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本文作者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和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
原题
作者：陆伟国
在我们离校去农场之后，学校有了很大的变化。人民大学在江西建了个“五七”干校，大部分教工都去了那儿。到了1970年10月，人民大学竟然停办，后来又被撤消、解散。我上了十八年的学，结果，小学、中学、大学全都没有了，成了一个没有母校的人。人民大学的校区被第二炮兵（102部队）占据。教职工多数被发送到江西余江县的农场（人大五七干校）劳动。还有的或分到其它单位，或调回原籍工作。下面讲一下江西“五七”干校的情况。那时稍微大一点的单位都要到外地农村建起“五七干校”，把自己的职工送那儿去长期劳动。这首先是源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之后，给林彪写了封信。这封信，后来就被称为《五七指示》。关于这个指示，在本书第八篇“部队农场”要专门讲到，这儿就不多讲了。只简单地提一下，毛泽东在这个指示里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看起来，充满了革命幻想的乌托邦，但实际上，“五七干校”不过是改造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一个场所。到了“文革”的中期，造反也造过了，走资派也打倒了，新的革委会也建立起了。但是正常的工作秩序远远没有恢复，机关里和单位上一时半会用不了那么多人，就想出了“精兵简政”。可精简下来的人往哪儿去呢？尤其是在高校里，也没有学生了，那么多的教职工，在那儿干嘛呀？各地各单位开始在下面找地方安置。开始也没有什么名字，就是派去劳动，比如人民大学把党史系等安排在京郊苏家坨的前沙涧等几个村里。也有有名字的，有叫学习班、学习队的，也有叫干校的。干校，这个名称本身，很早就有了，革命战争时期，在根据地里就有了。比如，在下一篇要讲到的郭影秋也受到打击的湖西根据地“肃托”事件，直接的导火索就是湖西边区干校的学员与边区个别领导之间产生了不同意见。而正当“文革”中期需要大量安置上述干部职工，高层领导为此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的典型。原来，黑龙江省革委成立时，要精简四分之三的人，也在为怎么安排精简下来的和还在牛棚里的人发愁。开始，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人集中安排到农村，但不是下到生产队里，而是单独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并且选定了条件相对较好的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个农场的试点。
柳河五七干校在开大会，地点是在干校中心，叫“四合院”柳河这个地方，自然条件相对比较好，也有一部分空出的房舍。去的干部，采取分期分批的形式，停留的时间有长有短；劳动强度，也根据各人情况量力而行；又保留原有工资待遇，这样，干部们比较容易接受。于是，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写出“五七指示”两周年之际，正式开办。并且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黑龙江省革委会把这个材料进行了上报。材料说：“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和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办法”。1968年9月29日中办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把它刊登了。毛泽东看到后，觉得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典型向全国推广，便立刻在第二天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姚文元接到毛泽东批示后，对材料进行了一些加工修改，还加了个按语，并把毛泽东的批示写了进去，再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同时刊发了姚文元写的编者按。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于是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尤其是行政部门、事业单位、教科文单位，办起了许多干校，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开花”。其实，“五七干校”的出现，首先是为了解决在“文革”冲击下，全国范围的经济面临崩溃、社会陷于混乱，城市已经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口的生计。所以，上层的反应速度，和各地各单位的反应速度，都是那么的快。同一时期，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城市居民的下放，直接原因也都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比如，城市居民的下放，六十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就已经有了。“文革”时期，大规模的下放居民，是始于甘肃会宁。