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刘小沁：​哈军工往事，那些“离经叛道”的镜头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刘小沁，1947年生，中学毕业于北京师大女附中，大学毕业于哈军工。在部队工作16年。1981年转业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现代文学编辑室和《当代》杂志文字编辑、美术编辑，副编审。

原题

军工往事

作者：刘小沁

吴新明同学倡议大家一起书写五系65级的军工回忆。

我看了朱淑娥等同学回忆初入大学在哈尔滨郊区柞树林下连当兵的往事，十分亲切。她们笔下的军训生活是生动精彩的主旋律，那个年代革命青年积极向上，勇于吃苦锻炼的美好形象跃然纸上，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也许因我从小就调皮另类，记忆总不由自主地在主旋律之外，闪现一些“离经叛道”的镜头。聊作时代场景的点滴补充吧。

小沁入伍照

1965年底，记得从柞树林军营步行回军工校园的路上，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谁也没想到竟然会把露出的脸蛋冻伤！过去书中描写“把脸蛋冻得通红”，零下几十度方知是“把脸蛋冻得煞白”！原本女生容易“高原红”的脸颊，冻出“雪原白”。

副班长陈佳佳

我们副班长陈佳佳脸蛋上就是先冻出一片白，眼睁睁看着鼓起水泡，状似烫伤。原以为脸蛋一辈子祼露，经风雨见世面，抗晒耐寒，却败给了北国哈尔滨的寒冬，第一次见识了脸蛋还能冻起大水泡！还好只有少数人挂彩。军队棉帽上有个护鼻罩，使大多数女生幸免于难。看来浑身上下唯一耐寒抗冻的人类器官是眼球也！

小沁在五系教学楼前，请注意照片左上角，可看到大楼顶端的那头狮子

小沁爬到五系大楼顶的狮子旁

有了这个教训，我这个不循规蹈矩的人，从此对于任何一个自然区域形成的特殊要求都老实照办，对大自然有所敬畏，免得违背自然法则，付出伤痛代价。

1990年代初我随北京和成都记者团，去西藏海拔四千米的羊卓雍错水电站访问时，团里唯一没有高原反应，也没吸过氧的女士唯我一人。当地驻军提醒大家，第一天要好好休息，不要到处走动，上下楼要放慢速度。结果男士逞强好胜，女士也不甘示弱，就我一人一反平日多动症的常态，乖乖静坐休息。上下楼走路，都缓步似电影慢镜头，令别人纳闷。

羊卓雍错湖，西藏三大圣湖之一，海拔4441米

两天过去大家平安无事，开始嘲笑我过于谨小慎微。三四天后，团里男女接二连三出现高原反应，头痛头晕失眠胸闷恶心呕吐流鼻血，各种高原反应接踵而至。而我则能吃能睡，一切正常。

上到海拔五千多米，世界上最高的甘巴拉气象站时，我步履敏捷，上窜下跳，摆各种pose拍照，循序渐近地适应了高原环境。这就是听从有经验过来人忠告的重要性。

小沁在西藏世界上最高的甘巴拉雷达站

话说当年在哈尔滨，大家不过是初出家门的十几岁学生兵，个个争胜好强，哪里会把严寒脸冻放在心上，不过是亲身体验了一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也！成为青春美好回忆的生动一幕。

从柞树林行军回城的路上，除了脸蛋被冻的奇观，还见识了哈尔滨的另一奇景。半路休息去上厕所，公共厕所就在马路边，可敢不敢上却犯了大愁！谁也想不到正对着大路的厕所，竟然没有门！我们问了，这公厕并不是门坏了！压根儿就没建门！

看我们憋着尿尴尬的跺脚，当地人劝说，当兵姑娘，没关系，两边后面都挡着呢，蹲下来什么也看不见！幸好十冬腊月行人稀少，无奈尿急，豁出去上了一次无门厕所。

小沁在65571班教室的课桌上跳芭蕾

万万没想到，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竟会在人来人往的大马路边，修建无门公厕！后来发觉这一奇迹并非哈尔滨独创。

