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刘晓电：哥哥姐姐留在乡下的锦瑟年华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刘晓电，自参加工作在文化系统相关单位工作，现退休居家。自由撰稿人。曾执行主编《中国话剧的重庆岁月》《春华秋实》《春华秋月》等文集。

原题

留在乡村的锦瑟年华

——一次邂逅勾起的记忆

作者：刘晓电

“你是不是纯阳洞小学的学生？”

“你哥哥也是纯阳洞小学的！”

“你哥哥比我高两年（级）我比你高两年（级）。”

“你哥哥是大队长，得行得很哟！”

……

这是不久前接孙女放学时，相遇一位60多岁，也承担着相同使命的一位陌生大姐的问话。我在惊喜的同时也万分感动，近六十年前的校友居然能陌路相认，还能讲述一段段小故事。在感动之际，回想起自己知晓的，五十多年前哥哥姐姐们所经历的抹不去的往事。

命运改变时的震撼

五十多年前的一天清晨，撼天动地的哭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这哭声吓得我蜷缩在被窝里哆嗦。这哭声至今仍撞击着我的记忆。

这哭声能用触动灵魂深处来形容，而这触动灵魂的哭声的主角竟是自己心目中胆子特大、主意特多、有勇有谋式的英雄——我那当年十七八岁的哥哥。第一次听到哥哥如此痛哭失声，在惊恐之中想象着，能让有泪不轻弹的哥哥如此动容，一定不会是芝麻小事儿，一定是撞击心灵的天大的事。

这哭声似乎撼动了天地——哥哥姐姐们欲乘坐的火车因故不能发车。

从车站回到家中的哥哥丢下行李，立马与他的兄弟们汇合去了。当再次动身时，哥哥从容淡定了，与专程为他送行的十多位同学一起去往菜园坝火车站。当火车起动时，也就那么挥一挥手，告别了同学和家人，与悄悄抹泪的姐姐们一道，去向远方。

那一天，是哥哥姐姐们去“上山下乡”的日子。那一天，彻底改变了品学兼优，多才多艺的哥哥姐姐们的命运。那一天，是1969年3月17日。

下乡之前，姐姐们已经步入高中，住宿在学校忙于学业少以回家。

哥哥与我小学同校。那一年，七岁的我刚刚跨进学校大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当主持人宣布升旗仪式开始时，只见一位高年级男生举着旗帜，远远地从全校队列尽头走了过来。

——哥哥！

我惊诧地盯着由远而近，又从眼前走过的哥哥。只见哥哥严肃地，在全校师生的注目之下，带领着一队少先队员，走上主席台……。有同学竖着大拇指说：“你哥哥是大队长哟！”这才知道，手臂上带有三根红杠，在家里少言寡语的哥哥竟然是全校学生的队长。

在学校里，大队长哥哥很是威严，总是匆匆忙忙地。记忆中，与哥哥同校一、两年的时间里，似乎没有过什么交流，下课偶尔见到，哥哥也总是在一帮男生的簇拥下擦肩而过。哥哥在学校是学生头儿，在我们居住的大院里是娃娃头儿。

当年，大院里的娃娃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男生女生聚集在一起唱歌、跳舞、排戏的文艺类；另一类则是清一色的男生聚集在一起，偶尔参加表演，更多的是玩拼智商、拼胆略、拼力量的智慧淘气类。从枇杷山顶到抗建堂剧场，是这群男生的疯狂地带。第一类与第二类之间，因为兴趣爱好不同，所以也少有交流，哪怕是在家里，在父母都在的饭桌上。偶尔有交流，也是英雄救美——街对面院子的男生欺负大院的女生时，大院里的男生绝对冲上前去，为保护女生们而抗争。我和妹妹是属于第一类，哥哥属于第二类，而且是这一类的孩子王。三位姐姐中，大姐已经参加工作，二姐三姐忙于学业没有加入任何类。

不知道为什么，并非肥胖的哥哥被追随着他的男生们称为“肥人”，男生们大事小事都喜好： “去找（问）肥人！”

1959年，剧院创作演出《红花朵朵开》，剧中有一十岁左右的小角色，大院里几位小男生被邀请报名竞选，最终九岁的哥哥脱颖而出。1963年话剧《红岩》在抗建堂公演，剧中的小萝卜头是大人们疼爱娃娃们仰慕的重要人物，哥哥则是被特聘的小萝卜头的扮演者。演出、读书两不误的哥哥更是成为大院里两类娃娃们追捧的榜样之一。

