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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丨汪晶晶：端端之死，她是我的721大学同学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汪晶晶，1953年生于武汉，父母为家乡名医。1966年毕业于原武医附小，当过纺纱厂学徒工、知青、街道病残青年、护士医生。1982年1月武汉大学学士毕业，同年教育部公派赴联邦德国研究生。1985年和1989年分获科隆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任德国CLW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客居德国。著有170万字长篇乡土小说《松园旧事》。
我这辈子，上过三所大学。这三所大学，一直到今天都坚定不移地屹立在我的履历表中。
说起来，我和端端，也该是不折不扣的大学同学。
只不过谁也没想到，那所大学时乖运蹇， 后来竟在我的履历表中被搞得踪迹全无了，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它在中国的土地上，还是很让人心驰神往的。
我和端端上的那所七·二一大学，是家乡武汉的一个区卫生局办的。学员是从区卫生局下属的几十个极不正规的，被称为集体所有制的小医院中，据说是“先民主，后集中，群众推荐， 领导批准”而招收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青年”，而是“知识青年”的副产品“病残青年”。所谓病残，顾名思义，是指身体上有某种缺陷，非病即残，因而无法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能合法地待在城里不走，却不用担心居委会带着人上门高唱“很有必要”的那幸运者。
事实上，据我自己私下观察，那些“病残”青年们，大部分都能吃能睡，能跑能跳，比有些下了乡的知识青年还要健康得多。真正有病的，恐怕只有我一人。我是一名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在农村曾不幸被巫医把气管扎穿，只差一点就葬身于“广阔天地”。
端端似乎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大毛病。不过她却确确实实是下了乡，实实在在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回城，才办“病转”的。
且说那所七·二一大学，学员极多，文化程度也因此五彩缤纷，从文盲，一直到六六届老高三的学生，应有尽有。
上了几天课之后，成绩学得比较好的几个，慢慢地熟悉起来，相互之间也就多了一些来往。
成绩学得好，无论如何该是一件好事。要放在今天，就算是“勇攀科学高峰”一类了。但那时可不行，七·二一大学党支部W书记，专门办了一个学习班，帮助学得好的同学，让他们端正思想，提高认识，以实际行动悬崖勒马。被帮助的恰好是四男四女。其他那些因为成绩平平而没什么缺点的同学们便开玩笑，把那八位不幸犯了错误的同窗们简称为“八人帮”。
（我和上面这三位另类大学同学的同窗之谊，延续了半个世纪，一直保持到今天。）
我和端端就是在同属“八人帮”的那些日子里认识，进而慢慢熟悉起来的。
端端有一个匀称的身材，不高不矮，戴一幅小巧玲珑，在那个平庸的年代不多见的金边眼镜。端端不仅举止得体，文质彬彬，还能写一笔颇为赏心悦目的毛笔字。那类雅致大于美丽的女孩子，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家庭教养。大家于是便都以为，端端的父母，很显然是读过一些书，被老百姓们语焉不详地称为“知识分子”的那类人。
过了不多久，为迎接某一节日，七·二一大学开始排演文艺节目。
端端身上的文艺细胞丰富得简直让同学们目瞪口呆：她会跳舞，会唱歌，会朗诵，会报幕，特别是她会唱京剧，唱得极好！她在台上唱一声“家住安源……”， 我在台下听得迷迷糊糊的，竟以为那声音是收音机里飘出来的！