1968年12月8日，《甘肃日报》在头版以大字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了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毛泽东看后很感兴趣，很快也作了批示。《人民日报》奉命赶紧去甘肃作了专门调查，并于1968年12月22日，就在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甘肃日报》的那条消息。由此，不但是初高中学生，连城里的大妈们，也不用逛商店了，纷纷被赶下乡去。按说，不在城里吃闲饭，也可以在城里拓展就业渠道，自我创业等等。这就不讲这些了。就像那时候，只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不说接受更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关于会宁“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两份报纸当然，“五七干校”还有着更多的政治含义。比如，就此对干部和知识分子加以限制和改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至于，能不能“革命化”，那就另说了。全国到底办了多少个干校，有多少人曾经进去过，没见到过有关资料。怎么评价“五七干校”，也还没见到有比较全面的专门论著。至于对它的感受，那更是众说纷纭、千差万别。从正面来说，开办“五七”干校的初衷是为了使干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批判资产阶级，防止修正主义，起到了让干部再教育的作用。比如，进一步了解了国情和民情，深入了社会实际，丰富了人生。应该说，各地“五七干校”的条件往往是很艰苦的，离开城市原先的单位，不管是离开亲人，还是拖家带口一起去，那个付出和代价，作为个人无疑是巨大的。因此，也有不少人认为，“五七”干校的兴起，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打乱了正常的干部教育工作；延缓了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步伐；践踏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还有个情况，像人民大学这样的一些高校、文化单位的职工，除了调出的和有特殊情况外，几乎是全部职工都下去的，连六七十岁的老教授都要下来。但也有很多单位，还要维持一些基本工作的运转，是一部分下来，一部分不下来。那叫谁下来、谁可以不下来，里面的名堂就多了，情况就复杂了，矛盾就大了。往往就成了领导打击报复的手段，尤其是成了当时派性斗争的重要工具。这样下来的人，受的罪更多，因而怨气也就更大。有说，“五七干校”不是学校，是农场，是变相的劳改农场，是“政治集中营”，是没有罪也要被流放。还真是有些人在“干校”里凄惨地离开人世，一去没回头，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亲人和家庭。这些话，说得有点重，不过“五七干校”里确实也有大搞政治审查，大搞批斗，也有不少自杀和被打死的惨剧。连人民大学的“五七干校”里，都有几位自杀的教工。总的来说，“五七干校”毕竟还是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它是以“左”倾方针为指导办起来的，是左倾错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惩罚。在干校的经历，也是整个文化大革命历程的一个部分。至于各人对这干校的感受，就如同对“文革”的感受一样，是大不相同的。可以说，对于去过干校的人来说，这个经历，既是锻炼也是磨难。是锻炼多，还是磨难多，那各人就大不一样了。至于收获么？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把宫殿都烧了，也还有一堆糊焦炭呢。直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五七”干校开始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面临解散的人民大学，这时更需要有个这样的“五七干校”。要不，那么多的教职工在学校里干嘛呢？就像前面说的，打扫卫生，还真用不了那么多人。所以，人民大学成立干校的速度也是很快的。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据此通知，人民大学由原属高教部领导划归为北京市革委会领导，由其负责学校的撤销、合并、搬迁等事宜。市革委一下子管不了那么多，就想着这些学校尽快离开北京。于是，人民大学成立干校的事宜马上开始起步。11月15日，校革委会和整党领导小组决定在江西省余江县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崔耀先提前去江西落实具体地址，并任干校临时党委书记。四天之后，11月19日，先遣队就出发去江西了。很快，11月27日，第一批教职工528人也出发了。中央单位的干校，大体上来说，在中部一带的省份比较多。比如在江西的还有：中央办公厅的在进贤，农垦部的在东乡，地质部的在峡江，一机部的在奉新，外交部的在上高，清华北大的在南昌鲤鱼洲等等。估计是中部省份的气候、自然条件这些相对要好一些。两广就太热，北方就太冷。这样，下去的人受罪相对要少一些，管理起来也要方便一些。文化部系统的干校是在湖北咸宁，有上千人去了那儿。这是中华书局的几位同志，摄于1971年。看了有关材料，好像比人大的江西干校还要苦。看看后面的茅草房，就像原始社会似的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后改称“五七”学校），位于江西省余江县的刘家站。刘家站是浙赣线上鹰潭与余江之间的一个四等小站。旁边有个村，名叫刘家，所以那个车站就叫刘家站。因为车站太小，现在大概已经撤了，地图上找不到了。