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本文作者
汪晶晶，1953年生于武汉，父母为家乡名医。1966年毕业于原武医附小，当过纺纱厂学徒工、知青、街道病残青年、护士医生。1982年1月武汉大学学士毕业，同年教育部公派赴联邦德国研究生。1985年和1989年分获科隆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任德国CLW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客居德国。著有170万字长篇乡土小说《松园旧事》。
大学时代的前一段，我们一直有体育课。体育课上到什么时候结束的我记不清了，但是我们住斋舍的那段时间肯定还在上体育课。因为根本没上过中学, 我进珞珈时，对体育课的全部记忆完完全全停留在小学时代。小学时代我不用请假就可以不上体育课，老师知道我的哮喘病，知道我既不能跑，也不能跳。不过每次上体育课我还是去了，我的主要任务是帮同学们分门别类地守好他们脱下的衣裤鞋袜。上了大学，我仍然既不能跑，也不能跳，但体育课却无法不上，因为没人知道我的哮喘病。有一阵我犹豫过，是不是到卫生科开一份证明，因病免修体育。但回家一说便遭到父母严肃的反对。父母说，学校一旦发现你所患的严重的哮喘病，会马上记录在案，将来直接影响你的分配。父母一向认为，如果党和人民明察秋毫的话，我的哮喘病，实际上比肢体残废还要严重得多！（几年之后，大学毕业，我才发现父母是多虑。我们班当时分得最差的据说是国家图书馆和省市地县的公共图书馆，这正如同师范学院分得最差也能分去教书一样。换句话说，即使我考不上研究生，最差也就是把我分到北京图书馆或者武汉图书馆。绝不至于因为发现了我的哮喘病而把我“刺配沧州”！）最好的办法是找一个可靠，因而不会出卖我，同时又和我一样，不想上体育课的同学。这样，上体育课时能做个伴，一起逃学。我首先想到的是报到那天在迎新站和寝室门口帮外地同学运行李做“好人好事”，我打过一次招呼因而知道了姓名的晓玲子。晓玲子说一口无可挑剔的普通话，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说她竟是武汉本地来的。我半信半疑，晓玲子却一脸的坦然。“说吧！你家住在哪里？”晓玲子摆出一幅对武汉无所不知的样子。晓玲子斩钉截铁如是说，对我“家住汉口”，一脸的不屑。（许多年之后，我真的变成了职业商人。而另一位也家住汉口的杰出校友，建设，竟在仕途如日中天之时，急流勇退，果断下海！闲暇时我常想，那和我们不幸竟“家住汉口”一定有关！）不料我的话刚落音，晓玲子的嘴中竟蹦出“……毛泽东同志”几个惊天动地的大字。我立马摒住气，不敢出声，脸上堆满庄严，肃穆的表情。良久，我才算听明白，晓玲子说的是，她家就住在毛泽东同志主办的那个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旁边。“啊！你是说毛泽东同志……主办的那个……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心跳也正常了，但脸上的庄严，肃穆却不敢有半点松懈。“那个农讲所，我参观了二十几次，……但还远远不够，因为意义实在是太重大太重大了！……每去一次，就有一次新的收获和体会。多么令人羡慕啊！你竟住在……”还好，晓玲子没怎么被我的谎话感动，她爽爽快快地打断了我。晓玲子说，那个农讲所，学校组织的时候，她小学，中学各参观过一次，在自觉自愿的情况下，就算可以不买票她也从来没想进去，更何况那地方一直要收票。这一下，我完完全全地放了心——一个就住在革命圣地旁边竟不主动朝圣的人，大概不至于出卖我的哮喘病。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推理太符合逻辑了！晓玲子毕业于武汉那所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华中学（后来的三十三中），从小学到高中，她一直是品学兼优的班长，曾因为在同年级二十四个班中成绩名列第一而跳级。只不过在一个革命的年代，跳级并没有给晓玲子节约时间——她最终成为我们那个七七零一班中几乎年龄最小，而插队的“队龄”却最长的一个。
我为自己缺少技术方面的细胞很抱歉。这张照片不清楚。左为晓玲子，这是1980年我俩站在斋舍的出口。那之前她才刚满让我羡慕不已的21岁。且说晓玲子生着一张古典式的瓜子脸，秀美且端庄。瓜子脸上恰如其分的地方，长着高挺的鼻梁和一对美丽、深邃的大眼睛，那容貌分明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南国美女！但同时，晓玲子却又有着只有北方姑娘们才有的高挑的身材和修长的双腿。我一时竟难以识别她的籍贯了，只能老老实实地问了问晓玲子，她的父母是从何方来到武汉的。这一问才发现，晓玲子的籍贯确实难以识别，不怨我眼拙，因为她的祖辈亲人们，像外祖父、外祖母等等，竟全在美国！晓玲子的父母作为旅美侨民的直系亲属，早在五十年代，晓玲子还未出生之前便完全有资格赴美移民。但她的父母却像那个年代无数怀着赤子之心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说实话，那样的知识分子在后来我们成长的岁月中已经荡然无存——竟拒绝了父母亲人的劝告，毅然决然地留在了祖国。从师范大学毕业后，晓玲子的父母当上了教师，几十年如一日，留下平凡但却可歌可泣的人生轨迹——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照亮的是别人，燃烧的是自己”。等到和晓玲子混得更熟了一些，我发现时代真是不同了。以往让人一听便心惊肉跳地想起《公安六条》的“华侨”，如今苦尽甘来，竟有不少好处。比如，晓玲子的姥姥从国外回来探亲，政府竟给她老人家发另外一种钱。除了特殊的钱，还有一大堆特殊的票证，粮票、油票、布票、工业券，等等。总之，市场上缺什么东西，那票证便能买那东西。我对那特殊的钱和那名目繁多且无所不包的票证好奇极了，起先只是看看，后来便央求晓玲子送给我几张。