知识分子的家庭，似乎不大可能给孩子们遗传那么多可爱的文艺细胞。我于是暗暗推测，端端的父母莫非是“革命文艺战士”？
又过了没不久，我们那所七·二一大学开始“开门办学”了。
为了避免“八人帮”再犯新的错误，W书记决定尽可能把“八人帮”打散。无奈没有那么多的“点”。我和端端大约属于不那么严重，且悔过态度良好，便被分到同一个“点”上楠林公社卫生院。我和端端睡在同一间房，两张床还紧贴着。把蚊帐挂好了之后，端端用硬壳纸卷了一个圆筒，从她的蚊帐中穿到我的蚊帐中。我好奇地看着那圆筒，端端神秘地笑了。到了晚上，那个圆筒的功能便充分地显示出来了。
我俩对着圆筒聊天，说话，声音清晰，别的人却听不见。这样就完全不影响六个和我们同室而卧的“嫂子”（我们对结了婚的女学员们的雅称）。端端通过圆筒和我聊天，还从圆筒中塞过来一大批好吃的东西，有蒸熟的，带一点儿咸味儿的干虾仁，还有山楂球和兰花豆。
我吃着端端的东西，心中不免懊悔，我自己什么吃的也没带，我竟然真的以为是到“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去锻炼！
几天之后，端端的美味佳肴吃完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便只能在黑暗中对着蚊帐叹气。端端却从圆筒中给我塞过一大一小两个物件。我知道好吃的东西已经吃完，对端端塞过的东西便没细看。
“唱点儿什么吧，端端！”
我还没来得及说“家住安源”，端端已经在圆筒的那一端开始唱。
“你都唱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吃惊，端端却笑了！
“这可不是乱七八糟的！这可是好东西! 你打开手电吧！”
我这才发现，端端塞过来的那两个物件，大的是一只手电，小的是则一卷纸。等我打开手电，端端又开始唱了。那卷纸上，是端端工工整整地抄下的唱词。
却原来，端端唱的是越剧《红楼梦》：
“他是帕上情丝千万缕，我是笔间心事一行行。我与他若是今生没奇缘，为什么合一个心肝合一副肠？若是今生有奇缘，为什么隔一座高山隔一堵墙？”
端端唱越剧竟也唱得出神入化。不仅吐词清楚，那拖腔，那缠绵，那韵味，简直绝了!
唱完了《红楼梦》，端端意犹未尽。
“还想听什么？”
“那你现在再唱家住安源吧!”
“何必在这难得的良宵唱家住安源呢! 家住安源，完全可以留在大白天唱！”
那一整晚上端端都没唱家住安源。她先唱《苏三起解》，又唱《望江亭》，最后唱的还是越剧。那是我从未听过的一出越剧，端端告诉我，那出名叫《狸猫换太子》的越剧，不幸在武汉市刚演了没几场，“革命”就开始了。
我和端端去的那个楠林公社是个交通极为发达的所在。
东南三十余里能到T县县城，西北五十余里能到著名的X温泉，从公路上拦车，三个小时就能到武汉最繁华的闹市区。1966年的秋冬之际，这个小小的公社曾热闹非凡，显赫一时，住满了红卫兵。原因是，这里是南下步行去韶山、井岗山的必经之路。
也正因为交通过分发达，楠林公社的这个有着几十张床位和数名正式医学院校毕业生的卫生院冷冷清清，没什么病人。
看到“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如此萧条，我十分悲伤，病人越少，病种越少，我们实习学到的东西就越少哇！
端端在这个问题上却比我乐观。端端的推理是，病人少，说明广大贫下中农们越来越健康了，而广大的贫下中农们在黑暗的旧社会和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是不大可能健康的，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端端提议，没病人时我们完全不必老在诊断桌前正襟危坐。
有一天，我们看书看累了，决定一起上卫生院后面去爬山。
那山，刚开始挺好爬的。爬了一半之后就陡峭难行，乃至完全没有路了。我和端端被树丛搞得遍体鳞伤才算爬上了山顶。
在空无一人的山顶上，端端开始放声地歌唱。唱完了戏，又唱歌，唱着歌，又开始跳舞，面对着我这唯一的观众！我不由得感慨万千。
“端端! 你真该去当演员！留在这小医院里工作，实在是委屈你了!”
