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70年代丨张家康：五七干校的末期学员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近影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诸多文章，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原题
五七干校的末期学员
今年夏天的高温实为历史罕见，连续四十多天的温度总是在37度徘徊，有好几天甚至高达40度。酷热难耐，什么事也做不了。闲来无聊，翻检相册，翻检到《芜湖地区五七干校第二期在职干部轮训班二连全体学员》的合影照片。弹指一挥间，整整半个世纪前的那个夏天，那个紧张劳累的“双抢”，又在脑海中翻转。岁月悠悠，记忆已成碎片。碎片化的记忆最易流逝，我倒腾着这些碎片，把它们的点点滴滴记在纸上。秋凉后的这几天，静下心来，又把这些碎片缀连成如此纪念的文章。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这便是著名的“五七指示”。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广安县柳河办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10月5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和推广，并在“编者按”中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指示，于是，全国纷纷办起了五七干校，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进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
1968年9月5日，文革经过二十个月的动乱，我国大陆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专此发表社论，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试图通过这些方式，以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市、县也陆陆续续的建立起革命委员会，以代替文革风暴中被打倒的党政领导机构，而对干部实行轮训，以逐渐地恢复秩序，也就自然的提上了议程。1972年3月，县革委会政工组来了通知，让我去宣城参加芜湖地区五七干校第二期在职干部轮训。当时的革命委员会由四大组组成，即政工组、宣传组、办事组和生产组。政工组是管组织和干部。我此时恰新婚燕尔，政工组只给了三天的假。接到通知后，我便开始准备洗漱用品、被褥和换洗衣服。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芜湖市和芜湖地区互无隶属关系，且是同属省管辖的行政区域。当时芜湖地区的辖区面积很大，有泾县、南陵、繁昌、青阳、宣城、郎溪、广德县等。芜湖地区五七干校也是创办于1968年10月，地址在现宣城敬亭山脚下的双塔寺。现在双塔寺早已修葺一新，并被辟成风景秀丽的公园。它原为广教寺的双塔，建成于宋代，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历经岁月沧桑的风雨侵蚀，广教寺早已湮灭无存，仅有残破的双塔在地上立着，后人也就以双塔寺名而代之。
修葺一新的双塔寺
五十年前，双塔寺可没有如今这么风光，远僻于城区七、八里，很少有人知晓。没有寺庙，没有其他与之相关的附属建筑物。这里原先似是宣城园艺场，在双塔后面的坡地上，建有好几排平房。地区五七干校接收后，这些平房便成为学员的宿舍，以县为班，一个班住一间平房，睡上下铺，也还算宽敞。
那年代的交通远远不能与今天相比，没有公交，私家车更是天方夜谭，堂堂的县革委会只有一辆旧的北京吉普车。全县只有一个汽车站，去宣城只有一班长途汽车。我知道车票难买，接到通知的当天就预先买了车票。坐了好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终于到了宣城汽车站，可离双塔寺还有七、八里路，没有公交车，只有徒步了。好在行程前，我已早有准备，用背包绳把被褥等打成了一个大背包。杂七杂八的东西都放在网兜里，这种网兜早已绝迹了。我就这么背着背包，手提网兜，迈开双腿上了路。走到五七干校时，已到了吃午饭的时候了。
学员
吃罢午饭，在宿舍里见到了参加这期轮训的我们这个县的全体学员，他们是汪亨祥、李志松、谈心瑞、张爱峰、滕德传、陆仁泉、翟笃旺、沈茂祥，还有一位803勘探队的老董。五七干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陆军6408部队给五七干校派来了军代表。全校分为两个连队，我们与南陵、泾县、广德、青阳为二连，以县为班，我们的班长是汪亨祥，副班长是李志松。
文革已进入“斗、批、改”阶段，各个单位也都陆陆续续的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参加本期轮训的人，大都是已经或就要进入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人员，只有我和沈茂祥例外，而且我俩最年轻，沈茂祥还比我长三四岁。我是这期轮训中最年轻的，当年只有二十二岁。
