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本文作者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2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政府机关和中等、高等学校就职。现为南京审计大学退休教授。退休后著有个人回忆录《风霜雨雪忆年华（1962-1970）》和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1949-1989）》。
作者：陆伟国
去到江西干校的，除了人大的教职工，还有他们的孩子。对于这些才几岁、十几岁的孩子，他们遇到的困难更大、感受的印象更深，对他们一生的影响更是深远。而且在江西干校期间，对他们的安排比大人还复杂。因为他们的层次多：有小学、初中、高中；分布点多面广：高中就有在鹰潭的五七三中和在锦江高中的；后续变化大：有升学的，有数次调整的。人民大学的“文革”过程，也留下了他们的音容和足迹。这一章，就讲一讲他们。由于干校的房子刚开始建，还没落成，也因为不便于把孩子们放在劳动第一线，那儿还没有住房，更没有学校，所以随行的家属和孩子们，来到后就先安排在距干校北面约40里地、信江边上的锦江镇。在镇里分散安置，这儿几个，那儿几个，也都没有像样的房子。干校的孩子们几乎都在锦江镇住过。这些跟着带去的孩子们，也是吃了苦了。锦江镇可是个历史古镇了。公元300年前后，西晋把当时的馀汗(读音为：余干)县拆开，设立晋兴县，县城就放在锦江镇。永嘉七年(313年)改名为兴安县。南朝陈世祖天嘉年间（569年）又改名为安仁县。前后又有很多变化，不一一说了。1914年因与湖南省郴州的安仁县同名，遂改名为馀江县，这是因为锦江镇旁边的信江以前叫馀水。1957年县名简写为余江县。由于锦江镇不在铁路边上，经济发展和行政管理有所不便，1961年余江县政府由锦江镇迁往铁路线上的邓埠镇。锦江镇就渐渐地变成一副老镇的模样了。人民大学教职工去的时候，锦江还是一个临江的小镇，人口并不多，商业也不发达。人大的家属们一去，老幼妇孺好几百人，分散借住在镇上老乡们的家里，给这个原来相对安静的小镇增添了不少生气。连一个柚子，也因为孩子们喜欢买来吃，从两分钱涨到了五六分钱。
锦江镇上的主街道，风貌依旧，但已萧条
锦江镇上的胜利街，当时有些人大教工就是住这儿的。本节所用的照片，主要是由当年在江西人大五七小学读三年级的刘红女士提供，摄于2012年。她父亲是人大体育部的刘承勋老师
由于那是个古镇，房屋都很老旧。这在前面讲到孙泱夫人石崎领着三个孩子，在锦江镇上所住的房子，这些情况已经讲了。屋里连个电灯也没有，点的还是油灯，高级一点的是马灯（北方叫罩子灯）。自来水也没有，得去井边挑水，孩子们既不会，也挑不动。头几次打水根本打不上来，不会甩桶，打上来也挑不动，弄不好连桶也磕坏了，跌跌撞撞挑回来，水就剩下个桶底啦。就算两个人抬，抬到家，一桶水晃得也只剩半桶了。后来还是人民大学在镇上通了一部分电，院子里面有了自来水。刘红家附近的商店，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一流的好房子了
商店门口的井。刘红家里的用水，就是从这儿打的
所以把这井的照片也转发，是因为我听刘红说，她们家的用水就是从这口井里打的，等抬到家里咣当得就剩半桶了。我就非常的诧异。在我曾经住过的山东半岛，井台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是不允许小孩上去的。那儿的井都很深，水面离地面有相当的高度，而且下面大，上面收口小，万一掉下去是很难办的。当然就算是这样，我老伴小时候，夏天放学了口渴，居然能爬下去，趴在井底喝水，当然得有本事用双手双脚撑着井壁，下去再上来。看到这张照片，才知道江西的水井跟山东的完全不一样。 干校每个月安排四天大休。