下乡前的磨励

1966年以后，大院里的娃娃阵营也在大人们的立场、身份的影响下分列了，分为了造反类、黑帮类、红五类……

有一天，一位造反派叔叔在大院里对一位男孩儿挥动着拳脚，这男孩儿的父亲是文化系统特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席叔叔，母亲则是大院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雷阿姨。行进中的哥哥见自己的小伙伴被人欺负，立即从一堆围观的人群中冲上去，拼尽全力帮助他的这位玩家兄弟反击。

我站在人堆里紧张地惊诧于哥哥的勇敢，同时也为哥哥的行为担心。冲上前的哥哥用手臂卡住那位身强力强的造反派叔叔的脖子，想拯救被暴打的小伙伴，另一位叔叔则冲上前拉住哥哥的后衣领，似乎想要阻止打架。当两位成年人与两位十六、七岁的少年混战之时，那位造反派叔叔低头咬住了哥哥的大拇指，哥哥疼得大叫一声，在叫声中两位叔叔松开了两位少年，哥哥拉着他的伙伴一溜烟飞跑掉了。至今哥哥的手指上还留有牙印疤痕。

哥哥还用类似的行为保护了自己的同学、伙伴——大院里被批斗的田叔叔、纪叔叔的儿子。同时也对大院里的造反派放出狠话——谁要敢动手打我父亲坚决与他血战到底！

十六七岁的哥哥敢于挑战势头强劲的造反派为“走资派”的儿子抱不平，放言保护自己的父亲，足以可见其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

哥哥的拔刀相助，解了小伙伴的危难，却也惹怒了那位造反派叔叔。时隔不久，憋了一肚子火的这位叔叔不知为了什么事冲到我家门口，气势凶凶地喊叫着哥哥的名字，吼叫着：“……滚出来！”

那时期，父亲顶着“执行文艺黑线骨干”、“三名三高”的高帽子，每天与几位前辈一起，打扫大院的公共区域、公厕的清洁卫生，或是戴上高帽子再被踏上一只脚揪斗。文弱多病的母亲正在家中休息，听人在门外骂骂咧咧，起身一把拉住欲冲出门去干仗的哥哥，自己跨出家门，毫不示弱地与那叔叔论理。

当年我们家的一间房就在大院中心路道的路边，十多级石梯让家门与路道保持着距离。那叔叔站在石梯下抬着头，指手画脚架势十足地怒叫着。母亲站在石梯上俯视着那叔叔，心平气和不卑不亢地询问就里。几番回合之后，那位气势汹汹的叔叔居然就平心静气地离开了。不知道温文尔雅的母亲怎么就能够平息了这一矛盾，只知道能容天容地的母亲决不会放仼任何人欺辱自己的儿女。

能够打架的哥哥，在不能到校上学的时期，自学了拉小提琴。

小提琴在当年属于奢侈品，一般家庭都难以拥有。父亲那时期属于被看管类人，每月的工资不能全部发放，只能按家庭未就业人口发给每人十多元的生活费，家里经济异常拮据。哥哥的小提琴是香港的亲人托人带来的。那时有港澳台关系似乎都很紧张，加之抗战时期在重庆《大公晚报》工作，以后被派往香港的亲属是地下党，似乎就更不能声张了，母亲一再告诫：“任何时候任何人问及都说不知道！”

学校停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还没有开始传达执行。也就是在这期间，我们家的日子经历着白天、夜晚泾渭分明的两重天地。白天，父亲忙着参加劳动或被批斗；母亲料理着一家人的生活；哥哥姐姐们不知道在忙什么；我被大院里的一位大姐姐命名为“狗崽子”，时常被呵斥教训；最小的妹妹似乎无忧无虑地在大院里串门游玩。

一到晩上，我们家的家庭音乐会便会在大院里响起。家庭音乐会上，哥哥的小提琴，姐姐们的口琴、借的扬琴，以后成为二姐夫的兄妹俩的笛子和现在已经少有见到的琴琴，加之街邻朋友的手风琴、二胡，再配上几姐妹的自弹自唱很是热闹。

白天干体力活、被批斗的父亲也时不时地用他浑厚的嗓音来上一曲，至今仍记得《金瓶似的小山》是父亲的保留曲目。我家窗外时不时地会有大院里的大人、小孩以掌声为我们的家庭音乐会喝彩。

