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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林丨戴克刚：著名医院误判食道癌，望闻问切推翻X光诊断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西安旧事 Author 西安旧事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戴克刚，1962年入学西安交通大学数理系力学专业，毕业后曾在西安交大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有《生物流变学》（上、下册）《生物力学》《生物动力学·血液循环》《美国FDA 风云史》等著作或译著问世。现退休，定居洛杉矶。
原题北京奇缘
作者：戴克刚
01北京·夜奔 1981年深秋，中国北京，某部招待所。 外出晚饭后，我闲闲地踱步返回客居。进得大门即感到出奇的安静，没有往日的喧嚣，工作人员个个轻手蹑脚。有人告诉我有客来访，已在收发室等候我一个多小时。 收发室内坐着一位老者，边上站立着一位中年汉子。老者，被招待所领导称为‘某书记’，岿然地默坐着，露着戚然的表情。 中年汉子说，老者的夫人患晚期食道癌住在协和医院，将于明早手术切除，现在想请我到医院出诊，看看能否想些其它办法。 此时，老人开口说，须拜托你和我们一起乘公共汽车，我自己就是坐公交车来的。因为今天我听到有关你的介绍和消息时已经比较晚，司机下班了，而且这是我的私事，不方便动用公家配给我的小车。但你的车资由我出。 公交车拥挤，三人站立着，摇摇晃晃，一路无话。我暗自思量，晚期食道癌患者在协和医院明天手术，请我去有什么用呢？应该是对患者与家属多作精神支持，鼓励他们与医院配合，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三人一行步履匆匆，几经转车，到医院时天色漆黑。一间平房，是单人病房，周围花木扶疏，环境清幽，门口一盏灯，灯下有一张纸，依稀辨认出写着患者姓名、确诊病名、明天手术时间和医生名单。房内已有多名探望者，一位身着病号服的年长妇女和我交谈，介绍了她的病史，展示X光片上显示的硕大肿块。 望闻问切，循例进行，但切脉时却发生了十分离奇的事情，这位老妇人的脉象表达出食道非常健康，根本没有食道癌，这不禁让我大吃一惊，当然，也让我立马精神一振，要搞清楚这个匪夷所思的古怪事。
当此情景，相信没有任何医生会掉以轻心。 再三再四地望闻问切，屏息，凝神，仔细地用心地体会着指下脉搏所表达的细微信息，代表食道的脉象部位的确毫无异常，说明食道健康正常。 两千年来的中医学一再告诫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脉象来判断疾病，但是，一个晚期食道癌患者竟然在脉象上毫无反眏，天下绝无此等事理，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例误诊！我遽下断定。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X片上那个硕大的食道肿瘤呢？ 患者的脉象指示：这是一位贲门炎患者。
此时我已豁然明瞭：一位严重的贲门炎患者，因为吞咽困难而作食道检查，拍照时需吞食钡剂，以致贲门受到刺激而引发贲门与食道的严重神经痉挛，食道抽搐、扭曲、变形，就可以拍出这样一张貌似食道肿瘤的照片。 当我把我的诊断告诉大家时，病房内所有的人都以惊愕的目光看着我，一言不发，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唯独那位老妇人情绪振奋，一再说她没有癌症，一定是医院搞错了，表现得精神矍铄，中气十足。
在这个病例的诊断过程中，我虽然应用了中医的基本方法“望闻问切”，但在病理分析中，中医的“阴阳五行”“八纲辨证”却毫无用武之地。现代医学的影像学检查，清晰地显示出病灶部位和形态，但却无言且冰冷地引导着你误入歧途。
而我作为西安交大力学专业毕业生，当时任西安交大生物力学的主讲教师，对于固体材料在受力状态下的各种变形，早已司空见惯。
这张X光片，是一根粘弹性厚壁管——食道的扭曲与畸变。
作为活着的人体器官，它承受着痛苦与磨难，但却无人能够听懂它的哀泣，唯有我。
我用短短的三十分钟廓清了这个病例，但却完成了中西医学与工程力学千年难遇的相逢，在这个偶然的机遇中，力学承担了关键的角色。 我在一张纸上写下我的诊断和治疗意见，随即告辞。 夜已渐深，还是那位中年汉子送我到住处，并代付车资。他告诉我，这位老书记刚刚听到别人讲我的故事，没有顾上吃晚饭，立即带着他直奔公共汽车站，因为听说我即将返回西安，索性就等在大门口。 我这次北京之行是专程到部里办理赴美手续，1981年，出国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情，所幸手续完成，明早返家，整理行囊，出发在即。
