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回眸丨 秦志敏：​小学毕业生考大学，一生命运从此改变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秦志敏，1954年出生于太原。1970年参加山西铁路建设兵团修建京原铁路。1971年到太原电解铝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到太原工学院（今太原理工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思想政治教育部）工作。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思政部主任。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原题

山西大学，

改变我一生命运的地方

作者：秦志敏

到2022年1月我们已经毕业四十年了，回想起来，仍然激动不已。

一、小学毕业生考大学

我1954年1月出生在太原市。上小学时成绩还比较好。四年级后是太原工学院附属小学的少先队大队委，六年级时是公园路小学的少先队大队长。平静而扎实地读完了小学六年级。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骤然爆发，我们考完了升初中的考试后就放假回家，全国学校开始了“停课闹革命”。三年后太原城区初中“复课闹革命”，开始招生。但六六届小学毕业生因已经过了上初中的年龄，再加上当时初中学校条件的限制，在太原城区这一届学生中的大多数就再也没有了进学校学习的机会。

1970年4月，16岁的我参加了山西铁路建设兵团，到繁峙县修建京原铁路。“铁建”虽然时间较短，但当时的劳动强度之大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1971年7月后，我到了太原电解铝厂工作，工种是电解工，即炼铝的炉前工。工作是三班倒；车间里弥漫着高浓度的有害气体，加工加料时能见度超不过十米，完全是原始的人工强体力劳动。每次在高温的电解槽边加完工，里面的一层衣服都要被汗水浸透；每件工作衣上都散布着被铝水烧穿的窟窿，每个工人都有手脚被烫伤的经历。 

比劳动和工作状况更糟糕的是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我是很喜欢学习的，更盼望着能进学校学习。我的父母都是一般行政干部，虽然有文化，但工作忙，早出晚归；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冲击，对孩子们学文化的事关注不多。最关心我学习的是我的姥姥。

我姥姥刘彩仙是山西交城人，生于1912年。虽是在民国初年，但她是上过小学的，这在当时的山西农村女姓中是比较少的。她的丈夫我的姥爷李静清是当时的高文化人，1937年以前就高中毕业，因日本人入侵山西，他未能上大学。1938年后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的地下工作。1942年被捕，宁死不屈，6月被日本人杀害在交城宪兵队，连尸骨都未取回（在现在交城的“吕梁烈士纪念馆”的墙上还镌刻着“李静清”的名字）。姥姥从30岁开始守寡。我出生后，姥姥来到太原，一直把我看大，在我身上也寄托着她的希望。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知识和文化最受歧视的日子里，她也不断地鼓励我学习。

我出于好学的天性，也做了种种努力。“文化大革命”在家闲住期间大量背诵毛主席语录，也借过一本初中的《代数》自学过一点点数学。在铁路建设兵团时通读过《共产党宣言》，不懂的地方就向同屋居住的高中生战友请教。工作后又先后到太原线材厂、太原重型机器厂的职工夜校学过中文、写作、书法。还曾是车间“大批判组”的成员，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也学了点知识。

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1976年后我通过朋友获得了一个山西省图书馆的借书证，省图当时的规定是两周一换书。由于自己数理化生都没有学过，在工厂又干着不需要文化的原始的体力活，无专业可言，借书时常常不知选什么书好。有一天，我正在借书台前犹豫，铝厂一位认识的技术员来了，毫不犹豫借了一本专业书走了。触景生情，我深感到无文化无专业的痛苦，徘徊了一阵后把上次借的字帖又续了两周回家了。 

1975年后我担任了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在当年推荐选拔工农兵学员时也报了名。同工段的杨师傅对我说：“秦志敏，你不要去惹那身臊气。”果不其然，后来推荐上大学的是平时表现很一般的、已故厂长的儿子。我很佩服杨师傅的经验和远见，也感到无奈和悲哀。但我仍然保持着想学习的本性。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随后粉碎“四人帮”，不久邓小平再度出山，中国出现新转机。1977年秋天突然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报考条件很宽松：不需要单位领导批准，只要是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没有机会考大学的都可以报考。我报了名但并不抱有希望，因为我没有上过中学且离开学校已经11年多了。每天照常上班，一天假也没请。

