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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40年回眸丨张广善：我的志向，起点庄稼把式，终点文博专家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张广善，山西阳城人，文博研究馆员。1954年出生于山西太原，1977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分配至晋东南地区文化局，1988年任晋城市古建筑艺术博物馆筹备组组长，博物馆建成后任晋城博物馆馆长。有《古建览胜》《晋城古代建筑》等著作和相关专业论文数十篇。
2017年12月5日晚9点，在《山大历史系七七级》的微信群里，我看到了这样一条微信：“四十年前的今天，在芮城县东关小学一个摆放着一盆炭火教室里，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高考……”正是班长陈跃刚的这条微信，把我带回了那难忘的1977——我的高考之年。
那是一个如火如荼年代，在1966到1976的10多年里，革命冲垮了一切正常的秩序，人们全都沉醉在无休无止的斗争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一月革命的风暴；实行革命的大联合；要文斗不要武斗；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批林批孔；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一个又一个口号，一股又一股浪潮，狂热淹没了理智，激情战胜了知性，一切都被打上了革命的烙印。那时候上大学，靠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根正苗红的出身，勇于革命的积极性。于是，读书与求知完全成了个人的私下行为，学习的积极性只能来源于你对知识渴望的程度。
我是一个求知欲比较强的人，读书的习惯在小学时期就已养成，从《儿童时代》到《中国少年报》，从《十万个为什么》到《科学家谈二十一世纪》，从《小英雄雨来》到《饮马河边》，大约在文革开始之前，我就阅读了许多新中国建国之后出版的知名小说。如《三家巷》系列，《红旗谱》系列，《晋阳秋》系列，《苦菜花》系列，《家、春、秋》系列，《雾、雨、雷、电》系列。《红旗飘飘》《山西革命斗争回忆录》《星火燎原》《六十年的变迁》《烈火金刚》《红岩》《战斗的青春》《新儿女英雄传》《汾水长流》《太行风云》《踏平东海万顷浪》《野火春风斗古城》《清江壮歌》《三千里江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百炼成钢》《上海的早晨》《子夜》《军队的女儿》《暴风骤雨》《灵泉洞》《三里湾》《沫若文集》……，尽管许多小说残缺不齐，但那些精彩的内容和动人篇章，至今还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即使在“读书无用”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依然在不停地寻找和阅读着。《毛泽东选集》《艳阳天》《金光大道》《激战无名川》《征途》以及鲁迅的杂文、小说，包括革命样板戏的每个剧本，甚至糊在墙上的旧报纸，收购站里的旧课本，无一不成为我的阅读对象。为了打发那激情迸发的青春时光，我四处寻找着手中有书的人，竟然在村子里找到了几个古本书籍的藏匿者，于是我们成了私下里的好友。通过他们的慷慨，我看到了许多难以寻觅到的书籍，如《今古奇观》《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三国演义》《西游记》《说唐》《四游记》《薛仁贵征东》《征西全传》等。我还利用批《水浒》的时机，读了《水浒全传》，利用毛主席评《红楼梦》的时机，看了《红楼梦》原著。在我的记忆中，阅读似乎伴随着我的整个人生，直到如今，我依然是乐此不疲地购着书，自娱自乐地读着书。
我不但喜欢读书，而且还喜欢研究书中出现的问题，打烂砂锅问到底，大概说的就是我这样阅读者。在我读书的过程中，只要遇到自己想搞清楚的问题，我总会想方设法去寻找相应的解答。我清楚记得在读《林海雪原》时，我总是拿着一本民国时期出版的分省地图册，企图从图中寻找到书中提到的地域名字，如牡丹江、夹皮沟、二道河子、威虎山、绥芬河、四方台等。在无书可看时，我甚至会拿本地图册去阅读，当我看到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中的那些国家时，我会关心那些在大沙漠中的国家和人民生存手段，探求他们是如何在大漠深处生活的。于是我意外地掌握了许多地理知识，知道了沙漠中存在着绿洲，绿洲是沙漠国家人民生活的最佳环境。正是这些让人难以理解的癖好，让我比周边的人学到了更多的知识，为1977年突然降临的高考，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我的一家人
