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周代申：回乡知青“偷窥”下乡知青，差点触“高压线”挨批斗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我的知青岁月二三事

作者：周代申

每当看到有人写知青年代里的故事时，总会激起我满满的回忆，无限的遐思。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荒诞中充满着传奇，艰辛中饱含着热泪，苦涩中洋溢着激情。

那漫长而又短暂的人生旅途有着永远也诉说不完的故事，花样的年华，蹉跎的岁月，永远的伤痕，深深地镌刻在我的灵魂深处，也铸就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人生品格，再回首，已成为自己人生的一大宝贵财富。

1966年，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在经历了全国大串联、复课闹革命以后，我和全国的无数热血青年一样，作为回乡知青来到“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不到两年的时间，我就学会了所有的农村活计。梨田、耙地、拾粪、挑河、施肥、锄地、栽秧、割稻……虽然那时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可我每天都好像有浑身使不完的劲。一根磨得古铜色的桑树扁担，伴随着我承载了太多的苍白与厚重，荣辱与辛酸。

多少次往返于家乡与烔炀镇之间，买化肥、卖棉花、送公粮。我虽然体重不到六十公斤，身高不足一米七零，却总是挑着一百七、八斤重的担子，艰难地挪步。

我整天拼命地干活，努力地表现，一方面为了多挣点工分，更重要的是想充分的表现自己，给人们一个好印象。总怀着一丝期望，尽管这个期望是那样的渺茫。总想着被管制的父亲能够早日摘掉帽子，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出力不讨好，好心办糟事

那是1971年春天里的事情。我们村子是个典型的人少田多的生产队，二十几户人家，人口不上百人，却有两三百亩的田地，由此可见当年我们的劳动强度。大概是在1970年左右，我正式学会了犁田、耙地，从此我和其他六个男人一起，每人承包一头牛，从放牛到犁田一包到底。没有田犁的时候才去干别的农活。

村子里有一条大水牛，人称“大憨皮”，其实就是一条很通人性，懂得偷懒、磨“洋工”的家伙。任何人只要用上它犁田，可就倒了八辈子霉了，懒到半天一步，谁也使不动它。可我年轻气盛，又想逞强表现自己，谁都不愿意和它搭伴的“大憨皮”，我却自报奋勇地承包了下来。我明白它是通人性的道理，在犁田时，只要一驾上“大憨皮”，就给它来个下马威，鞭子、棍子没命地打它，绝不让它有一点喘息的机会。

这一招真灵，就这么一条出了名的懒家伙，后来在我的手里，只要一个大声吆喝，就会没命地奔跑，除非听到我的一声“哇”地，它才敢停下来。由此也获得了不少人的夸赞。可是接下来出现了一件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那时的大集体干活其实就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连牛都懂的，可我就是不懂。

村子里有一块水田大约两亩左右，很不平整，东高西低，大多数犁田的人，总是按照流程把田整好能插秧就行了。结果是东头的秧苗盖不上水，而西头的水淹没了秧苗。这次正好轮到我耙刮这块田，我先是站在耙上，一遍遍地来回反复地把泥土耙碎，然后开始刮田。我下决心尽量把这块田整平，一次次地从东头用耙刮把泥土带到西头。

为了能每次能多带点泥，我索性坐到耙的扶手上，使耙刮承重后能更多地带上泥土，这次是满满的一刮泥，我“啪”的一鞭狠狠地抽在“大憨皮”的身上，它猛的向前一窜，只听得“咔嚓”的一声。我一下子仰倒在水里，这倒无所谓，可好好的一张耙刮，顷刻间一分为二。顿时我傻了眼睛，知道自己已经闯了大祸了。

那时生产队的一张耙刮可不是闹着玩的，一个队上就两张，经济损失姑且不论，当时是大忙季节，延误了农时，这笔账可是算不清的。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社员，不负责任、别有用心的帽子肯定会一股脑儿的压来。

