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40年回眸丨​孟祖夷：体检时遭遇停电，我们被拉去乡医院照X光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孟祖夷，1953年生于山西省浑源县宝峰寨村，1982年1月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大同糖厂宣传科。1984年调入大同市矿区经委，1997年任矿区史志办副主任，两年后任主任，开始从事地方志、党史研究工作，先后编纂出版《大同市矿区志》《中国共产党大同矿区历史纪事》两部专著，2013年在矿区史志办退休。

原题

求学与修志

作者：孟祖夷

今年，是我参加1977年高考，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的四十四周年。似水的流年，使我由当年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步入了年近古稀的老年行列。在这四十多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经历过许多坎坷，饱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留下了成功的喜悦和不如意的懊悔。

一、求学

1977年10月下旬，当我得知被文革中断了十一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恢复招生考试的消息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我深知自己文化知识水平有限，不是上大学的那块“料”。

虽然我是高中毕业生，但上初中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立四新”“打倒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大字报”“大批判”“大辩论”如火如荼，批斗老师成为家常便饭。学校教学经常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虽然一度“复课闹革命”，但好景不长，不久又是一片混乱。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活，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待在村里，参加生产队劳动，帮助父母做一些家务事。

1972年1月，浑源县恢复了高中招生考试。全县共招收200名高中生，我是其中之一。新入学的高中生，都没有达到初中文化程度。学校难以直接进入高中文化课程的传授，只能从初中一年级的教学开始，当时称为“补课”。代数从最基本的有理数加、减法运算讲起，英语从26个英文字母、俄语从33个俄文字母发音开始。入学时，没有物理、化学课本，是以“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本代替。两年的高中学习，初中课程的补习，就用了将近两个半学期。

我从1974年1月高中毕业，回到农村，到1977年10月下旬，三年半多的时间，一年多在村里务农，两年多在浑源县城关电厂做农民协议工，每天工作八小时，三倒班。干的活儿是用大铁锹往铁斗小平车装末煤。煤装满后，拉到皮带运输机端头的坑旁，将煤倒入坑内，由皮带运输机斜坡运到烧煤锅炉的上部，从煤眼漏到烧煤的锅炉里。每天下班后，煤末熏得满脸墨黑，全身都是煤粉末，赶快进澡堂，跳入水池洗刷。两年多时间，每天干繁重的重体力活儿，上高中期间学过的理科文化知识，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作者中学同学留影

当时有一批“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还在农村务农。他们的文化程度，达到了文革前的高中水平。还有一批专门从事教学的代课教师、民办教师。他们天天和课本打交道，一直在学习文化知识。这两部分人，只要认真复习，在高考中绝对占有优势。因此，我认为自己想考上大学，简直是异想天开。

几天后，我在县城街上遇到高中同学谢忠。他当时在浑源中学任代课教师，准备参加高考，说咱们班的李跃川、翟祥、高尚、耿有廷等同学已经报了名。劝我也报名，上考场试一试。他的一番话，说得我蠢蠢欲动。于是，我到浑源中学班主任罗润喜老师家中，征求他的意见。罗老师态度和蔼可亲，对我关怀备至。他清楚我语文学得扎实，作文写得好。说“你理科方面的课程没有学完，高考可以报考文科，发挥语文方面的优势。至于政治、历史、地理都是些死记硬背的知识，只要认真复习，突击一下就行了。高考是改变命运的难得机会，你一定要抓住啊！”。罗老师的话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我报了名。

此时距离高考时间只有一月了，时间紧迫，必须立即行动。我想，如果继续在电厂干活儿，仅凭业余时间复习功课，根本无济于事。于是，找副厂长翟烯让，请了一个月假，回家复习功课。

刚回家时，头脑一片空白。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复习好功课呢？我经认真分析，语文、政治、史地三门，在高中期间就有爱看文史类书籍的习惯，平时也爱看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只要认真复习一下，估计问题不大。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薄弱的数学方面上，特别是数学的初中部分。

目标明确了，我从家中寻找出尘封了近四年的高中数学课本，从有理数加减乘除法的四则运算开始复习。语文的重点放在语法、古文词句翻译和命题作文的写作上。历史、地理，上高中时没有课本，我就去本村和县城学校等处借。政治课的复习以时事政治为主，复习资料从浑源中学、蔡村中学去借。复习数学时，遇到不懂得的难题，就和本村备考的薄思胜、杨义秀等人讨论，到学校向李建国、孟祖业等数学老师请教。晚上在自家15度昏暗的电灯光下，坚持学习到深夜11点半。有时候村里停电，只好用煤油灯照明，继续坚持学习。我认认真真地复习了整整一个月。