干校的所在，是原先的国营刘家站垦殖场，在刘家站的北面大约十里地。它有五个分场，并不连在一起，土地和人员与当地的洪山乡相互交叉。所以，人大的干校，开始也是分成五个连队，分别安排下去。后来，编排有所调整。下面，我们在地图上，逐步找一下人民大学五七干校的地址。开始要找起来，有点不好找，因为有很多地名也不在了。在以上地图的中下位置，南昌的右下方，鹰潭的左上侧，有个小手的地方就是。所以截取这幅地图，是因为本书讲到的好几个地方，这里都有了：老家上海，现在落脚的南京，社教去的湘潭（被长沙的沙字挡住了），离校后去的微山湖西的部队农场（在徐州北面）。具体一点，就是下图下方“刘垦汽车站”的西北一点，凤凰岭下。它的东面是鹰潭市区，西面是余江区（当时是余江县）。刘垦,是刘家站垦殖场的简称。刘家站，那个火车站因为太小，已经撤了，地图上已经没有了，这个名字倒是留给了汽车站，成了“刘垦站”。上图的最上方有个“锦江工业区”，就是锦江镇。刚来时，教工的一些随行家属和孩子们，就临时安置在这个镇上。人大干校的具体位置在卫星图上，就是在白塔渠和新修的济广高速公路的西侧，那些浅黄色的地块。图片最东侧，有鸭塘二字。展开写全的话，是“鸭塘周家”。这是我的辅导员倪加勋老师告诉我，他印象中记得他们四连东北面有个村叫“鸭塘周家”。他还记得有一条由南向北流的白塔渠，盖房子用的木材，就是从这条渠上运来的。白塔渠，是信江的一条支流，也叫白塔河。它的上游，有个白塔，故名。但现在早已不在了。流经干校的那一段，是经过人工开挖加深的。有了这几点，使我在放大的卫星地图上，找了好几圈之后，确定人大江西干校的位置就在这儿。 还有一点，一年多以后，给人大教工子女盖的“五七”中学落成，就是在这张图东北角的小艾家，有个+-符号的地方，以及还要出去一点的地方。而图示的礼隆艾家，也叫大艾家，是刘家站垦殖场的场部所在。当地管理部门说，人大干校留下的房子，都已用不上了，作为遗迹既不修缮也不拆除。所以，从卫星图上看，真的是浅黄色的一片，有点像考古遗迹了。
江西干校的大门口和主干道，摄于2007年
江西干校的家属宿舍，是按照人大校内南五处北五处的样式建造的
家属宿舍当时的照片
人大干校中心部分的航拍图
这是2017年一些当时在那儿读中小学的教工子女故地重游拍的照片。这是干校的中心部分，当时习惯上叫“工地”。右边图上，还写上了一些同学自己家的位置。右图的最右边，黑方块上写有“水晶宫”三个字，下面还要说到。它是人大干校校部和一连连部的所在地。对于要下去的教职工，撇家舍业，谈何容易。走之前，有的是锁上了房门，有的是退掉了学校的房子，只能带一些锅碗瓢盆和最必须的用品，有多少家当被丢弃了。有的，等三年后回来时，房子都被别人占了。早去的同志到达后，有的暂时借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有的甚至是搭的低矮的窝棚。先是给自已盖房子，和为后续到来的队伍盖房子。干校的五七战士，按军事编制，设了五个连，分片就地劳动、就地住宿。干校的总部和一连都集中住在“水晶宫”。那是一个以大石坑为基础，搭建起来的大宿舍。这个大石坑，是前人采石后遗留下来的一个废坑，长方形，很规整，又有一定的深度。人大教工来了后，再加盖一个屋顶，修好周边的排水沟，和进出的门道，很快就可以入住。因为废坑里原有不少积水，盖屋顶前才把积水全部抽掉，所以把它戏称之为“水晶宫”。这个水晶宫长36米，宽16米，高3米，最多的时侯，住过150多人，一住就是三年。 这是语文系老师和孩子们在“水晶宫”前合影的照片，还能看出来是人民大学的老师吗？这是采石排的中文系老师。右三为袁振民，前排左一为李永祜，左二为谢自立。那房子是杨全同学2007年拍的水晶宫。1990年代，当地把它加高了。前面的大水坑，现在已经淤满了，上面长了一层绿藻，请看本文的最后一张照片在人民大学江西“五七学校”开办的三年中，先后有1583名教职工、480户家庭分8批去到那儿。他们共建造房屋81幢、一万九千平方米，生产茶叶七万多斤，开荒630亩，种植水稻、杂粮、蔬菜、水果572亩，建起了水电站、木工厂、茶厂、制瓦厂、拖拉机站等。
水电站遗址，建于1971年4月
水渠也都干了
在人大干校撤销之后，这些土地、房产、设备等等，都交给了余江县。当地一度用来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后来重新组建刘家站垦殖场。改革开放后，这个体制，就渐渐不太适应经济的发展，加上当地农民的进入，到2014年，已改制为刘家站乡。但到目前（2020年）还没有挂牌。 干校的劳动是艰苦的。为了响应党中央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大多数人克服了种种困难，重新振作精神，承受着人生新的考验。第一次身披蓑衣、打着赤脚、光着膀子下田干活，星星点点的泥浆溅满双腿和衣服，全然没有了大学老师上讲台的那种模样，实现了从高校教师到“五七战士”的转换。这儿仅以我们系计划教研室的胡乃武老师为例，摘取他文章里的一段，来说明人大教职工在干校期间良好的劳动和精神状态。“我在四连一排......事实证明，无论是种菜、养猪，还是果树管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干得很好。就拿种菜来说，我们所种的各种蔬菜，包括黄瓜、空心菜、辣椒等等，供应我们全连一百多人吃菜绰绰有余。例如，我们只种了二分地的黄瓜，产量就高达两千多斤。人大“五七”干校初创时期，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都十分艰苦。当时，我心里很清楚，把广大知识分子通通下放到农村“五七”干校，就是要对所谓的“老九”们进行劳动改造。但我作为一名出身农村、由党一手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并不把自己看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要在“五七”干校的劳动中为知识分子争口气，做一个有知识、会干农活、能吃苦耐劳的新一代“农民”。于是，我积极主动地学做各种农活，在战天斗地的劳动中自觉地吃大苦、耐大劳，不怕脏、不怕累，不怕烈日暴晒和风吹雨打，以此来磨炼自己。