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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丨被炸死的大学生，竟是毛泽东老师徐特立外甥
黄肇炎，1943年生，籍贯上海，出生地四川合川。1967年毕业重庆大学机械系。长期在云南三线国防企业工作，曾任总工程师。1987年进入昆明市自来水总公司，退休前任昆明市给水工程设计院书记、副院长、高级工程师。著有长篇回忆录《嘉陵旧梦》，有文章在《老照片》等发表。
原题
怀念孟家麟和傅安琪
作者：黄肇炎
作者初到工厂，摄于1969年1月
我是重庆大学机械系67届毕业生，由于“文革”原因，到1968年底，才分配到地处陆良县山沟里的云南燃料一厂。这是一家生产雷管、底火和手榴弹拉火管的三线国防厂。
那个时候，大学生下厂都先要经过劳动锻炼这一关，说是为了改造“臭老九”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在401（冲压）车间当冲压工，近一年后，因生产需要，抽出来在车间搞技术工作。由于工作联系，认识了404车间（雷管装配车间）搞技术的李开鲁。李是昆明人，中专生，毕业于云南省第一工业学校（省一工校）。他比我早来厂几个月，人很随和，我们很谈得来。
有一天晚上，李开鲁叫我去他宿舍玩，这就见到了他同宿舍的孟家麟。孟是北京人，北京商学院67届毕业。他中等个子，留的大平头，嘴唇较厚，一说话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带着微笑，有那种北方人爽朗的豪气。我们谈论了一会，大家觉得比较投契。
孟说：“今天我来请客”。于是从他空着的上铺的箱子里拿出一听奶粉，是大听的光明奶粉，冲了三碗，一人一碗。我有十多年没有喝过牛奶了，一下子觉得真是无上的美味。
我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山沟里的伙食很糟糕，长期缺乏油水，肚子正有点饿。在漫漫的冬夜，寒风在窗外吹，突然一碗热气腾腾的，浓浓的，甜甜的，香香的牛奶喝进肚里，谁能说那个感觉不是美好的呢。
那个时代物资严重紧缺，在城市里牛奶凭票供应，只有婴儿、病人和高龄老人才能享用。在昆明、重庆、成都等地我没有见过卖奶粉，可能在北京好买一点。可见这碗牛奶之珍贵。
我和孟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摆谈起来有不少的共同话题，一下子就有了亲近感。这段时间，厂里正是云南“文革”中“划线站队”闹派性，八二三派打击压制炮派最猖獗的时间，厂里的政治气氛比较恐怖，连我们刚来的学生，不涉及派性的人，都感觉有强烈的压力。我们对派性的看法比较一致。我邀孟来宿舍玩，他见我有不少书，便拿了好多本去看。
这以后，便有了几次交往。我们一起去赶芳华街——芳华公社所在地。这要是星期天，云南叫街子天。比篮球场稍大的一块坝子，有二三十个农民摆着背箩，装着鸡蛋或鸡、牛肉干巴等物，地上堆着不多的蔬菜。那天是阴天，回来的路上，看着荒凉的原野，低低的云层，我心中涌起几丝惆怅，说：“云南是高原，海拔高，这里的天好像比外面矮了一点……”
他听后，埋着头，想了一会说：“我们大马塘的天和这一样，不单是矮，还更黑暗……”我知道，他是说厂里有人一手遮天，搞赤色恐怖。
后一个星期日，孟约我上山玩，我们在厂后山的一块大石头上坐着谈天。周围都是松树，微风吹过，松涛阵阵。我们谈了很多很多，话题是北京、重庆的“文革”情况，以及厂里派性乌七八糟的恐怖现状，全国“文革”的形势和未来走向等。他从北京来，知道一些高层动态。我们发觉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是非常的一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有那种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因为已经请好了探亲假，要回重庆。我们约定，等我回来后再深交和长谈。谁知道，这次会见，竟是我们的永别。