晓玲子告诉我，就是送给我几张也白送，因为普通的商店根本用不上那些特殊的钱和票证，只能到一家友谊商店才有用。我正沮丧，晓玲子却又出口惊人地说，友谊商店就在汉口。啊！这一下不是柳暗花明了么 —— 想我“家住汉口”，总算也盼来了一点好处不是！且说晓玲子虽然同意给我几张钱和票证，但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却非常怀疑我的那身行头能混得进友谊商店的大门。怎么办呢！我们各自清了清所拥有的全部服装，发现似乎都达不到能进友谊商店的水准。那时外地同学的衣箱放在一间小小的黑房间中，我趁老王清箱时跟在她身后钻了进去，把老王“珍藏”的衣服全部仔细地看了一遍。我发现，老王虽然已经结了一次婚，但服装仍然离想象中的 “华侨” 相距甚远。那之前不久，我和老王洗完衣服晾在斋舍的平台上竟被盗贼偷走。我被盗的是上大学前朋友亲手为我缝制的一件衬衣，礼轻情义却重。老王被盗的则是她结婚时购置的昵外套，在那个年代几乎是老王最贵的一件服装。我和老王难过得一整天没吃饭，并在那之后的一段很长时间内无法“化悲痛为力量”。自然，我不敢在这样悲痛的时刻再对老王提起，为了友谊商店我急需一件美丽的服装的事。这之后我只能又研究了一下我的两个姐姐，万分感动地发现，她们竟和我同样艰苦朴素！晓玲子更是无计可施，她家只有两个弟弟。叹了几天气之后，晓玲子终于想起她有一个同学在绣花厂工作。那厂专门生产用来出口的绣花衬衣，而且是百分之百手绣的。晓玲子用一个周末的时间找了找那个同学并取回一件样品。那是一件淡黄色的的确良衬衣，领口和胸前绣着淡雅且华贵的花朵。我们俩反反复复地欣赏了几遍，一致认为那衬衣基本上只有“华侨”才穿。于是晓玲子又去找同学，让同学按内部职工的待遇用低于一半市场价格的优惠为我们俩一人买了一件。终于盼到了星期天，我一清早便高高兴兴地穿上那件美丽的衬衣向友谊商店的方向走去。一边走，我一边为自己赶上了夏末秋初的好季节而庆幸。要是碰上寒冬腊月，“华侨”们个个都穿上貂皮大衣，那算是一丁点儿救都没有了！且说那个友谊商店竟和我家同处解放大道，只不过我家在解放大道江汉，硚口两个区的分界线上，而友谊商店却在解放大道靠江岸的那一侧。说时迟，那时快，眼看着我就走到了那家金碧辉煌的友谊商店的门口。一路上，我反复练习着一个热爱故乡且与祖国心心相映的“华侨”在一个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礼仪之邦将会受到的隆重礼遇时的应对。我生长在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知书达礼之家，外表上绝不至于让人觉得我“土”。必要的时候，我能说一口规范的北方方言，保证让外人听不出任何W市的痕迹。而在柜台边买东西时需要的那几句英语，How much……之类，我更是烂熟在心，只愁无处可用。我心中充满了世界人民大团结，以及所有和友谊两字有关的美好的憧憬，却没想到我的一只脚刚刚踏进友谊商店的大门，便有人拦住了我。活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我还是头一次发现，商店的门口竟有守门人。且说那位守门人，穿戴得非常讲究：笔挺的西服，一尘不染的领带，闪闪发亮的皮鞋，在武汉那个离着干净、整洁十分遥远的城市，要保持那样一身行头还真不容易。从1949到1966年的那十数年间，按党和人民的邀请和规定，父亲每年十月一日那一天必须穿一身整整齐齐的西服在中山公园两旁的水泥台阶上站立一整天。那个严肃的政治活动被庄严地称为“国庆观礼”，和父亲站在一起的那些人，被党和人民客客气气地称为“爱国民主人士”。说真的，假如不是童年时代见过父亲的那些和时代，和社会已经格格不入的西服，我在跨进友谊商店的那一瞬间，一定会以为自己不幸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且说那位守门人，穿戴虽然超前地文明，但举止、言行、表情、目光，却和武汉街头巷尾池莉小说中那些市民们并无二致，说的那口方言则离着武汉还有数十里。若不是我停得快，那人那只粗俗不堪的手就碰着我的身体了。这话问得真是奇怪！一个商店能干什麽？能看病还是能读书？当然是来买东西的。“嗨！嗨！买东西！”那人一边冷笑，一边用《地道战》中汉奸看老乡的那种我万分熟悉的目光肆无忌惮地打量着我，搞得消化系统一向健康，正常的我突兀地有了一种不慎吞了一只苍蝇的感觉。“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友谊商店！你的护照！”那人颇不友好地向我伸出了一只手。啊！护照！我在心中重复了一遍这个听上去庄严，神圣而对我却全然陌生的汉语词汇。从出生到长大成人，我曾有过户口—学生证—工作证—学生证。却从来没有过“护照“。怎么办呢？我和晓玲子忙乎了半天，竟忘了还有“护照”。我忍不住抬起手，万分遗憾地抚摸了一下脖子下面，衬衣领口上绣的花边。一路上，我小心翼翼，就怕把衬衣碰脏了。而现在看来，这件衬衣……很可能白买了。幸亏是出口转内销，加上内部职工半价……我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远处五颜六色的商品，决定作最后一次尝试。“您知道，”我掏出晓玲子给我的那些特殊的钱和票证，递给那人，脸上堆满了现在简直不忍心回想的谄媚笑容。“……我的……外祖母回国探亲，……让我来看看，……友谊商店有什么东西卖……”说完这席话，我便在心中一万次地祈祷，希望我亲爱的老家家（武汉方言：外祖母，等于规范北方方言中的姥姥）的在天之灵能原谅我的谎言。晓玲子的外祖母就我自己的估计实际只相当于我父亲的年龄。而我亲爱的外祖母却是雇农的女儿，生于光绪七年，八岁就当童养媳，简直谈得上苦大仇深了。1937年，日本人打到我的家乡，八舅随他工作的银行撤往四川、云南、香港。母亲则要到后方的成都去读书。我的老家家却宁可长眠在故乡故土上也不愿“跑反”。和儿女们分手时她老人家曾留着泪，指着长江边说，你们要记住，记住这座龟山！这座山叫龟山啊！龟者，归也。假如不是外祖父在省城教书，我勤劳，善良的外祖母会在她鸡犬之声相闻的乡间安居乐业地过一辈子。