我是1962年城市人口压缩时，跟随母亲从太原回到阳城老家的，应该说很小的时候，我就见过了大世面，走出去的理念早在心中扎了根。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看不到尽头的文化大革命，我终于感觉到了走出去的困难有多大。我出生在一个富裕中农的家庭，解放前在开封做生意的爷爷，有着乐于助人的豪爽性格和做掌柜身份，但他却帮错了一个人。
解放战争时期，在爷爷帮助的众多乡亲中，竟然有一个是阳城县流亡在开封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据爷爷回忆，募捐的人他都没有见着，只是在水牌上看到有一笔数字不算太大的难民费。后来这笔难民费不知怎样就变成了国民党党员的党费，因此爷爷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阳城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的在册党员。爷爷的这个身份，尽管是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才知道的，但却丝毫没有影响它作用的发挥，我的前程被妥妥地影响了。
这场大革命虽然没有革掉我阅读的兴趣，但却实实在在地阻断了我追求理想的道路，我荣幸的成为了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农村青年。七年制学校毕业之后，我很想继续读高中，但政审过不了关，我只能在村子里务农。一年之后，从省直机关插队回乡的父亲，在动用了很多关系之后，才勉强把我送到了润城公社的九年制高中，虽然我比正常报到的同学晚了半个多月，但我总算还是圆了自己的高中梦。
高中毕业之后，我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回乡青年。为了给自己谋一个出路，我极尽全力地表现自己，努力做好自己应该完成的所有工作，学农活、学管理、积极参加村里的各项活动。但是在经历了几次招工、工农兵大学生的推荐选拔后，我终于发现我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它只能证明你是一个合格的有点知识的好农民。既然禁锢无法突破，我就只能把心思全都放在农业生产技艺的学习中，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志向，那就是做一个人人都看得起的庄稼把式，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好农民，甚至有过在自己的背心上印上“中国农民”四个大字的时刻。
参观大寨，我是主席像后的举旗人
到1977年恢复高考之前，我前前后后已经在农村摸爬滚打了近6个年头。这期间，我当过小队会计、民兵排长、生产队长、团总支代书记、民兵副教导员，也做过民办教师、村办企业的管理者。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作为典型的青年农民代表，大队的生产骨干，我曾两次被推选为学大寨参观团的代表，随团到大寨参观学习。那时的我，一般的农活可以说无所不能，就连摇耧撒籽这样的高级农活，我也能做得有模有样了。
就在我准备随遇而安地做一辈子农民时，中国社会突然出现了一场大变革，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一夜之间似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中央决定恢复的高考的通知，给了我一个新的希望，由于自己平时有一些积累，于是我决定鼓足干劲，搏它一把。
恢复高考的消息，是父亲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带回来的，时间应该是1977年的10月下旬。根据报纸上的公告，我是带着忐忑之心前去公社报名的，当时唯恐因家庭的政治背景而遭到拒绝，不过还好，我顺利的通过了。剩下的便是复习功课和准备考试，由于我的父亲在县城的新华书店工作，所以和县中学的老师比较熟，于是他带着我到阳城县一中，逐一拜访了备考科目的老师们。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拜访，获益颇大。阳城一中的老师们都是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用自己的经验指导了我各科复习的要点，并告知我应对考试需要了解什么，掌握什么。虽然和每个老师见面的时间都很短，但我感觉自己的领悟却很多，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复习功课的窍门，获取了短时间内掌握关键知识的心得。
这些心得，在我高考前的复习中起了指导性的作用。首先是我断然地拒绝了阳城一中组织的高考补习班。我不报名的原因有二，一是学习受限制。我认为补习班肯定会有自己的课程安排，而这个安排未必符合我的实际需求，我不能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老师所安排的课程中。二是怕考不上会丢人。放弃工作，全力复习，一旦考不上，肯定会有人说闲话，挺丢人的。于是我开始了半天工作，半天复习，夜里加班的自学历程。其次是我制定出符合自己情况的复习战略，那就是：专攻强项，忽略弱项，为总分而战。