1977年的文科高考分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12月5日、6日考试。在考语文时，作文题我选了“心中的话儿献给华主席”。第一句话就是“在离开学校的校门近12年后又能进入考大学的考场，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即席发挥，表达了一个在最好读书的年华12年无法进入学校学习的青年的心声。自我感觉写得不错。在考数学时，只会答前面的几道小题，大部分题根本不存在答的问题。非常灰心，也影响了最后一门“史地”的答题。这样的情况使我根本不抱有考上大学的希望。意外的是，成绩公布，我竟过初选线了，有了报志愿的资格。我选择报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高考录取名单公布，我落选，并不意外。不久，传来了招“走读生”的消息，又给了我一次机会，我报了走读生。改变我一生命运的转折终于出现了，我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

当车间的通讯员把录取通知书送来时，我正穿着被铝水烧的破破烂烂的工作衣干活，我欣喜若狂，连工作衣也没换（在铝厂六年半，因为怕家人担心，从来没有穿工作衣回过家），拿上通知书赶回家给姥姥报喜。

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我的大妹妹秦志钰，1956年出生，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太原北郊区小阪乡插队，1977年参加高考，落选；1978年考上了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后来又上了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一直在高等学校任教。我的二妹妹秦志炼，1958年出生，1975年高中毕业后到阳曲县东黄水乡插队，高考恢复时她也报了考大学的名。父母怕考大学难，她回不了太原，就劝她改报了考中专。她顺利地考上了山西省建筑工程学校（实际上当年考中专的许多人都是像我妹妹这样正规的高中毕业生，其竞争强度并不亚于考大学）。后来她又续读了天津大学工民建专业的本科，获得学士学位。工作后任职到太原市煤气化公司基建处的副处长。

由1977年高考为契机奠定的重视学习的学风，也影响到了我们的下一代。我的女儿秦云是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机器人专业的博士。秦志钰的女儿容硕是太原理工大学生物力学工程专业的博士。秦志炼的儿子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工程管理专业的博士。我还有个弟弟，他没能考上大学，他的女儿李映雪（我弟弟是根据我姥姥要为李家续香火的愿望姓了我母亲的姓）取得了太原理工大学会计专业的硕士学位。

二、山西大学对我的影响

在山西大学历史系学习的四年，不仅是我命运的转折点而且对我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系统地学习了历史专业的基础知识

由于没有中学的经历，在学习经验和方法上都很欠缺，历史知识更是极度缺乏。刚进大学，一头雾水，力不从心，只好用“勤能补拙”的信念鼓励自己。

我虽然家住太原，但住校后一直是每星期六傍晚骑车回家，星期日晚上就到了学校。在学校，从不睡懒觉，早上坚持跑步后在大操场上读英语，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室或图书馆度过。在上课时对老师讲授的内容釆取全记录的方式，基本不落的写在笔记本上，一是可以练习写字（现在还保留着，其中错字别字很多）；二是便于课下更深入理解；三是以备考试复习时使用，以至于这些笔记每到考试前就成了周围一些同学传阅的“珍品”。对学校和班级的活动除必须参加的外，我比一般的同学参加的要少，可以说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经过四年的学习，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的知识有了初步的系统的了解，也形成了自己一些比较独立的想法和理念。

在撰写学士学位论文时，我拟定了《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初德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因和特点》的题目，完成这篇论文从我的知识储备和资料收集都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它反映了我通过三年多学习后形成的思想和理念。这篇学位论文得到了程人乾和乔志强两位老师的指导。参加工作后，对其中约一半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发表在山西大学主办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即现在的《科学技术哲学》）杂志上。

2.老师们教书育人身体力行的感染

七七级是中国大学11年没有正常招生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历史系党政领导非常重视，安排了强大的教学队伍。老师们（包括任课和讲座的所有老师）也多年没有能正常教学了，都非常尽力、非常负责，教书育人，身体力行，使我们受益极大。站在我个人的角度谈些感受。

崔凡芝老师，既是《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的任课老师，又是我们的第一任班主任。她不仅课讲得精彩，而且精力充沛、热情负责、处事果断、平等待人，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凝聚力。

任茂棠老师，教学水平高，社会工作能力强，很热心。对我帮助最直接的一件事是，当我工作后讲授《中国革命史》课时，把任老师《中国近代史》的课堂笔记一抄，就是现成的讲稿，逻辑清楚，材料选择极好。   