她老人家呆在武汉都日日思乡，怎麽会忍心去当“华侨”呢。且说那守门人，接过我递给他的那些特殊的钱和票证，仔细地翻阅了一遍，却仍不放心，又交给他的一个同事，拿到办公室去“验明正身”。我规规矩矩地站在守门人的边上，静候佳音。守门人当然继续用汉奸看老乡的目光监视着我，丝毫不敢松懈。终于，那些特殊的钱和票证审批完毕，全部是党和人民亲手制造的，一点也没掺假！那位同事和守门人犹豫着，商量着，又不放心地看了我好几眼。我知道党考验我的时候到了，便用妩媚的微笑和清纯的目光回应着他们，并把那淡黄色的衬衣上所有美丽的花边们“华侨”般地展示给他们。守门人终于被感动了，同意让我进去，但守门人的同事却一直跟在我的身后。现在回想起来也真令我奇怪，那个令我万分愉快的星期日的上午，武汉的那些“华侨”们都上何处去了？偌大的一个友谊商店中竟只有我一个假“华侨”。我四下看着，转悠着，渐渐地觉得很无趣，最后竟忘了我最初是想来买什么的。其实我家就住在著名的武汉商场对过——那商场原本叫友好商场，和苏联反目之后才改成这中性的名字——武汉那地方，那个年代，拿着钱能买到的东西，我家对过那商场里几乎全有。最后，经过一个卖肥皂、牙膏的柜台，我看到了“美加净”牙膏，那是我天天都用得上的东西。几个星期前我奉二姐之命刚在武汉商场买过一只，我记得清清楚楚，花了将近一块钱。而同样大小的“美加净”在这家友谊商店竟然只卖两毛钱！对这样不合逻辑的价格体系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华侨”们不是比人民们有钱么！为什么卖给他们的东西反倒比卖老百姓们便宜呢？自然，这样的问题无人能回答我，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掏出两毛特殊的钱，买一支美加净牙膏。回家之后，我把那支硕大无比的牙膏交给二姐，二姐听说我竟只花了两毛钱，惊讶得看了那牙膏和我好几眼，老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的那个二姐，是我们全家老小中最小气的一个。她从小和我的老家家一起长大，把劳动人民原本很质朴，很可爱的那种节俭，发扬光大到了让人不知所措的地步。二姐琴棋书画俱不爱，但逻辑思维能力却极强，数理化学得让须眉们长叹。因为这种难得的秉性，她从小学时代起便在家中管账。全家同胞无论男女老幼，凡为“公家”买的东西，都得上她那儿去“报销”，任何最微不足道的营私舞弊，也休想逃过她的火眼金睛。且说我接到大学的入学通知后，告诉二姐，因为得在珞珈山上吃住，我需要两只脸盆。二姐起先不同意“报销”，听说我从即日起没有工资，才拿起一只晾衣服的竹竿，从床底下最遥远的角落掏出两只脸盆，对着光仔细地看了一看，确信是上山下乡年代的，底全都漏了，才放心地递给我。我敢怒不敢言，只能趁着最后那几天上班的幸福时光先到牙科去补脸盆。随后我说我还需要一只热水瓶，二姐检查了家中全部健在的热水瓶，把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只竹壳的递给我。在珞珈山上只住了不到一周，寝室的同学们便奔走相告，说是拿汪晶晶的那只热水瓶时要万分小心，一不扶着就会倒！两个星期之后，我忍无可忍，把那只热水瓶带回家，直接放在父亲的书桌上。父亲一听我对二姐的“节俭”竟有非议，便不满。我提醒父亲注意，我在珞珈山上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全寝室的热水瓶们都是公用。万一有一天不知内情的同学们提着我那只身残志不残的热水瓶在打开水时手舞足蹈一下，便可能造成深度以上烫伤 —— 那个年代，值得人们手舞足蹈的事又层出不穷！父亲的表情这才就此严肃起来，从他自己的零用钱中抽出一元递给我。可想而知，我把那支价值一元实际支出却只有两毛的美加净牙膏递给二姐时的场景是多麽激动人心。回到珞珈山上，晓玲子听说我辛辛苦苦混进友谊商店一趟竟只买了一支牙膏，笑得前倒后仰。我和晓玲子聊友谊商店 —— 当然适当略去守门人非法审我的若干细节——时，一旁正站着淑萍。淑萍是我认识的第二位大学时代的同学，要是不算上大学前就认识的小宪，就是第一位了！当年到武大去报到的途中，我和淑萍竟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刻同坐在同一辆十路汽车的同一排上。那十路汽车从汉口发车，经汉阳，直赴武昌，是贯穿武汉的一条大动脉。武汉那地方，自古坏人就明显比好人多，我通常在汽车上是从不敢随随便便和陌生人说话的。但那天却例外。我和淑萍各自带着一个装脸盆的网兜和一个被窝卷，两人的脸上又趁着党和人民不在身边洋溢着压抑不住的骄傲和自豪。那表情把我们心中的一点秘密全都泄露了，很快我们俩都猜出对方和自己一样，是去大学报到的！不聊则已，一聊，我们俩兴奋得几乎要拥抱：原来我们俩去的竟是同一所大学的同一系！为了这一段极难得的友谊，2000年回国时，我曾专门到淑萍任职的图书馆去找了她一趟，并在分手二十年后，在图书馆的万马军中，一眼认出了她！也正因为和淑萍已经很熟，我和晓玲子聊友谊商店时也没有回避她。没想到和淑萍一聊，淑萍告诉我和晓玲子，她父亲竟是远洋船长！在一个封闭的革命时代，海员绝对是一个令人羡慕且长见识的职业。淑萍早就知道友谊商店。淑萍说，她父亲每次回来都买许多美加净牙膏，是在香港买的，每支也只要两毛钱。哈！这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高兴坏了——我那天在友谊商店的选择是多么英明呀，竟和别人在香港一样。闲话少说，言归正传。我和晓玲子虽然混得很好，她却绝不同意陪着我在上体育课时逃学。原因有二。其一，晓玲子并不像我那麽害怕体育课，正好相反，她很喜欢体育。而且晓玲子身体健康，她是班上她这个年龄阶段中几乎绝无仅有的从知青点上直接考上大学的“小知青”；其二，也是最最重要的，晓玲子认为，体育课根本无法逃学。如果逃学，后果就是补考，因为体育课是要记学分的。这样想来想去没什么好招，我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去上体育课。