例如，在早春2月，凌晨四点钟就起床，背着竹篓，伴着丝丝冷风，淋着毛毛细雨，穿着硬邦邦的塑料雨衣，佝偻着背，在茶树丛中采茶；夏日在50°的高温下，挑着100多斤重的粪桶，在菜地里施肥；经常冒着大雨，拉着平板车，奔驰在丘陵起伏、泥泞难行的路上；整天背着刺鼻的波尔多液给果树喷药；秋天的夜里，在田间被成群的蚊子叮咬着，踏着轰鸣的脱粒机进行水稻脱粒，脱粒之后，挑着装有150斤稻谷的箩筐，沿着羊肠小道送到仓库。我这样自觉地吃大苦、耐大劳，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来锻炼自己，反而使我身在苦中不知苦了。在干校一年来的劳动，使我的身体健壮了起来，彻底治好了我多年不愈的失眠顽症，更主要的是培养了我能吃大苦、耐大劳的品质。这可以说是我在“五七”干校所取得的终生受益的重要收获。”(摘自《求是园名家自述》，《胡乃武自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干校里劳动的内容，除了农业项目，种水稻，种菜，老师们还承担了其它很多方面的劳动，比如打石头、盖房、运输、饲养、林业等等，各连的情况不一样。
墙砖上刻的字迹还在。左：“五七新村，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学校，1970.4”；右：“毛主席万岁。人大五七学校三连”。在茶场会议室对面的房子上
一连，主要是搞基建，其中大部分的人分配去采石和加工石材。采石是采当地盛产的红石，这个劳动强度是很大的，要把红土下面的石头开挖出来，好盖房子。方法是选择有红石的地面，用打槽、打沟、加锲、抡锤的方法，一层层，一方方地向下取石头。取出的石材，经简单切割后，成了不规则的长方形，每块几十斤上百斤不等。然后交给下一道工序，再用小锤、铁钎作工具，加工成平整的可以砌墙盖房的石材。这些活，无论冬夏，都是在户外进行。冬天要冒严寒，夏天要冒酷暑。冬天相对的说，好过一点，可以晒到太阳，而且只要干起来，就不冷。夏天则要难过一点，每逢盛夏，每个人都要头顶烈日，从日出奋战到日落。整天挥汗如雨，浑身晒得黝黑。人大教工在劳动中这样的努力和付出，连当地的老乡看了都非常地敬佩，“这样的出力，这样的吃苦，我们也做不到。”连连夸奖道：“没想到北京来的大学老师干活这样的认真，从来没见到过。”
搬运和加工石材
劳动中的人大教师，当地老乡称之为：穿得破，吃得好，光着膀子戴手表。说明：吃得好，那是和当地老乡相比，而且刚去的时候吃得也是很差的。戴手表，倒是人大教工在当地的一个重要标志。当地老乡路上碰到了人大五七干校的人，总是先亲热的叫一声：“人大同志！”然后接着就问：“几点钟了？”那个年代的农民是很少有手表的，连大队书记也没有。当地的土地很贫瘠，于是一部分老师去南昌的公园挖湖底淤泥，用火车运到刘家站，再用板车拉到地里。冯其庸老师他们来干校的那批人，没到干校就直接拉到南昌去挖湖泥了。那几天，连着下大雨，要从湖底泥沼里把板车推出来，得使多大的劲。再沿着大街推到火车站，沿途很多市民都在驻足观看。戴着眼镜，满身泥水，狼狈而又认真，一看就知道是“老九”们在劳动改造。那时的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后面，称之为“臭老九”。连我们系著名的统计学老前辈戴世光教授也都参加了。所以有人开玩笑地说，这湖泥的成本比红糖还要贵。那个挖湖泥还先后去了好几次。当地的茶园比较多。计统系一些老师是编在四连三排，管理茶园，也不容易。尤其是在春茶采摘期间特别忙，清明前后茶叶长得特别快，质量也好，老了质量就下降了。所以每天天一亮就下地，天黑了才收工，一天连路上要干十五六个小时。而且“老九”们做事比较认真，说是要求采一芽一叶，那种茶叶是一等的，那就是采一芽一叶。这样采，耗时多，进度慢，更得延长时间了。而且不能用指甲掐，只能用指甲下的皮肤肉来拔。采得手指都裂了，用胶布裹上，疼得要命，也咬着牙坚持。两手染得都是黑的，洗也洗不掉。采了就放进背后的篓子，篓子满了就去倒进大筐。而且采下来的茶叶还不能着地，一着地就会沾上泥土味。所以大筐也是不着地的，满了得用扁担靠双肩一直挑到晾茶的地方，一路挑去，中间不能放下休息。当地是茶叶产区，干校还办了个茶厂，厂长就是我们计统系的总支书记王经。
2017年一批人大教工子女回干校寻旧，在茶园
三连茶场，当年的会议室
养猪，也是一个项目。而且还有不少知名专家教授，如：胡华、戴逸、吴树青、项冲等等，在二连养猪班当“猪倌”呢。猪圈里共有20多头猪，每天早上起来，大家就忙着挑泔水、喂猪、清圈、做饲料，晚上还要值夜班。同时，白天还要开展“革命大批判”。大家都是生平第一次直接与猪打交道，主要任务是喂好猪栏里的这些猪，保证干校的肉食供应。但是养了一些时日，这些猪就是不肥。当时江西正在推广无粮喂猪法，不准用粮食喂猪。可一点不用粮食，猪无法催肥，老是养不大，一身的皮全是皱褶，活像小老头。猪倌们想尽办法，一起给猪做饲料。最好的饲料是砻糠，再加点黄豆，经过碾磨，就成了专用饲料。还琢磨了好些养猪办法，但这些“老头猪”不太争气，没有想象中的肥壮。
养鸡场的牌子，上面还有刘家站三个字
干校的生活，无疑是很艰难的。前面已经提到一些了，这儿再讲几点。住的，最早去的一批，连房子也没有，一起住在用木头和稻草搭起的大窝棚里。里面挤得是一张床挨着一张床，挂个蚊帐都很难。那儿的气候也不好。冬天很冷，虽然比北京的最低气温要高一些，但因为屋里没有火，所以感觉更冷，容易生冻疮，北方人特别不习惯。春天是阴雨连绵，一个月没有两天是晴的。夏天气温很高很热，而且缺少雨水。蚊子更是多得不得了，满屋子的蚊子，嗡嗡作响，只能涂满避蚊油，卷缩在蚊帐里，第二天早起，蚊帐里仍然有很多吸满血的黑蚊子。只有秋天比较好过一些。卫生条件就更不行了。各种病症很多。前面讲到了甲肝的流行，蛔虫病也是极为普遍，孩子们一年要吃药打两次虫。去的第一个热天，1970年的春夏之交，很多人身上开始长水疱，那水疱长起来以后痒痒得不得了，忍不住用手去抓，就更掺，黄水从水疱里流出来，特疼，而破了的水疱还会发炎、流脓。那信江，看起来挺有诗意。可看到有当地老表在江边一边洗菜，一边涮马桶，让人感到恶心。