现在想来也挺奇怪，在那样严肃的时期，当年的委员会、造反派们居然没人出面阻拦？！也许是委员会手下留情；也许是大院里百十号职工，几百号家属在充满斗争的岁月里，也都想听听舒缓的琴声、歌声；也许是谁都知道我们家有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男生——哥哥！无论因为什么，我家的音乐会在那年头成为了大院里的靓丽风景。

无论命运如何环境如何，活出自己的姿态，真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哥哥带着小提琴去到乡下，小提琴成为哥哥的忠实伙伴，这位忠实伙伴陪伴哥哥度过了青春岁月时期的下乡生活。

已经考入重庆一中高中部学习的两位姐姐，学业被大串联、大字报、大批判……取代。“上山下乡”彻底终止了姐姐们的求学之路，同时也让她们躲避开了城市里的“大革命”运动，去往遥远的乡村磨砺自己。

劳作中的无奈蜕变

哥哥姐姐们下乡以后，紧随其后的下乡人就应该是我了。也许是希望能让我早一点体味插队落户的滋味，在一个暑假之日，父母亲为我买好火车票，将十四岁的我托付给街邻一位列车员姐姐，去往哥哥姐姐们下乡的地方——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兴场区。

那时候没有直达威远县的火车，只能到自贡市转乘公共汽车，再步行三十来里山里、田埂小路才能抵达目的地。

那一天，见到赶往旅社接我的哥哥时，差一点没能认出眼前的人是谁。仅仅一年多没有见过的哥哥已经被田野之光彻底改变。补丁重补丁已经分辨不出原色的衣裤，头发长皮肤黝黑，那形象比特困山区的特困户更显特困。

为了减少支出，哥哥半夜从落户的生产队动身，凌晨到达我住的招待所，没有停脚小歇一会，拎上我的行李便上路。我跟随着哥哥去往大山深处的落户之地——大正公社二鹅大队三生产队。

刚上路感觉一切都很新鲜。穿行在田埂、山路之中，空气清晰视野清晰，途中见不到什么人影，轻松愉快地尾随着沉默不语闷头前行的哥哥小跑。不多一会儿，就感觉气喘吁吁跟不上了，哥哥却一个劲地飞奔似地赶前疾走，只是偶尔回头看看我是不是跟在身后，更没有一分钟时间聊一聊家常琐事。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急赶急地飞奔，却也不敢多问，只能咬着牙紧赶慢赶地往前追。就这样疾行三四个小时的山路以后，才扺达隐在山里的哥哥姐姐们的栖身之地。

刚一到家，哥哥放下我的行李，简单交待一下，便下地干活去了。

若干年以后才知道，男知青每天必须干满十个工分，女知青每天必须干满八个工分，十个工分为三毛几分钱。年底分配全年口粮时，如果工分不足，就要自己拿钱补交足额后才能分得口粮。

那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十分困难，父母亲准备每月给哥哥姐姐们寄上十元生活费，哥哥姐姐们坚持不要，甚至饿着肚子也没有伸手向父母亲要钱买口粮。那时有一项一天可以多挣1角2分钱的活儿——挑送煤炭。挑120斤煤，走十二里山路，可以得到1角2分工钱。

送煤的当天，哥哥和三姐五点多起床，哥哥挑120斤往返两次，三姐挑80斤往返一次，如此每周两次，姐弟俩每周就可以多挣几毛钱。

由此也才知道，在路上多耽搁一分钟都会影响哥哥下地干活，影响了下地干活也就意味着当天的工分被扣，工分被扣就意味着当日的经济损失。尽管这经济损失只有几毛钱几分钱，然而这几分钱几毛钱却关系着哥哥姐姐们当年的温饱。

环顾哥哥姐姐们落户的乡宅，小山坡上独楼独栋，两室一厅一厨一猪圈，土泥墙土泥地土泥灶，背靠高山面朝田野，四周空旷没有左邻右舍。这土楼就像是特建的，一室近二十平米由三姐、二姐、表姐居住；一室约三、四平米刚好放下一张小床的黑屋由哥哥独享；一厅能放四、五位人挨人围坐的条桌；一厨砌有一大大的土灶，旁边还可以堆放树枝木柴，堆放至关重要的必需品——口粮；带有大粪池的猪圏紧挨着厨房也还宽敞；门前一小土坝子可以晒包谷、红苕等等。以后才知道，这小土屋确实是生产队为当知青的哥哥姐姐们特建的，所以独立于山坡之上，没有左邻右舍。