1977年12月上旬，浑源县在浑源中学、浑源师范设置了两个高考点，我报考的是文科，考场设在浑源师范。

高考前一天，我住在浑源县城关电厂职工宿舍。12月4日早上七点半，赶到浑源师范，找到考场。我的座位排在教室门口紧挨窗户的第一排，监考老师两名。

12月5日高考第一天上午考政治，觉得不太难，所有的试题我都做了，试卷上写的满满当当的，心里感到满意。

下午考语文，试卷发下，考题也觉不难。造句题是造两个句子，一个感叹句，一个祈使句。作文题目之一是“为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恰巧一周前，我去高中同学郭学富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有关建设四个现代化方面的评论文章。有些好句子，我用笔记下来，正好派上了用场。作文写得十分顺手。三十多岁的监考老师，在考场中来回走动，数次在我身旁逗留，目视我的试卷，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第二天上午考数学，我看完试卷后，后面的试题多为高中部分，顿时紧张起来。虽然当时正是寒冬季节，但我浑身燥热，双手冒汗。由于心理紧张、头脑昏沉，结果连复习时会做的几道初中题也做错了。

下午考试科目是史地，试题多数是我复习过的，觉得填空题很简单，问答题也不难。我提前做完了试卷，检查了数遍，时间快到了，才交了卷。

高考结束后，自我感觉语文、政治、史地三科考得比较满意，而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我当时以为，高考必须门门及格，才有录取的希望。而我数学这一门肯定不及格（后来知道得了33分），必定落榜。            

岂知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多月后，我突然接到被初选的通知书。让我递交基层单位提供的政治审查材料，到县人民医院参加体检，重新填写报考志愿表。我是贫农子弟，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造反”活动，更没有打砸抢行为。所以，不用担心政审过不了关。

我拿着初选通知书，到大队找到老支书孟养信，他也为宝峰寨村能有一位考生被初选而高兴。后来得知，全乡45名考生中，只有我一人被初选。支书热情地让大队会计给我写了政审材料，加盖了村党支部的公章。第二天，我将政审材料递交到县里。

几天后，全县84名初选生到县人民医院体检。体检期间，突然停电，X光胸部透视无法进行。山西晋红电厂在九公里外的大瓷窑乡境内，那里有电。县里派两辆敞篷大汽车，将全体初选生拉到大瓷窑乡医院，做了胸部透视。

之后，县里组织全体初选生在体育场办公楼二层，重新填写报考志愿表。当时高考成绩不公布，我觉得语文、政治两科考得虽然比较满意（后来得知，这两科都是82分），但这两科是热门，报考的人数必多，竞争更激烈。而史地我认为考得最好（后来得知是83分），于是选择了历史专业。恰好山西大学有历史系专业。于是，我第一志愿毫不犹豫地填写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虽然被初选了，但我心里还是不踏实，总是忐忑不安。我从记事以来，右耳的鼓膜就穿了孔，丧失了听力，担心体检不合格，不会被录取。

转眼间到了3月上旬，我接到了山西大学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犹如云开日出，使我高兴的喜出望外，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父母为我考上大学心花怒放，满面春风。街坊邻居及一些亲朋好友也前来为我祝贺。之后，母亲为我拆洗被褥，缝补衣裳，准备行装，忙碌了数天。

3月17日上午，我和被山西大学数学系录取高中同学郭学富结伴，从浑源乘坐敞篷汽车到大同火车站，买了当晚发往太原的火车票。翌日早上，走出太原火车站，迎面看见一幅红色横幅上写着“山西大学迎接新生服务站”，下面站着十余名迎接新生的志愿服务者，个个满面春风，迎接着刚到的新生，旁边有数辆汽车。不一会儿，车装满接到的新生后，向山大校园驶去。

大约二十多分钟后，装载新生的汽车从山西大学西门进入校园，在一栋四层大楼前停了下来。下车后，找到历史系新生接待处。办理完报到手续后，工作人员把我领到历史系新生宿舍六号楼，我走进每间住六人的新生宿舍。从此，我便成为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一员，度过了紧张、愉快的四年大学生活。

作者大学同学留影

二、修志

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我先后经历过大同糖厂宣传科、大同市矿区经济委员会、矿区史志办公室三个单位。前两个单位，干的是零星琐碎的事。从1997年9月29日到2007年5月31日，在大同市矿区史志办领导岗位工作近十年，做成了两件与历史专业相关的事。