当时的想法就是，加强强项补习，一定会效果明显，这样在考试中容易取得较高的分数。而对自己的弱项，则蜻蜓点水地过一过，否则一个问题久攻不下，努力十天都不一定会争得一分。考试的结果，证明了我这一战略实施的成功。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公社联校指导员对我的忠告：文科招生少，理科招生多，让我最好报理科或中专。但我毫不犹豫的坚持了自己报大学、考文科的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弱项在数、理、化，最终的结果是我胜出了。
在我的印象中，当年参加高考的人似乎很多，1977年10月之后的村子里，年轻人都在备考，都在复习，但最终录取的人却很少。体检时，我们这些被录取的人大多都相互见过面，那一年，阳城全县的本科录取人数大约也就是20多个，其中文科生真的很少，大约也就是3-5个，还好我在其中。
回忆当年的考场上，或许我也应该算一个作弊者。那是在考政治的时候，当时有一道题，就是答出党的基本路线，这是复习题中的重中之重，复习时我背得滚瓜烂熟，但上了考场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尤其是那关键第一句。答完其它题后，我便全力对付这道突然忘却的记忆题，就在我苦思冥想的关键时刻，我前面的考生做完了卷子，当他整理考卷，竖起卷纸的一瞬间，那卡着我脖子的第一句话突然闯入我视力极好的眼睑，于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多少年来，那关键时刻的一瞥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感觉冥冥之中或许真的有一种因缘，我的人生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瞥而转变的。还有一件事我印象也很深，那就是考完史地之后在离开考场的路上，我听到的两个考生关于“绿洲”一词答案的讨论，我对他们的无知感到遗憾，我对自己通过读地图而获得的相应知识而感到骄傲，或许这也是我能考上大学的原因之一。
1977年的高考，报纸是否做过报道我不清楚，但我知道那时的家长是不怎么关注的。因为那时的考生很多都已经做家长了，他们不但自己不需要别人关注，而且还需要时时关注自己的孩子和父母。他们大多数来自生产第一线，都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完全能为自己负责。1977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远比现在的考生成熟的多，他们不需要过渡，也不会产生阵痛，考过之后，很快恢复常态。没考上的，依旧回到自己原来的岗位，过着原有的生活。被录取的，则打起背包。到录取的学校去报到，开始新的生活。
当生产队长时的全班人马
我的上学之旅也非常简洁，一个生产队的壮劳力，自然不需劳顿他人，自己背着被褥，拎着脸盆书籍，就到学校去了。当时的大学生与现在大学生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时的大学生没有就业的压力，考上大学就等于抱上了铁饭碗，大学毕业后的去处十分清楚，不是国家干部就是人民教师，因此很自信，也很骄傲。
1977年参加高考被录取的大学生统称为77级，我们入学的时间是在1978年的春节之后。77级是一批来自各行各业极为成熟的大学生，他们有思想，有抱负，目标明确，学习努力。他们的勤奋与努力与当时还在学校学习的工农兵学员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的到来引起了许多老教授、老专家特别关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拿出了自己最好的师资力量和教学组合来带这批学生，因此这批学生也是十分优秀的。
1977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那一年，党的十一大提前召开，文化大革命正式宣布结束。那一年，科学教育会议召开，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得以恢复。那一年，我顺利地考入山西大学，成为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的一名学员。时间尽管已经过去了许久，但大学生活的每一天似乎都刻印在我的脑子里，每每想起都会觉得很甜蜜。
77级的学生都是1978年春天上学的，别人是如何报到的我不知道，但我是自己背着铺盖，拎着行李前往学校的。从通知体检，到接到通知，从坐上火车，到进入校园，我似乎一直有点恍惚，一直觉得难以置信。直到走进宿舍楼道，看到宿舍门上方的小窗户上那一排排墨写着的名字时，我都一直在怀疑这是真的吗？宿舍的门上会不会没有我的名字，不过还好，仅仅走过了两三个门，我就发现了张广善那三个熟悉的汉字，刹那间，我那一直悬着的心总算是落地了。看来我确实是被录取了，我真的成了一名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大学生。