那些日子，呆在土屋里感受下乡的日子，没有精彩纷呈的故事，没有耐人寻味的情节，一切都是那么平凡、清淡。然而，在平凡、清淡的日子中也留下了撞击心灵的记忆。

每天清晨目送哥哥姐姐们扛着锄头下地，太阳落山时等待他们收工回家，日复一日。正当青春年华的哥哥姐姐们，每天安静地重复着昨天。感觉不到那个年龄段应有的青春活力，也感受不到丢了书本离开故土的困扰与困惑，似乎所有的激情或者困惑都已经深深地融入出工、收工、口粮、工分、猪草等等维系基本生计的奔波劳碌之中。唯有青山绿水农田带来的清新呼吸，这清新呼吸铸造出宽容的心境，这宽容的心境竟能包容下一切艰难困惑。

也就是在浓郁的乡土气息之中，我目睹了曾经品学兼优的哥哥，凭实力考入令所有重庆学子仰慕的“重庆一中”高中部的姐姐们是怎样丢下书本，在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日子里的蜕变。

自古女子多磨难

已经进入重庆一中高三学习的二姐，身段个头小巧，能歌善舞，是我们家兄弟姐妹中最具写作天赋的高材生。初中毕业时，从就读学校的四百多名同年级毕业生中脱颖而出，成为五名考入重庆一中的佼佼者之一。在纯仙洞读小学阶段，一次学区的大型活动上，二姐代表同学们在大会上诵读学生感言，师生们为其喝彩。其中一位纯阳洞小学的同龄男生对二姐留下了深刻印象。迈入初中，男生发现曾经的诵读女生竟然成为自己的同班同学，欣喜万分。在经历了漫长的“长途跋涉”之后，男生与二姐最终成功步入婚姻殿堂，几十年风风雨雨恩爱至今。

二姐的下乡之路比较坎坷。在她的弟弟妹妹们赴乡下插队落户之后，她独自跟随初中学校的下乡队伍，去往丰都。去后不久便身体不适患上肝炎，苦不堪言。父母亲在家里着急上火万分担心，但那时似乎没有因病申请回城市的政策。远在威远的哥哥姐姐们也着急万分。

哥哥姐姐们下乡以后，被评为重庆市首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哥哥代表这个集体回重庆参加表彰大会，也因此时不时地接受当地知青办的釆访。哥哥便找机会试探着向当地知青办主任汇报了二姐的情况，申请将二姐由丰都转来威远的生产队。知青办主任爽快地同意，并立马向二姐下乡的丰都生产队去函，很快便办妥所有手续，二姐转往威远插队落户。

二姐到威远时，因为生病加之营养不良，身体状况很差。哥哥姐姐他们下乡之后，在落户之地喂养了三只鸡，其中两只鸡过早夭折了，剩下一只小母鸡很是善解人意，在二姐抵达哥哥他们农舍前，便开始每天下一个鸡蛋。二姐去了以后，小母鸡下的鸡蛋便保证了二姐每天的营养。生产队里纯朴善良的村民们也给予了真情的帮助，但凡哪家炖鸡烧肉，都会邀上哥哥姐姐们去家里共餐。慢慢地二姐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以后病也痊愈。

当年，二姐初中毕业以后，三姐隔年紧随其后，也从所在学校四百多名同年级毕业生中脱颖而出，成为八名考入重庆一中的佼佼者之一。在插队落户之后，乐观的三姐实实在在地接受着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干着与村里的男女村民一样的体力活。在一次集体送红苕藤到镇上售卖时，三姐背着百十斤重的红苕藤，跟着队伍前行，突然脚下踩空，摔进路坎下的水田里，半天动弹不得，村民们赶紧停下相救。一位农民老叔一边跳下水田施救，一边着急地喊着：“哎呀，造孽哟！这下啷个向别个爸爸妈妈交待哟！”

苦涩的永恒记忆

精打细算是传统美德，这美德在哥哥姐姐们的乡村生活里被传承到了极致。产什么吃什么是乡村里的特色。庆幸当地盛产花生，那时节正是嫩花生出土之时，盐水煮的嫩花生很好吃且饱肚子，再加上一大锅清水煮青菜，一顿惬意的晚餐就此成功完成。新鲜红薯吃一段时间，更多的是切片晒干，堆放在厨房储食角落，是维系几个月生活的主食品。

