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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 | 吴珂：恋爱双方赠言，女生叮嘱不许犯生活错误
时光如逝，离开机床公司去长江机械厂报到，再到交大去“回炉”算起来，已离校整十年了。这时我已完成了我的婚姻，说起来也是有一件事刺激了我，让我迅速把婚姻大事解决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南京军区派军区法院院长杨伯伯到上海来解决上海警备区的“三条枪”的问题，住在延安饭店。应妈的邀请，他女儿也一起带来上海玩。
杨伯伯是爸妈的老战友，当年由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我妈到苏中解放区去，交通员一共送四个人坐小船过去，同舟的还有另外三个同志，我爸和杨伯伯都在其中，是偶然中的巧合。
听我妈说，当年在华东女中演抗日的文明戏，全部角色都由女同学担任，但是没有剧本和导演，汇报上级后，学协派了一个导演过来，是大夏大学的党支部书记，那就是我爸，但是演完戏指导过就走了。没想到他们在身份暴露后，危险转移时又在小船上见了面。
本来说是要去延安的，可是经过苏中解放区时被新四军留了下来，分配到一师三旅的战地服务团，我老爸担任文学戏剧队的队长。他们曾演出过一个很大众化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老爸演那个摆场子的老汉，后来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当时的小马达演牵猴打锣的伙计，我妈演老汉的女儿，一个卖唱的歌女。戏中，因国土沦丧，流落他乡，她唱时泣不成声，老汉怕得罪了围看的客人，便举起鞭子抽来，这时人群中站出来一个工人，握住老爸举鞭的手大喝一声：“放下你的鞭子！”，那就是杨伯伯。
前述中，我在世业州小岛上受难时，妈妈托人打招呼、帮我解困的人也是杨伯伯。
杨伯伯带了女儿来我家，妈妈亲自下厨招待他们父女二人，两人都是一身绿军装，红色的帽徽领章。他们走后，妈才告诉我杨伯伯的女儿叫小苏，她和杨伯伯商量过，如果你们两人同意，杨伯伯和她可促成我们交个朋友。
小苏是解放军某团的卫生干事、连级干部。我没有想到“十五的月亮”，竟然是她在边疆站岗放哨，而我要在家里支援前方，但是双方都同意交往。
第二次杨伯伯再来沪出差，我们就到延安饭店去拜访他们，杨伯伯让小苏换了便装随我出去走走。
出了饭店，我们便没有了拘束，一起逛豫园，一起到德大吃西餐，一起到淮海路、南京路逛街购物。杨伯伯这次来住的时间特别长，足足有一个星期。
小苏比我小五岁，大家都是大人了，自然就谈到今后结合的可能性。对于家庭和品貌以及性格爱好，双方都觉得合适，唯一的问题她是一个现役军人，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要她脱下这身“老虎皮”，她真是恋恋不舍。可是我们家我有我的事业要做，妈还要人照顾，就是她肯复员，恐怕要调到上海落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个三五年恐怕成不了事，那结婚有什么用呢？
我不想再麻烦两位老人家，接到小苏来信后，我复信给她，我们还是各自去寻找未来吧。然后再告诉了妈妈，妈不置可否。
后来我到南京去出差，带了妈准备的礼物去看望杨伯伯。晚上他们一家正在吃晚饭，杨伯伯还是很热情地招呼我，对小苏的妈妈介绍我，可是小苏的妈却站起身来，转过身去，把背对着我，显然很生气。
你看我父母这么多老朋友、老战友，都因为要给我介绍朋友搞得不愉快，自然以后就少有来往。
我告诉妈妈，以后不要从这个方面的去考虑了。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上海的大表姐到我们家来，说我表姐夫姐姐的一个震旦大学的同学有个女儿要介绍对象，不知是否合适。我一看照片，是个风景照，人样不是很清楚，但身姿很自然，就让妈跟大表姐说请对方过来到外面见个面，没想到这个女孩就成了我今天的妻子。
第一次见面我记得是在中百公司的门前，表姐说她围一条兰色的围巾，她按时来了，我报上姓名后就算认识了。
第二次也是妈妈通知我去的，大家各自谈了家庭的基本情况，没有人提出问题，就默默地沿着马路向前走。后来我决定请她吃馄饨，上海人谈朋友，请她吃馄饨就暗示要分手了，可是她不懂。
回家后妈问我要分手的理由，我说大家一起走，搀搀手也不肯，太古板。妈笑了，她说这说明这个女孩子很规矩，不是拒绝的理由。我想也对，以前谈了很多人，大多迁就我，这个人比较纯朴，可能是个特点。一来二去确定了朋友关系，见了双方父母。