我们的宿舍是山西大学主楼的南边的第一座楼，编号为六号楼，建筑大概落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筑坐北朝南，是一座灰砖红瓦的二层筒子楼。我们的宿舍在小楼一层的西侧，虽然整座建筑坐北朝南，但我们宿舍在楼道的北面，因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阴面家。凭着早年的记忆，大致可以推算出宿舍的面积应该不足14平方米。宿舍南面是门，北面是窗，门窗都在中轴线上。房间的深度应该是4米或稍多一些，因为除了暖气管道后，正好可以放下两张两米长的木床。室内依墙放了三张木质的双层床，左边两张，右边一张。两组床的中间放着两张桌子，桌子与床之间的距离，正好可以放下一个凳子。因此判断房间的宽度应该在3.5米左右。右边的床靠着北面的窗户，南面留下的空间，正好可以放下两个1米左右的书架。整个宿舍紧凑小巧，住六个人感觉很好。我到达宿舍时，似乎已经放了两床铺盖，于是我就把自己铺盖放在了门后那张床的下铺位置。从此门后下铺就陪伴了我整整四年。
老杨，是我在宿舍碰到的第一个同学，时间大约是报到那天的傍晚。刚从农村走出来的我们，根本分不清区域口音有什么特色，于是我们便南腔北调聊起天来。老杨问我是哪里人，我告诉他我是阳城人，因此老杨就开始认起老乡来，他说他也是阳城人。因为我的老家在阳城东乡，口音和县城一带的人的口音区别很大，因此我觉得他的口音不太像，而阳城的其他地方我也没去过，所以根本辨别不出他家乡的位置来。于是老杨问我是阳城什么地方的，我告诉他是润城的，因为润城和芮城由于口音的原因，因此我们又搞混了。我说我是阳城县润城公社，他说不对，应该是芮城县阳城公社，于是我们俩又讨论了半天，最后我们才发现我们都搞错了。其实他是运城地区芮城县阳城公社陌南大队人，我是晋东南地区阳城县润城公社润城大队人。当年的对话历历在目，细想起来不禁哑然。究其原因，大约有三：客观原因一，是口音上的差异，我们都没能正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意念；客观原因二，是我们家乡的名字既有重叠，又为近音，因此很难表达清楚；主观原因则是是双方都太想认老乡了，所以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大学四年，我们宿舍的六个人始终住在一起，尽管其期间换了几次宿舍，从阴面调到阳面，从楼下换到楼上，但我们六个人却从来没有分开过，甚至连床位都没有调换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四年内我们没有发生过一次口角，大家相帮相助直到毕业分手的那一天。
我们宿舍的六个人，从年龄排序来说，老杨无疑最大，老杨的名字叫杨东博，是老三届的。入学时，他就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入学前他的职业是民办教师，据说还是一个很优秀的民办教师。其次是盛北星，他应该比老杨小几岁，入学前已经参加了工作，是我们宿舍唯一一个带工资上学的人。我排第三，入学时24岁，从农村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排名第四的是厉志强，他有个乳名叫小猫，刚入学时我们并不知道，不知何时有人开始这样叫他，于是很快大家就都知道了，不过我好像从来都没有这样叫过他。厉志强的父亲是太原机械学院的院长，应该算个高干吧，听说1977年他们家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入学前，厉志强好像在太原市郊区什么地方插队，是从插队的地方考上来的。再后面就是小山东孙希镇了，他在我们宿舍年龄排第五。孙希镇老家是山东的，后来迁居到山西翼城，由于从小在山东长大，因此一口地道的山东话，再加上年龄也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山东。他好像不是应届生，但高中毕业的时间也不会太久。宿舍里，年龄最小的应该是张世满了，因为我们六个里面，他是退休最晚的那一个。
在学校四年，是我最受打击的四年。本来自以为很聪明的自己，结果成绩在宿舍里却总是排在最后面。我们村是阳城县最大的村子，十六个生产队，4000多口人。在我们村，我觉得自己的智商很不错，能力也还行。村里无论有什么工作只要找到我，我没有不敢接的，似乎也可以办的也很不错。但在我们宿舍，我就变成一个智商最差的人了，无论怎样努力，都显不出效果来。
我们的老杨，老婆孩子一大家，每年暑假考试前，他都要赶回老家芮城去收麦子。返回学校时，往往已经离考试很近了，几乎没有复习的时间，但我们老杨每次考试的成绩都要比我的好,可见老杨学习基础的扎实与记忆能力的高超。
至于盛北星，那更是神仙一级的人物啦。好像是大二时，学校在全校范围内组织了一次百科知识竞赛，我们老盛不但勇敢地报了名，而且还轻轻松松地拿回了个第一名。可见老盛不但博学广闻，而且学识扎实，能拿百科知识竞赛第一名，那肚子里得有多少墨水啊！
我们宿舍还有个小神童，那就是厉志强了。厉志强虽然年龄小，但肚子里的东西可真不少，尤其是那小脑袋，我不知道它究竟有多灵光。在我们宿舍里，厉志强也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排球、乒乓球都很好，象棋、围棋、桥牌也样样精通，因此经常有校外的牌友或棋友邀他参加比赛与活动，因而他缺课的次数比起我们来都要多。但那些活动从不影响他的学习成绩，他的每门功课都学得很好。