听村里的小朋友说“赶集”好玩，就一直盼望着“赶集”的日子。终于有一天听哥哥姐姐们计划着“赶集”时要买的生活必需品，准备第二天带我“赶集”去。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三姐便催我起床，然后往屋后边的山崖走去。
山崖下的地下水洞是日常生活用水的取水处，在一次独自前往时，遭遇过惊吓。

那天，我呆在土屋中无所事事，就想干点事表现一下，于是就担着一对水桶往屋后的山崖走去。小屋到山崖的路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小路，小路两旁长满了杂草。我挑着水桶摇摇晃晃刚走了一段儿，只感觉从草丛里飘来“丝丝”的声音，转瞬之间一条约一米长的青蛇滑溜到路中间，竖起长颈吐着信子四下打望，吓得我魂飞魄散立在原地断了呼吸。也许就因为呼吸暂停，更没有移步惊蛇，才能躲过一劫。待目送青蛇滑向草丛无了踪影，方才掉转身飞跑回家，从此再不敢往那后山崖迈动一步。

赶集必须翻过山崖，也因此才得以靠近仔细打望一下。只见两百来米高的山崖很具有峭壁悬崖的特色，岩石结构的山体笔直挺拔，贴着岩石凿就的山路没有护栏，几乎只能够一人行走。上行的路上我几乎是贴着岩石一步一步地向上爬行，一边爬行一边后悔，为什么要去赶集？！爬行之中还听三姐讲，她从这山崖上生产队的煤窑里担着百来斤煤从这条道下山的往事。

在这条狭窄的山崖道上担100多斤东西下山，如果稍不留神扁担踫到山体，人就肯定无疑会掉下山崖。听得我双腿更是发软颤抖。待爬到山顶，站稳脚跟举目望去，只见太阳从天边冉冉升起，脚下的山水田地被光耀得金灿灿的，这才忘记了心惊胆颤的疲劳爬行之旅，又欢天喜地跟着姐姐往二十多里外的集市赶去。

赶集市的心情犹如儿时跟着爸爸妈妈上解放碑的心情，甚或更觉新鲜更多期待。

平日在田间地头见不到多少人影，集市上却处处见到涌动的人潮。马路两旁的货担子一个挨着一个，卖家的叫卖声，买家的还价声交响着集市变奏曲。

在生活必需品买好后，三姐将剩下的余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捏在手里，数了又数。我在一旁盯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食物，咽着口水，期待着姐姐能给一点点满足食欲的惊喜。三姐捏着钱犹豫半天，终于下决心在路边的油钱铺子买下几个油钱，五分钱一个，每人一个。还美滋滋地告诉我：“这个油钱特别好吃！”

三姐一边吃着油钱一边讲述了她与哥哥买油钱的故事，因为想吃油钱，三姐与哥哥曾专程前往集市购买。为了不误工，姐弟俩半夜动身向二十里外的集市奔去。俩人迷迷糊糊地在月色下的山路中行走了很久，结果越走天色越黑，实在不能走了，两人就地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迷迷糊糊睡了一会，黑暗的天空才透出一点点光亮，姐弟俩才又往集市赶去。当年哥哥姐姐们的农舍里没有买闹钟，没有买手表，更无当今分秒不离的万能手机，只是凭感觉判断时间，结果因为想吃油钱心切，过早地摸黑出发了。

为什么越走天越黑，当地老农解说——这就是黎明前的黑暗。

吃着油钱听着故事，跟紧三姐又忙匆匆地往回赶。

回家后三姐便下地干活去了。待傍晚收工以后，三姐将三个油钱分给没有去集市的哥哥姐姐们。我回味着油钱的美味，咽着口水悄悄望着哥哥姐姐们津津有味地啃咽着油钱。这时三姐走到我身边悄悄踫踫我说了句： “去找哥哥要点油钱吃啥！”

三姐和我一样，渴望着再品味一下油钱的余香。我望着哥哥手里的油钱，再望望闷声不响全神贯注咀嚼着油钱的哥哥，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左右为难交织着几分后悔让我呆立在原地。如果我的油钱还没有吃，如果有钱能多买一个，如果……

几分钱一个的油钱，在那特殊年代特定环境下，成为生活中带着苦涩滋味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了脑海里。

历经磨砺叶落归根

暑假快结束了，我的下乡体验生活的日子也在平淡的收获中结束。
离开之时，爬上山路回望着哥哥姐姐们居住的土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札根农村一辈子！”的口号刺激着大脑。我迷茫地掉转头，跟着哥哥穿行在回家的山路上。

