高考分数属于普通高校的录取范围，对于填报志愿，我事先没有认真考虑过，几位朋友都说要填报上海的大学，我也是这样想，但是对上海的高校情况知之甚少。

改革开放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与国外的人员来往越来越广泛，而上海的酒店、旅游行业的规模和接待能力远远跟不上实际需求，这些行业的发展亟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的管理人员。市政府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形势，于1979年春季，开办了上海旅游专科学校。

学校在参加1978年高考的考生中扩大招生，招了100个学生，我的一位同事也在其中，他们在学校上预备班，准备与79级学生一起开学。他来信告诉我，学校各方面的情况都不错。因此，我的第一志愿报了上海旅专，其它依次是上海财经学院、华东政法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等。这样，我就被上海旅游专科学校财务管理专业录取了。

这个学校的前身是市文教系统的“五七”干校，在文革期间，好多老干部、专家、教授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学校规模不是很大，设施也比较简陋，但是配置比较齐全，教室、食堂、宿舍、操场一应俱全。

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市政府和旅游局领导及很多社会各界人士都来参加，我们学校全体师生都参加了。市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李储文在致词中对我们学生说：你们旅专一期就是旅游、酒店行业的黄埔一期，希望你们在旅游行业的发展中发挥生力军作用。当时，我对那句话的理解并不深。后来，我们有很多同学在各自的公司里脱颖而出，出了不少总经理、副总经理，成为这个行业的骨干力量，确实成为上海酒店业大发展的开路先锋。

我们这一届一共201个学生，老师都是从各种渠道招聘来的。学校设置了客房管理、餐饮管理、财务管理三个专业，学制暂定为两年，在我们毕业一年后改为三年。我们财务专业有两个班级，每班20个同学，我分在财务班二班学习。我们这些同学很多都是经过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在工厂、农村经受过锻炼的大龄青年，有的已经30多岁了，也有不少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相差十几岁。

开始上课，对我的考验也开始了。第一节课上英语，英语老师是蔡汝廉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蔡老师50多岁了，穿了一身笔挺的中山装，带着一副眼镜，表情严肃。他踏进教室就用英语跟我们打招呼，我根本听不懂，他说以后在课堂上一律用英语教学。

我们的课本是《新概念英语》第一册，每节课教一篇短文，蔡老师要求我们必须背出课文，在下一节课上要抽查。他在课堂上读了一遍课文，然后讲解其中的大致意思，也教音标、语法、时态等，下课前他布置完作业，时间一到拎个包走了。一节课下来，我还在云里雾里，怎么做作业，只好问旁边的同学。

第二天上课，蔡老师拿着我的作业本问我，单词怎么没有写进格子里，我真不懂怎么写英文单词。他问我是怎么考到我们学校来的，我说是考文科上线进来的。他说你这个情况，只有靠你自己努力了，我想也只能这样了。

接下来，每天都有一节英语课，天天都在上新课。蔡老师说学英语要多读、多写、多听、多讲。而我不识单词读不了，先要解决识单词的问题。我去买了本《牛津英汉双解词典》在下课后，忙着注音标、记单词、做习题。每天早晨天刚亮就起床，到室外去背课文，把大部分课余时间都放在学习英语上了。上课时，蔡老师总是把我叫起来背课文，我又总是会卡住，背不出来，同学们都在静静地听着，压力真的很大。好在有同学的帮助、老师的鼓励，我慢慢地有点入门了。大约过了半年左右，我觉得背课文不是特别吃力了。

我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学完了两册新概念英语课本，可以把每篇课文都背出来。我们最后的一道作业是用英文写一封信，我的那封信得到蔡老师的表扬，并要我把第一本和最后一本作业本交给他作个留念，这是对我莫大的褒奖。

我们学的是高等数学，学函数、微积分。我的数学基础不到初中一年级的水平，与高等数学相差几个等级，也是我面临的一个难题。上课听不懂，下课做习题无从着手。也是依靠同学的帮助，老师的耐心讲解，慢慢地跟上去。学数学稍好一点，上课多做笔记，多做习题，不懂就问，只要把数学公式搞懂了，利用数学公式一步步地推进，知识日积月累，到了一定程度，就有了入门的感觉。不过，花的时间还是够多的。

在2019年秋季，学校举办上海旅专40周年庆典。我见到了教数学的陆老师，我对她说，当时我们的基础太差，跟也跟不上，您耐心地教我们，谢谢您了！她说你们那时真的很努力，后来的学生就没有你们那样刻苦了。

教我们会计原理的是郑炳泉老师，他原来是洛阳拖拉机厂的总会计师，是一位会计专家，从理论到实务都十分精通。我们没有课本，讲义由郑老师临时编写，一个学期下来，把讲义合订起来就是一本教课书。

会计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用来动态记录反映一个单位、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资产、资金的流动和生产经营情况。一个合格的会计师看企业的财务报表，就像一个医生看病人的化验报告，会把企业的现状看得比较清楚。

学习会计很费时间，作业很多，习题是设计一些模拟业务让我们填写记账凭证，然后再记账、结账，做出会计报表。如果账轧不平，必须做到轧平为止。上会计课的那天，课余时间也就全交给它了。

到了周末，别的同学都返回市区家里，我的家不在上海，只能留在学校。时间对我来说还是很宝贵的，正好趁机多学一点。平时，从早晨6点钟左右到晚上10点钟，除了吃饭时间，几乎都用在学习上了。我的其它课程的成绩还算可以，如语文、政治、旅游概论、旅游地理、珠算等，学起来不是很难，语文考试得到过100分。在饭后，我会停留在报栏前浏览一下报纸，看看时事政治。学校里有电视室，我去教室晚自习的时候路过那里，从不进去看看电视。

学校学生会举办过几次征文活动，我去投过稿，在报栏里刊出过我的两篇短文和一首诗。平时，我很少参与学校的活动，默默无闻，有人看了我的文章，问我班同学哪个是我。

接下来的半年，我们被分配到上海的各家宾馆、饭店实习和写毕业论文。我在上海华侨饭店（金门大酒店）财务科实习了三个月。在那里接触到了会计实务，学到的会计知识与实际相结合了，加深了对会计的理解，也看到了酒店会计业务的具体操作过程。科里有一位叫章旭的老先生，据说是上海酒店业会计方面的专家，锦江饭店的财务科长还是他学生。我还要写论文，在实习结束前，向老先生请教了几个问题，他耐心地给我讲解。

1981年7月，我们毕业离开学校。两年的学校生活，可谓甜酸苦辣、五味俱全，付出的时间、精力不少，得到的更多。我拿到了毕业文凭，学到了专业知识，英语和会计从一无所知，到了入门及初步掌握，为自己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还结识了许多同学，有的成为后来的工作伙伴，有的成为好朋友，保持至今。

随后，我被分配到市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所属的龙柏饭店工作，开启了我新的职业生涯。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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