在我的印象里，厉志强很少加班熬夜地复习功课，甚至在期末考试前也依旧潇洒自如，有的时候连复习题都不做。他的考前复习，很多时间都是拿别人做好的复习题看一看，记一记，就可以了，既不熬夜，也不起早，但是每次考出来的成绩都很好。厉志强的记忆力特别好，他不但会下盲棋，而且特别钟情于对棋局的研究。在宿舍里，我经常看到他面对着棋盘在沉思，把自己见到的或与别人下过的疑难棋局重新摆起来，研究琢磨，寻找破局之法。可见他那过目不忘记忆力与脉络清晰的分析力都是自己辛勤付出的结果。
至于小山东和张世满，那也都是人中龙凤，个个聪明伶俐。虽然他们的年龄小了一些，社会经历或许要少一些，但他们的目标明确，态度认真，又肯下功夫，因此他们的学习也十分扎实，几乎每次考试成绩都比我好。毕业时，他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各自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小山东报名成了下基层的公务人员，张世满则通过考试，留在学校做了大学老师。他们都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服务社会的道路，都有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而且带着满满成就，光荣退休。
臭虫，别名床虱或壁虱。是一种让人特别讨厌的寄生虫。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农村时，见过虱子，但从来没有见过臭虫。不过在学校，让我一下子开了眼界。
我们入学的时间是1978年3月中旬，刚刚过了供暖季。那时的天气可以说是春寒料峭，大自然中的各种小动物都还处于蛰伏状态，因此我们宿舍的那些臭虫，也同样静静地藏匿在自己隐匿的地方，因此我们睡了一段时间安稳觉。然而，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随着气温的升高，我们的夜晚开始变得烦躁起来，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被小虫子咬醒。打开灯寻找一番，却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但虫子咬过的疙瘩却一个挨着一个，惨不忍睹，奇痒无比。刚开始我还以为是跳蚤，但跳蚤沾上唾沫是可以捉住的，而这个入侵者，我根本就找不到一点踪影。后来还是太原市的同学告诉我，咬我们的小虫子叫臭虫，许多集体宿舍里都有这个东西。
据了解，臭虫有个习惯，那就是不会在人的身上寄生，一般都藏匿在地板、木床、墙壁的缝隙里，晚上才会出来活动。每当我们睡熟后，臭虫就会出来趴在我们的皮肤上吸血，只要一有动静，臭虫就会迅速逃离现场，藏到近处的缝隙中。我们的宿舍墙壁光滑，基本无缝隙。但我们睡觉的木床却到处是缝隙，因此就成了臭虫的藏身之地。臭虫的可恶之处是咬人之后痕迹很明显，一痒两三天，非常影响生活。
我在生产队时，曾担任过棉花植保员，每天背着喷雾器给棉花打农药，什么1059、1605，什么乐果、敌敌畏，可以说什么农药都玩过，自己就是一个害虫的天敌。因此面对如此害人的臭虫，我决心一定要将它们消灭干净，遗憾的是在太原市我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买农药，这个事情还是盛北星给帮忙解决的。盛北星是太原市人，上学前就参加了工作，因此对太原市的各方面情况都比较了解。当我和他说了这件事后，他就帮我们找来了一小瓶敌敌畏。
有了杀敌的武器，我们就安排了杀敌的办法。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日，吃完早饭后，我们就把宿舍腾了个干净。然后由我来喷洒杀虫药，我挨着每支床的缝隙喷洒，喷洒好床后，又把宿舍的旮旮旯旯都喷洒了一遍。然后把门一锁，我们就都去教室看书去了。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我们才回到宿舍，打开门窗通风透气。同时我们把三张木床都抬到宿舍外的院子里，让它们接受阳光的暴晒。一边晒，一边用手拍打床的边缘，于是从未蒙面的臭虫尸体便从木床的缝隙中掉了出来。
应该说这是我们班灭杀臭虫的第一战，同时也是一场完全彻底的歼灭战。从此以后我们就彻底和臭虫绝了缘，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
照相，对我这个农村来的学生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技艺，上大学之前我们公社只有一个隶属于县手工业工艺合作社的照相馆。由于喜欢，我还和照相馆唯一的老艺人宋师傅交上了朋友，但照相是怎么回事，我基本是搞不明白的。