1985年，作者一家与父母合影
02西安·小酌 在学校有一件工作需要扫尾，就是为我自己编写的《生物流变学讲义》作最后一次校对。这天傍晚从印刷厂返家，见苏庄校长家的阿姨等在门口，告诉我说，校长想喝酒，她炒了几碟小菜，但今晚校长是一个人，想叫我去喝酒说话。 我在交大上学时苏庄校长是学校主要负责人之一，后调任天津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文革期间被打成走资派，文革后重新任命为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其时我的父亲戴希圣也回到西安，两位老人有来往，不时在一起小酌聊天，但我从不参加，有时会为两位老人传话，那个时代电话还不普及。而这次老校长是叫我去，不太寻常。 苏庄校长刚从北京开会回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刘导生是他久未见面的熟人，专程兴冲冲地赶到会场告诉他，你们西安交大一位教师昨晚到协和医院为其夫人看了病，并请他转告我，我的意见完全正确，病人已经出院回家。 苏庄校长本就是慈眉善目，这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看得出来他很得意。 我在想，如果那晚我不出现，会是什么结局呢？那可是要锯开后背，永久去除至少两根肋骨的大手术啊！ 苏庄校长好奇的是，他们如何能在北京市茫茫人海中发现我。我猜想大约与前一晚发生在招待所的事情有关，那晚，一个女人的哭声震惊了整栋大楼，我后面会介绍这件事情的始末。 但让我注意的是，这位北京市委书记，1933年的北大学生，文革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领导人，为什么会毫不迟疑地去教育部出国人员中找一位年轻的中医师，当时他绝对不可能期盼有这样的结果。 那日，我从老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几近绝望的巨大悲痛。从残酷的战争到文革遭罪，夫妇二人生死与共，此时，老伴被医院宣布为不治之症，他要抓住任何一丝可能的希望，要为老伴拼命做到一切可能的事情，哪怕最终是无用的。 夜晚的冷风中，一位年老的北京市委书记带着他请的医生，在偌大的北京市奔波，疾行，挤公车。这样一幅画面，已不可能再在今后的历史中重复出现了。 而正是由于他这种在绝望之中不肯放弃，尽最大努力直到最后的坚持，引发出了所有人都不可能预料得到的喜剧结局，在千钧一发之际，使他的夫人免于成为刀下冤魂，冥冥之中，老天注定，命也，运也！03
午夜·女人的嚎哭
这本来只是一例疑难病症的治疗，但是因为患者在情绪激动时的冲动行为，上演了只有在老电影和旧小说中才能出现的情节，成为街谈巷议的谈资。
那天访客盈门，大都是北京各高校和国务院各部委文革后复出的老人，送走最后一位时已经晚上十二点了，这时有人告诉我，门口还有一位患者，在传达室里间的值班床上躺了四个多小时，在等着我。
这是一位中年女医生，就住在这个家属院，是教育部一位职工的太太。她患严重的眩晕症已经好几个月，其严重的程度已到不能睁开眼睛，一旦睁开眼睛，便天旋地转，更谈不上走路，只能扶着墙壁慢慢地站起来。经过数月的检查和治疗毫无结果。检查是认真的，已经把所有可能引起眩晕的疾病都做了排查，没有任何发现，最后怀疑患者是否有脑瘤，脑瘤可以引发眩晕，这应该是合理怀疑。医院下一步的做法便是开颅检查，但是，这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病人必须签署生死状。
几个人将她扶出坐到了我的对面，她面色苍白，形容憔悴，双目紧闭，须别人扶持方能坐住。
望闻问切，循例进行，脉象指示此人项部不适，使我想起颈因性眩晕，常常是因颈部神经及软组织发炎而引发眩晕，不反眏在血液检查或眏像检查中，主要依靠医生的经验，用双手在患者颈项肩部仔细触压来检查，有经验的医生往往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获得结论，而这类病人被耽误多是因为主治医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当我触压到颈部一个特定点时，指下有异常感觉，用力压下，患者有强烈反应。接着，她慢慢地睁开双眼，慢慢地转动脖子，向四周张望，然后喃喃自语说我不晕了。再接着，她慢慢地站起来，慢慢地移动脚步。由于几个月卧床，她显然已经惧怕走路了，我鼓励她大胆，看着她在房间里走了几圈，大家都为她高兴。
然而，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女医生忽然仆倒在地，对着我连磕响头，嚎啕大哭，那是午夜一时左右，整栋大楼的客人全被惊醒下楼，传达室和走廊挤满了人，幸好这栋楼的住客是各地高校的出国人员，没有小孩和老人。这样一闹，大家睡意全消，索性集聚聊天，人们说这情节只在小说上看到过，想不到会真的发生。大家索要了我的通讯地址，有的人和我保持书信联络。