果然不出所料，到了晚上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专门讨论我的事情来了。整个会场七嘴八舌，说什么话的都有，有人说我不负责任，有人说我有意为之，我俨然成为了一个千古罪人，此时此刻我更担心，忽然冒出一个什么人来，再把这件事情扩大化、政治化。

我只想尽快的了结这件事情，情急之中，我顾不上委屈，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勇气，一下子站了起来：“各位乡亲，这次是我不小心犯了大错，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明天早上我保证上街买一张新耙刮赔上。”

幸好我的堂兄是生产队的会计，不过他和我的家庭已经划清了界线。他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平时沉默寡言，但很有威信，连老队长也敬畏他三分，他说的话一言九鼎。不知为什么他这一次竟然勇敢地站了出来，在我讲话以后，很快地摆平了这件事——这里是良知，也应有亲情。

记得第二天我是步行十几里，天刚蒙蒙亮就赶到街上花了二十多元钱买了一张新耙刮扛回家的，重新安装好后，又开始了犁田、耙地的活计。

险些碰上“高压线”，难忘老书记

这件事发生在1972年的夏天。我们村子有一个女知青安置点，一共来了五个女下放学生，两个合肥的，两个巢湖的，一个无为县城的，她们住在村子东头的四间土墙瓦房里。我们同属知识青年，不同的是她们是下乡，我是回乡，我们年龄相仿，同是文化人。尽管我们男女有别，但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形影少离的好朋友。那个后来招工到巢湖油泵厂的，至今我们还经常联系。

她们干活时总是抢着和我能在一起，因为我总是尽力地照顾、帮助她们，平时抓的鱼虾总喜欢送给她们改善生活。劳动之余我们更喜欢聚在一起，因为我看的书多，她们最喜欢听我大谈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古往今来。

更加令她们羡慕的是我还会多种乐器，一天辛苦的劳动之余，我经常用笛子、口琴为她们吹奏悠扬动听的乐曲，用京胡为她们伴奏现代京剧样板戏选段。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感觉到真正的、共同的欢乐和愉快，充满了青春气息。

她们从来不嫌弃我的家庭出身，特别有个知青，有事无事还喜欢到我家串门。春节过后返乡时，她不首先去拜望队里的干部，却把礼物拎到我家。但即便如此，我们之间绝对没有丝毫的男女之情，我更无非分之想。即便再借一个胆子给我，我也绝不敢和她们谈情说爱的。

要知道当年的下放女知青，人们称为“高压线”，碰不得的。任何人只要触碰了“高压线”，便会招来牢狱之灾。更何况我呢？但由于我们之间过多的接触，不知不觉中也招来了一些流言蜚语，而天真无邪的我却浑然不知。

那天吃过晚饭后，大约快到八点的时间，我照样怀揣一把口琴向知青点走去。刚来到一个窗子的旁边时，就隐约听到里面有男人讲话的声音，我本能地透过窗户向里面望去，恰好和一个人四目相对，是大队的民兵营长！

仅此一瞥，万万没有想到，闯下了天大的祸事。里面还有两个男人，大队的主任和团支部书记。看到他们在里面，我便抽身回家。

大约二十分钟以后，家里来了两个基干民兵，把我带到大队部。随即民兵营长开始询问我：夜晚偷窥知青，意欲为何？

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听我的辩解，不由分说地把我关了起来。紧接着第二天就召开全体大队干部会议，专门讨论我的问题。眼看一顶触碰“高压线”、破坏上山下乡的帽子就要给我戴上了。

人生就是那么充满着传奇和变数，也注定我命中三生有幸。我遇上了一个天大的好人，一个基层少有的正直无私、廉洁奉公、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好干部——我们大队的老书记姚继强同志，我永远的恩人！

就在大多数干部都坚持得出决议，准备把我作为破坏上山下乡的典型，召开批斗会的时候，最后作为总结的老书记发话了：我看这样，你们讲到现在，关于他的破坏上山下乡的证据并不完全确凿，仅凭他和几个女知青关系好和昨天晚上的情况，我们不能轻易地定性为破坏上山下乡，这是一个子女的问题，不要和他的出身联系起来，他还是一个小青年，我们也要对他负责，以后可以对他加强教育……