我们连学员的年龄多在五十岁以上，他们中有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也有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参加建国初期工作的，只有我的资历最嫩，属于娃娃辈了。南陵县学员中还有一位老红军，这位老红军甚是可爱，整天乐呵呵。毕竟过去了半个世纪，老人的姓名忘记了，但有件事情使我对老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那是在一次例行的全体学员的会议上，五七干校军代表陈×宝在做报告时，对来轮训的老同志不大尊重，总以文革的思维看待来五七干校轮训的干部。他在报告中批评老同志倚老卖老，说别看你的资格有多老，到我这里就是接受教育，接受改造。这位军代表的年龄并不大，不过四十多岁，但官架子不小，我们很少看到他深入到班级与学员交流，但凡开会总是居高临下地教训人。他说着说着，竟然激动了起来，用手指着台下说：“别说你们当年如何如何，你们现在可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冲天。”
这时台下一阵阵嘁嘁喳喳的议论声，我看见老人的身子欠了一下，眼神中露出鄙夷的目光。这位军代表在和人通电话时，有一句惯用语：“我是军代表，我是陈×宝。”好像别人要赖掉他的军代表似的，老人常以这句话指代这位目中无人的军代表，我们听了都会意的一笑。
在这期在职干部轮训中，所有学员不论年龄，不论曾经担任过什么职务，统统面临这样的考验，那就是在骄阳之下面朝黄土背朝天，插秧、收割、耘田、晒谷，让你实实在在地做了一回农民。经过这番磨炼，人瘦了黑了，食量也大增，非一顿不吃七、八两不饱。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农民种田的劳累和不易，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人们口中常常吟诵的诗句，而对我们来说却是一次脱皮掉肉的真实体验。
我们来时早稻尚在育种期间，稻田已经放水耕作，这些技术含量高的农活，五七干校已请经验丰富的老农做了。我们的任务是插秧，这看起来是一件很简单的劳动，可要把秧插得合乎尺寸和行距，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插秧时要掌握秧苗之间的密度，行与行，株与株之间要有均匀的密度。一趟秧插下来，要横看是一条线，直看也是一条线。这密度直接影响秧苗的发育、抽穗和稻谷的产量。这做起来确实很难。
到了7月中下旬，只见沉甸甸的稻谷，在微风的吹拂下，翻舞着金黄的波浪。稻田中传来一阵阵“呱呱”声的聒噪，真可谓“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到了收获的时候了，也到了抢种晚稻的时候了，一年之中最紧张最劳累的“双抢”就要开始了。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
太阳还没出山，我们就已经出工了。稻田里的水已经放干，以班为单位每人一把镰刀，开始收割稻子。一个个弯腰勾背撅臀，右手握着镰刀，左手握住稻杆的一半，镰刀贴近地面拉割。镰刀是锯齿的，稍不留意，便会割破了手。一趟稻子割下来，你都很难直起腰。别看这些老同志年龄大，可多是农民出身，干这样的农活并不生疏。我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点也不敢偷懒，手中的镰刀不停的“唰唰”往前拉割，紧赶慢赶，割稻的进度都很难超过他们。
一天，我们刚刚收割完，田里的稻子也大多挑到晒场。突然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暴风雨来了。不大的工夫，半干半湿的稻田已经水汪汪，还有小部分的稻子浸泡在水中，如不及时的从水中捞出，挑到仓库风干，稻谷就会发芽。雨停了，班长说：“大家都回去休息会吧，下午还要接着收割。只是稻田里的浸湿的稻子需要两个人去……”说着，他把眼光瞟向我和沈茂祥。
也是的，就我们俩年轻嘛。我们二话没说，承担了这项任务。班长弄来两副稻箩，也就是箩筐。稻田里的水已漫过脚踝，我俩站在水中轻轻的把稻子捞起，一捆一捆的码放在稻箩里，唯恐熟透的稻谷散落在水里。
一副稻箩所盛也不过百斤左右吧，挑在肩上并不十分吃力。可是，湿漉漉的稻梱码满了稻箩，那就绝对不是百来斤了。从水田到晒场足有一千米，水田里的水恰好漫过稻茬，泥淖之中赤着脚挑着一副沉重的稻箩，深一脚浅一脚的趟着，稍不留意，隐在水里的稻茬就会扎破你的脚。
由水田小心翼翼的趟到了田埂，南方的田埂非常窄，只容单人过往，雨后的田埂又湿又滑，担着重担前行真有如履薄冰之感。上了大路感觉就轻松多了，肩上的担子似乎也轻了，合着扁担上下荡悠的节奏，我的步伐也加快了。
沈茂祥体型肥胖，且又缺乏体育锻炼，挑了几趟就气喘吁吁。我看他勉为其难的样子，就叫他少挑几趟。我在家时就喜晨炼，每天二公里的慢跑，然后回到繁中操场撑双杆，做单杆的双臂引体向上。这些都为我储备了体能，从而可以应付如此繁重的劳动。
五七干校时的作者
水田里注满了水，地也耙了耘了，田埂上摆满了一筐筐绿油油的秧苗，双抢最紧张最劳累的抢种开始了。此时正是酷暑伏天，为抢进度只能凌晨起床，草草的洗漱和早餐后，学员们都悄无声息的下了水田。田埂上已有人将一把一把的秧苗，远远地抛向水田里，抛到水田里的秧苗要不多不少，且要均匀地分布在秧田里，纵然是多或少，那差额也不过是一两把秧苗。你说这不是种田的老把式，谁有能耐做得了呢？