后来教育部一位处长告诉我，这位女医生经过一段理疗后，安然痊愈。
我曾写过一篇随笔《北京的最后一位病人》，讲述了多年前我亲身经历的这个病例。2021年5月2日，这篇随笔在美洲一个著名的中文电刊上发表。
文章在国内也广为流传，竟然传播到这篇文章的主角，当年的北京市委书记刘导生的家中。刘书记以101岁的高龄故去，但夫人高励依然健在，在北京的女儿刘靖女士将此文转发给在美国南加州尔湾郡居住的甘强先生，拜托他寻找当年让她妈妈免受开刀之苦的戴医生。甘强先生不负朋友所托，找到我的电话号码并留下彔音，两天后我听到了这段录音，于5月7日晚8:24发去短信，几乎同一时刻收到甘先生的回信。 四十年后的回响，似真似幻，几多惊喜！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中品尝人生况味，感慨良多！时光如白驹过隙，我已从壮年而老年，人生的起承转合，高潮已过，已然道山在望，归寂地渐行渐近。而在人生最后一段行程里，竟然能将四十年前的一段巧遇再续缘分，岂不令人称奇乎！
5月9日上午，甘强先生和我敲定5月16日上午10点左右会面。 2021年5月16日，南加州难得的凉爽天气，正是我和家住尓湾的甘强先生约定会面的日子，多日以来，我们双方都在期待着这一天，是为着要将四十年前的一次意外邂逅继续地演绎下去。 甘先生不仅带来了北京刘靖女士的问候，也帮助我和刘靖女士建立了直接的微信联系，还转送来一个美篇链接，是刘老夫人百岁的纪念相册。 我在写《北京的最后一位病人》时，对于要不要写出相关人物的真名实性颇费踌躇，一般而言，作者有为文中人物保守隐私的义务，但是刘导生书记曾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等等重要公职，属于公众人物，应该可以公开。另外，就这篇文章的内容而言，公开当事人的姓名对于取信公众似乎很有必要。而协和医院是一定要公开的，这事情如果不是发生在协和医院而是发生在某一个乡镇卫生院，就没有必要写这篇文章了。正因为事情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地方，才使得四十年后提起这件事情，仍然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年西安交大苏庄校长告诉我说，医院的医生对此有一个解释，说同意我的看法，估计是神经痉挛形成的假象。苏庄校长和刘导生书记对这一解释似乎都能接受，并没有任何责难的意思。四十年前的医患关系和现在真的不一样，人们体谅医生的良苦用心和力所不逮的困境，更何况是刘书记这样的人家。 我和甘先生都觉得，刘导生书记在手术前一个晚上不辞辛劳地去找我，是一件十分费解的事情，按照常理，他应该留在医院紧张地应对明天手术。我和甘先生都猜想他可能有了什么感觉，才会有这样的举动。而正是由于这一举措，才使得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一动作是整个事件的关键。而推翻这一误诊，其实只用了切脉技术的基本功，还没有用到脉象学中的其他繁复内容。 “比较法”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也是中医师学习脉象技术的必由之路，所谓“先识常脉，而后知病脉”，即是说，中医师必须通过切脉认识正常人的脉象，必须长时间地对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正常人的脉象体查、熟悉、熟记，不断地和各种病脉作对比，体察常人之脉所具有的共同韵势。这是基本功，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分辨脉学里所讲的诸多内容。
当时我应指即知刘老夫人具有常人之脉，这就使我立即警觉到事有蹊跷；我再三确定她当时是常人之脉，就肯定了这个晚期食道癌的结论是大错特错。
任何人都知道，晚期食道癌必然会对患者健康造成严重伤害，必然会对患者脉象产生强烈的冲击和改变，是绝不可能保持平常之脉的。这里不需要用到什么复杂的理论，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至约至简，回归基本，仅此而已。
这就要求医生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唯有基本功扎实才能成竹在胸，而不会游移不定。同时，对医生的心理素质也是一种考验，如果医生不是执拗且强硬地直面事实，而是患得患失、人云亦云，跟着别人瞎嚷嚷，说这家医院有多少洋玩意儿，因而不可能出错等等，那就离题八丈。如果左顾右盼，岂能心无旁骛地体察，岂能斩钉截铁地下断语？ 由于甘强先生的帮助，我收到了刘女士的谢词，她说“您救了我妈妈，不知怎样感谢您。希望你来中国时，一起见见面。您挽救的人已百岁，仍精神矍铄健康地生活。”
