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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5月27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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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原题 老五届的故事 我们这辈人 （之二） 作者：吴珂
老家
留在我依稀的记忆里。老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四间房子，还有一个铺面。
我由我的祖父和继祖母领养，那时我的曾祖母还活着，姑姑已经出嫁，叔叔在中学读书。后来父亲告诉我，这家产原是我曾祖母的，她家里开布店，还有一些田产，据说她是一个很凶的老姑娘，没有一家人愿意娶她。我的曾祖父是他们家的学徒，日夜为他们家卖命，他个子不高，天天用头顶上门板，把头心都顶秃了，没想到他竟被看中了，招做了“金家铺子”的女婿。他们的儿子-我的祖父从小溺爱长大，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绰号叫“假洋钱”，可见之不中用。
我的祖母据说是一个贤惠的女人，可是经受不了婆婆和丈夫的虐待，在养我叔叔的时候死去了。
继祖母也是一个很凶的人物，她原是湖北逃荒来的灾民，因为年轻，就被选为填房，她的年龄仅比我父亲大七八岁。恶人还要恶人磨，家里自然就吵得不安宁。
父亲很厌恶这个家庭的没落，时常怀念他的生母。这时他受到了他的家塾老师吴铁山的启发，知道了人生的道理。吴铁山，原来是一个共产党员。父亲终于离开了家庭，到上海去求学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可是我的幼年却都是在这封建没落的家庭里度过，虽然我还不懂。
原来我有爹妈
老太总是和胖奶奶吵架，老爹则夹在中间，叔叔站在老太一边，一般大人的事是不让我知道的。有一天，叔叔把我拖到老太屋里，老太问我“孙子，你知道你的爹妈在哪吗？”我摇摇头，“你想他们吗？”我又摇摇头，“叔叔要找他们去，带你一起去好吗？”我还是摇摇头，“这孩子还浑蛋，算了吧”，老太就让我回屋去了，可是我知道，我是有爸爸妈妈的孩子了。
难忘的出逃
我很小就被送进学校，大人们都说我聪敏，我会唱很多戏文，还会翻空心跟头，可是老师们不喜欢我，他们大概有的认识我爸爸妈妈，说我爸爸妈妈是共产党，有一个老师因此常常用手拧我的耳朵。
解放军打进来了，住在我们家，我们家的门口贴上了“干部家属”的红条子，受到了优待，他们常来抱我，还给我吃肉包子，这样好吃的包子，我至今再没有吃到过。
我们家过去也住过一个国民党的大官，他儿子和我一样大，穿着背带裤、一双小皮鞋，他吃饼干，我吃烙饼，（因为布店曾经失过一场大火，吧铺子都烧光了，那时家境并不好）他要和我换。换就换吧，我很快把饼干吃光了，可是他却吃不下我的烙饼，又要讨回饼干，吃下去的东西哪里还的出，他把烙饼往地上一扔，向我吐口水，于是我们就打起来了。我小小的年纪不知他的老子就是本地的一个杀人魔王，老爹吓白了脸。买了礼，领我去跪在他们门前，一面打自己的嘴巴，一面掌我的嘴，那孩子得意洋洋，他老子敲了老爹一笔竹杠就饶了他。可是我却忍受不了。第二天一早。我离家出逃了，一直跑到太阳落山，在城外的一条大河边，我歇了下来，看见两个孩子在拾鱼虾，正在这时家里四处寻找的人也到了，好说歹说总算把我拉回去。
享受解放的日子
解放了，爸妈给我寄来一身衣服，这新式的衣服我穿不来，大便解不开裤子，可是寄来的那一本小书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是讲一个小狗的故事，在大火里救出了它的小主人。彩色的小书成了我的宝贝。