几趟秧插下来，太阳已成四十五度角斜射着，火辣辣的，煞是灼热。和割稻时一样，依然是弯腰勾背撅臀。割稻时可以穿鞋，因为稻田里的水已基本排干，可插秧就不同了，稻田里灌满了水。我们一个个脱了鞋袜，卷起裤脚，光着脚板站在水田里作业。
割稻是前行劳作，插秧则是后退劳作。古代有位高僧有诗道：“手把青秧插满天，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稻），退步原来是向前。”此诗的妙处，恐怕只有亲手插过秧的人方能悟透。
临近中午，阳光开始直射，后背犹如火烤，脑袋也被晒得晕乎乎。脚在水中泡的刹白刹白，水温也越来越高，有人说这是汤煮，绝非虚言。上烤下煮，喉头干燥的要冒火，多想喝一口水润润嗓子。可我此时恰在秧田的中央，秧也只插了一半。大茶壶就放在田埂上，如果喝水就得从秧田中趟过，那样就会把秧田踩出一个一个的脚印，势必影响到插秧作业。想想还是忍着吧，也只能忍着了。
饥渴固然难熬，可除此之外，还有更恐怖的事情，那就是水田里的水蛇和蚂蟥，它们隐在水中，令你防不胜防。水蛇倒不是十分可怕，你不惹它，它不会主动出击。如果你觉得它已对你构成威胁，不妨急速的拎起它的尾巴，用力的抖动着，然后把它扔出水田就是了。蚂蟥就不好对付了，它会主动的“袭击”，而往往是隐蔽性的。蚂蟥是软体动物，它只要吸附在你的身上，会不声不响，悄悄的吸着你的血。
或许是胖的缘故吧！沈茂祥倒是蚂蟥关照的常客，他的腿上经常爬着蚂蟥，有时甚至爬上好几条。别看他那么大的块头，特别恐惧这小小的动物。也是的，这小东西确实令人恶心，软不拉几的，粘乎乎的，长得着实丑陋。沈茂祥一当发现腿上爬了蚂蟥，会惊恐的跳起来，用手去拉扯，可越是这样，蚂蟥吸附的越紧。几个老同志告诉了他，不能拉扯，要用力拍打，这才把蚂蟥拍打了下来。只见腿上已有好几个血洞，血还在滴着呢，无奈的他咧着嘴笑道：“这是一碗红烧肉补不回来的！”疲累至极的大伙听了，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
“双抢”结束了，不用起早贪黑地下田劳动了，人的精神也跟着松弛了下来。虽说那年代没有电扇，更甭说空调，可此时只要倒上床就会鼾然入睡，醒来后才发现浑身已被汗透，床上已被汗印成了一个人形。“双抢”透支了体力，也透支了睡眠。如今不用再起早贪黑，所有的透支都因此而能得到补充，睡眠也就格外的香甜，暑热和蚊虫是搅扰不了的。
不下田劳动并不意味着可以闲着，接下来就是政治学习。学习的内容是关于批林整风的文件，与文革最初三年相比，形而上学少了，形式主义少了，人人过关也少了。这是因为“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央调整干部政策的形势下，到五七干校的干部不是作为另类来接受改造，而只是作为教育干部的手段，称之为轮训。虽然说少了歧视的成分，可这种轮训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这些人当时就曾经私下质疑过。后来的事实给出了回答，我们是第二期，实际上却成了末期，而全国的五七干校也都在1979年2月后全部停办。
轮训就要结业了，大家都感到特别的轻松。老同志们也许是太累了吧，一般都喜欢躺在床上扯闲篇，说的都是笑话，甚至也会来些荤段子。和政治学习时他们的一本正经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也难怪，离家时间太久了嘛！这也是人之常情，人也只有在这种状态下，才会展现真实的自己。记得熄灯号后，他们要每个人都讲一个笑话，然后才能睡觉。当然，他们把我和沈茂祥排除在外，因为我们毕竟晚了一辈。
也不是没有例外，张爱峰就很少说笑，这是因为他的浙江方言实在难懂，兼之他的不善言词。他的最爱是劳动，宿舍里外的卫生几乎都是他主动打扫。他是个颇有资格的老革命，无需表现给任何人看，这只能解释是与生俱来的本能。他好像永远累不垮，从田里归来就拿把锄头，到他拾掇的“自留地”上去锄地铲草。劳动时喜欢嘴角叼着一颗香烟，可又不去深吸它，就那么让它自然的燃着。有时还会调用嘴唇，让香烟在嘴唇上任意移位。这种吸烟的方式与我的父亲极为相似，所以，我的印象极深。
我和沈茂祥因为年龄相仿，也有共同的语言和爱好。我们都喜欢饭后走一走，我们几乎天天晚饭后都要到双塔寺的后山散步。那真是个绝妙的去处，满坡的水果，最多的是水蜜桃和梨子。那水蜜桃个大皮薄，皮薄的像一张纸，轻轻的一揭，便会揭去整张的桃皮，那雪白的桃肉水灵灵，咬上一口，甘甜的水珠会顺着你的下巴流滴。
政治学习的最后一个环节便是自我小结，每个人都要做，这自然是例行公事。在这之后的不几天，连部通知全连要拍一张合影以作纪念，这很合乎大家的意愿。8月11日中午，城里的一家照相馆派人带了大座机，给我们二连拍了一张“全家福”。说是“全家福”，可却“全”不了，这五个月的轮训并非人人都坚持了下来，所以在拍合影时就少了好几个人。我们班的翟笃旺就没有参加合影，他大概轮训了一小半时间，便因病而提前回去了。隔了不几天，照相馆送来照片，我们人手一张。第二天，来自各县的学员便都各背行囊，打道回府了。
张家康：毛泽东在北大 图书馆受了多少委屈？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干校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