1967年初，也是一个寒冬，我和军工几位同学串联到上海。正值上海掀起夺权的一月风暴，各种信息满天飞，我们每天上街去看大字报。一次在市中心南京路附近的弄堂里，看到大街墙边有一排人正在看大字报，我也凑热闹上前站在背后一起看。一面看一面听见流水潺潺，循声一看，妈呀！吓得我纵身往后一蹦！这个糗可真出大了！原来墙前站着的那一排男人，正在撒尿！

不可思议！号称东方巴黎的大都市！堂堂的大上海！竟然在市中心的街边上，有露天男厕所！真误人子弟！气得我七窍冒烟，有火无处发，却引得一旁赶来的军工同学捧腹大笑！这个奇遇真是我的奇耻大辱！这种高度文明中的原始反差真是奇葩！

学生兵在柞树林水土不服的惨状也令我难忘。原以为哈尔滨冰天雪地天气不会干燥，没想到我的手指却严重裂口，痛的钻心。我从小生活在南方昆明，四季如春，湿度适中，皮肤滋润。加上我皮肤敏感，从小到老，至今都不擦任何护肤品。在哈尔滨为了对付裂口，却用尽了各种护肤品：百雀羚，维尔肤，紫罗兰，友谊，美加净……直到蚌壳装的 “蛤蜊油”，都不管用。只好十个指尖贴满胶布，这才渐渐止疼。

庄晓琴同学

比起这个小不适应，马静静和庄晓琴的水土不服，才遭了大罪。她俩和我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实验中学）同学6年，又同时考入军工。听说生病了我跑到宿舍看望，只见庄晓琴半卧在营房的大通铺上，病秧秧的模样。并非感冒发烧，而是口腔溃疡，这算什么大病还要休息？我恶毒攻击她像林黛玉一样娇气。她张开嘴，吓了我一跳！口腔里像调色盘，紫黑红白全齐，粘膜上水泡，淤血，破皮，别说吃饭喝水，就是说话都疼。过去上中学，除了感冒发烧，同学们很少生病，谁见过这么严重的口腔溃疡？！

马静静的水土不服更加耸人听闻！不过静静的个性说起来却生龙活虎，好像说别人的好玩事情。

马静静同学

你瞧瞧，静静把后面的衣服掀起来，她是运动健将，身体素质甚好！天寒地冻，露出光背，根本不畏寒！背上贴了厚厚一大块纱布。受伤啦？不是！她闪着美丽的大眼睛调皮地说，屎憋的！！

这家伙原来是大便干燥，竟然十几天没拉屎，每天军训又胃口特好，吃得多，只进不出当然上火，于是背上长了个火疖子，她没当回事，结果越长越大发炎化脓，无法平躺这才求医。

易小冶、刘小沁、马静静合影

好家伙，她用手指比划着：火疖子破溃穿孔，烂成一个洞，医生用摄子夹着一大团蘸满碘酒的棉花球，整团塞进疖子洞里去消毒！听得我毛骨悚然！这简直就是法西斯拷打革命先烈嘛！那得多疼！静静绘声绘色地演示着，把棉球塞进背上大洞里，除脓排血的样子，我真是服了她的忍耐力！此后我只要改换环境三四天不大便，就赶紧检查身上有没有生火疖子？那个可以塞进棉球的伤洞真太吓人啦！

柞树林军训基地女生大队大队长由23军某部的老团长韩九洲担任。说是老团长，恐怕也不过四十岁，那时人显老。韩团长皮肤黑黄，人瘦褶多，个不高，总穿一身洗的发白缀着补丁的旧军装。一点没有团长的架式。在十八九岁的小女生眼里，他更像一个艰苦朴素、慈祥严肃的炊事班老班长。据说他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英勇善战，很有威望。上级信任，专门把干部子女云集的女生大队军训的任务交给他负责。平时他不苟言笑，很少和我们说话，经过两件事才使我和老团长熟悉起来。

深秋时我们到阿城县乡下拉练，有一天的训练科目是用指南针和地图寻找目标地。我们进入了黑龙江特有的深山密林，头顶树叶火红似云，脚下片片落叶金黄如毯。褐色斑驳的松树伟岸高耸，白桦树婷婷玉立，真如置身列维坦，希施金的油画之中，浓墨重彩，满目远东特有的浑厚深沉，壮阔秀丽的自然美景。