1970年1月17日，我回故乡合川探亲。那时探亲假时间控制很严，12天假加4天路途，3天春节假，不能超过。
隐蔽在山沟里的部分生产区
20来天后，我坐火车回厂，在曲靖等候回厂的班车。在街上见到了厂里的同事杨友谦，他拉我去他家玩，中饭吃的炒米线。然后告诉我厂里最近的重大事件——孟家麟死了。
我大吃一惊，不觉眼泪就流了下来，半天没有止住。我不仅仅是为了孟，也为我自己的处境，更为在患难中的知心朋友的不幸离去而悲伤。而在我们的山沟工厂里，这样的知心朋友是极其不容易得到的。
到厂后，得知他死的详情。
他所在的车间，每天下班前都要销毁那些当天检验不合格的废品雷管和部分废炸药。因为雷管等物是危险品，流传出去更不得了。销毁工作，在正规的操作规程里，要由专门配备的有经验的销毁工来进行。
但在“文革”中，有的规章被冲乱了，就叫下放来车间劳动的管理干部去销毁。这天安排的是李开鲁和另一位下放干部袁兆云。袁原是云南省因解决基层领导干部文化普遍偏低的问题，委托云南大学培养的县级后备干部，“文革”中支援三线来厂的。
孟因没见过销毁，有点感兴趣，想去看看具体的过程。他和李开鲁又很熟，便主动提出和他们同去。
销毁场在离厂两公里的山林里，有铁丝网围着，防止不相干的人进入。有一个直径20米的大土坑，坑底约2米深，周围是斜坡。销毁的过程是，把废雷管、废炸药堆在坑底，废品中间安置一个插好导火索的火雷管，用火点燃导火索的另一端，马上爬上坡，离开大坑，到100多米外的安全地带隐蔽。因为导火索留得很长，一般要燃几分钟。等废品废药爆炸，销毁工作就完成了。
孟家麟提出他去销毁，李、袁二人便在安全处等，过不一会，没见孟出来，便听见爆炸了。李等知道不对了，马上跑过去一看，孟正趴在大坑边的斜坡上，屁股以下全是血。他们背着孟就往山下跑，跑到厂卫生所，经包扎后马上用卡车送曲靖解放军69医院（曲靖地区最大最好的医院）。据说右大腿后部和屁股上的肉炸得没有了。
他当时还很清醒，说不要告诉他家，怕父母知道着急。医院连忙抢救，输血等，但毕竟伤势太重，距受伤时间太久，当天深夜，他不治身故。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事故？大家分析，可能是孟没有经验，不知道规程要求，没有把盘成圈的导火索捋直，并用土块压好，点火端与需销毁的废爆炸物保持一段距离，再点火。他可能是一点火就放下了，点燃的圈状导火索弹回去，飞溅的火花引爆了被销毁物，而此时他正在爬大坑的坡。
以后，厂里为了彻底消除这个事故隐患，改成用电雷管远距离引爆进行销毁作业。
从生活区仰望生产区，生产区只能看见一小部分，大部分均隐藏在更深的山沟里。摄于1990年代
据《9824厂志》，发生事故是1970年1月23日。可以说，这是在当时工厂派性斗争的混乱局面中，不严格按管理制度办事，让没有经过培训的下放干部和实习人员进行最危险的操作，而发生的悲剧。
这时我才知道，孟家麟的母亲徐兴立，是著名的共产党四老之一，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的妹妹。
按我对孟家麟的了解，如果在正常情况下，像他这样受过经营管理专业高等教育的人，在具备一定的工作经验后，当个主管经营的副厂长，不管从那方面都是合适的。
孟死后，我借给他的书都不翼而飞。问李开鲁，说不知道，李不爱看书，不关心这事。问他宿舍的其他人，都说不知道。
过了一些日子，我去找李，见一张床上放着一本《毛泽东思想万岁》，这是“文革”中重庆八一五派自己编印的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著作，应该说比较珍贵。我一看就是我的书，封里上我的签名被刮去，还留下些痕迹，重新写上“云波”二字。我就问：“这是我的书，怎么写上了云波？谁是云波？”坐在一边的李云轩说：“是你的，你就拿去好了。”
后来我问李开鲁“云波是谁？”李说“云波就是李云轩”。李云轩是陆良县人，文化水平不高，还这样爱书！爱书是好事，可惜方法太不正当。《孔乙己》里说过：“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我也没办法，只好自我解嘲。