大学时代的体育课和小学时代有一点小小的差别，那就是男女生分开上，男老师教男生，女老师教女生。且说教我们体育的那位女老师，岁数大约在不惑前后，但身段却保持得极好。两条腿紧紧地绷在极合身的球裤里，上面是让人赏心悦目的盈盈细腰。最重要的是，那老师身轻如燕，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充满了动态的美。和一大群同学一起混着上了一段体育课之后，我感觉良好，并没有出现让我紧张的情况。体育课的主要内容是，大家围成一个圈，传一只白色的排球；发许多羽毛球拍子，大家轮流打；或者大家站成一个长队，在一张软垫子上向前或向后翻跟头。最惊险的大概是“跳马”。我老老实实地照着排在我前面的同学的样，跑几步，在一个像一个大木夹子一样的“跳板”上跳一下，两腿分开，总算跳过了那个长着四只木腿的软绵绵的“马”。不想有一天在体育馆上课，老师把大家带到一根被称为“单杠”的金属棍前告诉大家今天考试。老师双手握住单杠，那样子好像是要把她自己的身体吊起来。我刚眨了一下眼，没想到老师竟已经把自己的上半身悬空支撑在那单杠之上了。自然我完全没看明白，老师是怎样上去的。随后，老师抬起右腿跨过单杠，停顿片刻，我还迷迷糊糊没明白老师究竟想干什麽，老师竟头向前在那单杠上翻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跟头并重新回到单杠上。老半天，我的心跳还没能正常，老师却已经泰然自若地下来了。老师问大家明白了没有，我赶紧四下看，希望大家没明白，不料大家频频点头，表情安详。怎麽办呢？老师说的考试，肯定是让大家鱼贯爬上单杠并在上面翻跟头！要是不慎从那杠上掉下来，肯定中度以上脑震荡。这么想着，我趁没人注意先从人群中挤出，然后就不声不响地回寝室了。一路上我不停地安慰自己，上了这麽多回体育课，从来没听老师点过名。老师连一份花名册都没拿过，根本不知同学们各自姓甚名谁，就更不可能知道谁来谁没来了！没想到我大大地低估了老师的火眼金睛，真让晓玲子说着了，体育课逃学必须补考，因为体育课是必修学分！很快，老王来通知我补考，原因是老王和我一样，那天也没考。需要指出的是，老王虽然和我一起补考，但老王的体育却绝不能因此和我同日共语。老王是个全面发展，多方面优秀的人。老王毕业于杭州二中，珞珈时代，老王曾无数次跟我提到过她的那所教学质量极高的母校。老王甚至坚定不移地认为，她这辈子用的着的比较重要一点的知识，几乎全是中学时代学会的（我这辈子一天中学也没上过，可想而知，老王那话对我的打击之深重）。就体育而言，老王说，在她那所母校，她只是普普通通一学生，她们班的同学都能像模像样地打篮球，打排球，游泳，投掷等等，就像她自己一样，个个都是全面发展的。一句话，老王一点也不怕体育课和体育考试，那天的体育课她绝不是逃学，而是有什麽别的事，事先清了假。去体育馆的一路上，老王看我愁眉不展的样子便不断地和我谈体育。老王说，人的机体是个有“极限”的东西，就像物理学上材料有所谓“疲劳限度”一样。人们通常所说的“运动”是试图不断地超越机体的“极限”。所以，职业“运动员”可以说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那确确实实是凡人莫及。老王说，你不是号称你懂医学吗! 你该知道，人类的肉体凡身都是大同小异的。换句话说，别人能抬腿，你也就能抬；别人能跳跃，你也就能跳跃。我试着抬了抬腿，也稍微跳了跳，但心中仍然嘀咕：肉体凡身和肉体凡身毕竟还不一样，要不然怎么有的高，有的矮；有的吃山珍海味不长膘，有的喝凉水也往胖里长！说话间我们已经走到了体育馆，老师在给别班上课，还没下课。老王上前给老师打了个招呼，说我们已经来了。老师让我们在一边等着，看样子，老师似乎并不知道我们俩是谁。我开始生老王的气，心中一个劲想，老师本来根本不知道谁考了试，谁没考，一定是老王自己想来补考，就顺便把我也叫来了，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表情僵硬，满脸无奈地看着老师，老师却从球裤的那个极小的口袋里掏出一张极小的纸条，然后大声对我说，“汪晶晶！汪晶晶！这个名字真好听！”我和老王一听都忍不住笑了，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却原来，那天我刚走就被老师发现了，老师立即问了问我的名字并记了下来。所以我的补考和老王并无关系，不管老王是不是自觉自愿去补考的，我却是非去补考不可！因为老师提起了我的名字，我们三人站在单杠边先讨论起我的名字来。老师大大地表扬了一通我的名字，她说，你的这个名字，琅琅上口，又顺耳，又好记。老师这麽说，显然属于教育心理学中的用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减轻学生心理负担的教学方法，但老王却认真了。老王沉吟了一下说，……晶晶这名字，倒是挺响亮的。……就是有些孩子气。现在叫晶晶也就罢了，再过个几十年，还叫晶晶就有点。老王对我说，“其实，现在都兴单名，你去掉一个字，就叫汪晶……蛮好！”老王的话一下使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往事。我对老王说，我早就试着把名字改成汪晶，只可惜没改成。那还是1966年8月间的事。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问给他戴上红袖章的革命小将叫什么名字，小将答叫彬彬。彬彬者，温良恭俭让也！彼时正是革命造反风起云涌之际，伟大领袖一听，自然有几分不高兴，便含蓄地说，“要武嘛！”彬彬心领神会，立即当众宣布，从即日起改名要武！消息传来，大江上下，长城内外，所有不幸起了双名的红卫兵小将们全都激动得热血沸腾，夜不能寐。而我们家兄妹四人境遇就更悲惨，我们四人竟然和那彬彬一样，全都是双名！那当然非改不可！且说哥哥出生时，本是叫鑫鑫的。据说登记户口的警察不会写那字，七搞八搞，变成了新新，这一错不打紧，倒彻底地把哥哥给救了。那年头，破四旧，立四新，新中国，新天地，新班子，新指示，新面貌，吐故纳新等等，光一个新字就离无产阶级司令部近了许多。