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年 | 戴克刚：老外单车铃盖屡屡被偷，代笔大字报获毛泽东批示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戴克刚，1962年入学西安交通大学数理系力学专业，毕业后曾在西安交大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从事教学或研究工作。有《生物流变学》（上、下册）《生物力学》《生物动力学•血液循环》《美国FDA 风云史》等著作或译著问世。现退休，定居洛杉矶。

原题

还原历史上的

一个真实情节

毛主席和周总理当年推荐的

那篇文章是我写的

作者：戴克刚

内容梗概

1967年西安交大校园，

老外的单车铃盖屡被偷，

愤而引出大字报，

毛泽东批示后下发全国。

其实外国专家的

这张大字报是我写的。

（一）引子

1971年，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在全国范围内传达。宣读文件时，当我听到第一条，心中便“咯噔”一惊，那是毛泽东主席对澳大利亚专家大卫·库普的一份大字报的批示。毛主席说：“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

其实，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其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出自我的手笔。

近日，中国国内有人在网上拍卖这篇文章的油印传单，是由文革保存至今的原件，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的胞妹戴静为我拍买到。与此同时，一位朋友查找到当年的那份中央文件，转发给我。

大卫·库普，澳大利亚青年，当年由澳大利亚共产党介绍来华，在西安外语学院教英语。西安外院有多名外教，包括教西班牙语、法语、英语等，这些外教都是短期来华工作。不同于李敦白、阳早、寒春等一批抗战时期或内战时期来华的国际友人，这些人已在中国生活了数十年，通晓中文，“文革”开始后，均不同程度地牵扯其中。

而西安外院的大卫·库普等人，是短期来华工作的, 不懂中文，不会听也不会写，在中国居住时间很短，和中国社会及中国的政治生活比较隔膜，对中国的政治运动不可能了解很深。但大卫·库普却居然写出了这样一张详细剖析西安地区文革形势的大字报，这件事情本身就有蹊跷，加之大卫·库普本人也声称，“文革”开始以来，自己在西安居住了仅仅一个多月。所以许多人都怀疑这张大字报的真实性，有人认为它根本就不存在。直至一九七一年这份中央文件下达后，大家才肯定确曾有过这份大字报。但是，此中疑窦却并未释然。

澳大利亚大卫·库普同志的大字报，油印共3页

（二）还原历史情境

说来话长，此事还得从一个人说起。

这个人就是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一位1964年入学的吳姓女同学，她家住梁家牌楼街银行家属院，从我家出门向北，步行大约不到十分钟的距离，中学时她读书的市七中和我读书的市六中也是相邻。当时我在西安交大读书。因为两家地理相近的原因便相识相熟，有时也会相互到对方学校探望。

1967年春，某天，云淡风清，春日和煦，我信步来到南郊外语学院，准备约吴同学一起回家。在校园里找到吴同学时，却看到英文外教大卫·库普正在和她说话，嗓门很大，情绪激动，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发现自己的自行车铃盖被人偷走，而且一个月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的到来又多了一个听众，他讲得更加起劲，欲罢不能。我向他建议，不妨写一张大字报对此予以谴责，我可以代为起草。于是，一干人众便移步到大卫·库普的房间。

房间里有一张长方形的写字台，我便坐在写字台边开始起草，大卫·库普和其他人散坐在各处。屋内除了大卫与吴同学之外还有其他人，我至今仍记得两位，一男一女，虽然已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当时的样子。一位娇小的女同学，此后我还遇见过她，她告诉我自己身体不好，多病，吴同学告诉我说，这位女同学在学校很出名，是学校树立的学雷锋标兵。那位男同学进房间比较晚，我向他逐句逐字将文章念了一遍，是他将文章拿出去转抄的。

当时西安地区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我也积极地参与其中。我曾起草和公开发布过多篇文章，有的在西安地区影响较大，如《交大要说话》等。交大成立了一个由七八个人组成的演讲队，我是其中一员，多次在西安各地和大型工厂举办演讲会，听者人众，动辄数万甚或更多。这就使得我对西安地区文革形势以及各种观点了解得较为清楚。

既然是由我写文章，就必然要宣传我的观点。那几天正在传达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西安代表的讲话及录音，我和吴同学把大致内容向大卫作了介绍，经他同意，行文时就以他自己的口吻叙述。于是，在这篇文章中，记录了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中让我们最感兴趣的部分内容。并说我（即大卫·库普本人）虽然对整个情况了解的不是很清楚，但我坚信，西安地区存在着一股左倾机会主义的逆流。

外院学生中有多名现役青年军人，是为军队代培的，在当时“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热潮中，这些军人学生在学校颇为引人瞩目。吴同学曾介绍我和这几位解放军认识，有过几次交谈，颇为投缘。某日吳同学从学校回来，语带悲愤地告诉我说，学校有些人把这几位军人同学抓起来游街，撕去领章帽幑，翻穿军装。我将这件事也写入文中并予以批评。