大二那年暑假，我们班编写发行的《高考历史复习题解》赚了几千块钱，通过申请，系里同意我们班自费组织到北京去参加一次社会实践，亲身体验一下首都北京那深厚的历史文化。去北京时我才知道盛北星除了知识渊博，而且还博学多才，不但懂得摄影技艺，而且还会洗印照片。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还有一个135型的照相机和一套简易的洗印放大相片的设备，这太具有吸引力了。因此，北京之行盛北星就成了我们宿舍的专职摄影师，为我们照了许多质量上乘的照片。
为了深入了解摄影洗印这方面的知识，我决心从盛北星的身上挖掘出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来，于是千方百计地动员盛北星，希望能把北京之行的照片洗印工作搬到学校的宿舍来完成。为了满足我的要求，盛北星爽快地答应了我，并把他的那套洗印设备用自行车驮到我们宿舍来。
洗印照片共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冲洗胶卷，这个步骤是盛北星独立完成，不过大体的步骤盛北星都告诉了我。因为摄影除了拍摄时需要正确的掌握光照之外，其它的工作都需要在暗室内进行，冲洗胶卷也不例外。冲洗胶卷的第一步，就是在暗室里把胶卷从照相机里取出来，然后将胶卷放入冲洗盒中，先显影、然后用清水冲洗掉显影液，接着再将定影液放入冲洗盒中定影，定影之后再用清水将定影液冲洗掉，完成这道工序之后，就可以把胶片晾出来了。
洗印照片，我总结了一下，其实就是一个放大照片的过程。因为盛北星的照相机是一个135型号的，底片比一个大拇指盖大不了多少，因此想要得到一张看得清的照片，就必须放大。盛北星的放相机也比较简易，由三部分组成：顶端是一个看不到灯丝的灯箱，灯的下方是固定胶片的架子和调整焦距的镜片等，底部是一块固定照相纸的刻度板，三者之间由一个固定好的轨道连接。扩印照片时只要沿着轨道移动灯箱就可以了，灯箱越高照片越大。
洗印照片的关键是一双好的眼睛和一套成熟的经验。好的眼睛可以保证焦距使用的正确，让放大出来的照片如底片一样清晰。好的经验则是如何掌握好时间，曝光、显影都需要合适的时间，这样才能把照片洗印好。
洗印照片一般要经过这样几个过程，一、移动灯箱，确定照片大小；二、调整焦距。保证照片清晰；三、关闭灯光；四、将合适的照相纸固定到位；五、开灯，给照相纸感光；六、关灯，将感光后的照相纸完全放入显影液中；七、将显影好的照片过清水，完全放入定影液内；八、将完成定影后的照片放入清水中反复冲洗；九、将冲洗好的照片放入上光机烤干；十、给照片裁边。
洗照片只能黑夜进行，具体的细节我现已经记得不太清了，但我总觉得那夜我们工作的很顺利，整个过程都没有受到任何打扰。那夜，盛北星就是我的老师，他不但要负责关键部分的操作，还要随时回答我的提问。而我的工作则十分简单，那就是把显影好的照片在清水中涮一下，然后放入定影液，定影结束后就把照片放入水桶中去水房冲洗。整个过程究竟用了多长时间，如今我已完全没有记忆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通过洗照片，我不但学到了不少的暗室工作知识，同时我也见识了摄影工作者暗室中的辛苦。就是在盛北星的身上，我体验到了摄影的乐趣，从此和摄影交上了朋友。
我的大学时代
1981年暑假，本应是我们的毕业季，但因为77级高考发生在那一年的12月，1977年我们整整少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因此这个缺失只能在1981年的后半个学期补回来了。就这样，我们的毕业季改在了1982年春节前。不过我们的毕业实习还是在1981年的暑假期间完成的。
我们实习的地点选在了陕西省的西安市。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有着1100年的国都史，因而陕西的历史文化遗迹十分丰厚，我们学历史的到西安去实习无疑是一个十分正确选择。半坡遗址、楼观台、兵马俑、始皇陵、汉茂陵、唐昭陵、唐乾陵、章怀太子墓、碑林博物馆，西安周边的历史文化遗迹我们几乎都走遍了，真可谓收获多多。返回之时，许多同学都想登登华山，但系里带队的老师感觉到华山的环境太危险，不主张去。因此我们只能在结束实习后，自己组织前行了。
华山在西安的东边，有一个很小的火车站。是我们返回太原时的必经之路。于是我们十几个同学达成了一致，决定在华山车站下车，凌晨进山，天黑返回，搭乘第二天的同一次列车返回太原。
当时的华山虽然很有名，但旅游设施却很不健全，除了西峰顶上的那个气象站之外，其它地方几乎都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为了行程的顺利，上山前我们先解了一下情况，说是山上也有一些做生意的人，但是物价较高，最好自己带上一些吃的、喝的。因此我们就做了一些准备，蒸馒头、煮鸡蛋、还买了能装5升水的塑料桶。
我们的火车到达华山站的时间应该是天黑前后，车站不大，也没有可休息的地方，于是我们租了几张竹躺椅，大家凑在一起聊天，困了就睡一会儿。大约在凌晨三点左右，我们出发了，我们的计划是天亮前到达青柯坪，天亮后就可以安全地爬山了。
从车站到山口只能沿着铁路走，黑漆漆的夜晚什么也看不到，还好我们有熟悉华山道路的伴侣，因此我们几乎没有走什么弯路就直接进山了。夏天的黎明来得较早，天蒙蒙亮时我们就到了青柯坪。青柯坪应该是一个居民区，有一些建筑，也有一些赶早起来做生意的人，在我的印象里，有一些爬山客就住在这里，也有一些爬山客在这里买了爬山用的木棍子。