这个名字实在令全家老小万分欣慰，再随随便便换别的字就不仅仅是画蛇添足，而简直有些居心叵测了！哥哥立即宣布，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号召，毅然决然去掉一个多余的新，从即日起名叫汪新。大姐双讳一个冰字，听上去却分明是那年头最时髦的“兵”，鱼目混珠，也不需大改。最严重的是二姐其名。父亲在给哥哥，大姐和我起名时几乎没动脑子，随口选了个符号而已。唯独二姐其名却是父亲认真起的。外祖父是学中文专业的，母亲的名讳源自《左传》中的名句“令善其仪”，二姐出生时容貌又酷似母亲。父亲便根据《说文》的那几条规矩用了个伶字， 想以此来纪念母亲。不想那伶字在现代汉语中竟专指艺人。艺人者，戏子也！戏子者，封资修也！那年头，见了戏子，躲都唯恐不及，谁还敢用自己的名字为那些“牛鬼蛇神”们“鸣锣开道”！铁证如山，不容狡辩，二姐只得同意从“红太阳”三字中选一字。叫红的过多，容易和别人搞错。叫太的又似乎闻所未闻。这样一筛选就只剩下阳了。二姐告诉大家， 她将以实际行动与封资修的旧名决裂，从即日起更名为汪阳。两个月后，二姐参加革命大串联到达广州，在某个凭学生证领取粮票的红卫兵接待站上，高音喇叭不断叫着，请汪阳同学上前！请汪阳同学上前！二姐在一旁竟充耳不闻，还帮着别人四下指责这不知上何处去了的汪阳。末了，才万分遗憾地想起这失踪了的汪阳竟是自己！一时在“革命队伍”中传为笑柄！回武汉后二姐只得悻悻地把名字重改回来，这是后话。轮到我的名字，除了双名外也没发现什麽问题：别说中国眼下还只有一个红太阳；就是有三个，我那名字也够了！于是我也当众宣布从即日起不叫汪晶晶，而叫汪晶！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年纪还是小了点，大家对我的改名竟毫不重视。我屡次郑重其事地通知亲人，朋友，同学，邻居，说我现在已经不叫汪晶晶了，而叫汪晶。大家笑了笑，见了我却还是一如既往叫我汪晶晶；我如不理，大家竟认为是我的错。最令我生气的是院子里的一群坏孩子，听说我改了名，我一出门他们便在我身后大声地叫，“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地上的丑人汪晶晶！”恰巧我和二姐又都不太会打架，会打架的哥哥和大姐又不常在家，我只能忍气吞声。就这样，熬到大串联结束，我见了两次伟大领袖之后回到武汉，也只能灰溜溜地把汪晶晶这名字改了回来。老王说，她为她父亲的事吃过许多苦头，但还没人让她改过名字。那是当然：渡江那名字惊天地，泣鬼神，与日月星辰同在；谁要敢改那名字，简直就是企图篡改党史！我使劲地想了想，想起我当过“基干民兵”。我曾有幸工作过七年的那家小卫生院中，细细地算起来，阶级敌人竟比人民群众还多，那是一件曾令党和人民痛心不已的事。林彪摔死之后，基辛格访华之前，各级革命委员会根据中央第X号通令开始重建相当于文化革命前人民武装部那类机构。院里的党和人民便通知，凡是不是阶级敌人的就都是基干民兵，于是我也是，还心情万分激动地打了一系列预防破伤风的针。我告诉老师，当基干民兵时我……丢过手榴弹。所以我基本上可以说，我会丢手榴弹。老王问，你能丢多少米？我白了老王一眼，心想，那时阶级斗争那麽尖锐复杂，哪有时间去量多少米呀！没准儿正量着，帝修反就开始猖狂进攻了……。老王却穷追不舍，又问了一遍，我只能含糊其辞地说大约三十米。不料老王还不信，她看了看我的胳膊，指着体育馆的另一边说，三十米？三十米要一直丢到那一头，你肯定丢不到。我看了看体育馆的那一头，确实有些远，只好改口说是二十九米。老师却在一旁为难地说，要考丢手榴弹十分麻烦，要有场地，还得以五十米为半径画一个半圆，其间无人才能丢。这一下我后悔了，赶忙向老师解释，我那时丢的可能是十五米。老王却说，手榴弹，特别是实弹，确实是很危险，王杰当年就是为掩护不会丢手榴弹的战友而光荣牺牲的。这么美好的和平环境，却被万恶的手榴弹给炸死。这一说，老师想起了王杰，心情沉重起来，我本想解释我丢的手榴弹是木头和铁做的，不是真的，不会炸，也没法再提。天色渐晚，老师对我说，还是考单杠吧，她先上，你再上，下面一边一个保护，绝对出不了问题。说话间老师已经跃上单杠作了一个漂亮的示范动作下来了。老王比老师丰满，上单杠没老师利索，但撑上去之后倒也潇潇洒洒，别有风韵。老王试着往前翻时，我刚想嘱咐老王手要抓紧却被老师阻拦住。老王的身体刚往前驱动时老师便从身后猛助了老王一臂之力。三百六十度一圈翻过，老王顺利地回到杠上，只几分钟时间，考试就圆满结束！我用手摸了摸那单杠，冰凉，光滑，很舒服。老师让我把右腿跨上去，然后用胳膊使劲地撑起自己的身子，老师和老王在两边各助了我一臂之力。哈！我也把自己玉树临风般的撑在单杠上了，心里别提多自豪！老师让我往前翻，我却没动。就这么撑着在杠上呆着一点也不危险，但头朝下翻就难说了。老师和老王在两边各推了我一下，没推动。两人便不再推我。老王则让我慢慢地向前和向后动自己的身体，在动的过程中把动的幅度加大。这麽来回动了动，我对自己的身子在这杠上的摇晃有些适应了。我一高兴，老师和老王在两边都开始高兴。两人又开始一前一后有节奏地推我，最后两人齐声喊道，一，二，三！说时迟，那时快，我只觉得耳边一阵风声，身体转了三百六十度一圈，又回到了杠上。老师连连称好，老王也用象征性的掌声表扬我。我的心情愉快极了，下那单杠时都有些依依不舍 —— 真的，那是我这辈子绝无仅有的一次竟在单杠上翻跟头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有几分像神话！过了一个假期之后，老王告诉我，那次补考我们俩都通过了，“分数”也都是“良”。说实话，对这样“高”的“分数”，我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公平合理地说，应该老王得“优”，我得“及格”才对。不过那之后，我对体育课颇有些兴趣了，胆子也大了许多。后来不久有一次体育课比赛游泳，同学们纷纷在那条水泥栏杆上往下试着跳水。我既不太懂游泳，也不太懂跳水。说实话，穿着一身游泳衣，露胳膊露腿的，男女生又一起站着，我只觉得万分别扭。