有一天，爸爸从上海来接我了，可是老爹不让他接，父亲很生气，第二天一早硬是要把我带走，与老爹争来夺去，把我吓得嚎啕大哭，他们最后要我自己讲，我讲什么好呢？我什么也不懂，就是哭，父亲没办法，一发狠把手里的阳伞一折为二，扔在地上，“孩子不让我接，从此不回家”，扭头就走了。
几个月后，老爹没办法，商量一下只好送我到上海去，家里乱成一团，临走那天晚上在厨房的煤油灯下，老太说再也看不到我了，再多看我一眼吧。胖奶奶也是眼泪不止，要我去了还要记着回来看看。我呢，安慰他们说，我去去就要回来的，说实在的，我心里很想去，却也舍不得寿县，寿县生活很苦，可是大家都疼我，可是那陌生的上海和爸爸妈妈却对我是很生疏的。
回到父母身边
乡下孩子坐火车，上了车还要问“火车为啥不开”，“电线杆子为啥往后跑”的话，大家都笑了。
老爹带我到上海，坐着三轮车到了合肥路。那是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几支夹竹桃伸出墙外。妈妈正在窗口梳头，她穿着一身灰色的人民装，瘦瘦的，眼睛大大的。我第一次见到妈妈，她弯下腰来，拉着我的手。上上下下看着我，可是没有抱我，我跟着她走进新的家，一个婴儿在床上啼哭，那是我的小弟弟。
上海人排外
我进了嵩山区第一中心小学，因为我是外地孩子，人家欺负我，可是最后还要把坏事推在我的头上，我不能不还手啊，就是还手不知轻重，老师总是来找家长，爸妈对我有了坏看法，可是，我再也回不了寿县了。我成了老师头痛的对象，顾漱白老师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她把全班的顽皮学生编成一个小组，叫我当小组长，又在我们身旁各安了一个女同学监督，免得上课讲话。一个学期后，我的小组受到了表扬，我也得到一个奖品—— 一本《儿童时代》，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我的同桌庄乐群同学对我很好，开始我对她怀着敌意，可是她却把我的铅笔削得尖尖的，我上课做小动作，她总是碰碰我，但从不告发我，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在一个下雨天还把她的绿色的小雨衣借给我穿回家，而她和另一个女同学打一把小伞回家了。
我被感动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爱欺负人，可见，平等待人是极重要的，尤其是对小孩子。我还有一个朋友叫陶端，放学后常在一起玩，多年前还有联系。
搬到北京
1953年全家迁到北京，那是因为我爸的工作调动，他在上海原任劳动出版社的社长，中央要加强文化工作调他到北京工人日报社。
我们家开始是住白新桥头条，后来搬到西总布部胡同，因此我就读了两个小学。第一个小学是个回民小学，他们每个星期伊斯兰教都要做祷告，还不许带肉包子到学校来吃，可是我不懂那些，不仅把猪肉包子带到学校，还要偷偷塞给小回民同学吃。我的同桌是个头上有多条皱纹的小男孩，人家叫他“小老太太”，我很奇怪，他简直是把包子生吞下去的。校方找家长，无中生有说了我很多坏话。为了报复，午休时我把煤球都扔在学校的大门上，湿巴巴的黑球并贴满校门，查出来要开除学籍的，我肚子里直笑，你们去告状吧！
转学到东单象鼻子中坑小学以后，我也不合群，总是入不了少先队，那时除了打乒乓和读小说以外，其他我都没兴趣，爸爸后来担任了工人出版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我进书库没有人阻拦，因此书库里的书我看遍了，渐渐我开始懂事。
我变成好孩子了
爸爸妈妈相继出国到了苏联，家里除了保姆没有人管我们，这时来了一个新的班主任尹老师，她刚从师专毕业，立志教育。记得她来我们班上第一课时，在黑板上写字，我淘气拿橡皮筋弹过去，弹在黑板上又跳了回来。她写完字转过身来严肃的说，作一个学生首先要学会尊重老师，否则到学校干吗来那？又说，要玩猴皮筋老师下课后也可以教你们，怎么弹苍蝇、怎么跳猴皮筋。