可自己没别的办法，也得去那儿洗被洗衣服。特别要讲的一点是，没有洗澡堂。天暖和点，就在水塘里洗，有的是泥塘，有的是石坑，都是很危险的。干校盖房子，都是用当地打的石头。开过石头的坑，以后灌进雨水，就成了一个个水塘，天热的时候就把它当游泳池。人大的教工在开采石头的时候，专门在地上开出来一个游泳池，还留好了上下的台阶，那里边的水是专门灌进去的井水，能有两米深。但就是这石坑水塘，淹死了我们人大的两位教工。一位是我们计统系主任铁华，为了救在塘里洗澡而溺水的妻子而出了事。当时，他妻子出了危险，大家都去抢救。不会游泳的他，一着急也跳了下去，结果他妻子被救上来，可他却沉了下去。应该说，这也是文革带来的后果。铁华是从延安来的“三八式”老干部，就是这样的离去，太令人惋惜了。还有一位是总务处修建科的负责人康兰，一天中午，下去后腿抽筋，上不来了。 江西是著名的吸血虫病疫区。清华大学的干校去了南昌县的鲤鱼洲，那儿原本是个劳改农场，就因为吸血虫病的肆虐，连劳改农场都办不下去了，却在1969年把清华大学的2821名教职工赶了过去，当年就有747人确诊患上吸血虫病，怀疑待查者达1111人。第二年确诊人数就超过了一千，即使文革结束回校后，还不断有病重者因此而身亡。而人民大学干校所在的余江县原本是个吸血虫重灾区。因为防治工作做得比较好，毛泽东在1958年还写了首“送瘟神”的诗，对此进行了表彰。余江县城里还有个专门的消灭吸血虫的展览馆，干校的教工和孩子们都去参观过。所以，一些有关人民大学干校的资料都说，没听说有人大教工传染上的，实乃不幸中之大幸。其实也还是有的，中文系教师袁振民就被染上了，吸血虫跑到了肝里，迁延了很多年，最终还是由肝硬化发展到肝癌而于2003年去世。这是他女儿袁原告诉我的（2019年12月19日）。这时纸质书稿已经投入编印，那里面只能见缝插针地添上一句，在这电子稿里再多写上几句。估计是袁老师离开江西干校后没有回人大，而先后去了新华社、国务院法制局、经贸部等单位，直到在经贸部体检时才查出来，所以在人大的相关资料里没有包括他。对于知识分子，那几年更有精神生活的苦。这个就不能多讲了。比如苦于无书可看。一个知识份子成堆的百十来人的宿舍里，别说找不到几本书，连临时借一只笔都很困难。偶而谁从箱底里找出了一本好书，立即被辗转借阅，直到被看破了为止。最深层次的是心灵的苦，是对前途命运无法预测、难以把握的苦。学校停办了，今后等待人大教职员工的是什么，出路如何，谁也不知道。要说好的方面，那是后来家属们被陆续送回北京，一个月集中四天的大休变成了五七战士们就地休息的日子。这时，有些人就利用大休的四天和探亲的时间，到周边地区和沿途走动走动。比如像井冈山、庐山、南昌、上饶集中营这些，远一点到长沙、湘潭，拿现在的说法就是“红色旅游”了。后期，干校组织过一次集体去井冈山，随行的家属孩子要收费。孙泱夫人石崎连这点钱也拿不出来，急得都哭了。干校免了这个钱，石崎和孩子们这才去成了，大家都说干校做了件有人性的事。但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江西干校，非但并不清净，而且极左思潮控制之下的清查、批判斗争，比起前一阶段在校内时有过之而无不及。1970年1月3日，开始了以更加激烈的“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批清运动”，历时二年多。这是一场典型的打着批判极左幌子的极左运动。初步所知，人大干校就有三位教工受迫害而死，而且死状极其悲惨。他们是：经济系教授项冲，喝敌敌畏自杀；经济系教师陈秋梅，用刀片割破动脉自杀；总务处会计杨树贵，扑向电锯劈脑袋自杀。陈秋梅，被定为“5·16”分子以后，一直被隔离审查。所谓隔离审查就是把他单独关起来，审问，并且逼着写检查。那天他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反应，到了晚上，他躺在自己单间的床上，用被单把自己盖住，用刮胡子的刀片割开了手腕上的血管，一直让血静静地流出来，一点声音也没有。看管他的人在外边的一间屋，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天看守人起床以后，发现他一直没有动静，就走进来，揭开被单，才发现他已经死了，他的床上满是鲜血。这样的死，在当时被叫做“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人活着的时候，要开批判会，死了，也要开批判会，并且有一个批判会是安排在他孩子所在的人大干校“五七”中学开的。并且还要他女儿陈黎在批判会上发言，表示和他坚决划清界限，对他表示唾弃。极左时期没有人性，到了这种地步。杨树贵的自杀，则更为惨烈。那是一天早上，他和两个看守他的人一起出门遛弯，走到木工房的时候，他说要上厕所，那两个看守就说让他自便。结果，他走进木工房，打开了电锯，然后一头就撞了上去……在外边等的两个人听见电锯开了，不知道他要搞什么破坏活动，赶快跑进木工房，看见他的头颅已经被电锯劈开，脑浆和鲜血喷洒了一地……杨树贵有两个双胞胎儿子，杨柄军和杨柄力，在“五七”中学里上学，性格还相当地活跃调皮。而在他们父亲自杀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性格行为有了很大的变化，完全蔫了。这种惨绝人寰的后果，不但远远超过了当初遭到起劲批判的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即使跟“文革”初的“恐怖红八月”也有一比。这两年中，不但在干校的教职工遭到清算，还有不少原来的两派组织负责人和有关人员，即使已经毕业分配和调出，也要从全国各地押至江西“五七干校”隔离审查，尽管最后没有查出一个“五一六分子”。大概是因为前面死的太多太惨，到两派组织头头押回审查时，情况已有所好转。前期从事审查的主要是军宣队的人，后期也调了一些教工过去，相对就不是那么狠了。一位受审的同学说，去的时候，是干校派了两个人和所在单位一个人，把他押到了江西。在受审期间没有挨打，只是站着，睡得很少。管得很严很严，单人关押，没有和审查组以外的任何人有任何的接触，不知道外面任何一点的消息。