黑龙江的白桦树林

中午时分在山林中停止行军，自己架锅做饭。说实在的，从柞树林军营外出拉练后，伙食水平大大下降，途中住在村庄里，夜里听到猪圈里猪哼哼，却一口肉也没吃到，嘴里寡淡无味。每天大米、馒头、蔬菜虽然管饱，但因无油水常感饥肠辘辘。

团长的勤务兵突然来找我，让我立即去团长处。我正纳闷为何找我？走到团长休息处，远远就闻到扑鼻肉香。好！我们这些天，天天吃素，团长脱离群众开小灶吃肉！没想到团长就是专门请我来吃肉的。韩团长枪法好，刚刚打了一只野山鸡红烧好。我从没吃过如此鲜美的野味，至今想起还口齿余香。但是为什么团长偏偏请我一人分享呢？起因恐怕源于几张照片。

小沁下连当兵时照片

　　到柞树林下连当兵不久，一天我被叫到大队长办公室，韩九洲老团长交给我一个信封，是军工五系主任戴其蕚派人送来的，专门嘱咐要保密。我莫名其妙打开一看，原来是几张戴主任、李实、彭云、易小冶和我的合影。

　　我大大咧咧要把照片拿走，老团长说你住军营集体宿舍不便，照片先由他代为保管，军训结束后再交还我。他郑重其事地把照片锁进抽屉。

戴主任、彭云、易小冶、李实和小沁的合影

这些合影是1965年8月底，我到军工报到后不几天照的。那天戴主任把我和冶子叫到军工大院直通大门的宽阔主干道上，路两侧是高大雄伟的大屋顶教学楼。戴主任介绍他旁边站着的军人是李实。我和冶子刚穿上新军装，由于没有受过军训，一副挑不起架子的老百姓傻样儿。不一会儿来了个更傻的，一名头大、个矮、瘦弱，戴眼镜的小男生，假装军人姿势，双臂端架着，弯着腿跑过来，一个立正敬礼，我差点儿笑出声来，原来这就是江姐的儿子，大名鼎鼎的彭云！

彭云在哈军工图书馆文庙

早就听说彭云中学成绩全优，聪明过人，难怪头大，大脑发达。果真他以优异的学业，成为1980年最早一批公派美国留学生。又以出类拔萃的人工智能专业成就，成为美国著名大学的终身教授。

　　当时给我们拍照的军人技术不好，照相机也差，拍了好几张，洗印出来没一张清晰的。但仍然把我们新兵入伍时充满青春朝气，无忧无虑，楞头青的傻模样记录下来。这或许就是老团长对我这个与毛主席的亲属合过影的女兵，另眼相看的原因吧？于是我受到第一次特殊待遇，吃到了团长亲手打的山鸡，味道好极了！

第二次得到特殊优待是偷偷批准我去大庆油田参观。那已是1965年冬天，父亲的同事到哈尔滨出差，顺便邀我一起去大庆参观。正值全国人民学大庆热潮，韩团长立即批准。他怕以后再有人借口外出，就嘱咐我们保密，只允许在外住一夜。

刘小沁（左臂打着石膏）和易小冶

不久前我因左臂旧伤（高考前一个月，我打排球一个鱼跃扑地救球，左小臂骨折，高考时是打着石膏上的考场。伤筋动骨一百天，下连当兵时骨伤未彻底痊愈，军训射击托枪时，左臂疼痛无力，洗衣服也费劲），曾和几个生病的同学回哈尔滨市里看过病，所以这次进城没引起同学怀疑，我乘火车去大庆油田参观，当晚就返回军营。

刘小沁与吴新明

这次大家回忆军工往事，才得知吴新明下连当兵时父亲病危，连队领导竟不准假回去探望，没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父亲故去后，又不批准他回家奔丧替父送终。新明的不幸遭遇使我难过。部队领导对工农子弟的薄情寡义，对我这样高干子女的特殊优待，形成鲜明对比。我深感内疚和歉意。