她们家离我们公司四川路、福州路口不远，就在延安路四川路的加油站旁，那座大楼住着多家住户，厕所是公用的，但小门上挂着锁，每家一把钥匙，旁边的水槽上是大家洗衣、洗菜的地方，烧饭则是在大楼的走廊过道上，一个煤气灶，一个小菜柜。
巧得很，我在这里碰上原来老厂的检验员黄师傅，他也住在这个楼，正好在楼梯口，也是老住户了。他一把拉住我到他家屋里坐下，问我来找谁，我正好想了解些情况，就实情以告。黄师傅和他的老伴想了想，噢，那是老俞家啊，笑呵呵的异口同声地告诉我，老俞家的毛毛可是个好孩子，他们看着她长大，她算起来比我小七岁，还好不是“六冲”。
过了元旦，我心里有了主意，就向机床公司机关党支部做了汇报，支书颜青是个老干部，真地正式开了介绍信，去小俞的厂里做了组织调查。颜回来后跟我讲，人很好，组织支持。大约讲她分配在上海汽车电机厂，开始做牛铇，电火花机床，都干得很好，后选到厂生产科。厂里的生产很忙，每天的报表都是她刻钢板印刷出来，从不叫苦，是个优秀的共青团员。
组织调查后，我和妈说，请她老人家去提亲，我打算当年3月1日结婚，不要拖了，不行就拉倒。
妈去后回来告诉我，人家说到3月1日也才5个月时间，能否选到“五一劳动节”正日。正好表姐来听回音，我说根据我的经验，要是合适了就办，否则夜长梦多。我妈也不是好讲话的人，时间一长，万一我妈变了主意，又麻烦。现在反正我已打定主意，请她们家再考虑。表姐后来打电话来说，女孩倒是没意见，父母也就同意了。这样决定3月1日到杭州去旅行结婚。
妈妈的老上级劳动部的毛齐华部长退休后，回到杭州。妈妈写了信，我们下了火车就先到学士路去看他。毛伯伯把我们安顿到市委招待所的一家旅馆，当时的旅馆真是奇怪，一般门上没有锁，我们凭着结婚证，住在一个房间，也没有锁。
一大早服务员就来送水，换热水瓶，亏得我们前天晚上有先见之明，用桌子把门顶上，他推不开门也就走了。
3月初的杭州还是很冷，西子湖畔柳条上刚抽新芽，踏着融化的雪，捧着山前的小溪流下的水，用海鸥照相机拍下那快乐的一刻。
我要旅行结婚，其实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要绕过妈妈的规定。妈说结婚那天新娘子可以去接，但是要乘公交车过来，她说到做到。事前我去接女方准备的被子等物品，同事陆杰东早为我准备好一部面包车，她也不同意过来，我只好叫了出租的三轮摩托，上海人叫“小乌龟”的，分两次驳过来，亏得小俞不在意。但是终不能让小俞自己走过来吧，上海人毕竟是讲规矩的。旅行结婚，我可以用上海牌小轿车把她从家接出，到了上海也叫了一部小汽车一起回家，妈该不会说什么了吧。
人家说婆媳难相处，你说我妈这样好的人一开始就给我出难题，小俞浑然不知情。
妈早就警告我成家后不要做“小喜鹊”，我想怎么会呢。北京有一首儿歌，我们小时也是无意中唱，“小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媳妇放在心坎里，把娘撂在南山上”，但妈记住了。
我结婚了，好像还真是离开了娘，娘怕我心里忘了她，说两句也是应该的。
构筑爱巢也不能扔了老屋，人世间的感情是复杂的。
我读过《孔雀东南飞》的诗，早就有了思想准备，既要维护娘，也要爱护妻。做为儿子和丈夫的我，必须要巧周旋，自己要能吃亏，吃亏就是便宜。
回述结婚前，我那时正在机床公司技术科奉命带队到机床齿轮厂搞蹲点调研，那个厂也在杨浦区通北路那一块，下班的时候，常常就和小俞约好一起到16路电车站碰头，再乘车到外滩，走到四川中路再分手，她已离家不远，我回公司取了自行车，骑车回常德路，虽然只是在一起挤车，可是接触的机会多了。
我记得好像一次也没有下过馆子，或是去看个电影什么的，但是好感互相产生了。毕竟朋友还不是谈出来的，必须要通过多接触，慢慢了解，建立信任才行。
但是谈总是要谈的，我妈到她们家提过亲后，她约我出来谈过一次，星期天去了西郊公园。最安静的地方是熊山，扔了两个苹果给狗熊，它们站起来作揖，没想到有这么好的东西吃，那是我们心情好，平时我们自己也吃不到。我看到她手生冻疮，送了一副羊毛手套给她，她接受了。随便聊着，就谈到主题上来了，也就是1978年双方都要承诺对方一个条件，实际上就是每人说了一句话。
她要求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犯生话上的错误。”我对她说，“以后在一起，希望你永远都不要保持沉默。”
互相允诺后，她要我拉钩上吊，拉就拉吧，最后敲定我过生日前结婚。然后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跑到猴山去看猴子去了。
也就是这两句话约束我们到今天，此刻2011年的国庆期间，我正在杭州的度假邨，我和妻每年都要来的，白天跑路，晚上空闲下来，灯下写上两笔。
作者近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