沉默了片刻，端端给我讲开了她的家庭。
却原来，端端真如我所猜测，是演员的女儿，还是名演员的女儿。端端的父亲，是武汉市京剧院中“正”字辈的名二丑；端端的母亲，是文翰市越剧院中金氏姐妹那四朵金花中的一朵。而且端端还是正宗的梨园世家孩子。她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舅舅，姑姑，伯伯……，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叫得上名的亲戚们，全都是演员。
我真是由衷地为端端惋惜。
“你干吗那时不上戏校呀，端端，上了戏校，不用上山下乡，多好!”
端端看着天边的云彩叹了一口气。
“小的时候，爷爷奶奶死活不让我学戏。他们说，李家从我这一代起，改换门庭。不做戏子，要当读书人！没想到……”端端不说话了，我却完全能明白，端端的爷爷，奶奶没想到的是什么。
“我的成绩学得挺好的！我原想，这辈子考上一个大学，安慰安慰爷爷奶奶，让他们高兴高兴。”端端的脸上，浮起一丝并不知足的苦笑。我们不再说话，开始在山顶上毫无目的地乱走。
走着走着，我们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洞口已被荒草盖住了的山洞。
端端燃了一枝火柴钻了进去。我犹豫了一下，也跟在她身后钻了进去。火柴要灭了，我搓了一把洞口的乾草烧起来。走了几步，洞中豁然开朗，洞顶上向下垂着一根根的钟乳石，让我们想起南方那个风景甲天下的地方。再往前走，我们发现洞里居然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洞中空气湿润，温暖，而且最难得的是，洞中竟一尘不染地干净！
我和端端找了一块光滑的地方躺下。
“咱们发现了一处风景胜地！”我对端端说，“这洞里可以住人，有空气，也有水……”
“这洞给人住太可惜！人挺脏的，多好的地方让人一住就不堪入目！这地方真要给人住，得在人死后。人死了比活着的时候干净！将来咱俩死之前约着，一起上这洞里来死！别忘了！“
“咱们还这么年轻，你干吗要想到死呀！”
端端竟然这样坦然地谈到死，而且还扯上了我！我惊诧，进而简直有几分愤怒了！端端却依然平静。
“我其实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不愿谈死。其实谁都知道，人，早晚是要死的！我没事的时候就常想死的事。要是人死了之后还有一个世界，有地狱，有天堂，就好了！那样的话，人就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不敢在活着的时候胡作非为了。”
我无言以对，只能长长地叹一口气。
过了没多久，“开门办学”据说顺利而圆满地结束了！
在从楠林返回武汉时，我和端端意外地发现，两辆为开门办学的学员装行李的大卡车，有一辆只让学员用一半。另一半是W书记一个人的！他在开门办学的地方买了一大批木箱子、脚盆、柜子等等在武汉要凭票证才能买得到的家具。
假如不是亲眼见到W书记一个人的那半车家具，我俩还真以为七·二一大学里是“莺歌燕舞”，“雨露滋润禾苗壮”；还真为W书记带着我们吃忆苦饭时那严肃得近乎凶狠的表情感动；还真的以为他是在为我们“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而“奋斗终身”呢！
且说武汉，本是辛亥革命的发祥地，街名中有许多，就直接和那场革命有关。
我工作的这家医院紧靠着的，是一条漫长且宽阔的主街，名叫中山大道。从我工作的这家医院到端端工作的那家医院之间，曾经耸立过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塑像。因为那像是铜制的，老百姓们就干脆把那一整块地方称为“铜像”。
和“铜像”相连的那几条街，是以孙中山先生毕生呕心沥血的那几个奋斗目标而命名的，分别是民族路、民主路、民生路、民权路和三民路。
端端工作的那家医院，就叫民族卫生院。