朱和（朱德的孙子）同学当时仗义执言，几次为新明争取，在父亡一周后终于批准新明回家送葬。朱和同学不久前不幸病故，我对他热心助人充满敬意！

戴主任跟小沁等同学合影

这以后我和老团长才渐渐熟悉起来。我们这些离家千里当兵的女孩子，不论父母职位高低，个个在家都是宝贝，都是生平第一次离开父母，想家时晩上还会偷偷在被窝里哭鼻子。韩大队长对我们的照顾非常温暧。等到我们结束下连当兵，离开柞树林军营，返回哈尔滨军工校园后，仍然把韩大队长当成长辈亲人一样来往。尤其是在停课闹革命的“文革”中，韩团长的家成了我们几个逍遥派改善生活的据点。我常带我们65级几个好朋友一起，到老团长家里打牙祭。

我们几个（左起小沁，王苏海，彭云，刘英同，易小冶）常去老团长家蹭饭

韩团长是南方人会吃，每当他钓到大鱼，捞到蛤蜊，酱了肘子，就招我们去吃一顿。他两间小屋不大，但像所有哈尔滨住户一样铺着洁净明亮的木地板，窗明几净。尤其难得的是，一个穿补丁衣服的老军人，卫生间干净得可以直接在里面包饺子，煮蛤蜊。他老伴和孩子热情待客，安静做事，让我们宾至如归，完全不像一般军人家庭枯燥冷清。在老团长家我带去的朋友们都无拘无束，觉得这个长辈不卑不亢，可亲可爱，值得尊敬。

      回忆军工岁月不能不写到吃。十八九岁正胃口大开，离家住校，嘴巴更馋。到了“文革”，学生停课，工人停产，两派武斗，全国串联，食品供应极为匮乏，我们又处在身体生长发育的青春期，消耗大，嘴巴馋，更是情理之中。

小沁和小冶在哈尔滨近郊滑雪

       说来也奇怪，1966年“文革”前，哈尔滨的食品供应比首都北京还要丰富多彩！

　　1965年夏天入学后，第一个星期天我们走出校门，乘坐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进城。路两旁一栋栋红顶白墙，蓝色木窗的房屋，掩映在绿栅栏小花园里，像童话故事一样。后来才知道这些小洋房不过是普通民居。大街上常见有帅哥戴着鸭舌帽，背着猎枪，骑着电驴子（工人自制改装的电单车吧？）车把手上有时还趴着条神气大狗，飞驰而过。

　　“文革”中认识了几个当地中学生，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住的就是这种小洋房。家中有摩托车和猎枪的工人不少。秋天我们向工人借过猎枪，到山上湖边打过野鸭，也学韩团长红烧野鸭吃。在松花江太阳岛上，还曾在工人家的小洋房里换过游泳衣。这些哈尔滨工人，个个高大英俊。男的爱穿皮夹克，长靴子。女的则是毛呢长裙，大披肩，闪亮的高跟皮靴，真是洋范儿帅气！
　　

小沁大学时在哈尔滨松花江畔

第一次来到北国哈尔滨，真仿佛出了国一样惊喜，这个城市太美丽太气派太洋气！彩色洋葱头一样的东正教大教堂喇嘛台耸立在市中心。铺满鵝卵石的大街小巷蜿蜒起伏，两旁俄罗斯风格的米黄色高楼鳞次栉比，雄浑庄丽。乍一从灰墙土瓦，四合院坐庄的大农村北京来到此地，满眼尽是俄式日式洋楼，仿佛置身另一国度。

1950年代初的哈尔滨喇嘛台（圣尼古拉大教堂）

建于1900年的哈尔滨喇嘛台。1966年毁于“文革”

更令人吃惊的是食物的极大丰富。进了欧式的秋林公司，更疑似出国，大开洋荤，琳琅满目的面包点心，香气扑鼻。第一次见到面包竟大如磨盘——大列巴！香肠种类五花八门，巧克力糖果花红柳绿目不暇接。旁边的水果更是种类繁多，应有尽有，竟然有卖冰淇淋和咖啡！各色食品水果洋玩意如此集中丰富，令人眼花缭乱，在北京根本不曾见过。样样都想吃，不知从何下嘴，口水飞流三千尺，疑似巴黎在眼前！这种俄国人带来的洋气弥漫黑龙江各处。

1950年代初的哈尔滨秋林公司

1966年初，我们到绥化县搞“社教”，我发现这个小县城里居然有冰淇淋，还有网球场。而那时首都北京，除了北京饭店一类平常百姓不能进的饭店外，市面上唯有东安市场南门里的和平西餐厅，有卖冰淇淋和咖啡。同年我们长征队从北京步行串联到河南兰考，一路上经过的北方各县城，又土又破又小，和黑龙江的绥化县一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北方的“县” 不过是个大点的“村”子，除了卖饼子烤白薯，没有什么可吃！

