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卌年丨胡优中：我穿着军装考进地方大学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辞旧迎新，即将跨入新的一年了。当年我们大学同学中的最年轻的一位也将在2022年正式退休啦。对我们班而言：一个时代、一个特殊的时代、一个无法复制的时代、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或许可以说即将结束啦。
1978年，在那个让全中国人民都热血沸腾、都难以忘怀的年代，我们十分幸运地参加了全国高考，更是十分幸运地步入了大学校门。
那年的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经济拨乱反正步入快速发展、社会进步重新迈上正规的开创性事件；更是中国教育史上闪耀着无数灿烂星光并给中国的教育抹上重彩的划时代事件。
那年，全中国的大学破天荒地迎来了两批经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大学生，这就是1978年3月入校的七七级，和1978年10月入校的七八级。因“文化大革命”被中断十一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的教育事业全面深刻彻底地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
七七级、七八级、七九级在三十年后被史学界称之为中国独有的空前绝后的群体和现象。
那年，我21岁，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我曾下乡了一年半；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我已经在青海当兵了近二年。穿着军装以现役军人的身份跨入青海师范学院（现为青海师范大学），那时，我很醒目。
入学前，有两件事让我很自卑：一是我觉得我的年龄有点太大了；二是我对大学的概念几乎一无所知，我很纠结：我考上的是本科，而不是大专，因为大专里有个“大”字。
跨入校门的第一天，这两个问题瞬间迎刃而解。在全班预备课上，我蓦然发现，我居然还算得上年龄比较小的。全班51人，男生38人，女生13人，大部分年龄都在25至27岁之间，30岁以上的9人，最大的35岁。而这几位同学都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会儿，我们还开玩笑，班上还可以办一个幼儿班。
高中生直接考上的有四人，其中一位才16岁，还只是高二的学生。
经过进一步的交流，我发现，我的大学同学入学前，几乎都有着不同的职业：工人、农民、教师、知青、牧民、待业青年。竟然还有两人是同校同班的师生。
我们这一个班，可以称得上是全国高考各种特殊现象的一个浓重缩影。
相处一段时间后，我明显感觉到，在经历最激烈高考竞争之后，我们这一届脱颖而出的同学，是绝对不平凡的一届，是跌宕起伏、历尽磨难的一届，是任劳任怨、无怨无悔的一届，是值得大书一笔、永久记存的一届。几乎每个人都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阅历、社会磨砺和坎坷的生存遭遇。
青海省因为地处高原，缺氧、干旱、极寒、风沙大、几乎不产青菜。除了西宁市尚好以外，在偏远地区生活十分艰难，而我的同学又大多来自那里。所以，入学前，他们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在顽强生存、奋力拼搏的过程中，在狂风肆虐、极度寒冷的荒原戈壁滩上，经历了内地人所没有经历过的困难，承受了内地人所无法想象的苦痛与磨难。
你仅仅是从他（她）们黝黑、皴得厉害的脸庞上，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沧桑故事。时代、命运、挫折既锤炼着他们，也同时赐予了他们性格上的坚毅、思想上的成熟、交往中的练达和对待苦难的豁达与开朗。
毕业时全班合影，有三位同学因事未能参加
最令我感动的是我们班的曲雯同学，入学前已经在青海的三线工厂当了整整十年工人。要知道，早年，她可是北大附中的一名优秀高中生，优秀体现在作为一名高中生，她当时已经履行“入党”程序，即将成为一名新党员，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突然爆发，一切也就此中断了。年轻的她，一腔热血，满怀激情，响应号召，决心到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在征得父母的大力支持下。毅然决然地就和同学一起只身来到距北京二千多公里之外的青海，来时她才21岁。参加高考，按成绩她本来已经被南开大学录取，但当南开大学那边得知她是一位正在哺育孩子的母亲，又将她退回了青海，原因是担心她因孩子无法专心完成学业，并专门致电青海省教育厅，希望做好工作，并安排好就读的大学。曲雯那会儿只好委屈地选择了青海最好的学校——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也算是满足了她想学中文的一份心愿。她是我们班唯一的计划外的录取生。