每逢大休，有家属孩子在锦江的教工，都结伴同行，从各连队工地步行四十多里，到锦江镇去和亲人们团聚。每次大休，家属们都去买鱼买肉买新鲜蔬菜，为辛苦劳作的“五七战士”改善生活，也给小镇的商店和摊贩们增加了不少生意。每当大休开始的那天，不少孩子都自发地聚集在镇前通往干校的路口，翘首以待，苦苦地等侯着他们父母的到来，成了这个小镇上一道充满了亲情的动人景观。特别是有些孩子，父母亲都在干校工地上，干校就安排他们在一个幼儿园集体住宿。每逢大休的好几天前，他们就热盼着家长的归来。家长回来就改善生活，由于肉的供应很少，好在靠江边上，吃鱼方便。通常是买鳜鱼、黄鳝和甲鱼吃，甲鱼也就是五毛钱一斤。还有田鸡一毛钱一串，十只。一般一次买三毛钱的三十只。可以吃好几天。锦江镇还有个不一般的景象。到了夏天的雨季，信江的水都涨上来了，能漫到镇子上。沿江的一两条街道(先鋒街和勝利街)，都会被水淹。住在江边被水泡到的人家，只好爬到阁楼上睡觉。那些被淹的人家要出来买东西，只能划着门板、大木盆到中心街上来。这时，人大在锦江镇的留守处工作人员，会划着小船卖饭给出不去的人大家属。留守处的老师还会组织年龄大一点的同学，去帮一些缺少人手的家庭搬东西。因为江水是缓慢涨起来的，所以有足够的时间把怕淹的东西搬上阁楼，並准备好度过汛期所需要的食物。从开始涨水到回落出门，长的也就四五天。有个同学回忆说，他曾经被送到妈妈的同事家里借住，就在江边，是最先涨水封门的地方，在阁楼上可以坐观四下一片汪洋，不时看到从上游漂下来的家具等物品。还有被淹了窩的老鼠，在水面上飞快地跑来跑去地串门子。严重的问题是水井也都被淹了，井水污染严重，很多同学喝了以后得了肝炎。
锦江镇上的人大“五七”干校办事处，门面已翻新
镇上东北街不变的老门牌
锦江镇中、小学是由当地教育部门举办的学校，原来在校的老师和学生都是本地的。人大干校把锦江镇作为生活基地后，从北京来的干校的孩子们也要进入这所学校学习。由于人大家属到达江西的时间不一，孩子们在锦江镇上学，开始是插在各班，叫综合班。综合班的好处是，和当地同学在一个班，这样对当地情况了解就比较多。后来人大的孩子逐渐多起来，就单独把他们放在一个班。再后来人更多了，又分散在各个班。初中70届的艾向群、黄建宪、姜菁、刘员等是1969年12月最早一批随父母到达锦江的干校子弟，刚开始也被安排在锦江中学上学。虽然在锦江中学只学习了两个月的时间，但黄建宪还清楚记得，当时是与本地同学混合编班，班里上课安排学生座位时，把家庭出身好的同学与家庭出身不好或家庭“有问题”的同学分别安排就坐。姜菁、艾向群还记得，刚到锦江中学上学时天气很冷，当地同学上课都带个烧炭火的小手炉或脚炉，北京来的同学没有，冷的不行的时候就在课间休息时向当地同学借用，烤烤手脚，暖和一下。来了那么多的干校子弟都要入学，这对小镇上的学校是个很大的压力，特别是师资力量严重不足。为了帮助学校解决师资短缺的问题，也为了使分批到达的孩子们能尽快入学，人大干校先后抽调多名在工地劳动的教师到锦江镇中小学担任教员教课，支援锦江镇中小学办学。大学教师到中小学当老师，这可是人民大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创造的一种特殊的“支教”方式。汉语教研室的戴知贤老师（人大复校后在党史系任教授），是最早去锦江镇中小学“支教”的人大教师，时间是1970年2月22日 。戴老师今年（2021年）96岁了，还保留着记录当年在江西“五七”干校劳动及在锦江镇中小学和人大五七中小学当教员的三个日记本，笔记本中记载了在锦江镇“五七”中小学“支教”的人大老师姓名，以及混合编班时人大干校子弟和当地同学的名单。
戴知贤老师和他的三个日记本