　　“文革”不到半年，哈尔滨只剩蒜肠、列巴和冻梨。大家除“闹革命”外，还闹肚子，特别惦记吃。于是各显身手，集思广益，亮出了饭后解馋的各种高招。大奋从小在苏联长大，爱肉喜荤，于是从老师、熟人家弄来肉，根本不切，整大块炖在电炉上，烂熟后撒上盐用刀一切，大块入嘴，满嘴流油。我们有幸分尝一块，或一旁呑口水伴奏。

　　老师李怡宁家每月定量的猪肉，都被我们五系高低年级的学生吃光。起初李怡宁还要显示烹饪手艺，或烧或酱或卤。我们早被大奋的白水煮大肉吊足胃口，从此只需盐沾白肉！还常夜间去山坡上的食堂厨房里偷猪油。馒头切片，电炉上烤得焦黄，用小刀涂抹一层奶白色猪大油，略撒点盐，哈，味道不输面包抹黄油！

2006年在上海，刘小沁和李怡宁老师合影

大学毕业后，我到兰州军区空军通讯修配所当兵。因为“文革”中多次发生过女知青被领导强奸的恶性事件，引起中央重视，为“支左”军宣队制定了一些遏止侵犯女性的规则。

当时规定，男军代表必须两个人一起和女工谈话，决不允许单独见女人。因为当时飞机制造厂里没有女军代表，工作不便，于是我和同时到兰空工作的易小冶被借调到陕西阎良飞机总装厂任军代表，以便我们两个女兵一起做工作。

我和冶子到阎良飞机总装厂后，被分到九厂。说是厂，其实是一个万能零件制造大车间，车，铣，铇，钳，电，铸，样样齐全。看似简单，其实技术要求甚高，不像批量生产那样容易，要随时随地为飞机制造缺损的零部件。因此九厂的厂长专业素质很高，经常有意想不到的各种小发明，来解决生产中随时遇到的难题。令我们十分佩服，尽力帮他过关，恢复工作。

小沁的大学毕业照

我们进厂时是1969年8月底，“文革”运动正进行到解放干部阶段。因为是重要的军工厂，当时可以制造轰五、轰六两种我国自行生产的军用轰炸机，两派斗争不允许冲击生产。整个工厂比社会上的“文革”平静的多，两派基本没有什么活动，都是在厂革委会和军宣队组织下开会听报告讨论而已。

对军工厂我己不太陌生，1967年我串联到上海时，曾和军工同学一起到淞江导弹总装厂锻炼，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本来我们下厂劳动，是为改造大学生和干部子女的骄娇二气，学习工人阶级的艰苦朴素。但我和女工住在一起，发觉她们才真娇气，床铺花花绿绿干干净净，生怕别人裤子坐脏，床边专门铺一窄条花单子。上海人真是精明，居然专门设计生产出这种小窄单子，各式图案花色，不仅卫生，还起美化装饰作用。我们军工学生的旧军装，经过摸爬滚打火车串联，早就油渍麻花，还没敢坐床上，女工就哇拉哇拉在一边说上海话嫌弃我们。

吃饭时这些工人很浪费，男女老少，几乎没有一个人把饭菜吃完，总要留下点剩饭剩菜倒入食堂门口的泔水桶里，似乎这样才有面子。这些上海工人可比我们娇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臭老九大学生，个个都把饭菜吃的精光，盘子像舔过一样干净。加上我们支持了厂里的造反派，就引一些工人瞧不起我们这帮土大兵，叫我们哈军工是“哈鸡公”。

我发牢骚：明摆着是工人比我们娇气，讲究，浪费，应该向我们学习才对。大家都批评我以面概全太片面，应该看工人阶级大方向。我又翻出在黑龙江绥化县搞社教的往事来为自己的观点辩解。