从山路下道后，刚巧踫上一辆大货车，车头可以容纳四五人。一番商量后，纯朴的司机答应免费让我搭乘到火车站。坐在车上我算计着，节约下来的车钱可以买多少个油钱、值多少个工分、买多少个鸡蛋……

哥哥姐姐们继续着田间地头的耕耘，他们勤奋的劳作和艰苦生活的优良品质又在改变着他们的命运。

重庆大型企业首次下乡招工时，哥哥便被当地推荐，被重庆发电厂考察后招回重庆，从事烧锅炉工作。因为自带文艺细胞，很快被厂宣传队选中，参加各类演出。在一次群众文化演出活动中，哥哥被正在物色招收演员的市级专业院团选中，特招为专业演员，以后被评聘为国家一级演员。

当年哥哥欲调到专业院团工作时，曾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没有想到——父亲不同意！在哥哥几经努力的坚持下，加之锅炉工每天与上千度的高温零距离接触，随时有可能发生事故，能离开高温锅炉，也就远离了危险，最终，父母亲松口同意了哥哥的选择。从此，哥哥在他喜爱的专业舞台上，兢兢业业地从事了几十年的表演艺术，收获了他的演艺生涯。

哥哥被招工近一年后，重庆建设机床厂到威远县招收本厂下乡子女，威远的知青办不同意厂方只招厂内子弟，并将当地下乡知青名册提供给厂家，要求厂家从中适当招收部分知青。

威远县的村乡镇干部、村民，特别知青办的干部们，不为私利，真心实意关心关爱下乡知识青年，纯朴善良、公平公正的作风，令所有人敬佩，更让受其关心关爱的哥哥姐姐们铭记至今！

最终，三姐被厂方录用。以后才知道，当年子弟学校急需招收老师，招工人员在阅读知青名册时，被三姐的高中学历和重庆一中学校这一名校的招牌所吸引，立刻将三姐圈入被招知青名册之中。教书应该说是三姐的最佳职业选择。在为人之师几年之后，三姐从小学调到中学，被评聘为中学高级教师，以后又走上学校的领导岗位。从教几十年退休以后，三姐收获了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最佳馈赠——分布于天南海北的学子们铭记着启蒙老师的恩情，时常回渝探望他们的恩师，时常邀请三姐和同为教师的三姐夫一道赴外旅游或相聚。

二姐的下乡与回城，总是命运多舛。当哥哥姐姐表姐们都回城之后，那插队落户的土屋里，就留下二姐一人，孤孤单单地复制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生产队与知青办共同决定——不能让二姐一个人在农村呆得太久！由此，在三姐离开生产队第八天时，二姐接到通知——为回城做体检！

那时知青办向一大型企业推荐了二姐，企业到父母亲单位政审之后，被厂家招工人员以政审不合格为由，将二姐调换到李家沱运输社拉板板车。尽管拉板板车一段时间后二姐改做了其他工作，但父母亲一直担心着二姐的身体，商量着利用当时的一项政策——子女可以顶替离退休父母的工作。父亲退休，让二姐顶替。对于父亲的退休，家里成员分为两种意见：同意、不同意。最终，为了二姐的身体和前程，父亲动容写下离休申请，准备离开自己挚爱一生的话剧事业。

父亲的离休申请上交以后，没想到院团领导班子坚决反对。时隔不久，市委一位副书记与文化部门相关负责人到团审查剧目，院团负责人借机向领导们汇报了二姐被招工时的遭遇，汇报了父亲申请离休之事，在场领导们也一致反对。最终，市里拨下特招指标，二姐的工作得以圆满解决。

从来不愿为私事给组织、给别人添麻烦的父母，没有想到为子女的事得到各级领导的如此关心，感激不尽！此后，父亲在自己钟爱的话剧舞台上，尽责尽心直到七十四岁因身体健康问题才圆满谢幕。

无论怎样，哥哥姐姐们终究在经历了插队落户的磨砺之后，回到了重庆城，有了一份安定的工作，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在经历几十年之后，各自的事业圆满落幕。如今，哥哥姐姐们在知足中常乐，在常乐中健康地安度着晚年！

因为与几十年前校友的邂逅，回忆记录下哥哥姐姐们插队落户时的琐碎之事，这些琐碎之事，对于我们家庭而言，是一段重要的家史；融入当年约几百近千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却只是沧海一粟……无论是家史还是沧海一粟，所有的酸甜苦辣，都随着岁月的变迁，沉淀在了哥哥姐姐们的生命之中。

2021年8月仙女山

重庆知青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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