一年多以后，干校搞起了“五七”中小学，孩子们就离开锦江镇中小学去干校住校上中学和小学了。开始，他们的家还是在锦江镇，星期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回镇上。后来干校工地也建起了家属宿舍，人大教职工及家属和孩子才搬家离开了锦江镇。在锦江镇中小学工作时间最长的是戴知贤老师，整整两年。日记本上记着，他离开锦江镇中小学到人大干校“五七”中小学的时间是1972年3月23日。但由于衔接等一些问题，有些孩子的上学不能很及时。尤其是家长还没有被“解放”的孩子，难度更大一些。有的孩子就像流浪儿似的，整天没有着落。石崎的几个孩子，因此还在外面失学流浪了一段时间。孩子们的父母亲则在“工地”干活（教工们把干校所处的地方，叫“工地”）。靠得近的是一周，大多数是一个月才能过来看一次，叫大休。请想想家长们会是个什么心情，本来就已离家千里，来到干校，结果家还被拆散，年幼的孩子单独撂在几十里之外，要独自生活。人在工地上，天天都是提心吊胆的。有朋友问，去干校的孩子们，除了中小学的，也有幼儿园的吧？是的，是有幼儿园的，但是因为孩子太小，无法提供相应情况了。有位昵称为Alice的朋友说，当时她才两岁，就记得在地上爬，跟着另一位张天哥小朋友（张思敏老师的小儿子）在地头田边到处爬着玩。那里的红蚂蚱很厉害，一咬就是一小块肉下来，所以身上都擦满了紫药水。还记得有次在幼儿园里爬到井边，听树上的枣子掉到井里的声音，有一半的身子探到了井沿里。吓得老师赶紧叫她妈妈过来。亏得她妈妈当过童子军，学过匍匐前进，悄无声息地过来，一把抓住脚拖了出去。当地的小孩，一两岁很少有穿衣服的。见北京来的孩子，这么点小就穿上了衣服，还挺新奇。晚上幼儿园里的孩子会更多一些。因为有的上小学的孩子，父母也不在身边，大一点的凑付着自己过，小一点的放了学，就把他们安排在幼儿园里集体住宿。但是条件实在是跟不上，大的双人床要睡五个人，后来条件好了些，睡四个人。去江西，对于半大不小的孩子们，首先遇到的“水土不服”。很多孩子的身上，尤其四肢，都会起脓包。开始很痒，就会去挠，挠破后又没有及时清洁上药，于是感染。最常見的并发症就是肾炎，这是严重性仅次于肝炎的病症。那时，孩子们大面积地传染上了甲肝，除了因为江水泛滥、井水被污染，像这样居住过于拥挤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肝炎在当地又称之为黃病，因为都是普通的黃疸性肝炎(甲肝)，发病时人的眼白和皮肤都明显的成黃色。治疗不及时会引发肝昏迷直至死亡。这么多孩子染了病，人大干校只好安排几位家长，组成了护理小组，把锦江镇上的招待所（东北街28号）作为肝炎隔离室。当年很多同学在这里度过了难忘的日子。刘红女士说，她们很多同学都染上了，和她一个床睡的都染上了。她也染上了，被隔离了一个月，算是轻的。那位Alice小朋友也染上了，她妈妈只好把她领回北京交给亲友了。不过好在人大干校的救治工作还算跟得上，除个别肝昏迷抢救的，基本上都缓过来了。至于蛔虫、瘌痢头等，人大子弟没听说有成规模发病的。而且即使是孩子们，也要承担相当重的劳动。这是当时还不到12岁的曹跃进的回忆：“1970年春天，当我和同学们一起往农场送肥的时候，我理解了什么叫‘远路无轻担’。农场在距离锦江镇12里路远的地方，上午我们到学校，挑上两个粪箕的肥，走到农场，把肥倒到田里，回家。中午饭后，再重复上午的劳动。这样，我每天要走50里路，其中有一半是挑着肥的，那时我不到12岁。第一天，我兴致勃勃地完成了上午的送肥任务，但下午的担子似乎变得异常沉重，在去农场的路上，我休息了四五次，可快到田头的时候，还是累得腰都弯了，肩膀酸疼难忍。往回走的路好像也特别长，回到镇上，天已经黑透了。”也有同学回忆说，当时主要是两个人抬的。曹跃进讲到了他和他的同学、孙泱的次子孙名一件调皮的事：“那天我和孙明（名）来到江边，先是游泳，后来他说要去划船，我怕划不好会出事，他说，反正不行了我们就跳到江里。‘独一半’正好不在船上，我们就爬上船，我解开缆绳，孙明就掌住了桨，把船划开去。江水流得很快，把船向下游冲，我们就把船头对着上游划，这样，挣扎了一会，总算把船划到对岸，累得浑身是汗。我们停好船，一头跳进江里，把汗洗了，再上船，划回去。等我们快靠岸的时候，看见‘独一半’正站在渡口，手里挥舞着他平时用的黄烟袋冲我们大骂！我们把船停在渡口，跳下船就跑，反正‘独一半’是追不上我们的。”