从民族卫生院到端端家住的京剧院宿舍，正好要经过我工作的医院。这样，端端下班后来找我就十分方便了。
从“七·二一大学”毕业之后，经党支部和革委会的“研究批准’”，我荣幸地从“护士”，变成了“医生”。
端端一参加工作，分的就是最好的工种。她是超声波和心电图室的“技术员”。整个“八人帮”的那“半边天”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端端的那份幸运！帮友们在一起开玩笑时就说，端端要是还不安心工作，还想换工种，那就只能想法换到党支部去当书记了！
也正因为这样，从“七.·二一大学”毕业之后没能当上“医生”，端端一点也不沮丧！超声波和心电图室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之间只有十分雅致的接触，离着鲜血和死亡就更远！
有一天，端端来找我，我正碰上一个喝敌敌畏自杀的急诊。在急诊室里忙来忙去，并不时地支使端端上药房去帮我取一趟阿托品。幸好小医院离武汉最大的几家医院不远。我忙了一阵，就把那“自绝于人民”之人转院了。
但急诊室中，仍然弥漫着令人极不愉快的气味。那是有机磷甜丝丝的味道，大蒜辣呲呲的味道, 洗胃的小苏打水咸呼呼的味道和病人呕吐物酸溜溜的味道的混合物。
端端用手绢紧紧地捂着鼻子。要想死还不容易，长江又没盖盖子，在桥上闭着眼，找一个没人的地儿就能跳下去，要是害怕长江滚滚向东方，先跳汉水再汇入长江，曲线救国也行呀！”端端说，仍然紧捂着鼻子。我默然了。
我们那“八人帮”中，有一位男生，是个特别逗女孩子喜欢的男孩子。意志坚强，清心寡欲之辈如我，遇上这么可爱的白马王子，也不免会想入非非！想那端端，天生就是一颗多情的种子，又不善于隐藏自己的情感，在七·二一大学中认识了这个可爱的男孩子之后，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不加掩饰的爱慕之心。
只不过，那个可爱的男孩子，却对所有的窈窕淑女们一视同仁地和蔼可亲。就连“八人帮”亲密无间的帮友们，也看不出来他对端端，是不是多一份温柔。
也就在端端和那个可爱的男孩子之间的关系，在“同志般”和高于“同志般”之间徘徊不定之时，春雷一声震天响，高考恢复了。帮友们纷纷忙着报名，参加高考，我和端端也在其中。那是1977年冬天的事。
说起考大学，原本端端考上的可能性远大于我。
在端端面前，我本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小学毕业刚跨进中学的门槛我就参加“革命”了！在革命大串联中，我曾有幸两次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只可惜在高考恢复的时候, 这些悠久的“革命历史”都没什么用！
端端只比我小不到两岁，却是高中毕业生, 而且还是正正经经，货真价实的高中毕业生！端端上中学，正赶上后来深揭猛批的那个“复辟回潮”！
因为文化程度上难以弥补的先天不足，我忍痛割舍了，下过七年苦功的医学。按父亲的训导，和书打交道比和人打交道愉快，我填了文科中的“稀有生物”，武大的图书馆学系，作为第一志愿。
在选择第一志愿时，端端身上父辈遗传给她，以后又一直受着压抑的那种艺术家才具有的浪漫悄悄地复苏了！端端居然选了地质学院的勘探专业作第一志愿，那真的是五十年代她母亲年轻时才该有的举动！
接下来，有差不多五个星期，我没有见到端端。一直到12月上旬，考试结束了，我们才见面。
我一向是个眼光向前看的人，对所有想也徒劳的那一类事，比如高考的成绩之类，能做到自动不想。但是端端只要和我见面，总会忍不住地猜测高考的结果。那结果看上去对端端简直有些生死攸关！除了让爷爷，奶奶高兴外，我只能猜测，考不考得上大学，在她自己的心中，似乎还关系到她的感情归宿！
我苦思冥想，却找不出任何好招能为端端排忧解难。
那个年代，算命还远没有像后来那样，变成一个正当的职业。就是想花点钱，也找不到地方呀！
没想到端端自己却找到了一个好所在。