她也来家访，但是优缺点都讲。而且我感到她很喜欢我，我虽然不是少先队员，可是到北海过队日她总是喊我去，我呢坐在她的船上，当我们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时候，我感到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她还为我找了一个好朋友结对子。那是班里的中队委员叫姜勇，学习好，足球踢得好，待人又热心，他经常和我一起做功课，我就这样被带动了。
不久，我加入了少先队，入队后，我经常参加许多外事活动，如欢迎外宾苏联的伏罗希洛夫，印尼的苏加诺，有一次在中山公园开欢迎晚会，令人难忘的是毛主席也来了，就坐在我们中间，我离的不远，看得很清楚，心都要跳出来了。
逢年过节搞文艺活动，常常一起去的还有同班女同学玉琦，她是女生中的佼佼者，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女孩子，功课好、人和气、直爽，眼睛又亮又好看。我喜欢跟她在一起作功课。有一次在天坛跳集体舞，我和她手拉手跳,不想别人来换，出来后还一直手拉手走到大街上。北京小学里很封建，男女同学在一起别说拉拉手，就是多说一句笑话，也要让人家起哄的。可是那一天晚上大家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可惜，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小学毕业时我和姜勇、玉琦都分手了，我难过的流下了眼泪。我考入男二中，姜勇是二十五中，玉琦是女四中。我们注定分手了。
一起考入北京二中的还有阮祖望。二中的生活是枯燥的，我很怀念小学里的老师和同学，我有一个同桌叫何正，记得我常常问他；“何正，何正，你为何不正？”这时他总是气得骂我“可可糖，可可糖”别无他法。
好容易熬到暑假，因为我考上了重点中学，爸妈把我送到北戴河少先队夏令营，作为对我变成好孩子后的一次奖励。
差点淹死在海里
在夏令营里我快活极了，每天爬山、洗海水澡，晚上做游戏，夏令营开展的乒乓球赛，我夺得第一名，大家都对我刮目相看。
可是我的游泳技术很差，差点淹死在海里。
记得有一天，在深蓝色的波动的大海边，我们五六个孩子瞒着辅导员，准备游到一个小岛上去。开始我自感体力和技术都不行，想不去的，可是在大家的鼓动下，“乒乓冠军”只好硬着头皮下水了，游泳快的孩子先到了中途的标志杆（浅海与深海的分界线标志杆），抱着杆在那里休息。
小岛离标志杆只有几百米远，可是当我游到标志杆时已经筋疲力尽，他们伸出手来拉我，就在这时标志杆倒了，孩子们慌忙四散逃去，我扑腾着，哪里还游的动，一把抱住一个游开的大孩子的腰，他挣不脱，我也不能放，两个人在海里一起一伏的喝海水，游开的孩子拼命叫救命，我俩是叫也叫不出来，眼看着就要沉入深不见底的大海，这时在危难中划来一个救生圈，我们得救了，趴在海滩上大口大口的吐，又腥又咸。这是我第一次尝到临死的滋味......
我在夏令营快结束的时候，终于掌握了游泳的技术，在自由泳和仰泳的交替下游到了那个差点致命的小岛，但令我失望的是，小岛上除了海带以外并没有美丽的贝壳，小岛都是珊瑚石，锋利的石块把我的脚都划出了血，可是，我仍然很高兴，我最终还是游上了小岛。
离开夏令营时，我装了满满一袋好看的石头和贝壳，还用省下的钱买了一支我喜欢的钢笔。乘火车回到北京，我感到幸福的的生活刚开始。可是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转折已经来到跟前，我的家庭开始从幸福的顶端滑下去。
一进家门，看到家里凌乱不堪，爸妈正在地上烧着文件和书信。原来我们家要调离北京了。爸爸被调到安徽，到地方大学去当校长。后来我才知道整个工人出版社都被解散了，因为出了一本《刘志丹》的书，这本书被康生奏了一本说是为高岗、饶漱石翻案，主席批了——“反党小说”，这还得了，自然爸爸做为总编辑是罪责难逃。谁知道这仅仅还是个开头呢！（编注：作者记忆时间似乎有误。《刘志丹》一书出版于1962年。）