我这次丢的有《赫鲁晓夫主义》《上尉的女儿》《安徒生童话》《爱的凯歌》《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杨朔散文选》等十多本。都是我买的，或是在文革中费力气搜集到的。
1978年初冬，我和李开鲁到东北出差，路过北京，到孟家看望他的父母。
李在处理孟的后事时，在北京住了两个月，专门在孟家做安慰工作。孟家住在王府井附近某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院子里搭满了好些简陋的棚屋，我们转了几个弯才到他家。
家里只有二位老人，一间北房，吃、喝、拉、撒、住都在里边。摆放着紫檀色的桌、椅、床、柜等古旧家具，很拥挤。屋里烧着蜂窝煤炉，有铁皮烟囱把烟气通出屋外，暖烘烘的。
二老请我们喝茶，是沏茶。一个比拳头大的紫砂壶，壶里满是茶垢，壶口缺了一角，很古气的样子。放入好茶叶，倒进开水，闷上半天。茶杯比酒盅大一点点，杯底有“大清道光年制”的款，茶真是香，我们两口就喝完了。又要等半天，才能喝第二杯。
闲谈中得知，孟父已经80多岁，是老北京中药材界有名的专家。对人参等高级药材的鉴别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写过《人参辨真》等专著。人参、鹿茸等高级药材，他只要用鼻子一闻，削一点放在嘴里一尝，就能说出它的级别、质地、产地、几年生、炮制的方法等专业特征。
孟的母亲70多岁，受过良好的教育，传统的诗词、书法、国画都有相当的水平。她拿出当时工艺美术出口部门委托画的小工艺品给我们瞧，有摆件、扇面等。特别指着画在一个鸡蛋壳上的古装小男孩，拿出放大镜要我们看，说男孩的眼神特别像孟家麟。说这一件她舍不得交出去，要留着做纪念。
他们留我们吃晚饭，是榨菜炒肉丝和几样清淡的菜，很适合老年人的口味。老人特别申明，榨菜是去六必居买的。方桌靠墙，墙上挂着孟家麟的遗像，吃饭的时候，老人先盛好一碗饭，认认真真地放在遗像下，摆好筷子。二位老人闭眼合掌默默地叨念着什么。说是天天如此，餐餐如此。
我描述这一段，可以想见，二老的晚景是何等的凄凉。他们还说，这个四合院原来全是他家的房产，被政府没收。院里的树砍了，花圃也没有了，住进这么多家人。
徐兴立只有孟家麟一个儿子，孟父另有前妻的儿子住在别处。
当年的集体宿舍。这是401车间宿舍，共有11间房，傅安琪住左起第三间，笔者住右起第五间，照片中未照出
孟死后不到一个月，2月12日，401（冲压）车间又发生事故。昆明来的女中专生傅安琪，在进行木屑（冲压件滚光用的）烘干操作时，因蒸汽烘干箱爆炸致死。那时的规定，大学生、中专生来厂都要劳动锻炼，所以傅在车间当工人。傅是昆明人，毕业于昆明市财会学校。我和她在车间的接触中，深切地感到她是一个温和、懂事、朴实、本分的人。这也是车间同志们的共同看法。
事故发生时我正在厂办公大院办事，见她同班组的王国芳哭着往宿舍走，说去拿为傅换的衣服，才知道发生了事故。我马上赶回车间，卫生所的医生们正在用绷带把傅的尸体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的，再穿上她的一件稍好的衣服。胡医生告诉我，她的胸脯被炸飞，一张脸被掀开到了头顶上，两只手炸掉了。我到现场看，工房的天花板和屋顶的瓦被掀开约2米大的洞，窗玻璃全部炸碎，地上是大滩的血迹和组织残体，墙上和残余的天花板上到处溅的是血和黄色浆状物。
后来的几天办丧事，开追悼会。我的日记记载，我参加了追悼会会场的布置，挂的遗像是我用傅的照片放大绘制的。我还给她写了墓牌（碑），在白茬木板上用黑油漆写的“傅安琪烈士之墓”几个宋体美术字。写好后就放在我的床头，晚上的月光透过窗户照在墓牌上，我看着这块牌，怎么也睡不着。我是不信迷信的，但我为她年轻生命的消逝深切地悲哀。
2月19日下午，我们把小傅埋葬在厂生活区西边的山坡上，墓座西朝东。那块坡地后来逐步成了厂里的公用墓地。