后来到德国，看到德国的男男女女泰然自若地光着身子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躺着，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都不知所措。德国朋友管那种亮丽的景致叫做FKK (Frei Körper Kultur) ，译成中文是“裸体文化”。称其为“文化”实在是准确之极，像我这样不是在此种文化背景之下长大成人之辈，就是终老于斯也是大惑不解的。（顺便说一句，我的那件天蓝色的游泳衣还是老王，我的渡江学姊，1978年暑假在上海帮我买的。一直到今天，我还常穿！想想也令人悲伤，人自己的生命如此脆弱，而人制造的东西却那麽结实。古人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想起来，那其实是个凄凉无比的景致！）且说站在游泳池的水泥栏杆上，凭着最原始的审美趣味去观察，我觉得我们那个班上要算起来，还是小宪跳水跳得最美！小宪诱人地站在水边，亭亭玉立，像一尊洁白的瓷娃娃。她的那两只玉足之下像是装着两只小弹簧，说话间，她匀称的身体已经在那条水泥栏杆上轻轻跃起，双臂舒展，春燕展翅一般，先向上，向前，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曲线，然后再垂直落入水中！既没有溅起多余的水花，也没有发出让我心惊肉跳的拍水声！实在是美不胜收！这张照片是老王1980年赏樱花时为我们照的，左为高青，中为小宪，右为我
……不料我欣赏了一阵，比赛开始了，老师竟无理地规定大家入水时头都要朝下跳下去。而我分明看到，老师根本没教同学们怎样跳水！轮到我了，老师不在我的身边，老王也不在我的身边。怎么办呢！想起那次在单杠上翻跟头的经历，我安慰自己：老王不是说过吗！人的肉体凡身都是大同小异的。既是小宪能跳，我就应该也能跳！再说，那单杠下面是一片比肉体凡身坚硬得多的水泥地；而现在，身下分明是碧绿而柔软的水。这麽想着，我学着小宪的样，尽量让自己站得规范些，伸出两只胳膊，把脑袋夹住 —— 照晓玲子表扬我时说的话，我身上的器官中也就是脑袋还管用！所以在关键时刻我就只能弃卒保车，专护脑袋！——，然后深吸一口气，闭上眼就开始往下跳！随着同学们的几声惊呼，我听到扑通一声，我像一只巨大的秤砣一样，沉入湖底……且说又是一个阳光灿烂，春风和煦，该上体育课的日子了！我随着晓玲子，小宪，晓端，晓丽，学平，飘扬以及其他同寝室的诸室友们鱼贯步出斋舍，沿石阶向山下的樱花道走去。走到路边，大家站住，我也站住。随后有消息传来，老师事先已经通知了，今天不去体育馆，也不去体育场，就在路边等候。自从那次愉快的补考之后，老师每次只要发现了我，总会对我和蔼可亲地笑一笑。沐浴着那样和蔼可亲的笑容，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再往后面挤，以便把自己藏在其他同学的后面。我斗胆站在几个运动健将的边上没动，就听见老师说，“我们今天越野……”啊！越野！这个词似曾相识，并不陌生，我一定在什麽地方见过，我在脑子里搜索着所有已知的体育专业词汇，一时却想不起来。还好，小宪就站在边上。啊！原来就是跑步！难怪听上去那么熟悉。我大大地放心了。假如略去距离，速度等等要素，只看动作，我基本上可以说，跑步属于我会的体育项目。那一天天气极好，我以为老师让我们不去体育馆也不去体育场是让我们游泳。不料小宪说，“类似的游泳也有，但不叫越野，而叫武装泅渡……”哈！这可真是歪打正着！原来类似的游泳竟然也有。我默诵着越野、跑步、游泳、武装泅渡，心中高兴极了——体育课还没开始上，我已经先学会了好几个新词！“啊！”我连忙看了小宪一眼，学她的姿势站好，挺胸昂头，做聚精会神状。“今天的越野，就从斋舍这儿开始，经过理学院、生物系，但不跑湖边，只跑大路，往前经过物理系，行政大楼，南一楼，到三岔路口结束……”“不安排其它活动了，跑完了，今天的体育课就结束。明白了吗？”“行了，如果大家没有什麽问题……，汪晶晶！”老师再一次点我的名，“今天……就由你领跑！先让大家做做准备活动。”什麽是“领跑”我当然不用再问小宪，很明显，那是指的我在前面跑，大家跟在我后面！这样的景致可是从小到大还从来没有过的！我激动得不知所措，之所以面部暂时毫无表情是害怕自己的耳朵听错了而白白地造成一次骄傲自满。很快我发现，我一点也没听错，老师确确实实是说的让我“领跑” —— 因为我还没来得及谦虚，谨慎，同学们已经纷纷不满起来。“老师怎麽知道你叫汪晶晶！我们叫什麽老师都不知道！”这是晓玲子。却原来，我们美丽的校园竟和我们伟大的祖国一般辽阔宽广。啊！简直有些无边无际！是的，我肯定跑不下来，能走完这麽大一圈我就很满意了！然而，我已经没有机会谦虚谨慎了——老师把要说的事说完就走了。我四下看了看，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却发现晓玲子、小宪和晓端已经开始做准备活动了，其他同学也跟着她们在做。我看了看小宪，她动什么关节我就跟着动 ——我估计，小宪动的地方一定是该动的，她一向比较懂体育。好不容易把关节动完，我抬起头正准备谦虚谨慎，四下一看，简直让我悲痛欲绝：我还没来得及“领”，大家竟已经开始跑了！跑在最前面的是晓端，晓端身后是晓玲子。小宪还算客气，起跑之前碰了碰我，那意思是说，还呆着干什麽！我只能赶快跟在小宪的身后开始跑。我回头看了看，唯一跟在我身后，由我“领跑”的只有两个，那就是晓丽和苗岭。还好，我这人悲伤一向不长久，不“领跑”自有不“领跑”的好处：跑在后面还能不时地欣赏一下跑在你前面的人。说实话，我们当年的七七零一，确确实实是个美女云集的所在！一旦跑起来，这支行云流水的队伍，还是蛮引人注目的。你往前看，就会发现，晓端、晓玲子、小宪 …… 在有节奏的动态中各有各的美，简直是万紫千红，千姿百态！先说晓端的美。晓端的美中透着一股灵气，而且那股灵气，你平时只要和她打交道，时时都能觉察到。大学四年，我和晓端既没同过组，也没同过寝室，但前几个学期我们的接触却几乎谈得上很多了。（之所以说前几个学期，是因为后几个学期班上不幸出现“和党和人民离心离德的宗派小集团“，我因此和谁都不敢接触过多，除非确信对方就是“党和人民”！）