爸爸编革命回忆录一直很忙，在北京我们一家住一个小院，家和办公室都在一起，我的床和他的办公桌只隔着一道糊着窗纸的雕花板墙。晚上他的灯一直亮着，到我睡着了都不知道。有一次吴运铎叔叔来，谈出书的事，我正好外面进来，爸让我见他，吴叔叔就给我题了字还签了名，我看见他戴着纱手套，有几个手指是空的。他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激励着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
刘志丹我看过他的小人书，是出版社学文化杂志社编的，他是陕北根据地的革命领袖是为中国革命作出无与论比贡献的英雄烈士，为什么出他的书就是反党，我小小的年纪弄不明白。
妈妈在中央劳动部部长室工作，本来可以和我留下，可是她不愿意爸爸一个人到外地，就决定全家都搬走。
少年的转变
1957年举家到了合肥，我转学进了二中，那时的合肥二中是一个寄宿学校，坐落在郊区，我第一次离开家庭，开始过独立的集体生活。
在班级里，我的年纪与其他同学相比似乎要小一些，我们班级甚至整个学校大都是农民子弟，从这里我开始了解农民，社会的窗口在我的面前掀起了真实的一角。
我的学习成绩平平，劳动与同学们根本无法相比，连女同学都来照顾我。我最突出的是作文，还有打乒乓以及无人可及的普通话。开始时，我交上了一个朋友，是在打乒乓中结识的，大嘴谢忠发，他打得比我好，全校比赛时，他是冠军，我是亚军，我担任校队队长，他是主力队员，我们形影不离。谢的口琴吹得很动人，我也爱吹口琴，一个高音，一个低音，课余消磨了许多时光。
可是，没想到，我们的友谊却被我的无知破坏了。有一天，谢对我说，有人要他去参加一个会社，代号“A”，他说他不愿意参加，就受到威胁，现在他有时想去自杀，我问他，这个“A”干什么的？是些什么人？他不愿意讲，只是说他家附近的，而不是学校里的。
我把这件事对爸爸说了，他大吃一惊，很快把他们大学校里的保卫科长找来，我坚决反对这么做，可是事情已不是按我的意志去办。没多久，我们校长在全校大会上宣布，有人参加了反革命小集团——“A”党，还要拖别人下水，要主动坦白交代。谢被“请进”校长室，我在谢的心里永远镌刻上了犹大的十字架。
从此，谢总是用阴沉仇视的眼光看我，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为自己辩白。后来谢高中没被录取，我怀疑是否受此事牵连。这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使我引以为戒，我的父亲以为对我做了一件大好事，他再也不要担心我被坏朋友引入歧途了。
喜欢一个女孩
我的另一个朋友名叫马尔沙。我们一起参加诗歌朗诵会，夺得全市第一名，马是我们学校有名的“美男子”，他的样子有点像新疆的少数民族，卷卷的头发，高高的鼻子，大而深沉的眼睛，他说他是全校第一，我是第二，为此我受到他的邀请去报考安徽省新开办的电影学校。
我不知家里是否同意，就去问妈妈，自然挨了一顿批评。说我是逃避学习，结果此事就告吹了。有一件事使我嫉妒，就是马讨女孩子们的欢心，而我却不行。
参加朗诵会还有两个女孩子，一个叫漆七星，一个叫做高丽丽，由于常在一起排练，大家就混熟了，我和马都爱和漆讲话，漆是那样的天真无邪，大大的黑眼睛，真像明亮的星星，她的笑声爽朗得像一串银铃，可是，我发现漆却常常和马单独接触，偏偏那个高却要来找我讲话，我真是避之不及，高似乎世故得很，完全不像个少女，她颇得老师的欢心。
有一次下大雨，我们正好在途中，淋得像个落汤鸡就一起到漆七星家里去躲雨，她家孤零零坐落在一个小山上，房子很高级，才知道，他父亲是个老红军。
马尔沙显然不是第一次来，他用夸耀的口吻向我介绍这里的主人，漆拿来干毛巾让我们擦干，可是，我没接毛巾，冒着雨走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和马的友谊渐渐结束了。漆七星有什么好呢？人家叫她“大眼蛤蟆”，我干嘛要和马去竞争她的欢喜呢，我像一个没有吃上葡萄的狐狸离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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