那时有一阵风，群众组织召开大会宣布开除某些人的党籍，并将其入党资料当众烧毁，这股风首先在某些大学里开始，然后蔓延到社会上。我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我认为，既然群众组织可以开除党员，那么群众组织是不是也可以吸收党员呢？我曾戏谑地称其为全民党的做法，我将这几句话也写入文章中，并经过大卫·库普的同意，在文章中以“我认为”的口吻表述。后来周恩来总理在这段话的下边做了批注，说“北京有些大学生也有此事——周恩来注”。

这篇文章的重点是反对极左，反对武斗，反对打砸抢，反对乱抓乱斗乱游街。文章中引用了列宁的名言“左翼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幼稚病”，引用了十六条中“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以及毛的语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等等。明确地提出：“革命的打砸抢”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做的，是流氓行径！

大字报公布后（那天是1967年3月10日），西安市外事办公室一位名叫高智的工作人员，他曾在主席机要室工作过，将其抄录上报毛主席。毛主席于3月20日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随即总理批示：“建议将这张大字报和主席批语登文化革命简报。”

（三）将往事留在风中

白云苍狗，物换星移，倏忽间五十余载已过，当年参与其事者均已年过古稀，且分居于世界五大洲中的三大洲——美洲、澳洲、中国大陆。此刻我若还不吐露实情，真相恐将永远湮没于历史的粉尘之中。

这件事情有三个环节：我执笔撰写——大卫·库普署名公布——毛主席和周总理批语。缺少了第一环节，这件事情总归令人满腹狐疑，因为不合情理，经不起推敲。第二个环节也不可或缺，因为若不是用大卫·库普的名义发表，市外办高智就不会抄录上报毛主席，这篇文章就自然而然地淹没在大字报的浩瀚海洋里。那年头洋人在中国稀缺，洋人写大字报就更为新奇，必然引人注目，我之所以乐意捉刀代笔，知道这正是推销自己观点的好机会。

这次路遇大卫纯属偶然，提笔为文时只是率性而行，写平日自己所想所说。因为吴同学和我经常见面，外院发生的事情她会事无巨细的讲给我听，所以我并不缺少可资议论的有关外院的话题。当日现场我仅认识吴同学一人、其他人此前从未见过，是不期而遇，匆匆为文，匆匆别过，这样反而把丢铃盖的事情忘到脑后了。幸而大卫和其他同学都附和赞同，合众人之力，成就了一篇议论时政的文章。从而能被加急送到主席案首，从而能引发主席和总理批语。

你若细心推敲主席批语，会悟到弦外之音。

毛主席批语中说：“……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一连用了两个‘很’字，这在主席的文章中十分罕见。须知，这篇文章主题鲜明，就是反极左、反武斗、反打砸抢。总理批注“北京有些大学生也有此事”，并“建议将这张大字报和主席批语登文化革命简报。”反观中央文革小组，则是三缄其口，装聋卖哑，对主席与总理批示阳奉阴违，抵制不办。

有一位名叫何蜀的史学家对这件事和这篇文章做了研究，他在论文中发表了他的观点，他说：“这篇大字报强调的是，人们的行为要有规范，群众运动也须要有所限制，而这一点正是文革的发动者不愿意宣传的。所以这篇文章被雪藏长达四年四个月之久，直到1971年7月份，方才将其推出，并置于中央文件的第一条。”

我所在的西安交大，大多数师生和我的观点相近，都是反对打砸抢，反对武斗，反对“打倒一切”，而且不惧怕被人贴上“右倾”的标签。我自己文章署名就曾用“钢杆右倾”作诨名，在文革高潮的1967年，敢于自诩“右倾”并公然以此为笔名者，尚未见第二人，而我未受极左势力的荼毒，居然能够全身而退，实属幸运。

当年交大师生的认识统一和坚决，在文革中创造了全国奇迹——一个万人大学，在整个文革过程中没有派性斗争，没有武斗现象。全国理工科大学中当时公认的第一第二，清华、交大，一东一西，两个万人大学。清华大学是在天子脚下，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小组近在咫尺，却烽火连天，武斗持续百日之久，双方千余人披坚执锐，从最原始的长矛短剑、攻楼云梯、发石机、毒箭，到现代化武器手榴弹、燃烧弹、穿甲弹都用上了，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终身残疾。（见《清华大学“文革”武斗内幕》一文，作者杨毅，《长江日报》2012年8月16日第9版）

而此时西安交大校园却是一片祥和。

整个文革时期，在刘少奇和西北局的工作组撤走后由学生自治的数年里，我在学校没有见过任何一次动手打人的事情，连吵群架也没有见过。

二者对比，不啻有天壤之别，难道不值得史学家们深入研究吗？

鉴于此，我将我在文革中经历的这件平凡却又特别的事情纪录下来，并极力还原细节的真实。

让往事留在风中！

附：大卫·库普大字报油印传单拍卖件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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