大同市矿区政府1970年10月成立，受大同矿务局和大同市政府双重领导。最初是为大同矿务局煤炭生产服务，为大同矿务局职工家属生活服务的一个处级单位。1980年2月，矿区政府从大同矿务局中分离出来，直接隶属于大同市政府领导。矿区政府自建区以来，没有土地资源和农业人口，没有农、林、牧、副、交通、邮电、广播、气象等政府职能部门，所辖区域仅为省属企业大同矿务局、大同水泥厂、115地质勘察队，市属企业青磁窑煤矿、马口煤矿、杏儿沟煤矿、口泉火车站等单位的职工及其家属的城镇居民生活区片。在这些片区区内，设立街道办事处。1989年12月，设立了大同市矿区党史研究室和地方志办公室，合并为一个部门，称为大同市矿区党史地方志办公室，正科级建制，人员多次调动，加上修志资金不到位，直到1997年，矿区编纂地方志书的工作，一直未能启动。

1997年9月29日，我被任命为矿区史志办副主任。当时区史志办的状况是，三名干事四分五裂。一名三十多岁的干事，借用到区经济委员会。一名四十多岁的女干事，因儿子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常年在外地为儿子求医治病。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干事，仍在政府办公室办公。仅有的一间18平方米的办公室，已空锁了四五个月。内有四套陈旧的桌椅、三个陈旧的木制卷柜、一张单人木制床，其他一无所有。每年办公经费2000元，包括差旅费、报纸书刊费等在内，连部电话也没有。

1998年10月，我向区长打报告，为办公室安装一部电话，费用需1500元。那时，矿区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矿区政府要压缩财政开支，削减办公经费。史志办的年办公经费由2000元减少到1000元。安装电话的申请报告，没有下文。直到2000年6月，安装电话只需260元的费用，才在办公室安装了一部电话。

1997年11月19日，大同市政府召开会议，要求尽快加强修志队伍力量，落实修志专项资金，尽快完成新编地方志书的出版任务。会后，我向赵刚区长作了汇报，赵区长没有表态。

1998年1月15日，区政府对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领导机构作了重新调整。由区长李世杰兼任矿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我作为区史志办的副主任，担任编委会委员。

我虽然学历史出身，但编纂地方志书是门外汉。于是，前去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向要子瑾主任，专家姚斌请教。他俩热情地接待了我。听说我是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分外热情。要主任自我介绍说，咱们是学友，我是历史系72级的学生。他详细地讲解了编研地方志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并说明编纂地方志书关键是收集资料。一定要做到有的放矢，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他拿出几本新编出版的县志让我浏览。听他一席话，我对编纂志书增强了信心。临走时，向他借了几本县志书作参考，他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1998年3月初，区政府召开全区地方志工作会议，要求全区各单位配合、支持区史志办的工作，责成专人，提供相关资料，按时交到区史志办公室。

会后，我向区长李世杰呈交外出收集资料，需要资金2000元的申请报告。李区长很支持史志办工作，痛快地批了。

有了第一笔资金，修志工作正式启动。史志办三名干事，只有一人能够到位。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我征得区领导同意，从口泉二中、三中各借了一名语文教师，开始到基层各单位收集资料。到大同矿务局档案馆查阅资料发现，他们只有大同矿务局煤矿生产方面的资料，我所需要的资料几乎没有。在本区档案馆收集资料时才知，矿区档案馆成立较晚，直到1978年才开始收集区委、区政府和事业单位归档的文件资料。修志所需要资料少的可怜。区统计局1984年9月出版的《大同市矿区统计资料汇编》内部资料中，收集了1970年至1983年内矿区的工业、商业、劳资、财政、教育、人口六个方面的资料。1989年10月出版的《大同市矿区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收集了1984年到1988年内矿区的工业、煤炭、物资、商业、粮食、财政、工商、基建、劳资、民政、教育、卫生、刑事案件、人口、计划生育等十五个方面内容的内部统计资料。之后，该局基本上每年出一本统计资料年鉴小册子。这里有一些我需要的资料。

1998年8月学校开学，借用的两名语文教师返回学校，外借到区经济委员会的那名男干事归回。他是1985年大同师专毕业，另两名干事都是高中毕业生。那名女干事还没有回来。给他俩分配了任务后，我每天骑自行车，到附近的区公安分局户政科、区法院办公室、区检察院办公室及工厂、商业等单位采访，和老工人交谈，了解情况，收集相关内容的历史资料。晚上回家整理。数年来，坚持不懈地辛勤笔耕，就连星期日也不休息。经过两年多的埋头苦干，到2000年10月，写出60万余字的《大同市矿区志》初稿。

