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丨陆耀文：571号中央文件说得真好，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陆耀文，1952年上海出生，江苏省溧水县柘塘乡艾园村插队九年半，1978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做中学教师当校长至退休。

原题

我在批林批孔工作组

接受“锻炼”

作者：陆耀文

1973年，我因为找亲戚替公社农机厂买来了一些硬质合金刀头，救了农机厂的急，依当地的土政策，我进了农机厂当了工人。没几个月，我又被厂里送到公社，参加批林批孔工作组，在陶行坞蹲点。

为什么把我派去工作组，至今我也不明白。我又不是工作处处跑在前面的人，也没有给厂领导送过礼，讨好他们。也许是当时厂里活计忙，抽不出人，把我这个进厂没几个月的生手抵送过去吧。不过，现在我心里是推定，厂里潘书记是想培养我，我应该感恩。

所谓“批林批孔”工作组的工作，就是带着农民学习中央文件，批林批孔，结合当前阶级斗争的动向，帮助当地组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先说带农民学习中央文件，批林批孔。批判林彪、孔子，老乡们是说不来的，也不能由他们说，让他们信马由缰的话，不出三句就会跑偏。有一次，高局长在我读了一段中央文件后，让社员同志谈谈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高局长是县食品管理局的下放干部，和我在一个村子里蹲点。

一个看上去很积极的农民说：“批林批孔很有必要，这个五七一号中央文件说得真好，‘农民生活缺吃少穿’，就是毛主席、党中央关心我们贫下中农的生活。”高局长打断他的话，说：“这位老弟有点搞错了，‘五七一工程纪要’不是中央文件，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文件，‘五七一’就是武装起义的意思。林彪他们说‘农民生活缺衣少穿’，是毛主席党中央造成的，是他们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那位老兄还要啰嗦，“林彪这个坏人，说话怎么会这么对呢?”高局长连忙宣布，今天学习到这里结束。

以后的学习就改了方式，学过文件后，高局长说几句交待一下，就让几个读过书的青年人，抄报纸，出黑板报。

要是高局长不在，我就抓瞎了。照常学习文件以后，那几句场面话我硬是说不出来，憋了好一阵，还是不行，脑子一团浆糊，只好说，“高局长不在，今天学习就结束了。”

我只读到初一，就搞文革了，肚子里一点像样的货也没有，从来没想过要我在众人面前讲话，而且是以领头人的身份，心里很苦恼。

高局长几天后回来了，主动找我了解情况，安慰我，说“什么事都是锻炼出来的，我像你这么大，能力比你差远了。”他告诉我，在会议上讲话，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了解情况。比如村子里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生产搞得怎么样，黑板报质量怎么样，有没有人员流动，有没有邻里矛盾、家庭矛盾。了解了情况，说话就有内容，学习就有方向。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要写个纲要，把要讲的内容一二三在笔记本上列出来。也不要写成文章，全写出来，你发言就容易照稿子念，头低着，和大家没有交流。按提纲讲，讲的话都是口头语，大家容易懂，也方便发挥。

这下，高局长在的时候，也放手让我主持学习，鼓励我不要怕，放开胆子。我照着高局长教我的方法，主动了解情况，写好提纲，联系实际情况学习文件，就不像以前一样，一点讲不出来了。这么一次、两次，消除了胆怯，讲话慢慢流畅起来了。到最后，不看笔记本，也能自信地畅言半个小时。

所谓解决问题，我理解就是村干部管不了的我们都管，什么问题都管。

在工作组几个月时间里，查账、查私分、调解纠纷，还捉过一次奸。但是捉奸的事，后来公社魏书记批评了高局长，说高局长掉价，“老乡说个风，你就当个雨，还带着年轻人（指我）去，不知分寸。”高局长也不分辩，但后来私下跟我说，那天不是捉奸，那个女人常年卖肉，是乡娼。那天是一个外村的汉子来了，可惜让他跑了，不然就是抓了一个大案子。