傅的父母来厂处理后事，傅是因公牺牲，厂里给没给一点补偿我不知道。但他们提出，要傅的妹妹来厂工作，厂方答应了。于是她的妹妹傅安琼，一个漂亮的初中小女生（比她姐姐出众），来到了401车间，接了她姐姐的班。那个时候城市里就业非常困难，中学生的出路就是下乡当知青。哪怕从昆明大城市来到山沟工厂，有一份正式工作，也是一种特殊的照顾。
大家分析事故的原因。我仔细地查看过爆炸后的烘干箱，6毫米厚的钢板从箱角处沿两个边掀开了近一米大的口子，焊缝被撕裂，钢板严重变形。我看到部分焊缝的高度明显小于母材厚度，有的地方甚至连4毫米都不到。也没有压力容器的出厂合格证、检验报告等文件。锅炉输出的蒸汽压力是有上限的，压力高了有安全阀报警和泄压。
我学过《材料力学》，便主动用其原理和公式进行了焊缝的强度校核，其可承受应力在许用应力之下，肯定达不到安全的要求。我的结论是烘干箱的焊接质量问题，并把计算书书面报告给厂革委。同时也告诉了来厂处理后事的傅的父母。但厂里没有人来找过我，也没有人再往下追查。
那时候把人一埋，开个追悼会，满足了家属的要求，照现在的话说“摆平”了就完事。如果是现在，肯定要追究制造和安装方——省建安装公司的责任，起码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赔偿。
傅安琪死后，人们哄传傅与孟家麟在恋爱。有人说，自孟死后，她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在伤心和痛苦中难以自拔。更有甚者，把这事渲染成灵异事件，举出几条似是而非的事例，说傅是到天国去找孟去了，使事件越发离奇和神秘。
以我与孟的交往，知道他们有过一些接触，但我分析孟不可能和她发展恋爱关系。因为从外貌、家庭背景上讲，傅配不上孟。更由于孟还肩负着赡养两位老人的使命，孟如同傅结婚成家，在当时的环境下，他就很可能回不了北京。但说傅深深地暗恋着孟，我想是可能的。
另外奇怪的是，傅的遗物中竟然没有一点钱。她的父母是昆明开关厂（地点在昆明市黄土坡）的双职工，不要她寄钱回家。她参加工作一年多，又非常的俭省，无论如何会有一点积蓄。于是有人怀疑是她的好朋友王国芳拿了，因为只有她才熟悉和翻动过傅的箱子。
傅的父母整理遗物时提出这事，厂里查问王，她不承认，也没办法认定。王这个车间斗批改组的成员，批斗打人最积极的干将，从此名声不好，不久就调去本系统在宣威的云南铸造一厂（迫击炮弹厂）。
厂里维修工房，拆下来的旧天花板，被401连指导员刘新民拿回家吊在房间里。因那时的住房是瓦顶，没有天花板。他不嫌弃那些沾过血的吊顶材料，也算是废物利用吧。
1973年作者在工厂
1970年代中期，孟家麟的母亲来厂解决孟的“烈士”问题。因为厂里当时给他们的工厂文件，以及孟家麟追悼会和孟墓的照片上都是称他为“烈士”，但没有办理正式的手续，也没有享受到有关的待遇。这事厂里肯定有责任，但“文革”时的事情，谁说得清楚。说孟是“烈士”，是革委会一时之所为，好听一点而已。
得到消息的傅的父母也来厂里，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的事情肯定办不成，明明白白就是两起责任事故，没有追究单位和领导的责任就是好的了，哪里可能办成烈士！
孟母是在她的一个姐姐的陪同下来的，二老住在厂招待所，因两人年事已高，厂里派了一个家是北方人的女青工小马全程服侍她们。在生活上尽量给以最好的安排，如单独开伙，蒸馒头、包饺子、炖鸡汤等。后来小马陪同她们到昆明游览，并一直护送她们回北京。
我去招待所看望过二老，二老也来我宿舍回看我。问起她们的事情，她们气愤地说：“厂里说话不算数，要回北京找周总理。”那时周总理是许多人信奉的“救命王菩萨”，周也确实帮许多人解决过问题，孟家是否有渠道也难说。不久，周总理去世，他们的事看来没办成。
孟母向傅家提出重新合葬，傅的父母没有同意。最后，他们两人的孤魂就留在了大马塘的青山绿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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