我携带志书初稿向区长郜向华汇报工作，申请2000元打印稿件报告，当时区财政状况不好，他让区政府文印室利用闲暇时间打印。到2001年5月，仅打出8万多字，因政府文印室打印的材料繁多，打印志书的工作搁浅。

初稿完成后，去市地方志向要子瑾、姚斌两位领导汇报矿区志书的进展情况。听完我的汇报，他俩提出建议“矿区政府虽说没有土地资源，没有农林局、公路交通局、邮电局、广播电视台等政府职能部门，但作为一本合格的地方志书，应该全面反映本地区内的方方面面的历史情况，不要仅仅局限于矿区政府所管辖的范围。应该增添补充自然概貌、交通邮电、广播电视、民情风俗、方言谣谚等方面的历史概况，丰富志书的内容。自然概貌方面历史资料的收集，可以去南郊区史志办公室了解情况，因为矿区政府所有单位都是建立在南郊区的土地上。至于交通邮电、广播电视，大同矿务局就有，可以去那儿了解情况，收集资料”。这番话，使我恍然大悟、茅塞顿开。使我认识到，志书里如果不反映辖区内的自然概貌、民情风俗等方面，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志书。

我立即着手为增添补写自然概貌、交通邮电、广播电视、民情风俗、方言谣谚等方面收集资料。我多次前去南郊区史志办公室，和主任赵胜座谈交流。他介绍说“区财政今年给我们办公室下拨了四万元办公经费，办公室有两部电话，三台电脑，一台打字复印机。还有一部吉普车。楼上有办公室5间，楼下区档案馆内还有一间大库房。共有9名工作人员，其中6名可独挡一面，独立完成编纂任务”。我看到赵主任办公室有电话、电脑、皮沙发一对，带玻璃的木制卷柜两个，还有铁皮卷柜一对，办公桌椅都是新的。对照矿区史志办的办公场所，差距犹如天壤之别。我于1999年7月也被任命为史志办主任，人家下基层单位收集资料，坐的是有专职司机开的小汽车，而我只能骑自己破旧的自行车。不禁感慨万分！

南郊区史志办资金充足，人才济济。他们已完成了120多万字的志书初稿，并打印出来装订成册。我向赵胜借了一本已装订成册的志书。矿区志书中的自然概貌和民情风俗等编章所需要收集的资料，不用费多大力气了。

为收集交通、邮电方面的资料，我多次去大同矿务局矿山铁路运销公司，了解矿区口泉、云冈两条沟峪内及忻州窑矿、平旺地区的铁路线路、桥梁、涵洞分布的情况。到大同矿务局路政处，了解矿区内公路路线分布的情况以及桥梁、涵洞的情况。到大同市邮电局设在矿区的邮电分局，了解邮电方面的情况。在桥梁、涵洞方面掌握的资料不全面的情况下，骑着自己破旧的自行车，在矿区辖区内实地考察目测了桥梁、涵洞的长度和宽度。其中，公路桥梁有，新平旺1号人行天桥、新平旺2号人行天桥、新区1号桥、新区2号桥、煤峪口桥、口泉五一桥、甘河桥、口泉便民桥、岩岭东大桥、岩岭西大桥、大南湾桥、狼儿沟桥、岩岭人行天桥、青磁窑矿西桥、晋华宫工人村桥、晋华宫云华桥、白庙桥、云冈后沟桥、高山大桥等。铁路桥梁方面有，新平旺立交桥、口泉立交桥、甘河桥、狼儿沟桥等。每天骑着自行车到辖区内各处收集资料，深入到企业厂矿，向老工人采访，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尽管每天很苦很累，但我毫不在乎，认为正在干着一件有意义的事。

在收集大同方言方面的资料时，赵胜建议“曾在大同市职业技术学校任教的马文忠老师，早在1986年12月，就出过一本《大同方言志》，可以参照马老先生这本书”。于是，让干事杨学仕在大同城内寻找拜访马文忠老先生。杨学仕向他借了一本《大同方言志》。有了这本书，解决了编写矿区志方言的难题。

为收集文物古建筑之中碑文方面的资料，我和干事杨学仕前去口泉镇的华严寺庙，征得主持同意后，进大殿用纸笔抄写了“口泉镇华严寺传戒碑序” “口泉镇华严寺重修碑记” “华严寺继修记”。到口泉观音殿内抄写了“观音殿重修碑记”等碑文。丰富了志书的内容。