端端约着我一起去了一趟武汉那座著名的归元禅寺。
归元禅寺中有一个罗汉堂。端端不知从何听说，那五百个罗汉代表着尘世间的三百六十行不同职业。她让我在心中默选一个数。这个数是一个任意数，可以从一到无穷大。默选后闭上眼，摸定任意一个罗汉，从这一罗汉开始，按自己默选的数去数罗汉。如果默选的数超过五百，则可循环数。最后数到的那尊罗汉将象征自己的未来！
我看了一眼那个罗汉堂。
罗汉堂内空极低，灯光昏暗，空气污浊。对我这样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患者，那显然是一个不宜久待的地方。我于是马上把我要默选的数定为四，那本是我在家中的排行，并很快就数完了。
端端似乎也注意到了罗汉堂的拥挤。她也只选了一个两位数。等端端也数完，我俩便饶有兴致地打量起据说有可能代表我们未来的那两尊罗汉！
我的那尊罗汉，慈祥极了，正开怀大笑，手中还拿着一本书，表情完全是弥勒佛式的，动人极了。
端端的那尊罗汉，却是一个穷途潦倒，正拄着拐杖，沿街乞讨的罗汉。那罗汉有几分像后来家喻户晓的那位济公，表情却远不如济公豁达！
端端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
“你一定考上了大学！你看，你这尊罗汉，手里还拿着一本书！”
我不安地看着端端的那尊罗汉，一面费力地思索，一面小声地劝慰端端。
“咱俩都能考上！你这尊罗汉是一个地质勘探队员！他手里拿着的是测量用的仪器。他的嘴半张着，说不定正在高声唱，我为祖国献石油呢！”
然而，端端始终没有快乐起来。回家的路上，她一言不发。
1977年武汉市高考的榜，发了两次。
老百姓们说的初榜，指的是体检通知，是1978年1月14日发的。那正是武汉市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只可惜武汉的严冬，唤不起任何“银装素裹”的诗情画意。洁白晶莹的雪花总是只能潇洒一个短暂的瞬间后，就被迫融入地面的泥泞，然后变成肮脏而令人憎恶的冰块！
那一天是一个星期六，我下夜班，端端补半天休，我俩下午都没事。
吃过午饭，端端冒着雪骑车到我家。她闭口未提高考的事，只是约我一起去看外国水彩画展。
我装出一幅完全忘却了高考初榜的模样，高高兴兴地和端端一起去了展览馆。
那个年代的所谓“外国”，当然是指的朝鲜！一进入口处，就是巨幅画像，画下印着“我们慈祥的父亲”。几乎每隔一幅就有一幅“父亲”。
端端叹了一口气，低头看着地上那片雨雪交加后的泥泞。“我原以为外国的美术展览会好看，能消磨整个下午，能让咱俩忘掉今天是发初榜的日子！没想到……”
我就那样浑然不觉地和端端分手了。没想到，这寻常的场景竟会是永别！
仅仅只是一天之后，1978年1月15日，帮友中接到体检通知的那几个正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的时候，没有收到通知的端端，寂寞地走了！
端端给奶奶，给父母，给她心爱的白马王子，各留下几行字之后，便永远永远地从人世间消失了！
那个让父母、亲人、朋友、同学和所有认识端端的人都永世难忘的凄风苦雨的夜晚，端端的父亲，在长江大桥上流着泪，呼唤着爱女。那训练有素的嗓音，穿云破雾。一时间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守桥的战士都为之动容！
而端端，却像滚滚东逝的长江水一样，一去不返了！
端端走得那么干净，那么神秘，连自己的身躯都没给亲人，朋友们留下！
一直到今天，谁也不知道，她究竟是选择的哪一条通往永恒的道路。
那场高考，彻底地改变了我和帮友们整个后半辈子的生活道路！
“八人帮”的帮友中，后来走出四个学士，两个硕士和一个博士！只不过，我们圆了梦，却永远、永远地失去了端端！
端端在人世间，只活了不到23岁。而今，她逝去的岁月，却倏忽一下过去了43年！
时间，真是一个残酷可怕的怪物！
