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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马岭：一个女大学生的观影记录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马岭，1960年生，1975年初中毕业于长沙市第一中学，1977年高中毕业于桂林市第八中学，同年到桂林郊区插队；1979年考上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1983年毕业；之后长期在学校任教，至2020年退休。
作者1981年摄于西北政法学院校园内
大礼堂侧面（2019年10月回校时拍摄）
许多片子，当年看的时候就觉得一般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如《青山恋》（1980年6月30号）《春雨潇潇》（1980年7月5日）《爱情与遗产》（1981年1月23号）《爱情啊，你姓什么》（1981年6月14号）《父子情深》（1982年1月25号），等等。当时还放映过一些教学片，如1983年1月13号晚7点放的教学片是讲苏联的一个案件，“很一般”。
有的片子当时印象很深，但现在也想不起来了，如1980年9月3号看的《丽人行》，“这个片子很深刻，叫我如此动情”；1980年9月12号看的《锦上添花》，“这是我第二遍看了，因为喜欢这部喜剧片”，某些情节令“全礼堂哄堂大笑，我也笑出了眼泪。”还有1981年1月18号看的《军阀》，“很叫人感慨，历史的每一页都是多少人的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啊！”1981年2月6号看的《屠夫状元》也“很不错”，即使第二次看（1981年4月30号），“仍感到影片很成功，礼堂里不断有掌声、喝彩声”；1981年6月28号看的《陈毅市长》，“是国产片中这几年少有的好片子，思想性、艺术性都很强，敢于写人物的个性，也很好地体现了人的共性，伟人与一般人的共同处。”1982年9月26号看的电影《升官记》，“美得很，台词写得很好，情节引人入胜，表演不露俗俗套。”
有些电影当年十分轰动，至今依然记得，如看了两次的《佐罗》（1980年2月14号和3月8号），“虽然影片个人英雄主义的调子很浓，仿佛佐罗是个救世主，单枪匹马，所向无敌，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影片那战斗锋芒仍然是很好的，佐罗胆大艺高，智勇双全，令人敬佩。”“班上男同学对佐罗普遍叫好”，女同学当然也喜欢他的英俊潇洒，我还因此很想去学剑术，并叹息没有机会，不过“我应该开始尽我目前可能的力量来进行一些活动，比如适当减轻体重，练习长跑、短跑、行军、爬山以及一些体育活动。”
谢芳主演的《泪痕》也“还可以”，“一个神经正常的人，如果不是在特殊的环境和压力下，是做不出孔妮娜的装疯行为的，尤其是对亲生儿子，不仅撒手不管，而且又追又打，这是对作为女性的母亲的一种最大的精神摧残”（1980年4月9号），片中那首插曲《心中的玫瑰》后来一直是我们最喜爱的歌曲之一。
记得在大礼堂放映印度电影《大篷车》（1980年10月1号）时，我们在礼堂外面等上一场散场的时候，听到里面不断传来笑声、惊呼声，终于等到自己进场观看时，惊险的情节确实令我们不断地情不自禁发出“啊呀”的叫声。
还有日本电影《砂器》（1980年7月6号、10月15日分别看了两遍），其情节不仅让我“感动落泪“，更重要的是，其中对复杂人性的解剖与我们过去看到的好人坏人泾渭分明的脸谱化表现很不一样，反面人物不但不是獐头鼠目，相反还一表人才，杀人犯居然也风度翩翩、温文儒雅。另一部日本电影《啊，野麦岭》（1980年11月18号）中展现的纺织女工被侮辱、被欺凌的情节则令我“怒火中烧”，对那些底层劳动妇女的吃苦耐劳、克勤克俭满怀同情与钦佩——这与我们一贯宣扬的劳动人民之美德十分接近，今天回想起来，当时通过观看这些电影，日本人兢兢业业、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在我们的脑海里留下来深刻印象，并对那种资本主义的创业精神开始有好感。
还有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跌宕起伏的情节，戏剧化的人物命运，女主人公外柔内刚的个性，危难之处见真情的善与美，与传统道德观念以及当时我们的道德水准都十分吻合，因此普遍叫好（1981年3月30日）；日本片《远方的呼唤》也令我看后很不平静，“影片健康的基调，爱情上的自制，极大地触动我的心”（1981年9月30号）。
还有谢晋导演的《牧马人》，是学校在小寨影院包场看的（1982年5月10号上午10点），丛珊饰演的女一号获得大家一致好评，有男同学对她的一言一行都不断地唏嘘感叹，“片子的确不错，有乡土味，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的善良、热情、淳朴，有许多感人之处，……演员表演很好，这个片子令人回味。”
1983年夏看的《女大学生宿舍》则令我们很失望，觉得很不过瘾，认为我们自己宿舍里发生的故事比电影里更丰富多彩，更有意思。
然而思想的变化往往不是急转弯，通常要经历漫长的崎岖山路，例如我当天的“观后感”中还有另一番感慨：“意识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的意志被征服——我还是和从前一样不怕死，但也不乐意死。大自然有时是可怕的，但它一旦发生了，我们则不应该被它征服。”这番“豪言壮语”似乎是不愿承认自己的改变，强调自己依然如故——依旧保留着过去一以贯之的“不怕死”精神，革命意志依旧没有被征服。
