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五届丨卢达甫：困顿中遇见的笑容，温暖我的一生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卢达甫，浙江余姚人，北大中文系65级，1970年至1971年安徽阜阳6377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先后在铜陵三中、市文化局、铜陵师专与铜陵日报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我在三中

作者：卢达甫

我在安徽铜陵三中任教的时间很短，1971年5月到1972年8月，一共才一年零三个月时间。可是，三中一直在我心里，因为这是我走上社会，到了铜陵开始工作的第一站。不管我后来走到哪里，我总会说，我在铜陵三中当过老师。尽管我在三中只给学生上过一堂课，我还念念不忘，我是三中出来的。

那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我们北大清华两个学校的老五届大学生，1970年3月提前毕业分配。分配方案是中央文革定的“四个面向”——“面向工厂，面向农村，面向部队，面向学校。”于是乎，我们北大清华五百多个大学生就“面向”到安徽阜阳县插花庙6377部队农场来了。在部队农场像劳改犯似地干了一年苦力活，就由部队再分配到铜陵来了。派遣证上写的是当中小学老师，我们一看心都凉了。那年月，老师地位很低，是“臭老九”，当老师连老婆都讨不到。

铜陵分来10个北大的3个清华的，在铜陵地区革委会组织小组报到时，接待我们的是陈桂贞同志，很热情很客气，我们趁机提出要专业对口，不到学校当老师。陈桂珍似乎被我们说服了，打电话给安徽省革委会组织小组，说铜陵是新城市，各行各业缺少人才。省里的答复很明确：一律到学校当老师。我们赖在陈桂贞办公室不走，陈桂贞像个大姐似地，连哄带劝，硬是把我们一个个拉到教育小组报到分配。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到了三中。

带着困惑、迷惘、沉闷、压抑的心情走进三中，前后左右一望，心里十分疑惑：这是什么中学呀？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两栋旧楼，几排平房，石子路连着泥巴路，一片荒凉。我老家浙江余姚的中学，都是高高的青砖围墙，光滑平整的水泥路，还有教学楼、图书楼、实验楼、学生宿舍楼、教师家属楼……

站在这没有围墙的中学里，我的心一个劲地往下沉：完了！这下真完了！我们这帮老五届大学生真是彻底坠入社会底层了！那时候，我真想逃跑，却又无处可逃，只好暂且在这三中安身。

走进三中那一天，我就像哑巴似地一言不发，心情十分恶劣，从早到晚阴沉着脸，满眼忧郁。就在我举目无亲、心灰意懒、悲观绝望的时候，是当时三中的领导与老师，用他们的热情、信任、关爱与笑脸，使我的情绪渐渐好转，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

报到第一天，接待我的三中革委会副主任徐世录像兄长似地问寒嘘暖，还派人用板车把我的行李与箱子从火车站拉到学校。与我同住一个单身宿舍的孙锡山老师，一进屋为问长问短，热心地告诉我食堂在哪儿，在哪儿打开水。会计柴藕清是浙江人，一见面“老乡长老乡短”喊得我心里热乎乎的。烧鍋炉的校工郭师傅心地善良，每天把开水冲好送到我屋里。

谢采筏老师听说我是北大的，急急忙忙从他住的草房跑到我这里，说他有个安庆一中的同学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叫毕文波，我一听，像遇到知音似地感到一丝安慰。还有王佐夫、李光清、方孝顺、汪克槐、汪信言、周昂夫、吴福量、李宣荣、杨勇荣……这些老师真诚的关心与寬慰，使我在三中感到了温暖，阴沉的脸渐渐有了笑容，压抑的心稍稍有点舒缓。

那时候，卞兆龙同志是三中教导处副主任，他对我的器重与帮助，我难以忘怀。他知道我是北大中文系的，十分高兴。尽管他言语不多，但从他欣赏的目光中我感觉到了。他安排我上的第一堂课，是初二语文课文《国际歌》。

那天走进课堂，我有一点点心慌，也有一点点心不在焉。我用浙江普通话讲了一遍《国际歌》的背景与内容，忽然心血来潮喊了一个学生提问，谁知那个学生冷丁冒了一句：“老师，你的话我听不懂……”

我一愣，脸红了，正尴尬时，一眼望见卞兆龙老师坐在教室后面听课。他用信任的目光凝视着我，微微点头微笑，我又鼓足勇气讲了下去。

下课后，卞兆龙老师喊我到他办公室，很客气地泡了杯茶，面带笑容客观地说：“你的知识面很广，思维清晰，讲课很有条理。只是浙江方言口音重，还有点口齿不清。好像你的耳朶有点背，学生讲话你不太能听清，板书也不够规范……这倒没什么，你是北大的，与师范大学的学生学的课程不一样么……”

我一听，心里暗想，这是一个懂教育、有水平的人。可他的实话实说却启发了我，我吞吞吐吐地说：“我，不适合当老师，我想调走。”卞兆龙老师眉毛一动，理解地笑了：“是啊，你当老师是有点困难。但我们好不容易要来一个北大的，怎么能轻易放呢？”他叹了口气，“我想，你最后还是留不住的，但你要走，要两个复旦的来換你……”我一听，心里有点遗憾失落，又有点寬慰感激，感激老卞在我落难时的知遇之恩。