魏书记亲自指挥的行动，也失败过，那次是去山里抓赌。陶行坞有个出名的赌鬼，叫芮三良，输得家徒四壁。我有点不懂，因为我在农村几年，从来没有见过农民赌过钱，就认为农民没有钱，不赌博。这个芮三良不光赌钱，还经常聚赌，他哪来的钱？他有个小拇指没有了，是赌输了发誓定时还钱时自己砍的。听说，他在江湖上很讲义气，这次聚赌就是一众赌棍为了解决他的生活问题，让他在陶行坞山上摆赌场，抽头赚一点钱。

魏书记还调来几十个外村的基干民兵，和我们工作组成员从三个方向上山，包围那个举报中说的聚赌地点。结果，扑了个空。只见芮三良从远处晃晃悠悠过来，民兵们不由分说扑上去，芮三良还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那天晚上，芮三良吃了大亏。我到审讯地点瞄了一眼，芮三良被绑住双手吊上了房梁。他最终什么都没有招，一口咬定魏书记没有证据。到夜里赌博要有灯具，众人要吃喝，你们什么都没有发现。而且你们从三处包围，假如有人来是跑不出去的，另外一边是山壁，没有路。至于芮三良为什么从那里过来，他说他是抓一个野鸡，野鸡飞上了山壁，他上不去就回来了。

这事，最后就这么不了了之。

工作组最头痛的事，是有人来反映的历史积累问题。这些人都是老油子了，来一个机会就喊冤一次，多半是成分划分的不公。这些问题，我们是无权去解决的。但为了应付，还得认真读他们拿来的材料，还得装模作样地去调查。

有个人的问题很有意思。他是新四军掉队的，要求恢复他的身份。

我们这里日伪时期是江南新四军活动区，曾经看到一份统计资料，我们全公社有十几个新四军老战士生活在这里。他们多数是普通战士，一解放就退伍，做了农民，默默无闻，除了拿点补助，不参与任何事务，别人也不敢欺负他们。也有少数退伍了还担任干部的，有个老战士在部队已是指导员，直接领导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少将钟国楚。但腿被打断了，不适合再呆在部队，回家当了大队书记。在当地是说一不二的，但也不霸道，从来不干涉政府工作。国家要分点什么，他也不多要，化肥，薄膜，拖拉机，该拿多少拿多少，不够，就去找部队，找关系。我在农村最后的一两年，听说他儿子开着吉普车，在街上横冲直撞，隐隐有一霸的感觉。

那个新四军掉队的，说起来在部队还是个干部，奉命去南京城里采购军服材料的，等完成任务回部队时，新四军北撤了。重庆和平谈判时，作为对国民党让步的条件，在短时间内，江南新四军主力不但全部撤出，而且许多地方干部也一同撤出了。这是吸取了皖南事变的教训，避免国民党的围追堵截。

他四处找部队，没有找到，就回了家安安分分地当农民，没有做什么坏事。说起来也奇怪，后来的国民政府没有找他的麻烦。这也是后来他要求恢复待遇一直没有成功的关键，因为他说不清楚，国民党反动派为什么就这么放过了他。工作组去他们村子以后，他拿来一大包材料，足足有一尺多厚。

有一天，学习结束，他让他女儿来喊我到他家里去。他女儿初中刚毕业，蛮漂亮的，就是有点黑，性格很活跃，令人惊异的是，她能够用比较标准的普通话念文件，这在我们农村是少见的。

她父亲老陶在家等着我，准备了酒菜。工作组没有明确规定不能在群众家里吃饭，有的干部也有到村子里亲戚、朋友家吃饭的，但群众来喊吃饭，一般不会去，主要是怕掉身价。

我就没拒绝。一则是工作组请来的老头，做饭的手艺太差了。二是那女孩叫人觉得舒服，不忍心拒绝她。

老陶不停地吹嘘他的关系，他哪个哪个新四军战友现在什么地方担任什么职务，抗战的时候他担任什么职务，战友是什么职务，很让人烦。我诚恳地告诉他，就工作组的工作性质，恐怕无法让他恢复身份。

