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戴克刚，1962年入学西安交通大学数理系力学专业，毕业后曾在西安交大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有《生物流变学》（上、下册）《生物力学》《生物动力学•血液循环》《美国FDA 风云史》等著作或译著问世。现退休，定居洛杉矶。原题
邓颖超寄给
我父亲一本书
作者：戴克刚
1982年的一天，一件包裹从北京寄到西安我家，收件人是我的父亲戴希圣，寄件人是周恩来总理遗孀、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办公室。
包裹里是一本英文著作，作者是香港何东爵士的女儿何艾齡，何艾齡女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英国伦敦大学博士，此书是何爱齡女士撰写的一部家谱和关于家族生活的回忆录，也是对其已故双亲的纪念，出版者是香港中文大学。
书成后，作者曾分寄至遍布世界各地的亲朋故旧及相关人士。何爱齡女士是一位极其认真的人，她对自己的这部著作十分重视，每份寄件均用挂号且签收回执，所以，她清楚每部书的下落。但是，寄给我父亲的书却没有回执，起初以为包裹丢失，遂再寄，又无消息。
此事引起她的注意并追究，发现问题出在中国邮件检查，那时国门初开，对海外邮寄的印刷品很敏感，检查十分严格，但何女士的书是一部英文书，若让检查人员通读一部英文书，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最简单的处理方法便是没收。
这个调查结果让她忿然却又哭笑不得，不愿就此罢手，于是想起了她在大陆的几个熟人。第一是宋庆龄，过去孙文夫妇是她家常客，但均已作古。第二是邓颖超，现仍担任公职。于是，便提笔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详述事情经过，并寄去给我父亲的书，拜托邓颖超转寄，也就有了这件由北京寄来的包裹。
书的扉页上，工整地写了两行中文字：戴希圣大夫赐存 姪何艾齡敬赠 。
不久，何艾齡女士飞赴西安探望我的父亲，由于事前有邓颖超的关照和过问，所经地区均有充分准备和妥善安排，此行顺利。但因当时锁国日久，外事工作缺乏经验，所以也发生了一些不合适的事情。当日何女士只身前来，在家中和我的父母长谈畅谈，也品尝陕西美食，盘桓竟日，不觉疲倦。
席散客走，街坊邻居却来数说，说街道两端有警察把守，盘查过往行人，而这个院落的每个房间，都坐着一个便衣公安，颇感不便，云云。而我父亲与客人在屋内却浑然不知。想来应该是因为何艾龄女士的何东爵士女儿身份，以及邓颖超的过问，让地方上感到责任重大，紧张过度，因为那毕竟是将近四十年前的往事了。街坊上的老人说，这条街道的上次戒严是四十年前的1942年，那次是因为蒋介石来，拜访一位名叫张钫的邻居。
延伸阅读
文革中我在宿舍里
遇到的几位小人物
作者：戴克刚
文革中，1967年，几位陌生人曾造访过我在西安交大的宿舍，与我有一面之缘。我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不了解他们的过往，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处，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打算知道他们的姓名。50多年过去了，他们生命的际遇，他们后来流落何处，他们至今是死是生，全然不知道，但他们当年的样子和表情，依然鲜活在我的脑海里。写下这篇短文，将我的记忆洒向风中，纪念他们，也祭奠我逝去的青春岁月。文革时期，在我住的宿舍里曾来过两位新疆建设兵团小⻘年，一男一女，都是上海知⻘。先说女孩，是我同班一位王姓同学的外甥女，新疆武斗时趁乱逃命，途经⻄安投奔舅舅。舅舅将她安排在女生宿舍借住，三餐到舅舅宿舍进餐，白日多在舅舅宿舍盘桓。那时停课已久，但恢复正常却遥遥无期，宿舍里各人各找各事，或读书或复课，无聊时也玩玩扑克象棋，那个小姑娘有时也会顶缺凑局。在舅舅的呵护下，小姑娘倒也悠哉悠哉，我只记得她对我说过，说她已不可能上大学了，妈妈让她到舅舅这里体验一下大学生的生活。再说男孩，他的出现却是一件十分怪诞的事情。缘因同宿舍一位崔姓同学，由上海返校，在火⻋站路遇一名乞丐向他乞讨，他从乞讨声中听出了乡音，一阵攀谈后，他将这名乞丐认作乡党，直接领回宿舍，就住到我的上铺。这也是一位上海知⻘，同样是从新疆逃命出来的，因为逃票，半路被赶下火⻋，身上钱粮均无，沦为乞丐。崔同学管住管吃，并打算筹钱为他买车票助其返乡。但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崔同学是贫寒生，靠助学金度日。这个男孩就这样滞留宿舍，常常终日躺在上铺，愁眉苦脸，一声不响，偶尔开口说话，却含混不清。一天，同宿舍一位同学突然提出疑问，说这个人是不是小偷，或者是反革命流窜犯，混到我们中间伺机做案，云云，说得众人心里挺寒惨的。多位同学齐声要求崔同学立即将这个来路不明者打发走，崔同学弯腰陪笑，口中答应着尽快办，他也知道自己这样带人来住的举动有点唐突。说归说，大家对崔同学并没有为难，亦十分善待这位流落他乡的“乞丐”，直至他们平安返乡。那些天宿舍里忽然出现三位⻄安某中学的学生来访，这三个中学生成立了一个哲学小组，探讨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未来。那时我班一位孔姓同学发表了一篇随笔，题为《科学纵横观》，其文词藻华美，汪洋恣肆，一时斐声海内。某日我在南京市大街上看到一张海报，说邀请了⻄安交通大学的某某某，《科学纵横观》的作者，到南京大学作报告，我还赶去旁听，看到他站在台上侃侃而谈，没有去打扰他，只在旁边鼓鼓掌。这三个中学生的样子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两男一女，两个男生一高一矮，女生矮矮胖胖，一律地表情肃穆，不苟言笑，常作沉思状。直等到我班这位同学回到宿舍，就带他们出去找地方讨论。毕业前夕，有一位从事治安工作的熟人告诉我说，公安局破获了一个中学生的反动组织，以研究理论的幌子散布反动思想，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已被一网打尽，并牵扯到我班这位《科学纵横观》的作者。而这篇《科学纵横观》是否属于反动文章，公安局吃不准，已上报中央文革小组，请上边定夺。后来，在毕业分配前的政治鉴定会上，系总支书记宋寿衔老师对这篇《科学纵横观》作了厉声但简短的批判，并责令这位同学在自我鉴定中写上“我和党离心离德”等自我检查自我批判的字句，否则就不准予毕业。宋寿衔书记一定是奉上命而为。但这位同学的毕业鉴定没有像别人一样，在班会上宣读并经大家批评审议，宋寿衔老师还是作了特殊处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和宽容了他。十年以后，招收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时，他以全国唯一数学科目满分一百分的成绩重回交大，不久又获公派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返回交大服务。毕业分配时，国家正值混乱时期，同学们天各一方，下落不明。而我在八十年代初离开中国，直到近些年，因得了互联网和手机的便利，才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消息，获知各位同学都事业有成。但不知为什么，这五位小⻘年的身影却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们只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但却挥之不去。在那样的年代里，几个陌生的年轻人的命运和遭遇，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心痛。而正因为是陌生人，无法知其结局，才更让人悬念，因为，他们毕竟也是他们父母的孩子啊!唯有向风中诉说祝愿，愿他们在后来的生活中都能化险为夷，平安度过余生。也希望此后的年轻人，再也不要有这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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