最令我感慨的是我们班的朱疆源同学，入学时已经31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为人热情、亲切。上学那会，她经常叫我们几个外地同学去她家吃饭，像大姐一样时常关照着我们这些年龄小一些的同学。她爱人滕守尧，也是1978年考上的，不过，他考上的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师从著名美学家李泽厚，是李泽厚先生“文革”后招收的第一位弟子。我们都以认识朱疆源同学并进而认识她的爱人滕老师而感到荣幸和自豪。如今滕老师可是中国哲学、美学界数一数二的大师啦。
有一次在朱疆源家，她拿出家中的相册给我们看，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张结婚照：俩人怀揣《毛主席语录》，胸前戴着毛主席像章，身后背着草帽，目光齐齐地望向右前方。这种极具“革命”意味、有着超强时代印记的相片，当时我就大呼：“太棒啦！”
朱疆源一家是从新疆来到青海的，提起在新疆的往事，她常说，不堪回首。她受父亲是“走资派”的牵连，十五六岁就被发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最偏远连队，地处荒凉、高寒，渺无人烟的戈壁旷野之中，栉风沐雨，在那里，住的是地窝子，吃都吃不饱。有一年冬天，饿得实在受不了，跑到牧民的帐篷里讨吃的。她说在那里她把一辈子的苦都吃了一遍，经历了人生最难忘的世态炎凉，目睹了身边的人们因饥寒受冻而逝的不幸遭遇。好在她从那痛苦的环境中一步步走了出来，并赢得了人生新的生机。
上大学时和马履舟老师、曲雯同学、何兆吉同学一起在师院大门处的合影
最令我感怀的则是我们班的陈京军同学，一位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小伙子，随着军队高官的父亲转战南北，从小学到中学换了很多地方，武威、贵阳、保定、娄底、石家庄等等，也结识了很多各类朋友，性格桀骜不驯，胆子大，性子直，敢说敢为，用他的话说：“我就是个坏小子”。一入校就表现出了明显不同于别人的特点，高谈阔论、口无遮拦、直抒胸臆，对任何事都敢于评头论足，与人争论，面红耳赤而绝不退让，争到急时，上到桌子上也要和你论个你是我非。所以，大家很快就给他起了个绰号：“民主战士”，这绰号一直跟随了他大学四年。
陈京军同学善于独立思考，从不随意附和，颇有几分“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狂傲，爱折腾，敢折腾、善折腾，也总能折腾出个小小的胜利成果。但他也有个特点：乱而不出格，闹而不失原则，在是非面前他实际上还是很有分寸，且能把握住“度”的。听他讲过去，有着太多的刺激性、复杂性、悬念性、故事性回忆和陈年旧事。更令人拍案的是，这位“坏小子”放着推荐上大学的机会硬是不去，坚决参加高考。录取后，手攥通知书跑回到原单位，扯着嗓子大喊：“老子考上大学喽！老子考上大学喽！”
多年后和陈京军同学、唱志强同学合影
最令我难以忘记的还有唱志强同学，地道的北京人，一口标准的京腔，单单是这个姓，就非常与众不同，我就是因为他，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唱”姓。从皇城根下走出来的这同学为人豪爽、大气，做事从不计较小节，身材微胖，但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浑身似乎都散发着皇家瑞气。我很长时间都挺纳闷，在北京好好的，怎么就到了青海。后来才知道，他因为家庭那点事，索性投奔在西宁的姑姑而来。他没有上过初中，也没有上过高中，就凭人家先天性的聪明才智，直接考上大学本科，震惊吧！恢复高考那前三年报名考试无论年龄、无论学历、无论职业。也就由此造就并产生了一代特殊人才。
1979年和唱志强同学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
最值得记存入册的应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同学贾瑞青，青海省格尔木县直高中二年级的一名学生（格尔木当时尚未升格为市），入校时，年龄刚刚16岁。令人惊奇并大呼不可思议的是，他和他的语文老师赵乐君同时考上了青海师院，都录取在七八级中文系，不仅成了同学、同桌，而且后来还成了同一宿舍的上下铺。作为小贾语文老师的赵乐君，入校时32岁，大了小贾一倍。这种情况在当时不说是全国唯一，但也绝对是凤毛麟角、寥寥无几的。俩人每天双双出入，互帮互学，这也成就了当年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佳话。
