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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丨陆耀文：上学第一天，就撞得头破血流
陆耀文，1952年上海出生，江苏省溧水县柘塘乡艾园村插队九年半，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中学教师当校长至退休。
原题
1978年在大学的苦闷
上学第一天，就闹了个笑话。早晨起来，站得猛了，头撞到了铁床上铺的支撑架上。头皮血管丰富，顿时血流满面，样子吓人。跑到医务室，医生用纱布把我头裹得严严实实。推开教室的门，迎接我的是哄堂大笑。老师问：“怎么啦？”我说：“没事，没事。”连忙走到教室的最后，坐下。开学那几天，大家名字不熟悉，提到我，就说：“那个包了头的”“那个伤兵”……
记得我到乡下插队第一天也是这样。长途汽车下来，外祖父问人家借了根扁担，要我把行李挑起来。他以为我可以像农村的小伙子一样，挑着担子回家。谁知，没走几步，我就仰天一跤。晚上，村支书陪着吃饭，他说：“摔跤好啊，这叫‘磕四方头’，就是初到贵地，请各方神仙菩萨照应看顾。打了这个招呼，你以后在农村就顺顺当当了。”
我头皮拉的大口子，长7公分，可以说是血光之灾了，这个四方头可比在乡下跌一跤磕得虔诚多了，我在大学四年会顺顺当当的吗？
大概两个星期后，第一次现代文学的作业发下来了，我的评分是不及格。有个漂漂亮亮的男同学也不及格，被人说是一包草，吓得我把作业本藏起来，换了一本。
我对读书这件事还是停留在小时候的认识和感觉。小男生习惯作业涂涂改改，习惯不听课，经常被请家长，但是我读书就是没有任何阻碍，考试成绩从来没掉出第三名。我对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缺乏充分认识，那两年能考上大学的无一不是人精，无一不是累积了十年喷薄而出的读书胚子。下意识里，大学还不是读书嘛，读书我怕什么，却不知道像我这样混进来的初一学生，是少而又少，真正是额角头碰到天花板。高考语文卷子里有道题，要在括号里填连词，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连词”，只能揣摩上下文，挑一个词填进去。这道10分的大题，我少说要丢6分，这才是我当时的真实水准。
我觉得我应该学理工。我数学高考拿了83分，全靠自学，学起来没有阻碍，一懂就掌握。一本《立体几何》三天就过，一道习题也不做，直接做后面的全书测试，成绩很不错。物理也是。但是自学化学就抓瞎了，可以死记，但是化学方程式的配平怎么也理解不了。理解不了，下面的内容就没办法学，这条路就堵住了。赶忙换文科，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找来两本薄薄的历史、地理的油印复习资料，没日没夜地背，人像个机器一样，整天都兴奋不已，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身体真叫个棒。
居然让我考进了，难道十年前的那个“四方头”，还有功效？
连“连词”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现在到了大学中文系，坐在一帮牛逼轰轰的才子中间，学什么语丝社、创造社，学什么音韵、训诂、平平仄仄仄平平，去他的，这是人干的活么？
一天晚上，十几个同学一起去看话剧，剧场出来一看表，离学校关门时间不远了，公交车一到，一群人就赶忙挤在门口。我在最前面，车门一开，后面的人就推着我往上冲。车上一个高个子汉子居然大力推我，我有点生气，但也有点心虚，先下后上的道理总懂的。我往旁边让了让，但是后面的人还是用劲推我，又挤到了那个汉子。没想到那汉子一拳擂到我脑门上。这就没法让了，就跟他干了起来。
我发现我很吃亏，他个子比我高，又比我站高一个台阶，居高临下，占尽优势。我想攻他下三路，想想又不敢。我跳起来，双手卡住他的脖子，任他拳头怎么揍我，全身吊住他，把他往车下拖。到了车下，就跟他对干起来。我27岁，刚从农村出来，一把力气还是有的。打着打着，发现不对，那个汉子只用一只手跟我打，另一只手被纱布吊挂在脖子上，这就打不下去了，几个同学就势把我们俩拉开了。
到了派出所，才知道，他的手受伤了，我一上车就碰到了他的伤处，他又不说，只是推我，再一次把他弄痛，他就打我了。可我怎么知道他手受伤了，只知道平白无故被他揍了两下，只能还击了。民警把我们的姓名单位登记了一下，说打架不对，双方都有错，不过是出于一个误会，你们看看怎么处理好。
我看看纠缠下去没意思，就说：“我先弄疼了他，我道歉。不过，我不知道他受伤，后面人推，我也控制不住。”那个汉子嗫嗫嚅嚅说不清：“我疼啊，我没办法。”民警看看我们俩人只有脸上几块淤青，没其他伤，就让那个汉子先走了。转过来跟我说，他喝了酒，就别跟他计较了。倒是你要注意，今天是没打伤人，没什么。假如你今天要是把他伤处加重了，你事就大了。好容易考上大学，背个处分就不值得了。吸取教训，回去吧。
再搭车，翻过学校大门，在床上躺下，没来由地觉得全身舒畅。倒不是打那个汉子痛快，而是入学以来的憋闷，今晚终于找到了宣泄口，出了口恶气。
想想不能这样下去了，必须要有改变，必须要认真起来。否则，不是成绩上出丑，就是犯错误被赶走。
首先字迹要端正。我在乡下没事的时候练过一阵字，看上去还有点样子。其次卷面要整洁，不能涂改。不会写，不懂的，要向人请教，当然不能抄，抄是更丑的事，但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总是会的。第二次现代文学作业发下来，出乎意料胡显银老师给了我个“优”。也许我换了本练习本，他不记得我是那个“不及格”了，也许他觉得我进步显著，鼓励一下。