在青柯坪我们似乎没有过多的逗留，就直接开始爬山了。因为在同学中间，我是一个在农村干过体力活的壮劳力，因此上山时我不但背了一些干粮，而且还负责拎一桶水。那时候就是年轻，对身上带的这些的东西根本就不当回事。百尺峡、千尺幢、回心石、老君犁沟，虽然我生在太行山中，也见过不少高山峡谷，但华山的险，还是深深的刻印在我的脑海中。行走在登山的台阶上，望着那深不可测的崖壁，我都有了一丝怯意。为了专心致志，做到一心一意，我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脚下的几个台阶上。看风景时，一定要停下脚步，专心观赏，爬山时，绝不东张西望。我们的第一个歇脚点是在北峰顶，那时的北峰都是残垣断壁，光秃秃的没有一点绿。
坐在北峰向南望去，华山依旧高高在上，云雾缭绕的苍龙岭真如一条龙脊若隐若现，细细的登山道就像一条丝带，飘忽不定。看到前面的险峻和云深不知处的目的地，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决定就此止步，不再前行了，但同行的大多数同学还是选择了继续攀登。
苍龙岭，远看十分险峻，走上去之后，倒也没有那么惊悚，专心的走，很快就过去了。反倒是天梯这个点让我记忆深刻，那是一个挂着铁链子的悬崖，上山的人必须手拉铁链子，脚蹬石登子，使出攀岩的功夫来才能爬上去。除此之外就是韩愈抛书处，那段路程确实让人有些无奈，一个馒头状的崖面，光秃秃的寸草不生，面前是凿刻出来的曲折台阶，背后就是万丈悬崖，没有护栏，也没有遮挡，走上去绝对不敢分神，一分神就有滚下去的危险，难怪当年韩愈会在这里抛下遗书呢！
过了这道关后，剩下的路就好走多了。我们首先来到的地方是华山的中峰，这里应该是华山的腹地了，苍松巍巍，松涛阵阵，又是一番风味。在这里休整一番后，我们登上了华山东峰，由于时间已近中午，天空阴云密布，因此我们也就是象征性地到此一游而已。我们是从东峰直接到的南峰，途中看到了陈抟老祖与赵匡胤下棋的棋亭，棋亭在道路的下方，想要到达棋亭，必须经过鹞子翻身这个险峻的崖面。抓着铁链爬下山崖，我是没有这个勇气的，但我们同学里胆大力强的人还是有的，他们跃跃欲试，我则全力劝阻，为了安全，最后还是放弃了。
到了南峰又遇到了长空栈道，我还是坚持不去体验，于是同学们在附近看了看就离去了。不过在南峰我们曾经进入过一个洞穴，洞穴的南口即在长空栈道的崖壁之上，狂风穿洞而过，站立起来都很困难，我颤颤巍巍的爬到洞口，看了一眼后就迅速的退了回来。在华山顶上，我感觉南峰最高，比我们在北峰时看到的西峰要高了许多。从南峰到西峰先要下一截山，然后再走过一个鱼脊般的山梁，这也是一处险路，西边是万丈深渊，东边是一个滑溜溜的大坡，坡下依旧是看不到底的深渊。走这段路的时候，我们有个同学披了个床单御寒，结果遇到大风，幸亏他生性机灵，放手让床单飞走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年的西峰是最有内容的地方，华山的气象站驻扎在这里，因此建筑基本完整，这里还有一把长柄的铁质板斧，据说这就是沉香劈山救母时所用的工具。
走到这里，我们的华山之游就基本结束了，于是我们坐下来补充营养，清理物资，能吃的都吃掉，能喝的都喝完，准备轻装下山了。下山毕竟比上山要省一些力气，但经过一天的攀爬，我们所剩的精力也十分有限了，我们必须轻装。
下山也需要总结经验，因为脚下的台阶毕竟连着万丈深渊，只要放眼远望，一定胆战心惊。于是我依然用眼睛盯着前面的两三个台阶，一步步往下行。大约在天黑时，我们一行人终于摇摇晃晃地走回了华山车站，可以说登华山的这一天我们真的走到了精疲力尽了。从凌晨三点到下午七点我们整整走了十六、七个小时，大约四五十公里的路程，真的太累了。上了火车，正好人不多，于是我找了个长座位，倒头便睡，一觉就睡到了侯马车站。
登华山，今生就此一次。参加工作后，尽管有过很多机会，但我已经没有一点登山的欲望了。当年的华山，已经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我将终生难忘。
太行山中寻找旧石器遗址
1982年的春节前，77级的大学生毕业了。春节过后，同学们各自走上了自己的工作岗位。77级，是文革后第一批合格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入职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许多单位因他们带来的新作风、新气象而喜欢上了大学毕业生。77级出来的大学生，成熟、积极，有能力、有担当，什么工作都难不倒他们，很快他们就成了各个单位的工作骨干。经过近四十年的历练，我们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的同学大都在重要岗位上发挥着作用，有在省级机关任职的领导，有在市委及各厅局任职的领导，有在高校任职的领导，也有做科研，搞教学的学者、专家。
我在我们班应该算一个发展最差劲的人，但退休之前，我还是创纪录地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晋城市文博系统第一个具有正高职称的文博研究馆员。