如今的帮友们，只有一半还在家乡武汉建设着“四化”；另一半，“支援世界革命”去了！其中两人在美国，一人在德国。逢年过节，大家偶尔还能报报平安。想要见面却不太容易了！
别的帮友是不是还会有时想起端端，我不得而知。反正我自己想端端，真的是想得越来越少！即使碰巧想起，我也会忍不住地在叹息的时候轻轻地埋怨她。我亲爱的端端，她确确实实是有点太单纯，太执作，也太痴迷了！她要是能忍辱负重地活今天，一定会幡然悔悟：她所迷恋的知识与爱情，离着权力和金钱最最遥远，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最无用，最最多余，也最最误人的两个东西！清纯之如端端，何苦要那么认真，要那样早早离去呢。
我手头残存的，唯一一张端端一人的倩影。摄于1976年8月。背景是汉口滨江公园
端端童年在爷爷奶奶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临过贴，能写一笔让一大批读书人家的孩子都无地自容的，娟秀，端正的好字。只可惜我竟连一张端端毛笔的墨宝都没留下。上面是端端1976年夏天在她送给我的《纪念亲爱的周总理歌曲集》扉页上写的两行钢笔字。
下面这张，我估计也是1976年滨江公园那一次拍的：
左起“八人帮”中的W君、X君、端端和C君
端端离世前，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她的枕头下，放着她已经为我裁剪好的黑长裤。上面写着给奶奶的便条，说这是晶晶的裤子，已经裁剪好，让奶奶交给C君缝纫好，再给我。
C君夫妻俩，都是我另类大学中的同窗，我们“八人帮”的帮友。
C君的父亲，是武汉市最著名的红旗服装店的八级裁剪师，那是武汉市专门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做衣服的地方。说实话，在那个贫瘠的革命年代，C君根本用不着慌慌张张地每天去医院上班，她自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学会的那一手绝佳的裁剪手艺，足够她丰衣足食了。
C君只比我大两岁，但革命经历却比我丰富多彩得多。
1966年，C君才只有十五岁。在我和我的小伙伴们兴高采烈地参加革命大串联的时候，她居然拿着自己家的户口本背着父母报名，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年轻时的C君长得极美，能歌善舞，曾是天山脚下无数人回头张望的喜儿。
“八人帮”中，C君对端端最好，远远超过对我们所有人。她把自己家传的那点裁剪的看家本领，毫不隐藏地，手把手地教给了端端。
端端坚定不移地认为，在八人帮中，我父母最有钱，所以我的家境也最好。同时，端端也坚信，我对裁剪和服装，不管是色彩，布料，还是式样，全都一无所知。即使她裁剪有误，我也只会浑然不觉。就这样，根据端端的安排，但凡我需要衣裤，一律按她所说的数量购买布料，由她裁剪，再由C君缝纫。
端端最后为我裁剪的那条长裤，伴随了我的整个大学时代。
在最初的那段悲惨的日子里，C君一度把端端的不幸迁怒于我，甚至不理我。她对端端的奶奶说，端端是晶晶害死的。要不是晶晶唆使她考大学，她好好的，怎么会走上绝路。
这让我心情沮丧，却无处申辩。
事实上，那时大学还根本没有发榜。我们比端端多发的，只不过是一张体检通知而已，是老百姓们自己自作多情地将其称为“初榜”。更严重的是，我们家楼下两家老邻居都是京剧院的。端端是个雅致而彬彬有礼的孩子，每次上我家来，她都先到楼下父亲的老邻居那里问候，然后再上楼。端端用一口悦耳的京白和父亲聊天，管父亲叫大爷，父亲很喜欢她。端端的事，让父亲和他的老邻居们都极为震惊。
父亲问我，是不是我建议端端考大学的。我向父亲保证绝不是。我说，高考恢复的通知下来时，我在市四医院进修。高考的事，端端比我先知道。我对父亲说，如果是我建议的，我会让端端和我一起考文科。我会让她和我一起复习。那样的话，我几乎敢保证，只要我考上，她一定能考上。