程人乾老师，曾留学波兰，科研能力很强，是我学士学位论文的主要指导老师。他平易近人、认真细致，给了我很多启发。

罗元贞老师，见解独特。当时“文革”结束时间不太长，罗老师讲课的一些话我还难以马上理解，只是记住了。随着工作以后的学习和了解，才对罗老师课堂上讲的话有了更深的理解。罗老师具有独立见解，敢讲真话，体现了历史学者应有的品质。

历史系党总支王成美书记、刘书礼副书记都对历史系七七级的同学非常关心，问寒问暖，平易近人。

郝树侯、乔志强、江地、梁鸿飞、金嗣焜等老师都在给我们的讲课或讲座中表现出了高超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教英语的李老师（女老师，中等个子，白白的脸，名字想不起来了）。七七级学生的英语差别很大，开学后不久就分了快慢班。我是从A、B、C26个字母学起，在慢班里也是基础最差的学生之一。李老师和蔼耐心，循循善诱，以各种方式启发我、鼓励我，不断帮助我增强着学习的勇气和信心。还引起我思考的一点是，李老师是基督教徒，表现出的善良和友好与“文革”中宣传的太原红沟、沙沟、圪㙩沟天主教徒暴乱的印象截然不同，这究竟是李老师个人的原因还是教徒集体个性的体现？

2019年7月20日与历史系同学在五台山

3.同学间的友谊和互助

历史系77级是一个高素质的群体，通过这个群体，我和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许多同学在学校及以后的日子里给了我帮助和支持。

丁东是我们第一任的班长，有组织和领导能力。他倡导我班同学进行了一项非常成功的有益且受益的活动—编写《高考历史复习资料》。他尤其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毕业后论著等身，既表达着自己深邃的思想，又记录了中国现代许多杰出人物坚持“科学”“民主”的思想和行为。丁东必定是我班能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痕迹的同学。

在上学期间，给我留下记忆造成影响的人和事很多。其中有：史海青在我们还上大二时就考上了研究生，盛北星在全校百科知识竞赛中夺得冠军，令狐萍、杨嘉克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在正式的刊物上发表了学术论文，陈跃钢的篮球、排球，刘克敏、陈斌等的篮球，梁力民的足球，陈建平的乒乓球，石民民的话剧创作，厉志强的下棋，张敏的老大哥风范，宋大川的幽默，陈坪的体育锻炼，薛源、郭汾阳独立的性格，范仲康的睿智，席有淳、杨志武、李逢春平和的脾气，陆家洋的年轻活力，女同学中徐方的博学多知，王秀珍的热心助人，朱红勤的体育特长，宁雪瑞平等待人的友善，杨菲的刻苦学习。

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和同学们的友谊仍在继续。

大学毕业后，我班半数以上的同学到了行政岗位，其中多数业绩辉煌，走上了领导岗位。王成明、赵晶等都给过我实际的帮助。

我在高校当教师，和在高校、学术单位工作的同学联系较多。四十年来，王秀珍、徐方、乔运鸿、张世满、张燕铭、刘幼生、张铁纲、王守恩等和我联系较多，并互相帮助和支持。

我曾和王秀珍、梁力民、高平结伴去美国、日本旅游。和徐方、裴小敏、孙保平、秦国增、陈笑奇等一起在国内旅游。女儿在天津大学上学期间我多次去天津，受到王琳非常热情的接待。约二十年前，刘克敏在宁武县任职，我们十位左右的大学同学到芦芽山旅游，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我与同学们的相识和友谊是山西大学留给我一生的宝贵财富。

2020年9月4日摄于青海湖

4.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我上过小学六年级，其中有四年是在高等学校的附属小学度过的。1960年9月到1962年7月是在山西矿业学院小学，1962年9月到1964年7月是在太原工学院附属小学，当时不少同学的父母就是从事高等教育的教职工。但是我对高等学校教师的工作情况并不了解。上了山西大学之后才对高等学校教师的工作情况有所了解：有专业之分、需要文化和知识背景、独立性强、自由度大、能在一定范围内表达自己的思想、在家备课不坐班。这些优越性打动了我的心。