我入职的单位是晋东南地区文化局，当时的文化局只有三个科室，一个是群众文化组、一个是戏剧组、还有一个办公室。我的岗位在群众文化组，主要负责文物工作。入职的第一年我就被安排到地委组织的“完善生产责任制”工作队，到晋城县下乡一年。下乡回来后，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参加《中国名人名胜大词典》晋东南地区的编撰工作，利用这个机会，我跑遍了晋东南地区十六个县，翻阅了十六个县的州县志，从而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
1985年3月晋东南地区博物馆成立，我被调到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室主任，7月市管县体制改革在晋东南地区试行，晋东南地区被分为长治和晋城两个市。当时在地直机关工作的人员，许多都想留在长治，地区博物馆也被确定留在长治，但我的老家在晋城市，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家乡的建设出把力，于是我想办法把自己又调回了文化局，最终成了晋城市文化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晋城市文化局成立时，我的职务是博物馆筹备组组长。
古建筑勘察现场
在晋城市，我接手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在晋城市的试点工作，我们把试点确定在高平县，因为高平在晋城市面积最小，地势最平，有利于开展工作。在高平工作期间我有三个重大发现，一个是在建宁村发现了一座北魏时期的千佛造像碑，一个是在中庄村发现了一座元代的民居，一个是在铺上村发现了长平之战所用的“宁寿令”戟。在这三个发现中，有两个可谓是划时代的，一个是元代民居，因为在这之前，我国记载中的古民居只有明代的，元代民居的发现，使之成为了一个新的中国之最；一个是“宁寿令”戟，长平古战场历年来出土了很多兵器，记载说也见过有文字的器物，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我发现的这件兵器，有纪年、有产地、有工匠、有督造官，更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对这件兵器的铭文做了辨识，写了论文，使之成为长平之战第一件铭文清晰，收藏入馆，载入史册的出土兵器。
博物馆工地解决问题
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晋城的古建筑无论数量还是时代都奠定了晋城市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同时也让我锁定了日后的工作方向。于是我把筹备中的博物馆确定为“晋城市古建筑艺术博物馆”，把自己的工作重心也放到了古建筑的保护与研究上了。
1988年晋城市古建筑艺术博物馆筹备组成立后，我就一直坚守在这一岗位上，收集文物，整理资料，拟定方案，指导修缮，一直到2000年，建设博物馆的工作才正式列上市政府的议事日程上。经过一年多的施工建设，2002年晋城博物馆新馆建成并投入使用，新建成的晋城博物馆已然成为晋城市一座具有标志性特色的大型建筑。
关于沁河古堡专题讲座
在漫长的10余年筹备期间，我能做的工作就是蓄势待发。一是研究古建筑，二是做一些与古建筑保护相关的工作。如制定皇城相府的修复保护方案，指导皇城相府的修缮工作等。如研究撰写《高平的元代民居——姬氏老宅》，研究和撰写《沁河流域的堡寨建筑》等，尤其是“沁河流域的堡寨建筑”这一概念的提出，如今已成为晋城市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第一选择。这些研究与积累也为我后来撰写和出版晋城历史文化丛书之《古建揽胜》和《晋城古代建筑》等论文、论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馆建成后，我成了晋城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这时我的工作目标就十分明晰了，那就是组建一支精干的队伍，布置一个别具特色的陈列。我的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当年从山西大学招聘的5个专业骨干，如今已完全地撑起了晋城博物馆这片天地，这支年轻而有为的队伍，让今天的晋城博物馆成为整个山西省地市级博物馆中的翘楚。新馆建成后，我们布置的第一个基本陈列《太行魂——晋城古代文明陈列》2005年曾获得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最高荣誉《第六届全国博物馆陈列展览十大精品奖》。
馆际学术交流
时间如白驹过隙，虽然我已退休多年，但1977的高考却让我终生难忘，因为那是我改变自身命运的特殊之年。恢复高考，让我有了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走出来的机会，我也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全力地回报了社会。
今年五一探访太行古村落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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