24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人看着，饭都是有人送来，自己在小屋子里吃。上厕所都得两个人陪着，一边一个，估计就是怕再出现自杀吧。出来放风，不但有人领着，哪怕远处有人，也会绕开着走。对外联系也几乎都断了。在屋子里，就是要一遍遍地回忆过去的那几年，做了哪些事，说过哪些话，主要是集中在跟“五一六”的关系上。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被审查的人思想压力确实也是很重很重，一心追随领袖闹革命，最后落得这个结果，是很容易想不开的。直到审查结束，有专人护送出来。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另外还有谁也去过。不但对干校的教职工搞审查、批斗，当地的群众也在搞批斗。干校子女上的“五七中学”后来是在小艾家。据在那儿上学的张跃同学回忆，他们还曾在一个晚上，全校集合，到小艾家的第六生产队参加一个批斗大会。批斗的对象是一个插队男青年，批斗的内容是因为他有资产阶级腐化思想——趴女厕所。生产队长当时用江西话批判说：这个小子啦呀，来到我们六队啦哇，做尽了发爱（坏）四（事）。第二天早上就听说他上吊自杀了，当时有好多同学都围过去看热闹。 由于干校的房子也是刚开始建，随行的家属和孩子们，就先安置在距干校北面约40里地、信江边上的锦江镇。锦江镇可是个历史古镇了。公元300年前后，西晋把当时的馀汗(读音为：余干)县拆开，设立晋兴县，县城就放在锦江镇。永嘉七年(313年)改名为兴安县。南朝陈世祖天嘉年间（569年）又改名为安仁县。前后又有很多变化，不一一说了。1914年因与湖南省郴州的安仁县同名，遂改名为馀江县，这是因为锦江镇旁边的信江以前叫馀水。1957年县名简写为余江。由于锦江镇不在铁路边上，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有所不便，1961年余江县政府由锦江镇迁往铁路线上的邓埠镇。锦江镇就渐渐地变成一副老镇的模样了。
清朝同治年间，1862年，安仁县城锦江镇的地图
锦江镇边上的信江
人民大学教职工去的时候，锦江还是一个临河的小镇，人口并不多，商业也不发达。人大的家属们一去，老幼妇孺好几百人，分散借住在镇上老乡们的家里。给这个原来相对安静的小镇增添了不少生气。连一个柚子，也因为孩子们喜欢买来吃，从两分钱涨到了五、六分钱。镇上有不少柚子树，大一点的孩子就自己爬上树去摘了。锦江镇上的主街道，风貌依旧，但已萧条
锦江镇上的胜利街，当时有些人大教工就是住这儿的。本节所用的照片，主要是由当年在江西人大五七小学读三年级的刘红女士提供，摄于2012年。她父亲是人大体育部的刘承勋老师
由于那是个古镇，房屋都很老旧。这在前面讲到孙泱夫人石崎领着三个孩子，在锦江镇上所住的房子，这些情况已经讲了。屋里连个电灯也没有，点的还是油灯，高级一点的是马灯（北方叫罩子灯）。自来水也没有，得去井边挑水，孩子们既不会，也挑不动。头几次打水根本打不上来，不会甩桶，打上来也挑不动，弄不好连桶也磕坏了，跌跌撞撞挑回来，水就剩下一桶底啦。就算两个人抬，抬到家，一桶水晃得也只剩半桶了。后来还是人民大学在镇上通了一部分电，院子里面有了自来水。
刘红所住胡同门口的商店，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流的好房子了
商店门口的井。刘红家里的用水，就是从这儿打的
所以把这井的照片也转发，是因为我听刘红说，她们家的用水就是从这口井里打的，等抬到家里咣当得就剩半桶了。我就非常的诧异。在我曾经住过的山东半岛，井台是非常危险的地方，不允许小孩上去的。那儿的井都很深，而且下面大，上面收口小，万一掉下去是很难办的。当然就算是这样，我老伴小时候，夏天放学了口渴，居然能爬下去，趴在井底喝水，当然得有本事用双手双脚撑着井壁，下去再上来。看到这张照片，才知道江西的水井跟山东的完全不一样。 干校每个月安排四天大休。每逢大休，有家属在锦江的教工，都结伴同行，从各连队工地步行四十多里，到锦江镇去和亲人们团聚。每次大休，家属们都去买鱼买肉买新鲜蔬菜，为辛苦劳作的“五七战士”改善生活，也给小镇的商店和摊贩们增加了不少生意。每当大休开始的那天，不少孩子都自发地聚集在镇前通往干校的路口，翘首以待，苦苦地等侯着他们父母的到来，成了这个小镇上一道充满了亲情的动人景观。特别是有些孩子，父母亲都在干校工地上，干校就安排他们在一个幼儿园集体住宿。每逢大休的好几天前，他们就热盼着家长的归来。家长回来就改善生活，由于肉的供应很少，好在靠江边上，吃鱼方便。通常是买桂鱼、黄鳝和甲鱼吃，甲鱼也就是5毛钱一斤。还有田鸡一毛钱一串，10只，一般一次买3毛钱的30只，可以吃好几天。锦江镇还有个不一般的景象。到了夏天的雨季，信江的水都涨上来了，能漫到镇子上，半个镇子都泡在水里。住在江边被泡到的人家，只好爬到阁楼上睡觉。那些被淹的人家要出来买东西，只能划着门板、大木盆到中心街上来。水井也都被淹了，污染严重，很多同学得了肝炎。
锦江镇上的人民大学“五七”干校办事处，门面已翻新
在那儿，人民大学不但建起了“五七”干校，还建起了“五七中小学”。这些跟着带去的孩子们，也是吃了苦了。因为不便于把孩子们放在劳动第一线，那儿还没有住房，更没有学校。所以开始是把他们放在锦江镇上，分散安置，这儿几个，那儿几个，也都没有像样的房子。而当地学校因为一些原因，不太愿意接受人大的子女进去上学，大概是当地的老师担心教不了北京来的大学老师的孩子。尤其是家长还没有被“解放”的孩子，更不愿接受。有的孩子就像流浪儿似的，整天没有着落。石崎的几个孩子，因此还在外面失学流浪了一段时间。父母亲，靠得近的是一周、大多数是一个月才能过来看一次。请想想家长们会是个什么心情，人在工地上，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教工们把干校所处的地方，叫工地。）有的孩子，父母都不在身边，大一点的凑付着自己过，小一点的就把他们安排在一个幼儿园里集体住宿。但是条件实在是跟不上，大的双人床要睡五个人，后来条件好了些，睡四个人。