和晓端说话，你绝不需要重复，几乎你刚说完，她就全部明白了。只要她看着你，你就会觉得灵气在你身边荡漾。后来到了德国，我听德国人说，通常习惯用左手的人在智商测验中理解力高，记忆力低，我便想起晓端。晓端就是“左撇子”，她打篮球时运球，投篮都用左手，平时吃饭好像也是左手。晓端家连她在内兄弟姊妹有六个，她老大。平时谈到自己的弟弟，妹妹们，晓端便简简单单地将其称为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和小六，给人一种极为明快，清晰的阶梯感！这阶梯般的六个孩子曾在晓端的“领跑”下“越野”，全部都在高考恢复之后考上了大学！这样惊人，几乎百分之百的升学率，且不说其中至少还有半数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学校，就是在夫妻双双都是中学教员的家庭（按当时的统计，大约是1981年前后，中国社会各阶层中以夫妻双方均为中学教员的家庭，高考的升学率最高）也不多见！晓端和老王一样，出身于革命家庭，是在八一小学中长大的红孩子。晓端的父亲是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晓端的母亲却是大学教师。这样的家庭要按生物学中“杂交优势”的原则分析，最有利于优生的排列组合。晓端的性格和她在诸多方面的出色，与她的家庭，与她从小在八一小学那半军事化的成长环境和过程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提起晓端，我又想起晓丽。这是因为有一段，晓丽，晓端和我曾一起在校合唱队唱歌。晓丽和晓端去合唱队是刘迅当班长时“推荐”的。刘迅并没有“推荐”我，我是自己去的。我喜欢在没什麽事的时候唱唱歌，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唱歌可以宣肺理气，吐故纳新。晓丽和晓端，唱歌都唱得很好。晓丽唱得好在她音准，发声有感觉。（学音乐的人都得先报师承，也就是说，你是跟谁学的。老师好，你的起点就高。但学声乐却是老师领进门，修行靠个人。老师教你发声，练声，你如果自己找不到感觉，那还是一点救都没有，也就是说，名师不见得就准能出高徒！我说晓丽唱歌唱得好，就是说，她能找到感觉！）想起晓丽，我发现，我竟不知怎么下笔写她才好。生活中有一类小事是很难化为“文学”的，但那些小事又常常在记忆的深处固执地闪着光。想起晓丽，我自己便时时有这样的感觉。晓丽是个做事不声张，极内秀的人，你要想知道她的价值非得近距离地观察她才行。晓丽和晓端一样，也有一个教子极有方的母亲。她和她的晓琴妹妹也是那年高考中难得的，双双中榜的姊妹花！后来我看到同学们1992年十年聚会的资料，知道晓丽的女儿极出色。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奇怪。我早就料到，晓丽将来不管有儿还是有女，一定优秀！有那样言传身教且默默耕耘的妈妈，何愁孩子不成材呢！而且晓丽的工作，她的事业，也百分之百地比人们知道和以为的更成功，更优秀！珞珈时代，我和晓丽曾同时喜欢过一首汤昭智作词，施光南作曲，关牧村首唱的，名叫《假如你要认识我》的歌。那歌最开始是晓丽教我唱的，词写得极好，实在是晓丽其人的写照：珍贵的灵芝森林里栽，
美丽的翡翠深山里埋。
……
灿烂的鲜花春风里开，
闪光的珍珠大海里采。
说一句毫不夸张的话，在曾有幸能近距离接触过晓丽的学友心目中，晓丽其人，就是森林内珍贵的灵芝; 深山里美丽的翡翠；春风中灿烂的鲜花；大海底闪光的珍珠……提起晓丽我又想起学平。这不仅是因为学平和晓丽一样也曾是我同寝室的室友，还因为学平在许多许多地方和晓丽极为相似。把她俩比作森林内珍贵的灵芝; 深山里美丽的翡翠；春风中灿烂的鲜花；大海底闪光的珍珠，真是一点也不过分！我说晓端唱歌唱得好是好在她有极强的观察和模仿力。一直到今天，我都能清清楚楚地记得听晓端唱《Yankee Doodle》时的情景。那《Yankee Doodle》是一支活泼，节奏快，有点类似进行曲的美国民歌。要在为数甚少的几个音符中塞进一大堆英语句子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晓端唱来竟得心应手，简直像是美国人在唱! 真是绝了！可惜我在使用电脑方面愚不可及，不知如何把简谱打出来，否则，网友们可以试着自己唱唱。我相信就是如今说起英语像美国人一般流利的那些同窗们，也未见得能顺畅地唱这支《Yankee Doodle》。很多很多年之后，朋友们推荐我听国内一位名叫刘欢的歌手唱的歌，朋友们说，那位刘欢当年就是自弹吉他自唱英语歌曲先在校园中成名的。我就想起晓端，当年在珞珈，晓端要是少学点这没什麽大用的图书馆学，多学点吉他和英语，谁能说如今的歌坛上，不会多一个程“欢”呢！晓玲子的美和小宪的美，恰好是两个极端！晓玲子跑步时是一种散淡的优美，（和她读书一样，不下苦功，顺其自然。想想看，学习那麽紧张的珞珈时代，别人恨不得“一天等于二十年“！她居然能抽出时间和述鸿甜甜蜜蜜地“抓革命，促生产”！那种散淡的幸福，一直到今天都常常让我惊诧也羡慕无比！）小宪的美，则是训练有素的健美。套用一句老王教我的体育术语，小宪的一举手，一投足，处处都极“到位”。还是得佩服小宪的“高瞻远瞩”！一开始她就预计我跑不下来，果然被她不幸言中了。从斋舍刚跑到理学院我就上气不接下气了。理学院前面路边的灌木丛中，有一条通往山下的小路。我在大路和小道交叉的地方停下来。小宪在余光中看到我停下，便也停下来。“是的！是的！”我老老实实地承认，“……跑完这么一大圈，我非得壮烈牺牲，轻如鸿毛不可……”“你……想回寝室？”小宪狐疑地问。小宪停下来，大家也都停下来了，正好休息一下。“啊！不！不！”我大声地否认着 ——众目睽睽，我哪敢随随便便就回寝室呀！再说我虽落后，不愿随随便便地就壮烈牺牲，但诸如轻伤不下火线一类的光辉事迹，我还是牢记在心的。我赶紧指了指右边灌木丛中的小路，那条小路从山下穿过去，直抵山对过的南一楼。