搞“社教”也是为了改造思想，让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向农民学习。可我发觉许多农民说脏话，作风不正，男男女女在一起劳动时，尽做下流举动。那时我18岁，哪见过这样放肆粗野的场面，面红耳赤，非常气愤。因为我政治觉悟太低，没有把农民阶级和具体的个人分开，工作组开会时我说了对农民不恭的牢骚话。结果虽然我很努力，每天天不亮，就为农民担水刨粪——那可是冻成冰块的粪，坚硬如石，刨起来异常费劲，虎口都震裂流血！但始终没有得到好评。唯一一次受表扬还与劳动好坏无关。

那是“社教”几个月后，全体到绥化县城集中开会，会上我得到表扬的原因竟然是因为臭虫不咬我！哈哈，的确稀奇！

几个月不见，在绥化县重逢时，发现好多同学挂了彩，脸上手臂腿上，红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原来是跳蚤臭虫的杰作。黑龙江农村睡的是炕，土炕上面铺一层蓆，北方农村不太讲究卫生，蓆子下面臭虫跳蚤猖獗横行，几乎每个学生兵都深受其害，被咬得遍体鳞伤。这害虫又动作敏捷，咬完就溜，白天无影无踪，躺下就鬼上身，折磨得这些城里大学生彻夜难眠。

故歪改古诗云：

失眠不觉晓，处处挨虫咬。

夜来拍打声，红包知多少。

那时候也没有灭虫的好办法，回想起当时用的土办法，都是以毒攻毒的险招。往蓆子底下撒六六粉、敌敌畏，不幸是杀敌不利，自损身体！比如冶子以为用棉花沾满敌敌畏，药水挥发慢，延长毒性利于杀虫。没想到她睡觉时，误把一团有药棉球压在臀下，年轻人睡觉太死，第二天醒来，自已屁股上烧烂一块肉！

她真惨，可我这没良心的，写到此处笑出了眼泪！瞧瞧这些冰雪聪明的女孩子，当年干的那些个傻事！

2017年10月，在美国彭云家

2017年11月20日，小冶，彭云，小沁在北京

2018年5月22日，彭云，小冶、小沁自驾游柏林　　

下连当兵时和我同床共铺的学友戴敏民她们写的回忆是主旋律，我写的算是旁门左道吧，相辅相成演绎了傻女们的美好青春！

农村的蚊蝇也格外强悍，什么牛虻、小咬，叮起人来都是劈头盖脸，B52式地毯全方位轰炸。65级美女如云，在农村却锻炼成了伤痕累累的大花脸。我成了唯一的例外，竟然没被跳蚤臭虫袭击，因此得到的表扬说：小沁同学参加农村“社教”后吃苦耐劳，你们看她脸上连个包都没长，完全适应了农村的艰苦环境！

这个表扬的逻辑十分古怪费解，令我诧异，故以它的独特性，收藏在我的记忆深处，难以忘记！

当时我暗想，光洁无瑕的皮肤显得娇嫩，应该受批评才对，就好比城里人比农村人皮肤白，说明农民下地干活辛苦，成天风吹日晒才会变黑，你白说明你劳动少表现差。不争气的是我皮肤白，还晒不黑，天生长得就严重脱离群众，让一心争取进步的我很是着急！

记得在农村“社教”的那个冬天，一天在屋里给女社员宣读“二十三条”。那一家农民比较富裕，房间大，两边各有一排炕，我站在屋子中央，认真大声读着文件，两边炕上的声音比我还大。

炕上坐满了老妇人小媳妇姑娘家和小孩子，别看满炕都是女的，几乎个个东北女人都抽烟，有抽卷烟的，有叼旱烟袋的，竟然有当娘的把手中烟卷放进满床乱爬的两三岁孩子嘴巴里，那小屁孩竟有样学样的，吸一口吐出一串白烟，热闹非凡。

满屋子辛辣烟味直呛鼻子。更让人受不了的是东北人“喉吧”（东北话哮喘），冬天乱吐痰的坏习惯。文明一点的，啪一口吐在两炕间的泥地上。要命的是左边炕上一口，右边炕上一口，我站中间，左右夹击，防不胜防，闪转腾挪，躱避痰弹袭击。不文明的，年岁大点的倚老卖老，直接掀开炕边蓆子，啪的一口，把痰吐在炕蓆下面。更有甚者，只见一壮妇，嘬牙清嗓，倒吸了两下，积攥一口脓痰，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啐痰如弹，精准无误地发射到墙上，当场拍死一虫！