另外，在工厂工作时遇到过的一件事也影响着我。

我在太原电解铝厂工作时还是“文革”期间，公开的群众组织虽然已经被解散，但实际上两派对立的情绪很大，经常影响着工作。1975年厂里新调来了一名书记，是一位比较实在的好人，但是他不了解厂里复杂的两派斗争的情况。厂里台下的一派不服气，不断找机会挑衅掌权的一派，制造麻烦。

台下这一派的重要首领叫林昆木，是一位复员军人。多年来台上掌权的一派已把林昆木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林昆木却警惕不够，生活也有失检点。一天晩上他又去了和他相好的女人家。台上这一派的跟踪者报告了厂领导，厂领导立刻派民兵把林昆木抓了回来，囚禁在厂办公室的一间房子里。半夜看管的人睡着了，林昆木不见了。第二天早晨在厂区西边荒凉草地的一口井里发现了林昆木，他头朝下已无生命体征。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到了厂里哭闹。

我是一名没有派性瓜葛的青年，虽然是普通工人，但当时因是车间“大批判”组的成员，和来厂不久的书记有过联系。书记就派我去接待家属。

家属被安排在宿舍区的一间房子里，我在门口守护。下午突然来了一群人要冲进去和家属讲理。我一看就清楚，是台上那一派的积极分子，要给家属施加压力，赶她们走。

我就为难起来：如果考虑到领导的意图是愿意给家属施加压力的，我应该让这群人进房间；如果从理性和人性角度想，工厂领导对林昆木这种事情是没有权力抓人囚禁人的，对林昆木的死厂领导是有责任的，一夜间妻子失去了丈夫女儿失去了父亲，找到厂里是可以理解的，也应该同情，不能让这群人进房间。

犹豫片刻后我大声说：我是厂党委派来值班的，任何人不能进房和家属接触。那些人看到我义正辞严、态度坚决，就退走了。事后，我就很少再去厂办公楼。从此事我认识到，在顾及自身利益、服从领导与顾及理性、服从同情心两者之间，我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本性所然，是无法改变的。我的这种个性和做服从性强的工作是难以相容的。

我在山西大学的所见所闻和在工厂时亲身经历的事情，造成了要当大学教师的想法。1982年1月大学毕业时提出申请，就来到太原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一直工作到退休。一个人能实现工作（职业）和自己性格、爱好的一致是很幸运的，是山西大学使我具备了这一幸运的基础，为我能在工作上取得一些成绩提供了条件。

1988年5月妻子多魁胜遭遇车祸，腰椎压缩性骨折，卧床三个月休息半年，女儿才两岁多。当年我在本科生中讲授《中国革命史》课，不仅没有停课，又在9月份秋季开学后在硕士研究生中讲授《自然辩证法》课，在博士研究生中增开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虽然还是讲师，但工作比较突出，1989年7月被太原工业大学作为“全国优秀教师”的两名候选人之一上报了教育部。另一名候选人是电学学科的陈衍翊教授。8月再次进行审查时陈教授顺利通过，我因故被撤销。当我把这一结果告诉妻子时，她风趣地说：“我只能给你创造一次机会”。我笑着回答：“我更不敢让你去创造第二次机会。”  

1991年我被评聘为当时太原工业大学青年教师中的第一批副教授中的一个。 

从1993年开始，在山西省教育厅思政处的领导下，我作为主编之一先后与山西大学的李敬文、中北大学的陈景堂老师一起组织了《中国革命史》的编写，与山西大学董华、张培富老师一起组织了《自然辩证法概论》的编写，与山西师范大学郭学旺老师一起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概论》的编写。这些书都作为山西省各个高等学校本科生或硕士研究生课的教材使用了多年。（那些年国家教育部允许各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写大学生思政课教材。） 

1997年2月，我出版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一书。1997年6月被评聘为教授，是当时山西省高等学校政治学科中的第一名中青年教授（中青年是指“文革”开始以后上大学的包括工农兵学员在内的教师）。1998年后任太原理工大学社科部（思政部）主任。从1998年起担任“山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政治学科组组长五年。1999年被评为“山西省高校两课优秀教师”。2004年获“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

2005年我作为学科带头人，与部分教师一起为太原理工大学社科部申报成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研究生学位点。我先后共指导了28名硕士研究生。2005年我又被评为“山西省模范教师”。