到2001年6月，我对志书初稿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增删，扩充补写了自然概貌、交通邮电、方言谣谚、民情风俗四编。志书手稿字数增加到95万多字。

2001年8月9日下午，大同市委组织部宣布，原区委书记李世杰调离矿区，区长郜向华改任区委书记，原大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伟国任矿区代理区长。王伟国是浑源县麻庄村人，和我们村相距仅三里地。1978年1月中旬，高考初选生体检时，第一次和他见面。他从山西师范学院政史系毕业后，辗转调到雁北地委宣传部。1993年7月，雁北专署和大同市政府合并后，在大同市委宣传部工作。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去大同市地方志办事。办完公事后，有时进市委大院，到宣传部办公室和王伟国闲聊。他那时是市委宣传部理论科的科长，和我关系很好。这次来矿区升任区长，我想打印、出版志书的资金，一定能够落实。

第三天，我去他办公室汇报工作。刚进去时，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听完汇报后说“老孟，我刚来，这儿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你提到打印志书稿件需要资金的问题，待我了解情况后再谈”。

两个星期后，又去他办公室申请资金。他面露难色，一本正经地说“经过十多天的调查了解，矿区财政实在是太紧张了，等过一段时间，情况好转后再说吧”。我说“大同市下属的七县四区中，多数县区已经出版了志书，咱们区已经很落后了，拖了大同市的后腿”。他说“省市地方志布置的工作任务，我能执行的可以执行；执行不了的，对不起，那就不执行了”。我怀着满腔的期望乘兴而来，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很使人失望。

2001年9月，大同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全市党史工作会议。会上，党史研究室主任高平根据省党史研究院的指示精神，布置了全市的党史工作任务。他要求全市各县区党史工作者，要按时完成编纂本县区中共历史纪事的工作任务。

尽管志书手稿已经脱稿，但在打印环节受阻，照说不应该再承担新的工作了。但我还是忍辱负重，按照省市编纂党史纪事的格式要求，开始收集中国共产党在大同矿区范围内活动的史实。此时，大同市委党史研究室已出版发行了《中国共产党大同市历史纪事》。从高平主任借了书，回来认真阅读，从中寻找中共党员解放前在大同矿区内活动的时间、地点、事件。还从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借了数本他们编写出版的解放前雁北地区中国共产党员在地下搞革命活动的人物传记。于此同时，我还从其他书籍、报刊、杂志收集所需要的资料。

2001年10月中旬，姚夏冬从大同市委办公厅调来矿区政府任副区长，分管史志办工作。数天后，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他听说我是山西大学历史系77级的学生，立刻热情起来，自我介绍说“咱俩是学友，我是山大历史系83级的学生，工作上有啥困难，尽管提出来，我尽力帮你解决”。我提到，95万多字的矿区志书手稿，四个多月前已写出，因打印资金不到位，一直在我办公室卷柜中锁着。他说“这件事请放心吧，等我向区长汇报后，再通知你”。

三天后，姚副区长让到办公室。见到后，他难为情地说“上次答应你的那件事，没办成。王区长说区财政十分紧张，打印志书的资金暂时顾不上”。他思索了一会儿后，又说“你把写好的志书手稿交给我，我想办法解决吧”。我大喜过望，急匆匆地一路小跑到办公室，从卷柜中取出一尺高的一摞志书手稿，赶快送到姚副区长办公室。心想，有他的鼎力相助，用不了多长时间，志书手稿就可打印出来了。

岂知好事多磨难。满怀着十二分的期望，希望志书手稿打印件尽快拿到手里。可一直等到2003年6月底，95万多字的志书清样才全部打出。原来姚副区长是凭个人关系，找的打字复印单位，是利用业余闲暇时间断断续续地打印。但是，我还是十分感谢姚副区长，没有他鼎力相助，辛辛苦苦写出的志书手稿，也许如同一摞废纸，会被扔在垃圾桶里。

志书稿件打出后，我放下收集中共大同矿区历史纪事资料手中的活计，认真校对志书第二稿。在这段时间里，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累了，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会儿。或伸伸腰，在地上走走。由于常年累月长期用眼过度，造成视神经疲劳，双眼干湿难受，甚至疼痛。不得不每天四五次的使用珍视明眼药水、眼贴药膏来治疗眼疾。经过一个多月的不懈努力，终于校对完成了志书第二稿。