“独一半”，就是管小船的那个社员，是个残疾，半边手脚不好使，所以外号叫“独一半”。曹跃进同学还回忆说：孙明（名）的哥哥叫孙宁，是个文质彬彬的人，戴眼镜，平时就爱看书。孙宁说，他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把《水浒》和《三国》看完了。孩子们都叫他“博士”。我在他们家找到了一些零碎的纸页，拼装起来，是一本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小说《好兵帅克》，我就把那本书借来反复地读。孙宁还告诉我，朱德抱过他，他还在朱德的身上撒过一泡尿。我觉得他真牛逼到家了。
人大副校长孙泱儿子孙宁（左）和孙名（右）在干校“五七”中学时的照片
戴知贤老师日记里记的他们班同学的名单
到了1971年，干校的房屋大体建起来了，教职工家属和子女也陆续告别锦江镇，把家搬到艾家干校去了。在那里，人大五七干校建起了自己的完整的子弟学校，校名全称为“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学校五七中小学”。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之外自主设立的附属中学和小学，按照今天的说法，应该称它们为“人大二附中”和“人大二附小”。孩子们在自办的学校上学了。“五七”小学在干校的工地那儿。基本上是一个年级一个班。任课老师大部分还是人大的大学老师哎，还有一部分是人大的职工家属。有个美术老师教得很好，听说还是中央美院的呢。后来随着人员的不断调整，也有一些先期回京，一年多后，学生又逐渐减少。到了临解散时，一个班就剩三五个人了。
刘红同学参加采茶所得的奖品——一本日记本。封面和扉页。那印章非常有意义，“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学校五七中小学”。当时，她已在小学五年级
这幅图原本是为显示“五七”中学的位置，在图上的最西北角。再一看，干校的主要部分图上都有了。右侧从下到上，分别是一连、二连、四连、三连
“五七”中学，是在小艾家（村）的西面。中学一共有3栋房子，北边有前后两栋。前边那栋是学校的主要部分（因为伙房和2间教室连同包括校长在内的多数男老师都在这栋），女生宿舍在后面。从这两栋房子向西南大约300米有一个小高地，第三栋房子（人称“大仓库”）就在那，作为那时的男生宿舍。男生宿舍門是朝北开的，男生厕所就在東北边。当然，除了这三栋，在北边还有一处猪圈，也有20多间猪舍。在校本部的东南大约50米有一口水井，水井的东边往北，是一片梨树林和菜地，也是学校的。
现在要找到当年的遗址，可是不容易了，要带着斧头，在野树杂草丛中“披荆斩棘”往前走
原来在大仓库的男生宿舍已经没有了，那就只好参观一下女生宿舍吧
人大的教务长江农担任中学的校长。而且还都是大学老师来教中学生，那个教学质量，可不是一般的。同学们至今还记起了一些老师的名字，有：班主任张静贤、赵琴、国政系的彭保枢，语文老师戴知贤、王道成、马德骏、，数学老师趙淑媛、金必先，英语谌老师等等。还有体育老师李俊贤冒着酷暑，一锹一锹地修建篮球场。就连在学校食堂做饭的师傅，也都是大学老师啊。司务长张老师，是新闻系的。炊事班长郭师傅，称呼是“师傅”，其实是教中共党史的副教授，那时的副教授，要比现在稀缺得多。老师们的名单在下面戴知贤老师日记照片里有更为准确的记载。戴知贤老师日记中人大干校“五七”中学教职工和初三班、初二班同学的名单那时，学校没有像现在这样正规的教材，不少课程需要老师自行准备。戴知贤老师在他的笔记本中记录了1970年2月至1972年11月期间，在锦江中小学和干校五七中学教的语文课时，给学生讲解过的就有老三篇等十二篇毛主席著作。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当时人大“五七”中学语文课的重要教材就是《毛泽东选集》，而学毛著则是干校子弟语文课学习的重点内容。