后来，我打了个请调报告给学校领导，还给革委会组织小组的陈桂贞送了一份。几个月过去了，调动一事石沉大海，毫无消息。学校不叫我上课了，每天帮其他语文老师改初二学生的作文本。也许我改作文还算认真，三中的老师对我更好了。可仍有合肥师范学院毕业的个别老师，不相信我这个实际只上了一年大学课程的北大学生，还能有多少水平。

一天，一位老师随意翻开高中语文课本，半开玩笑地指着一篇先秦古文，要我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我随意看了一遍，就慢声细气地全部翻译出来，不但直译，还意译。那位老师信服地点点头，微笑着走了。渐渐地，三中老师对我熟悉了了解了，大家常开玩笑，也说心里话。

那时候，我最喜欢到三中植物园去，不知不觉地与汪克槐老师成了好朋友。他很理解我现在的处境与心情，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这类人，以后还是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业务，不能当官，也不要想当官，但可以交几个当官的朋友。这句话，让我终生受用。

那时候，我在三中还闹了一些幼稚的笑话。一天黄昏，我正用木炭生炉子，一个老师路过，开了一句玩笑：“木炭要踩碎了才起火。”我这个书呆子，真用脚把木炭踩得粉碎，在三中一时传为佳话。

三中没有围墙，我上街常从工人医院后面的山坡走，山上有很多松树，还有几间农民的草房。一天中午，我上街买鸡蛋回来，走过农民草房，一条大狗直朝我叫唤，样子很可怕。我吓得束手无策，慌乱中急中生智，拿起鸡蛋打狗，恰好给路过的三中老师看见了。三中老师听说后，皆抚掌善意大笑。可当我患病住进工人医院，三中老师与领导，一个个跑到到医院病房看望。出院后，学校领导还准我回浙江老家余姚休养。此情此景，我终生难以淡忘。

我从浙江余姚回到三中后，林彪垮台了。三中领导叫我写一篇批判林彪的文章，在全校批林大会发言。我用浙江普通话结结巴巴念了一遍发言稿，念得满头大汗，心想老师们肯定听不懂。却没想到我在念批林彪的文章时，会场鸦雀无声，刚一念完，就响起一阵热烈掌声。从此，三中的老师和学生，都说我讲课不怎么的，写文章还行。七传八传，市里也知道三中有一个会写文章的北大学生。

1972年四五月间，我的调令下来了，调铜陵特区文化局。那时，铜陵文教系统大联委刚解散，文化局刚成立，正需要一个会写文章的大学生。我当时兴奋得心里直发抖，盼望三中快放我走。可三中领导一拖再拖，毫无放人的意思。

那时我胆小，不敢问，看见徐世录副主任与卞兆龙老师，欲言又止，他俩也无言安慰我，只能暗自叹气。我知道，三中领导与老师都舍不得我走，因为我与三中已有了感情，患难中建立了感情。

1972年8月，又有五六个复旦、华师大、上海师院的老五届大学生分配到三中，徐世录副主任把调令开给我，说学校同意我调走了。他还说，你到文化局上班，倘若没有房子住，还可以回三中来住。我感激地摇摇头，他又叫几个学生找来一辆板车，帮我拉行李，我尾随在板车后面，一步一回头，长久地凝视着我曾停留了一年零三个月的三中，默默地朝送行的老师、学生、领导挥手。

离开三中后，我在文化局创作办公室工作了六年，写黄梅戏，编文学杂志，结交了一些文学朋友。1978年，又调到铜陵师范专科学校教大学文学概论。当了五年大学老师后，1983年调《铜陵日报》编副刋，一直呆在铜陵这块土地，一步也没挪动过。

三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我在铜陵走了几个单位，我现在有许多文学朋友，还有好几届师专的学生，更多的夜大电大学生，可我一直难以忘却三中，三中的老师、学生与领导，因为在我落难的时候，在我万念俱灰、悲观失望时，是三中给了我温暖、信心与力量……

更有意思的是，我当年在三中只待了一年零三个月，只上了一堂课，大多数三中当年的学生我都不认识。可后来我在铜陵日报社工作的时候，无论走在马路上，或是到外单位联系工作，还是在市里开会，总会遇到一些陌生的中年男女，一见面就很热情地喊我“老师”，还说他（或她）是三中学生，对我印象很深。

我一听乐了，心想学生听不懂我的课，却记住了我的人。更有许多压根没听过我的课，也记住了我，我真感到欣慰，尤其是今天我走进三中校园，记忆中的旧楼房没有了，平房、草房没有了，石子路、泥巴路没有了，高耸的围墙，漂亮的校门，寬阔平整的水泥路，高大气派的现代化教学楼、综合楼、科技馆、生物楼、体育馆，像奇迹似地出现在我眼前。这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叹：变了！真变了！三十多年了，三中变得真快，真漂亮！

有时，我还会傻想，要是我在三中一直不走，也许我……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老五届之窗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家国春秋……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