“我……从这条小路走过去，你……接着跑……咱们……谁先到，在路边等着……”别看平时我和小宪老斗斗嘴什麽的，到了关键时刻，小宪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是蛮强烈，蛮感人的。小宪看了看那条小路，看了看山对面的南一楼，然后又看了看可怜巴巴的我，最后果断地说，“就这样吧！跑得动的同学就还是接着跑。实在觉得跑不下来的，就跟着汪晶晶从这条小路穿过去。不要随便走了，先在路边等着！”小宪说完就和晓端一起带着大多数同学接着跑。只有一小部分同学跟在我的身后。下山时我回头看了看我的身后，虽是老弱病残，但走在一起也有“黑压压”的一片！我心里别提多同情伟大领袖毛主席了！难怪他老人家当年那么痛恨张国焘 —— 好好的一支革命队伍，只要一有人分裂，立马就溃不成军！后来的故事当然十分令人愉快——虽然小宪、晓端她们是跑，我们是走，但她们那一圈的距离却极为漫长，这样，老弱病残的队伍竟先期抵达“陕北”！等小宪，晓端，晓玲子气喘吁吁，满头汗水地跑到南一楼前时，在路边静候佳音的老弱病残们便和“主力部队”胜利地会师了！令我十分十分遗憾的是，我刚对体育课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兴趣，体育课就没有了！不过那之后珞珈的学习生活中却并不缺少体育。正好相反，有一段时间，体育简直比图书馆学还重要！最开始好像是足球的亚洲锦标赛和世界杯选拔赛，具体战事我虽然始终没弄太明白，但还是心中着急，吃过晚饭便四下找地方看球。起先是中国队对科威特输了，大家集体悲伤。以后中国队对科威特又赢了，大家集体欢呼，歌唱，以为这次咱们中国队是肯定进了世界杯了。不想激动了一段以后，沙特阿拉对新西兰竟一口气输了五个球。我一向缺少逻辑思维能力，怎麽也不明白，沙国输给新国，与我中国何干！事实残酷，却不容我不信！那时有谁能想到，中国足球队进世界杯竟会因此而等上整整二十年。再后来就是女排的世界锦标赛。那才是我记忆中真正的扬眉吐气。那时，因为我前面提到过的，班上竟不幸出现“宗派小集团”，我已经不敢公开地，赤裸裸地找老王了。但只要“党和人民”正好不在跟前，而我又碰巧能遇到老王，我总会简单明了地嘱咐老王一声：“看球叫我！”老王也从不失约，每次不但叫上我，还一点点地给我讲。说实话，珞珈时代，我并不是老王最知心，最密切的朋友，甚至连第二、第三都可能不是。老王最知心、最密切的朋友，众所周知，是白薇。（对此，我绝不吃醋！正好相反，我一向害怕别人视我为“最”好朋友，害怕自己无以为报，或回报非“最”，而欠下“良性债务”！）老王对白薇，那是一种前瞻性的欣赏，一种发自内心，大姐姐般的怜爱。老王比谁都明白，文学在中国，至少一直到那时，仍然是社会底层手无寸权，却又向往着黄金屋，颜如玉的那些布衣平民们几乎唯一的一条，崎岖难行的羊肠小道。老王担忧的是，一个南方边陲小镇上时时优秀，处处出色的学生，有着超乎寻常，敏锐的文学观察力，躁动不安的灵魂和对高尚生活的深深渴望，进了武大那样的地方，是完全有可能如泥牛入海的！即使你不做任何伟大的文学构思，老老实实地学这图书馆学恐怕也很难超越平庸！我们曾有幸躬逢过的那个盛世，是个充满了天才的时代；我们曾有幸留下过足迹的那片原野，又是一个洒满了良种的地方。而老王呢！她将博大的母爱施惠于人，却至多只能起个指点迷津的作用。最终，你所“怀”而“不遇”或“难遇”的，究竟是不是真是“才”，是不是还能找到机会“遇”，那实实在在不是老王力所能及的事。记得看球时最好的“待遇”是在飘扬家。我们能在那个年代简直称得上“巨大”的一台彩色电视机前正襟危坐。飘扬和我一样，在家最小，没人管她，我们也就得以无法无天。凉白开和酸梅汤一类是根本不用问，渴了就自己倒着喝，运气好时，还能吃上西瓜。飘扬的爸爸妈妈都对我们很好，特别是她爸爸，我们一去，他就自己坐到最差的座位上，谁叫也不上前。看球时“待遇”最恶劣的情景则是，跟在老王身后，钻进珞珈山上一任意无名小屋。那类小屋那时很多，我这人又天生没有方向感（刚在斋舍住了三天，我们奉命拿着小木板凳到九·一二广场开会，我一回来就迷了路。斋舍的那几个大拱门看上去一模一样，我竟忘了我是从哪个门出来的！），反正老王到哪儿，我就到哪儿。那类小屋通常充斥着汗臭，脚臭，运气好时还能品尝到臭胳肢窝。墙角上放着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前面挤着四，五十人。我是既不懂球还是近视眼，加上个子又不够高，还得踮着脚，许许多多让我眼花缭乱的场景，既没看明白又来不及问老王便已经转瞬即逝。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妨碍我随时随地跟在老王身后热血沸腾地大声叫，站起来跳，或跺脚，有时甚至激动得泪光闪闪。只可惜那时的中国人还不习惯拥抱，否则我和老王恐怕拥抱了多次了！激动之余，令我和老王最悲伤，最最悲伤的是，我们竟都不是运动员！假如没学这图书馆学而是当上了运动员，又有谁能说，我们不能成为郎平，孙晋芳呢！照老王当年的连珠妙语，人的肉体凡身不都是大同小异的吗……说到底，体育细胞这东西还真是没法人工培养。如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岁月已经流逝，老王当年教我的那些体育知识，什么短平快，什么持球，什么时间差，我全都忘了是什么意思。唯一还依稀留在耳边的，只有宋世雄那永垂不朽的声音：“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我们现在在日本……代代木体育馆……！”1980年的大学同学，左一为飘扬，左二为羊子，左三为晓玲子，右一为老王，右二为均华，右三为我。小宪摄（小注：文中提到的，老王最欣赏和怜爱的白薇，就是后来中国著名的作家林白。）2002年12月
至2003年2月
写于德国不来梅
汪晶晶专列
汪晶晶：万万想不到，
汪晶晶：69届女生文革记忆，
以及那个16岁的可爱男孩
汪晶晶：风雪迷茫中的出诊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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