这些婆娘对“二十三条”根本不感兴趣，闹哄哄完全是聚众聊闲天，我正感觉自己无能，镇不住场面时，没想到话题却落到我头上。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用烟袋锅点着我，开玩笑的说：这闺女，脸这么白，擦粉了吧！大家哄堂大笑。我非常生气，正色厉声说：我一辈子没擦过粉！
      

打那以后我就每天不洗脸，拼命晒太阳。希望立马把自己变黑。遗憾的是我从母亲的血缘里继承了类似胡人蛮夷基因，太阳把皮肤晒红晒花晒脱皮，仍难变黑，连臭虫都嫌我血统不正不爱喝我的血。从小被称作雪白粉嫩的皮肤，成了骄娇二气的标志。正在我千方百计使自已脸变黑变糙，恨不得被虫多咬几口，变成《甲午海战》电影中，邓世昌邓大人那样饱经沧桑的疙瘩脸时，却被领导当成正面正面形象受到表扬。
       

我的脸抗晒防虫，竟成了革命优势。尽管表扬理由古怪、逻辑混乱，但总比雪白粉嫩代表骄娇二气好得多。从此我恢复洗脸，理直气壮地继续细皮嫩肉下去。这段“社教”奇闻起码证明，那时我一心一意想改造思想，努力革命。
       

在上海导弹总装厂时，我虽然看不惯女工臭讲究，浪费粮食。但对她们身上的上海小姐习气，还是暗自欣赏的。宿舍干净，脸蛋上雪花膏喷香。在全国千人同装、万服一色的革命年代，上海人在细节处求美的智慧登峰造极。
       

上海特产的，各种花色，不同款式，鲜艳夺目的假衣领堪称一绝。穿在外衣里面翻出领子，如同每天換了一件衬衣，真假难辨，把原本死气沉沉的蓝黒灰外套点缀的五颜六色，活泼动人！
       

上海人的外套也不像北方那样直桶呆板。剪裁随身合体，女性凸凹有致的曲线美昭然若揭。不论走到何处，长相漂亮，气质不俗的美女，总会吸引我的目光。
       

厂里开会时，有一个年轻女工特别引人注目，长得漂亮，气质优雅，特别会穿衣打扮。每个周末我们同班车回城里，男工总抢着给她让坐，她莞尔一笑，态度温润，我一旁也是看得醉了！很快我和淞江总裝厂的这位厂花成为好友。
       

细节处她总是与人不同，短款上衣，裤长九分，臀贴管窄，裤黑踝白，脚蹬船鞋，步态摇曳，顾盼生姿。上海女人真的赏心悦目，十分养眼！春季沪上多雨，她手中总拿一把拐扙状的尖头黑伞，蒙蒙雨帘中款款张开，白衣黑裤飘行在宽敞厂区绿色林荫道上，不知是她美化了风景，还是风景装饰了她？

1969年夏天刘小沁，易小冶在西安阎良飞机总装厂九厂任军代表

       话说回1969年夏季我在九厂当军代表时，因为全国各地“支左”中，岀现过军代表或军宣队干部，性骚扰甚至强奸妇女，所以飞机厂对军队干部要求很严。在九厂工作不久，我就感到男女工人竟然也和农村男女社员一样不够检点，尤其是几个年轻男工，对女工几乎不分场合地点，流里流气，动手动脚。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揑姑娘屁股一下，在已婚女工乳房上摸一把。我看不下去，立即变脸喝斥制止。那些被占了便宜吃了豆腐的女工本来嘻嘻哈哈，见我一脸严肃，反而嫌我无趣。
　　

时间长了，这些二流子竟敢欺负到冶子头上，他们看冶子脾气温和，一次竟然从冶子头上一把摘下军帽，嬉笑着戴自己头顶。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上前一把夺下帽子，不许他侮辱军人，令他道歉检查！这就是两个女兵在一起工作的重要性，起码互相可以支援保护。后来我因传染肝炎住院，那些捣蛋男青工竟说，难怪刘代表得了肝炎，她脾气大，肝火太旺。

一次一个探亲家属找军宣队告状，谈话一时凑不齐两个男的，就借我凑数，一男一女两个军代表在办公室听家属反映问题。刚一听就令我面红耳赤，有我在场谈话，那个女家属安全了，可我这个未婚女学生却十分尴尬。原来我在上班时见到的男女调情打闹只是皮毛，下班后发生的事情才更是无奇不有。