2003年7月上旬，在姚夏冬副区长再次鼎力支持下，王区长下拨打印志书资金5000元。姚副区长联系大同市凯之升印刷厂长贾瑞炯，让我把校对完的志书清样交给贾厂长，和贾厂长商谈了打印稿件所需资金。

为争取时间，节省资金，打印志书的硫酸纸仅打出二三十张，我就去凯之升印刷厂，开始校对工作。每天早上六点三刻前就从家里动身，乘坐市内公交车，在市三医院北门站牌下车后，徒步三里多，八点前赶到坐落在大同市内顺城南街的凯之升印刷厂。该厂的职工上班后，就开始在硫酸纸上进行校对工作。中午十二点，职工下班后，到街上小饭店吃一碗刀削面。饭后及时返回该厂，继续校对。直到下午六点多，职工下班后，才离开该厂。再徒步三里多地，到三医院北门公交车站乘坐公交车回家。风雨无阻，将近两个月早出晚归，我对志书硫酸纸校对了三遍。每天都是乘坐公交车，没有叫过一次出租车。到8月下旬，志书第三遍校对工作完成。

9月上旬，我从印刷厂带回4本没有成册的志书送审稿，呈送矿区区委、政府、人大、政协，请四套班子的各位领导审核把关。带了5本没成册的志书送审稿，呈报大同市地方志办公室，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学者审核把关。要主任让我一周后再来，参加评审。

我又携带了6本装订成册的志书送审稿，坐火车前去太原，请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的学者、专家审核把关。省史志研究院成立了评审组，召开了评审会，对我呈报的送审稿进行了精心审核，提出了60多条宝贵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我晚上没有住旅馆，而是住在历史系同班同学张敏家里，他也是省史志研究院地方志评审组成员。

从太原回来后，去市地方志办公室，参加了志书评审会，市地方志的学者、专家对志书送审稿认真审核，总结出50多条修改意见和建议。要子瑾主任知道矿区政府给史志办下拨的办公经费少得可怜。不仅没要评审费，而且还在一家酒店宴请了我和评审组全体成员。

9月下旬，我对经矿区四套班子领导及省市地方志学者、专家提出的评审意见和建议，对评审过的志书送审稿再一次进行修改、增删。遵照省市地方志学者、专家的建议，我以条目的形式，增添补充了限外纪要的内容，时间起于1998年1月，止于2003年12月底。到2004年5月，110万字的《大同市矿区志》终于脱稿。

直到2004年7月下旬，为出版《大同市矿区志》，才筹措到资金7.8万元。王区长起初只让印刷200册。我向大同地方志主任要子瑾汇报后，要主任直接和王区长交涉说“出版200册志书，连赠送出版社，省市有关部门领导、办公室也不够，大同市已出版志书的各县区，至少印刷了2000册，有的县区甚至印了3000册。你们区财政就是再困难，至少也得印刷500册”。出版志书的资金到位后，我将省市评审过经修改、增删，扩充后的志书稿件，再一次送到凯之升印刷厂。像上次一样，又进行了一次一个半月的打印校对工作。之后，装订了2本志书，于9月中旬和王丽萍副区长奔赴省城太原，到山西古籍出版社申请出版。古籍出版社的张继红，又提出了多条修改意见和建议。

从2004年9月中旬到2005年1月，我先后四次赴省城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申请书号，三次按照山西古籍出版社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尽心尽力地认真修改。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休息日，每天伏案殚精竭虑地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力求使志书的内容更加充实，语言更加精炼。1月25日，山西古籍出版社再次审稿后，同意《大同市矿区志》付梓印刷，出版发行。

《大同市矿区志》终于在2005年1月付梓面世。

修志的同时，我从2001年9月，开始收集中共大同矿区党史方面的资料，为编写《中国共产党大同矿区历史纪事》做准备。在全面征集、反复查证、核实馆藏档案资料及报纸、区委信息和老干部们口述资料的基础上，三易其稿，于2006年4月上旬完成送审稿。经省史志研究院党史研究所牛崇辉、王家进，市委党史研究室高平、张桂林等省市党史研究部门有关领导、学者、专家逐句逐条审核，提出多条修改意见和建议。由我执笔，对评审过的书稿作了一丝不苟的认真修改。7月上旬，我携带修改后的书稿，赴省城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申请出版《中国共产党大同矿区历史纪事》书号。2006年8月，四易其稿的该书付梓印刷，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两本凝聚我十年心血的书问世了，也到了提前离开领导岗位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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