喝了几杯酒，我就离开了。

我们工作小组突然发现丢了一份中央文件。是中发【1972】24号《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封面上有“绝密文件”的字样和毛主席“照发”的批示，编号我还记得清清楚楚，0633597。

这样的文件，当时每个工作小组有一套，其他的几份什么名目，我记不得了。平时就放在我们借住的屋子里，高局长和我要到哪个生产队去带农民学习了，谁就带一份走，也没有严格的登记手续。

发现文件丢了以后，我和高局长都写了很详尽的材料，回忆可能丢失的那几天的过程。

以后个把月，工作一切照常。突然有一天，我们工作组的颜副组长召集开会，铁青着脸，宣布工作组工作结束，哪几个先走，哪几个扫尾，对工作的什么评价、结论都没有，就散会了。

我是属于先走的，在屋里收拾东西。省城来的下放干部老邵过来陪我说话，他说：“高局长要想官复原职，我们这个事怕对他有影响。”

他见我没有搭话的兴趣，就说了句：“我也快回去了，到省农机局，有什么事来找我。”就走了。

老邵走后，我慢慢地从他的话里回过味来。

文件遗失是谁的责任，没有定论。按理说，高局长是负责我们这个组的，他的责任要大些；我是小年轻，办事不牢的可能性要大些。

对高局长有影响，怕不能官复原职，那对我呢，是不是就不会有影响？

有没有可能为了把事情交待过去，他们这样想，既然两个人都有影响，那还不如让一个人有影响好。年轻人日子长着呢，机会多着呢。

刹那间，老高那段时间的频繁请假，更加谄媚的笑，都在眼前浮现出来。

认真地说，我到农村以后，还没有受过别人什么大的欺负，周围的人都关照我。那些小说里才有的奸诈使坏的人，我真没有遇到过。我这算是被人欺负了吗？这是我不能经受得住吗？

好像还好。我现在就是觉得没什么面子，出去的时候是光鲜亮丽的，一个年轻人被组织重视了，培养了。回来的时候悄然无声，连个工作结论都没有，灰溜溜的。

回农机厂，我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好，受不了的是那些关心，那些询问。

我对自己这种躲避、推诿的态度很讨厌。为了使自己感到没有错，就猜疑高局长和领导他们做了手脚，达成了妥协。

自己是有错的，就是不知道这错误是不是造成文件丢失的原因。

发现文件丢失，就是在我去老陶家吃饭几天以后的事。我回想那天，不记得有没有从包里拿出文件还回去，也不记得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拿文件，但是清楚地记得下午没有学习文件。我如实地在回忆文件丢失经过的材料中这样写了，也写了吃饭前喝了一小杯，大约一两不到的白酒的事。说明了我之所以要去老陶家，是因为他曾多次要求工作组解决他的身份问题，想跟他谈谈清楚，工作组不能实现他的要求。

我的态度是诚实的，领导在言语上不能指责我什么。况且，文件的保管和取用的各个环节，客观上都存在丢失的漏洞。

我忽而觉得自己想多了。也许派驻工作组的工作多是这么陡然终结的，也许高局长并没有做什么手脚，也许丢失文件并不是什么大事，比我们落后的地方多着呢，对文件的保管不一定会比我们做得好。

这么一想，心情顿时好多了。

我在工作组的一段经历就这么虎头蛇尾结束了。丢失文件的事对我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几个月后，我被调到公社工业办公室，负责到上海采购水泥厂设备。

在工作组，我学会了怎么跟人谈话，怎么在会议上提纲挈领地说一件事。认识了好多干部，了解了基层单位的组织生态、政治生态，看到了一些让我不舒服的事情，脑子里慢慢形成了一些跟以前不同的看法和观念。现在觉得，这是在不正常的大环境下，在生产队、在工厂不会有的成长机会，对我是有意义的。

陆耀文专列

纠缠我大半辈子的档案疑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