老书记德高望重，他的话谁敢反驳？四两拨千斤，一场虚惊化为乌有。一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那段经历时，都有一种后怕的感觉，假如我在那时没有遇到那位老书记，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和生产队长打架，和老书记成了忘年交

那是197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那时候的下放知青已全部招工走了。我们全村社员正在村东头知青屋前拣花生（大的留种，小的分给社员)。正在这时，村子里的老队长径直地来到我面前：“你现在去林场挑一担荒草到村里。”林场在村子北边的小尖山那儿，离村子大约三里多路。

我答应后并准备离开，不知怎的又顺便问了一句：“挑回来干什么呀？”队长说：“回来以后跟我们一起送到街上的倪村，我们要去开三干会。”听了他的话，我非常吃惊。现在已经五点多钟了，如此一折腾，我得半夜才能回到家的。更何况那么多人去开会，难道就非得要我挑着一担草跟着他们前行吗？于是我就显得非常的不情愿问了一句：“那我搞到半夜怎么看见回家呢？”

一贯歧视我的老队长见我竟敢违抗他，张口便骂道：“妈的X，老子叫你干事，你还敢阴奉阳违？”那时我正值年轻气盛，加之平时也没少受他的气，在他的眼里，平日里无论我在生产队干活如何卖力，可是“强盗的儿子永远就是强盗”。想到这儿，我也没好气的回骂了他一句。

这下可不得了啦，反啦！只见他一个耳光打来，反手又是一个，打得我两眼直冒金星。此刻，多年来受到的歧视、偏见和委屈统统涌上心头，我忽然就像一头发怒了的狮子，完全失去了理智，那简直就是火山爆发！我不顾一切地扑向他。

毫无疑问，他哪里是我的对手，我一顿拳打脚踢，丝毫没有解气的样子，很奇怪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拉架。正当我骑在他身上准备继续教训他的时候，正巧大队的老书记路过看到了。

愤怒的老书记大吼一声：“周代申，你胆子还不小！”随后一把抓住我的胳膊，不由分说地把我拖到大队部(二进宫了)，途中我的鞋子跑掉了一只，他也不让我捡起，“叭”的一声关进了一间屋子。随后拿来纸和笔往桌子上一扔，大声说道：“简直是胡闹，今晚就在这里过夜，老老实实写检讨。”

此刻我才完全清醒过来，闯下大祸了，后果不堪设想了。那天晚上我一夜没有合眼，我开始冷静的思考，深知这件事情的严重后果。但我必须要向老书记说清此事的来龙去脉，我拿起笔开始写。我详细地写完事件发生的全过程。

结尾时写了以下几点：1、为什么那么多人甩手去开会，却要我挑着一担草跟着他们后面送去？2、从时间上来说，我挑草来回需要好几个小时，黑夜里一个人怎么回家？3、骂人、打人统统都是老队长先动口，先动手的，全村人可以证明。4、我是“管制人员”的子女，不应该受到如此的待遇。

第二天大清早，老书记就来到大队部，要我把检讨给他。人就这么怪，真正到绝境时，反而异常的镇定。我做出一付“好汉敢当”的姿态把材料交给了他。老书记就站在我的面前看着我写的检讨，一脸的严肃神情。我紧紧地盯着他，注意他的面部表情。老书记看了很长时间，渐渐的我发现他的表情由严肃变得凝重起来，忽然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你走吧。”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结果。

后来的结局是：老队长从此装病在家一月有余，队长也不干了，大队干部也没有去劝他继续干，我的一个年轻堂弟干起了队长，我成了生产队的经济保管员。我也在适当的时机，为我的“冲动是魔鬼”向老队长作了真诚的道歉，我们尽释前嫌。我更和那个老书记成了忘年交。

这么多年以来，每次我回家乡时，都会专程去拜望早已退休了的他——我终生最敬佩的一位长者，难忘的老书记，永远的恩人！(老书记已于2010年仙鹤驾去，享年93岁。)

作者2014年摄于皖南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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