那时，孩子们大面积地传染上了甲肝，除了因为江水泛滥、井水被污染，像这样居住过于拥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么多孩子染了病，人大干校只好安排几位家长，组成了护理小组，把镇上的招待所(东北街28号)院子作为肝炎隔离室，当年很多同学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日子。刘红女士说，她们很多同学都染上了，和她一个床睡的都染上了。她也染上了，被隔离了一个月，算是轻的。而且即使是孩子们，也要承担相当重的劳动。这是当时还不到12岁的曹跃进的回忆：“1970年春天，当我和同学们一起往农场送肥的时候，我理解了什么叫‘远路无轻担’。农场在距离锦江镇12里路远的地方，上午我们到学校，挑上两个粪箕的肥，走到农场，把肥倒到田里，回家。中午饭后，再重复上午的劳动。这样，我每天要走50里路，其中有一半是挑着肥的，那时我不到12岁。第一天，我兴致勃勃地完成了上午的送肥任务，但下午的担子似乎变得异常沉重，在去农场的路上，我休息了四五次，可快到田头的时候，还是累得腰都弯了，肩膀酸疼难忍。往回走的路好像也特别长，回到镇上，天已经黑透了。”
这是刘红同学参加采茶所得的奖品——一本日记本。封面和扉页。那印章非常有意义，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学校五七中小学
曹跃进讲到了他和他的同学、孙泱副校长的次子孙名一件调皮的事：“那天我和孙明（名）来到江边，先是游泳，后来他说要去划船，我怕划不好会出事，他说，反正不行了我们就跳到江里。‘独一半’正好不在船上，我们就爬上船，我解开缆绳，孙明就掌住了桨，把船划开去。江水流得很快，把船向下游冲，我们就把船头对着上游划，这样，挣扎了一会，总算把船划到对岸，累得浑身是汗。我们停好船，一头跳进江里，把汗洗了，再上船，划回去。等我们快靠岸的时候，看见‘独一半’正站在渡口，手里挥舞着他平时用的黄烟袋冲我们大骂！我们把船停在渡口，跳下船就跑，反正‘独一半’是追不上我们的。”“独一半”，就是管小船的那个社员，是个残疾，半边手脚不好使，所以外号叫“独一半”。曹跃进同学还回忆说：孙明（名）的哥哥叫孙宁，是个文质彬彬的人，戴眼镜，平时就爱看书。孙宁说，他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把《水浒》和《三国》看完了。孩子们都叫他“博士”。我在他们家找到了一些零碎的纸页，拼装起来，是一本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我就把那本书借来反复地读。孙宁还告诉我，朱德抱过他，他还在朱德的身上撒过一泡尿。我觉得他真牛逼到家了。由于人大家属到江西的时间不一，孩子们在锦江镇上小学，开始是插在各班。后来逐渐来多了，就放在一个班。再后来人更多了，又分散在各个班。一年多以后，在干校搞起了“五七”中小学，就都上那儿去了。这幅图原本是为显示“五七”中学的位置，在图上的最西北角。再一看，干校的主要部分图上都有了。右侧从下到上，分别是一连二连、四连、三连 但是现在要找到当年的遗址，可是不容易了，要带着斧头，在野树杂草丛中“披荆斩棘”往前走 原来在大仓库的男生宿舍已经没有了，那就只好参观一下女生宿舍吧到了1971年，干校的房屋大体建起来了，家属和子女也陆续告别锦江镇，搬到干校去了。在那儿建起了完整的“五七”中小学，孩子们也在那儿上学了。小学在干校的工地那儿。“五七”中学，是在小艾家（村）的西面。中学一共有3栋房子，北边有前后两栋。前边那栋是学校的主要部分（因为伙房和2间教室连同包括校长在内的多数男老师都在这栋），女生宿舍在后面。从这两栋房子向西南大约300米有一个小高地，第三栋房子（人称“大仓库”）就在那，作为那时的男生宿舍。当然，除了这三栋，在北边还有一处猪圈，也有20多间猪舍。在校本部的东南大约50米有一口水井，水井的东边往北，是一片梨树林和菜地，也是学校的。人大的教务长江农担任中学的校长。而且还都是大学老师来教中学生，那个教学质量，可不是一般的。同学们至今还记起了一些老师的名字，有：班主任张静贤、赵琴、赵淑媛，语文老师王道成、马德骏，数学老师赵树嫄、金必先，英语谌老师等等。还有体育老师李俊贤冒着酷暑，一锹一锹地修建篮球场。就连在学校食堂做饭的师傅，也都是大学老师啊。司务长张老师，是新闻系的。炊事班长郭师傅，称呼是“师傅”，其实是教中共党史的副教授，那时的副教授，要比现在稀缺得多。
在小艾家建的五七中学，三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一共三个班。教室已完全破败
同学们来了以后，一般在自己原来的年级。由于整个生活已不正常，有曾经待学、缺课的，有学习抓得紧和抓得不紧的，后来对有些同学的年级进行了个别调整。有跳级的。也有高三的同学，回北京找工作去了。教学活动就不多说了。就说个卫生条件吧，那是很差的。拿厕所来说，男生宿舍的东南边有个厕所，四边用草席围住。到了夏天恶臭熏天，满地是蛆在爬，苍蝇嗡嗡地飞，真的很难进去。同学们经常会跑到更南边的茶田里方便，等蹲下后会发现不远的地方也有一个人头，相互只能会意地笑笑。大家管这叫拉野屎。有一次集体打蛔虫，吃完打虫药，同学们纷纷都去排虫，那茅厕哪够用，大部分人都去茶田去拉，连那儿也差点也排不下了。
从美国回来的益华。左：当年在锦江镇的全家合影。右：这次找到了锦江镇上的家，与房东的合影
益华还找到了在“五七”干校的家。摄于2017年