但是，下面我要冒犯了。我不喜欢中文系的教学内容，不喜欢中文系的讲课方式。一方面这些东西跟我的知识底子、学习习惯有巨大的距离，另一方面，我觉得1978、1979年外面的变化进步风起云涌，课堂上讲的这些，与社会实在隔着有太厚的墙。我也能领略老师讲解文章的精美之处，也会为古人辞章诗赋的壮怀激烈、幽深婉约而击节不已。但是读了就读了，我从来就不会去有意记忆，我从小就不喜欢背书。不怕丑地说，我写文章想引用一句话或者一句诗，很熟很熟的那种，往往只记得半句或者几个字，只好去查百度。
四年里，有几位老师的授课能让我全神贯注地听讲，比如何永康、谈凤梁、顾复生、王新民，其他老师上课，我基本都在底下看自己的书。我也从来不记笔记，只是到考试前，老师要总结本学期的要点的时候，我才认真起来，细细地记录下来。回到宿舍，遇到不懂的地方，再去向笔记记得好的黄正瑶、戎东贵同学，借来笔记研读。这样，正经一两个星期，考试过关没有问题。
我曾经衡量过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的位置。班上50个同学有八个比我大，七个是老三届高中的，还有一个是66届初中的朱持，他们的成绩远远在我之上。第九个就是基础最差的68届初中的我了。余下的，不管好孬都是正经高中毕业。我呢，就在这班文革中高中毕业的同学中浮浮沉沉，总体成绩大体在全班20至25名之间。我很满意了，不听课，不想学，能这样还想怎样。
泯然众人的我，还是有一点亮色的。我有一门课稍微好点，是写作。开学第一篇作文就被何永康老师拿来讲评了，以后还有四篇作文被何老师在课堂上品读，说了好多我写的时候都没有察觉到的妙处。何老师讲课很有意思，一口别不过来的老东台话，一手歪歪扭扭的板桥体，几幅特征抓得很准的简笔画，形象生动，抑扬顿挫，有时候还荤素不忌，惹得女同学脸上红晕升起。
受何老师的教诲和鼓励，我在大学就发表了一个短篇，题名叫《牛》，写的是农村生活，发表在那时文学青年中还很有影响的《丑小鸭》上。班上才子肖元生是最早发表作品的，他觉得我写的东西多有别出心裁，每次写作文，他都来跟我讨论。肖元生总结出一个作文秘诀，说你第一个构思，一定要放弃，因为这谁都会想到，这样写的人多了，怎么可能出彩？废话，不就是“角度要新”嘛。
回过来，还是说大学里的苦闷。
讲老实话，我前几年野惯了。说起来插队十年，实际上1973年我就进了公社农机厂，随后又到了公社工业办公室，先后负责采购水泥厂、造纸厂的设备，天南地北地到处游走，陪伴客户有公款报销，觚觥交错，逢场作戏。虽然有时任务艰难，但毕竟自由、轻松，没人管。一进大学，一下子要我天天在教室、图书馆里死死坐着，真适应不了。
感到憋屈的还有没钱。师范学院虽然吃饭不要钱，但零花钱每个月还要向妈妈伸手要，这滋味实在不好。我自从到了工业办公室，就没有再向家里要钱了，34元工资一个月完全够用，出差另外还有补贴，舒坦得很。现在，一下课就只能在宿舍里呆着，抽着最蹩脚的烟，吃食堂里猪食般的一荤一素，没有钱哪儿也不敢去，像困住四肢的野兽，心中只有咆哮。
郁闷极了，就往我插队的溧水柘塘跑，去回味烟酒不分的兄弟情义。多去了两次，感觉人家的热情好像淡了，再想去，就犹豫了。
让我没能在大学里好好念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想成家了。这方面，我是极度收敛的人，这是客气的话，我看见长得漂亮的女人，会手足无措，目光游移。班上的女同学，有几位，大学四年说话不会超过10句。这样的人，怎么会找到另一半？
班上比我大的同学都成家了，比我小的，热恋进行时的也多了去了，光同班同学结对的就有3对。有一次选班委，冯羽交的选票上就写了这6位热恋中同学的大名，教室里爆出大笑。那时候，宿舍空气中充满了荷尔蒙。熄灯以后，是几个大的对小同学进行性启蒙的课时，说几句擦边球的挑逗，提点几处讨好对象的关门过节。经常有人深夜归来，第二天就被人逼问。我呢，在乡下听到的荤话积累多了，常常冒一两句金句，炸翻全宿舍。被冯羽评定最为传神的，是我形容张继斌雄赳赳气概的一句：扛着××满校转。
聪慧持重的朱持，一直和我同桌，考察两年多下来，大概他觉得我是一个靠得住的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工厂里的医生，外秀内慧，很合我意。谈恋爱的事，就不说了，重要的是女友解放了我在大学里的困境。两个星期后，她的自行车就归我了，约会从来不用我掏准备好的几张毛票，个把月以后星期天还能去她家蹭饭，吃过了还带点回来。我不知道我的人品居然有这么好，会被她肯定，会被她的父母看重。岳父是硕果仅存的首批国医大师之一，95岁了，最近和岳母一直在医院长住。感谢老人家，感谢爱人。也谢谢朱持。
说几句题外话。毕业以后，在朱持、戎东贵的影响下，钻研起当代文学，接连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几篇重头评论文章，都被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收入了，还有几篇发表在档次稍低的期刊上。说明我虽然大学没有好好读，但文学的慧根还是不错的。可惜，在八十年代末，这种努力戛然而止了。
陆耀文专列
571号中央文件说得真好，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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