这个厂是从上海搬迁到三线建成的军工厂，工人除了上海人，其余大多来自全国各地。因为三线算生活落后地区，多数工人家属都愿意留在当地城市里，就算愿意随夫迁到三线，厂里也解决不了那么多家属的工作安排。于是大多夫妻分居两地，每年每人各自只有半个月的探亲时间。

平时工人住集体宿舍，家属来探亲时主要就为过夫妻生活，可厂里临时住处有限，媳妇来了竟然就直接住进男工宿舍，干脆睡在丈夫的上下铺单人床上。拉上蚊帐，把四周围捂严实，就算新房。没有蚊子的季节，你进到男工宿舍，只要看到有张床上挂着蚊帐，就知道是探亲家属来了！夜里，夫妻就挤在单人床上过“组织生活”，周围五六张上下单人床，近20只耳朵就在听床！至今想起也匪夷所思！非人性的生活生存空间，叹为观止！
　　

问题就出在夏天，因为蚊子猖獗，宿舍里张张床上都挂了蚊帐。很难辨认出哪一张床上睡着探亲夫妇？结果半夜里出了情况。
　　

男工女工宿舍分在不同楼里，或在不同楼层。来探亲的妇女自然都是住进男工宿舍。妻子半夜起来上厕所，回来却走错了房间，工厂的集体宿舍楼，走廊两边都是一模一样的房间。半夜熄灯，过道昏暗，厕所灯瓦数很低，地方不熟，摸错门是常有的事。
       

这位睡得迷迷糊糊的倒霉媳妇，凭感觉爬上床。或许分居造成的性饥渴，男人又是一番折腾，女人虽睏，也只好全力配合。但这一夜男方精力过盛，总不消停，女方不悦不再配合。一来二去，女人直觉有些不妥，和丈夫说话，男的总是不出声，忽听楼道里传来男人声音像是老公，方知不妙。

原来老婆入厕久久不归，老公知道楼道里只有男厕，怕自己女人遭遇不测，出来寻找，这才发觉老婆上错床，被占了大便宜。天还未明宿舍里就人声鼎沸，女人哭，男人骂，撕打拉架，乱作一团。没等上班，媳妇就披头散发闯进办公室。

刘小沁、霍玲、易小冶、雷光复在哈军工一号楼前合影

那年夏天我不过是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女孩，年龄刚刚20出头，那媳妇啥话都讲，那男军代表还啥都细问，问一共几次呀，他怎么搞的呀？你平时怎么做的啊？为什么感觉不出来早些发觉啊？你自身是不是也有责任啊？我打断也不好，不打断也不好，那个男军官神情严肃认真，一再强调追问细节是为避免只听一面之词。接下来要审讯男的，我坚持不参加询问，规章里没要求与男人谈话必须两人，我趁机溜走。

当军代表不到4个月，我就因患甲肝离开了陕西阎良飞机总装厂。回首往事，大学时期不务正业，去军训，下农村工厂的时间大大超过了读书。“文革”开始后更是停课闹革命，大学生的青春年华都白白耗费在七斗八斗的运动中……
       

但那段在部队、工厂、农村的短暂经历是我对社会真正了解的开始！永远印刻在记忆中！

后来当有人问我在军工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时，我很羞愧地自嘲：上的是“调皮捣蛋系，失去控制专业”！而原本我上的应该是“导弹系，自动控制专业”呀！

离开母校已经半个世纪了！往事历历在目……那个青春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疯狂又迷惘的时代，我们做过多少无知者无畏的蠢事！

回望65571班同学们各自的人生轨迹，这些发源于哈军工的人生历练，展现出我们基本的人格！

2019年4月王克曼夫妇和陈玉平、刘小沁在合肥合影

大学同班同宿舍好友，霍玲，雷光复，谢小沁

冀国林、刘小沁、王克曼在航天五院合影

后排左起宋慧兰、霍玲、刘小沁；前排左起王娟娟、张桂月、陈玉平、耿宇真

2019年4月在合肥的同学聚会

2019年10月22日，耿宇真，陈玉平，刘锡芬和小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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