最受大家热捧的则属黄卫华同学，入校前就已经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中学优秀教师，学师范对她而言如鱼得水。因父亲在铁路上工作，家也就经常搬迁。她喜欢写些清新典雅的小诗，写的散文也十分温馨、柔美。我至今还保存着她写得几篇散文，没事读读，感觉挺给人一种心灵上的安逸。其本人性格温和平静，不急不躁，逆来顺受的。总是处处让着别人，从不与人争执。有人冲撞了她，顶多说句：“你还挺上劲的。”一了百了，不把忧愁放在心上。
最让同学们感到有性格魅力的是我们班的解朝荣同学。父亲因“右派”而被发配至青海互助县，全家随之而来。入校前，她是青海互助县的一名女知青队长，这位原籍四川的“铁姑娘”带领四十多位知识青年战天斗地，行为举止颇有女汉子的气慨，走路带风，说话直冲冲，对人那是绝对的热心肠。
我们班还有几位本地的，他们多来自牧区，玉树、果洛、黄南、海西等等，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就是牧羊人。”这从他们那满脸的“高原红”就能看出他们曾经吃过得苦，能考上大学，不知要比别人多吃多少苦。
军人考上这所大学的，在我们中文系互相联系比较多的有四位：77级的韩怀仁；78级的我，同班还有一位叫许德仓；79级的黄海平。韩怀仁是铁道兵的，许德仓是基建工程兵的，我和黄海平同属一个部队，都是国防科委的。当年因为全国的军校尚未恢复。军人参加高考就只能到地方大学啦。
那会儿的大学生，凤毛麟角、百里挑一，社会声望极高，一说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啦，全家人甚至邻居都感到光荣。学校当时也对我们这一届学生给予了很多的宽容和照顾。
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当年，考学时，可能是因为我的政治试卷分数较高，本来报的是中文系，录取通知书上，我却被录取到了政教系。同年同批次考上青海师院的我们部队共三人，还有一位来自郑州的战友周凯宁，他被录取到了中文系，他是军人子弟，对政治很感兴趣。报到的路上，当我提到想去中文系，他马上提出，咱俩换换吧。学校报到处，我们把想法提了出来，负责报到的老师二话不说，一笔直接就把我俩勾换了位置，没有请示，也没有研究程序，一切都在瞬间解决。现在想来，我真是太想好好地感谢她，是她这一笔，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从此爱上了一门我想学、爱学的文学专业，也由此结识了如同兄弟般的同学。
大学四年，同学们以近乎疯狂的求知欲、近乎自虐似的拼搏精神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翱翔在学业的天空中。教室、宿舍、饭堂、花园、小树林到处都能看到同学们读书的身影。从清晨到夜晚，有时甚至彻夜不眠。老师每月都会列出一个长长的读书清单，有中国古典名著、外国名著、戏剧名篇、文学评论等等。最幸福的感觉就是从图书馆抱回厚厚一摞书籍，每天在阳光的沐浴下，贪婪地阅读。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高尔基、莫泊桑、巴金、朱自清、弗洛伊德、尼采等等、等等。那感觉，就像突然打开了一扇天窗，全新的世界扑面而来，拥抱了你、簇拥着你，让你陶醉、让你神往。
毕业步入社会，我的同学几乎瞬间就成了单位的中坚力量和栋梁。成为了一批在部门、在区域、在行业引领事业发展的佼佼者。他们在学界、政界、教育界，在文化艺术领域，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文推广、知识普及努力地奉献着自己的才华、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虽然称不上“精英”，但绝对是栋梁；虽然称不上是“大师”，但绝对是中坚力量。有的成为了研究青海民歌“花儿”的大伽；有的成为了地方书法界的翘楚；有的成为了地方学界、教育界砥柱中流的硬核才子；有的成为了宣传“三江源研究与保护”的领军人物；有的成为了一方政界的掌舵人才 。
岁月悄然逝去，四十三年，竟然也弹指一挥间地过去了。而今，同学们都已陆陆续续退休了。回首往事......哎！一切尽在不言中。
多少次，我坐在缓缓的高坡上，长久地默默地凝视着夕阳西下，任凭“飒飒”作响的清凉晚风从身边刮过。心里在想，若不是当年恢复高考，若不是当年那种拼搏学习大环境下的痴心投入，现在，又该是什么模样呢？
啊！感恩有你，大学生活；感谢有你，最美的相遇，同窗。
2021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