“五七”中学也有自己的猪圈，同学们一星期有三个半天的劳动，清扫猪圈就是其中一个经常的项目。到了江西，就知道有个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可是鼎鼎有名的。“五七”中学还组织了同学们去离鹰潭不远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弋阳县分校参观学习。去了以后，是在一个礼堂里听报告。作为人民大学的子女听了以后，觉得不过是些当时的热门话题，枯燥无味，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之处，还赶不上我们“五七”中学呢。 这一节里的好几幅照片，是人大附小1963级发小于2017年故地重游时拍的，他们是1969年去的江西。感谢人大教工子女，当年的孩子们，四十七年后还能再去故地重游，追寻父辈们奋斗的足迹和自己儿时难忘的记忆。并留下了这些宝贵资料，作为永久的纪念。背后就是水晶宫前面、当年洗澡游泳的大石坑，但现在已经淤满了，上面是一层绿藻。有时候，混乱到天翻地覆，都不知道东南西北的时候，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大家以为要在这江西干校干一辈子，万般无奈、心灰意冷的时候，突然，1972年5月14日，人民大学余江“五七学校”宣布撤销，教职工分批回北京，回去以后大部分又重新分到别的单位。首先，当然是人民大学被撤销。虽然事发突然，但还是有个酝酿演变过程。这个过程，简单讲是这样的。最早最主要的，那还是毛主席的话。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毛泽东的那句“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这里，他已经把社会科学类的高校排除在外。几天后，毛泽东在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时，说得更明白了：“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那时，就已经想到了要解散一批高校。所以，一大批的高校被撤掉，不是心血来潮，更不是人民大学一家的事。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校后，开始对此步步落实。1969年1月17日，他们就以召开座谈会的形式，要求撤销人民大学，并将此意见以“座谈会纪要”的名义提交给北京市革委会。他们对人民大学是没有感情的，巴不得早点散了才好呢，他们也就省了事了。1969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据此通知，人民大学由原属高教部领导划归为北京市革委会领导，由其负责学校的撤销、合并、搬迁等事宜。市革委立刻就开始找地方建“五七”干校，以解决人员的安排问题。于是，1969年底，人大江西“五七”干校很快就成立了。同时，也开始具体部署人民大学的分步骤停办和最后的撤销。1970年10月，北京市革委通知人民大学停办。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高等院校的调整方案》，在决定撤销的高校名单里，中国人民大学赫然名列前矛。再下一步，1973年10月10日，北京市委、市革委通知，撤销中共中国人民大学领导小组和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委员会。军工宣队全部撤离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宣告撤销。人民大学都没了，那人大的教职员工，尤其是远在江西干校的“五七”战士们和他们的家属，又将是怎样的命运？正当人们万般紧张焦虑的时候，忽然又起死回生了。谁也没想到，人民大学没有了，人民大学的教工倒是可以回北京了。人大教工能回北京，真的是很幸运。糊涂官办糊涂事，有时也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当初北京市委打报告给江西省委，说人民大学要撤销，在江西干校的人大教职工要交给江西省。亏得江西的程世清不肯要，说是人大的司局级职工就有300多，江西一共才13个地市，没法安排这么多干部（因为地委书记也才是司局级）。“工资那么高，负担不了”。北京市才只好让人大的教职工回来安排。都说江西的程世清干了很多坏事，还就办了这么件好事。说起来也真可笑，某种意义上，如果说人民大学的停办和撤销还起了点好作用，那就是让江西干校的老师和家属们有了回北京的机会。不然还真没法说，他们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如果当时人民大学保留下来，估计相当多的教职工和他们的家属孩子，至少要等到“文革”结束后重新招生才能回来。有一些恐怕要长期留在那儿了。其实，人大的教职工哪个不想回来啊，天天都在想啊。小学生的刘红也说，她也是在天天想啊，想着哪天能跟着爸爸妈妈回北京啊。连做梦也常常梦着坐在火车上回北京，醒来却是一场梦，心里难过得直想哭。当真的坐上火车回北京时，都有点不敢相信，就怕又是一场梦。想当初，她们离开北京来江西的时候，在列车上，乘警看着这些情绪高昂的孩子们问：“你们去哪儿呀？”孩子们答：“我们去江西！”乘警又笑着问：“你们去江西干嘛呀？”孩子们齐声答道：“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想起这些，也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谢天谢地，总算是江西干校撤销了，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都能回北京了。干校的房屋、财产、土地都交给了余江县，也不去计较了，管不了那么多了。能回来，就好。
干校岁月
丁品：胡耀邦在黄湖农场
1968年：中国“五七”干校之滥觞
陈创：胡启立下放的黄湖五七干校
严向群：永远的苏阿姨
到咸宁“五七干校”看看沈从文
那里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边城”
马维：五七干校里的人情冷暖
吕燕群：五七道路上的"逃兵"
刘海鸥：年迈父母天天见，
一年特许“探亲一次”
刘海鸥：俄文大翻译家被驱离京，
军宣队称不准在家中秋团圆
党建真：妈妈你不走了吧？
党建真：咸宁那片湖，
六千鸿儒及子女的“活下来”
党建真：和父亲在咸宁干校的日子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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