C君很难接受端端的事。她花了很多时间，沿着她和端端常去的滨江公园靠江的地方找寻。
那时，我们的辞典中并无“度假”一词。平时想办点私事，只能“挪休”，也就是把星期日的时间提前挪用。那之后，C君开始和我重新说话。她把端端为我裁剪好的长裤缝好送给我，并详细询问我T县楠林公社卫生院后面那座山以及那个洞的方位。
那正是武汉市冰天雪地，一年中最冷的时光。我问她是不是需要我和她一起去，她说不要。她后来和谁，以及怎样去的，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大家都知道，那就是，端端并不在那个洞里。除了那个洞，C君还去过阳逻，据说长江中的遗体，最终都能在阳逻捞起。但那里仍然没有端端。
1982年2月离开家乡前夕，我和X君一起，在C君家小聚。那时距离端端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但提起端端，席间仍是一片不甘心的沉默，和深深的惋惜。C君对端端奶奶极好。她对奶奶说，端端不在了还有我。C君每个月都会去看望，陪伴端端的奶奶，直至老人离世。
那之后，没有了端端的岁月，飞逝着。我们的那个“八人帮”，和芸芸众生，和俗世万物一样，终于无声无息，毫无痕迹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2013年，因为父亲的百年冥诞，我回了一趟武汉市。
有一天，在哥哥家楼下散步，我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非常壮观的社区医院。社区医院的名字，竟和几十年前，C君工作的地方相同。我犹豫片刻，到挂号处询问了一声，没想到C君真的还在，就在五楼。
我乘电梯到五楼，却不能进去。
原来这家社区医院最大最先进最完善的科室，是神经精神科。该科室的病房，是武汉的市立神经精神病院的分院。用老百姓最通俗的话说，整个五楼，就是一家“疯人院”，来访者当然不能随便进。我只能设法让C君出来。
C君出来，我忐忑地观望着她，她狐疑地注视着我。我们之间，横亘着31年漫长的岁月。我确认是她，轻轻地叫了她一声，她立即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我。随后，她用满脸的泪水亲着我，用不连贯的乡音叫着我。一直到过往的小护士惊异地看着我们，我俩才算渐渐平静。
我问C君，怎么跑到神经精神科来了。这一问，立即就引出了端端。
C君说，端端离世后，她一直没法原谅自己。她和端端那么好，几乎天天见面，为什么她竟然连一点都没有注意端端脆弱的心理。假如我们发体检通知那个晚上，C君去陪端端一个晚上，端端一定会听C君劝慰。一直以来，端端是最听C君的话的。
C君说，也就是在1982年我离开家乡之后，市里、省里，年年都有自学的中级和高级医务人员的晋级考试。C君选择神经精神科这个专业，就是因为她总也忘不了端端。C君总想知道，为什么端端连生活中这么一个小坎都跨不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转瞬即逝，C君在这个科室，已经工作了整整25年，甚至有这个专业的副高职称。
C君说，下个月她要当奶奶了，已经办好退休手续，现在是她上班的最后几天。要是我那一天，不鬼使神差地去找她，我们可能永远永远也见不了面。
这一定是托端端的福！
是的，是的， 我绝对同意！这毫无疑问是端端在显灵，一定是端端！
啊！端端！我亲爱的端端！
小注一则：
亡友李端端，女，祖籍北京，在上海出生，在武汉长大，1955-1978。端端的父亲是武汉京剧团著名京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李正福。端端的母亲，是武汉越剧团著名越剧演员、国家一级演员、金家四姊妹之一的金梅楼。
汪晶晶专列
汪晶晶：黄翔先生，
从国军军长到摄影名师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