说真心话，我应该感谢他们让我有幸参与到这个故事中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这无疑是一次严肃的大考。况且情节如此跌宕起伏，且兼具悲喜剧的故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然也希望这样的故事以后不要发生。 我和刘女士有了第一次视频长谈，一见如故，毫无违和感。
她谈到了国内中医界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现象，表达了忧虑，其中之一是虚假广告的泛滥，已使得像她这样原本笃信中医药的人，不得不心生警惕。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这些都是极为少见的。
中国的农耕社会延续两千余年，期间战火频仍，政权更迭不断，但医药行业信奉着儒家传统的“仁爱”思想，保持着士绅阶层的矜持与风骨，始终恪守诚信与清白。
近些年来连续揭露的假医假药、医院敛财和见死不救等现象，是以前的人无法想象的；而毒奶粉和假疫苗等大规模的恶性事件，更是骇人听闻，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就给政府的管理提出了严峻的问题，首要是立法与执法。我和朋友以十年之力编写了《美国FDA风云史》一书，目的就是介绍美国政府对食品药物的立法执法过程和成功的管理经验，希望对国内的发展有所助益。 我也谈到了我的求学经历。
在我上学的那个时代，一些人家会让小孩子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等，作为寒暑假和星期天的补充教材，我和他们一样，但我多了一本《医学三字经》。十三岁时粗通文墨，停学一年专习中医；十七岁时中学结业，停学一年专习中医，当时的初衷就只是为了学得一门谋生的手艺而已。至此，若以学习的时数和内容而言，大致相等或超过了普通四年制医事学校。
十八岁正是上学的年龄，打算参加全国统一高考，中医院校自然已不在选择之列，但自己对学校和专业的选择并没有明确的意愿，那时也没有人生规划和升学顾问这一行业。报名时到各个政府部门办理手续，领表、填表、盖公章，在区政府办事时听到边上有人在议论，说陕西省最难进的大学就是交大，交大有个数理系是搞飞机火箭的，尤其难进。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一通议论对于一个十八岁大男孩，却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我出于好奇随即在第一志愿报了交大数理系，就这样进了交大数理系力学专业，不经意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中国开放后恢复了国际交流，1979年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与会议的主持人、被世人誉为“生物医学工程之父”的美国学者冯元桢院士相逢，幸得冯先生青眼有加，极力主张我到加州大学的研究中心深造，并安排我在国内的科研课题继续于加州大学进行，从而开始了我的海外游学之路。 刘女士告诉我，她是罗点点等人创办的“选择与尊严网站”的积极参与者。该网站倡导“尊严死”，推广“生前预嘱”，依照本人意愿，以尽量自然和有尊严的方式离世，是对生命的珍惜和热爱。我对这种移风易俗、开风气之先的壮举，表示热烈赞同。 我们也谈到了前些年在国内某些媒体和网站上，一度吵得沸沸扬扬的所谓“中西医之争”，这种争论，从上世纪20年代汪精卫提出“废止中医”开始，至今已有百年，难免使人厌倦。我们只能做好自己的事情，不介入这种不理智的争吵，才是正确的选择。
众所周知，现代医学是在近代科学技术革命后逐步成长发展的，而中医药是属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组成部分。前者是工业文明的体现，后者是农业文明的结晶。
我们所说的西药都是在工厂里合成和生产的，绝无一种是从田野里采择而来；而我们所说的中药都得自于田野山川，绝无一种物质是在工厂里合成发生的。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军事家等等，皆来自于“渔樵耕读”群体。
我们怀着对历代先贤的敬畏之心，来看待农耕社会所创造的文明和所积累的知识。医学不是“玄学”，是治病救人的行业，疗效最重要。如果有实效，一定会承续千年，远播八方；如果无实效，一定会被淘汰，岂能低估世人的智商和判断力乎！
……
“夜晚的冷风中，一位年老的北京市委书记带着他请的医生，在偌大的北京市奔波，疾行，挤公车。这样一幅画面，已不可能再在今后的历史中重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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