我曾经担任过的学会兼职有“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山西省法学会副会长、山西省社会学会副会长、山西省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其中有些学会兼职是因为担任太原理工大学社科部主任的职务所致。） 

没有山西大学的奠基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成绩。 

2021年6月15日在娴苑讲《我说赵宗复》

三、与山西大学有联系的一件事

我曾是太原工学院附属小学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刚开始1966年6月21日太原工学院院长赵宗复跳楼自杀，含冤离世，我印象深刻。

后来有一天我姥姥对我说：“你姥爷和赵宗复是同学。”当时我也没有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在哪里的同学，姥姥去世后就无从考证了。但这件事加深了我对赵宗复的好奇。

我到太原工学院工作后，凡与赵宗复共事过的教职工都说赵宗复是好人，而且普遍带有很深的情感。这些都促使我想了解赵宗复。在经过长期的收集资料和采访知情人的基础上，2015年1月我出版了《赵宗复传》。 

赵宗复不仅是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17年地下情报工作的老革命家，而且是山西现代高等教育最重要的奠基人，对山西大学的发展也贡献重大。

1948年8月后赵宗复任山西省国民党政权的最后一任教育厅代厅长。1949年9月后赵宗复任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省人民政府的第一任文教厅厅长。不久，又任山西大学副校长。同时任命的山西大学校长是邓初民。 

邓初民是中国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当时他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在民盟中央还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又到中央高教部工作。他年老体弱，社会工作繁忙，常年多住北京，自述对山西大学“遥控”，日常校务委托唯一的副校长兼党组书记赵宗复主持。山西大学的实际领导者是赵宗复。赵宗复领导山西大学的三年多时间是山西大学大发展的时期。

山西大学虽然是1902年建立的，但一直到1949年全校学生人数最高书面记录为484人，实际在校人数为400人。1948年太原被解放军包围前后，阎锡山陆续把山西大学师生迁往北平。1949年5月，山西大学返回山西时，仅有学生190名，教师98名，以及职工几十人。经过赵宗复领导的时期，山西大学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重大的发展。到1953年，本科生增到968人，专科生890人，教职员工816人。在这一时期，山西大学培养出了本科和专科生共1026人，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宗复非常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当时任山西大学秘书长的武汝扬说：“赵宗复当时很明确，要办好一座大学，非有一支像样的教师队伍不可，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地到各地物色招聘人才。”受赵宗复人格魅力的影响，一时间，山西大学成了各地学者竞相选择任教的热土。

赵宗复秉持律己务实的风范，真诚为来山西大学工作的人才排忧解难，成为教职工的知音，形成了“中老年知识分子唯赵宗复马首是瞻”的动人景象。

赵宗复胸怀宽广知人善任，主张兼容并蓄多家争鸣，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形成学术空气浓厚思想非常活跃的生动局面，故人称此时为“山西大学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山西大学的主要部分分为山西师范学院和太原工学院。赵宗复出任太原工学院院长。山西大学历史系江地教授还说过，赵宗复善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他虽然离开山西大学多年了，但学校仍有很多教师到太原工学院找赵宗复谈心。可见赵宗复对山西大学的影响之深。

2015年2月11日在太原理工大学举办“纪念赵宗复百年诞辰座谈会”，山西大学张家治教授应邀出席。

 张家治是1949年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赵宗复任山大领导时他开始在化学系任教，后来曾担任过山西大学教务长。2022年2月，山西大学凭借哲学、物理学两个学科荣登“双一流”学校。在山西大学哲学中力量最强的部分是“科学技术哲学”（以前也称自然辩证法），山西大学这门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就是张家治。（今年张老先生已经95岁高龄。）。

张家治在座谈会上发言，明确表示，现在山西大学有初民广场而没有对赵宗复纪念的表示，这是山西大学领导对赵宗复在山西大学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认识的不足。我也认为，山西大学应该对赵宗复副校长在山西大学时期的工作和贡献进行进一步研究，深刻认识其价值。这是山西大学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份宝贵财富。

在毕业四十周年之际，实话实说，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想法写出来，以供同学们阅读、参考，共同回忆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2022年4月30日

2022年4月12日在英吉利海峡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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