然而时间证明了一切——我今天关于这部影片的记忆，只有它所展现的巨大破坏力带来的震撼，而对自己那时固执的表白已经完全没有印象。这说明在之后的几十年中，我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战争的残酷”这方面，它就像一粒种子，在其后的人生岁月里发芽、开花、结果，成为我价值观中很重要的一片园地；而另一粒种子虽然栽培已久，也发芽、成长了，但之后却日益枯萎、并最终凋谢了，如果说还有些许痕迹的话，那也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来表达的——要尊重和敬畏大自然，“人定胜天”之类的口号反映的是某些人的无知和狂妄。
在青少年时期，我们身上有很多面，哪些面后来发展了、扩大了，哪些面萎缩了、减小了，使得当初大体站在同一起跑线的我们，后来可能在思想上走了不同的路，成为不同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班上许多同学都比我觉悟得早，如1980年12月10号晚上，再次观看了这两部电影（应该是在我们学校），“情绪似乎已不那么激动了”，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男同学似乎对片子“不怎么欣赏”，谓之“太没人性”、“太残酷”，也有同宿舍女生对电影表示“不感冒”，……我当时还对此不以为然，觉得“爱好文学的人往往如此”，意思是他（她）们太小资。
大学期间所看电影中印象最深的是《悲惨世界》（1980年12月31号），当时看后感受到一种心灵上的巨大冲击，可以说百感交集。
我们是在文革中度过的中小学时光的，没读过什么书，我也没有一些同龄人曾私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的机会，当时还没看过小说《悲惨世界》，对雨果知之甚少。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西方名著的魅力，对其历史画卷般的恢弘场面赞叹不已，被影片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深深打动，……
尤其是其中有关人性的描写，那位仁慈、崇高、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主教，以他圣徒般的举止不仅一时感化了、而且永远改变了影片中的主人公冉·阿让，与我们过去熟知的思想教育和改造完全不同，没有说教，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没有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但却真正使人脱胎换骨——冉·阿让从此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舍己为人的人，他此后的一生都在行善，都在助人，且无怨无悔。这位主教和后来的冉·阿让，完全不同于我们从前所熟知的英雄人物，但无疑更有魅力，更打动人心！冉·阿让的“善良、忠厚、诚实、无私等等优秀的品质，着实叫人感动、钦佩。而且他地位变后，其品质依旧是那样淳朴，依旧是那样富于吃苦精神，他是那样富于深沉、内在、正义、善良的美。”面对这种陌生而美好的人性，我感慨万千，深深为其所折服，很多年后我渐渐明白那是一种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人性光辉，闪烁着一种宗教般的圣洁。
还有影片对人性复杂化的描写，并非我们过去所接触的文艺作品那样，穷人都是革命的正面形象，富人都是丑恶的反面角色，……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社会各阶层都有好人和坏人（后来的生活经历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点），如收留芳汀私生女的店老板一家，他们贫穷、自私、贪婪、敲诈、卑鄙，影片对他们的刻画入木三分，生动、可信，我似乎是第一次为社会下层的丑陋所震惊，……但同为底层的芳汀虽然也贫困潦倒，却单纯、美丽、善良，她被欺骗、被凌辱、被勒索，在黑暗环境中苦苦挣扎，直到遇见冉·阿让，她带着女儿在辽阔田野上行走的美好画面，至今在我脑海里栩栩如生。
还有那位年轻英俊的大学生，也令人唏嘘不已，他曾那么积极地投身于大革命，“决心为法兰西而战”，“在激烈的巷战中，英勇顽强”，“但是，当革命被镇压下去后，他却躲到了个人的安乐窝里，满足于小家庭的温暖，对于他所曾经致力于的事业，对于曾经和他浴血奋战、而后来都慷慨就义的战友们，他不再记起，他只沉醉于爱情之中。这使我深为感慨，觉得很富有代表意义。”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使我们对那种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总是满怀憧憬和期待，因此对于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沉溺于卿卿我我的个人恋情，十分失望，也非常反感，觉得与伟大、坚韧、成熟的冉·阿让相比，他真是太轻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