在小艾家建的五七中学，三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一共三个班再说卫生条件吧，那是很差的。拿厕所来说，男生宿舍的东南边有个厕所，四边用草席围住。到了夏天恶臭熏天，满地是蛆在爬，苍蝇嗡嗡地飞，真的很难进去。同学们经常会跑到更南边的茶田里方便，等蹲下后会发现不远的地方也有一个人头，相互只能会意地笑笑。大家管这叫拉野屎。有一次集体打蛔虫，吃完打虫药，同学们纷纷都去排虫，那茅厕哪够用，大部分人都去茶田去拉，连那儿也差点也排不下了。 左：益华当年在锦江镇的全家合影。右：从美国回来的益华，这次找到了锦江镇上的家，与房东的合影“五七”中学也有自己的猪圈，同学们一星期有三个半天的劳动，清扫猪圈就是其中一个经常的项目。但对于学校来说，养猪容易杀猪难。记得五七中中学杀猪是在元旦前后，先烧一大锅开水，再准备一个气筒，把猪的四肢绑起来，抬到一块条石上。司务长持刀，从猪的前胸插入心脏。刀拔出时，一个铁桶跟上，接住随刀湧出的血。而后在猪的后蹄上方切一个口子，把气筒的嘴子插进去打气，气体充入猪的皮下，猪变得圆鼓鼓的。这时再浇上滚开的水，用刀把猪毛刮干净，之后就是开肠破肚清理內脏，分割。最不堪的就是猪将死未死时伴随着哀嚎和掙扎出现大小便失禁，令现场气味难闻、场地污秽。即便如此，能痛快地吃一次肉，这些已经无所谓了。
当时哪位同学画的画，画得还真不错哎
到了江西，就知道有个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那可是鼎鼎有名的。“五七”中学还组织了同学们去离鹰潭不远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弋阳县分校参观学习。去了以后，是在一个礼堂里听报告。作为人民大学的子女听了以后，觉得不过是些当时的热门话题，枯燥无味，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之处，还赶不上我们“五七”中学呢。同学们来了以后，一般在自己原来的年级。但由于整个生活已不正常，有曾经待学、缺课的，有学习抓得紧和抓得不紧的，后来对有些同学的年级进行了个别调整，也有跳级的。“五七中学”没有高中，学生上完初二就是初中毕业了，临时搞了个初三班等待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的户口还在北京，就按通知回北京安排单位或到京郊农村插队。个别有留在京城里上高中和去当兵的。人大干校的“五七”中小学，后来随着干校的撤销而撤销。这一节里的好几幅照片，是人大附小1963级发小于2017年故地重游时拍的，他们是1969年去的江西。感谢人大教工子女，当年的孩子们，四十七年后还能再去故地重游，追寻父辈们奋斗的足迹和自己儿时难忘的记忆。并留下了这些宝贵资料，作为永久的纪念。背后就是水晶宫前面、当年洗澡游泳的大石坑，但现在已经淤满了，上面是一层绿藻。
五七学校的纪念杯。这可真的是纪念“碑”了
上一节，讲了人大干校自办的“五七”中小学，这一节还要讲部分人大子弟上的高中——鹰潭“五七”三中。1969年11月人大教职工及及其家属子女下放到江西干校时，北京已经没有在校的高中和初三的学生了。初中70届同学来江西之前正在上初二，准备进入初三，而江西那时的中学，初、高中都是两年制，没有初三。所以刚刚在锦江中学上了两个月课的初中70届干校子弟就被另行安排，转到五十里以外的地处鹰潭镇郊区的“五七”三中去了，成为那个学校的第一批高中生。这个学校现为鹰潭市第二中学，但已搬迁新址，原址都已成了农田。1970 年春节过后新学年开始了，入学报到的那一天，天上下着蒙蒙细雨，艾向群等24位70届干校子弟先坐车从锦江镇到鹰潭镇，他们在信江边下车，各人背着自己简单的行装，提着网兜脸盆走过浮桥后上了由红土堆筑成的信江大堤，又走了大约五十分钟、十几里路，才到学校办理了报到手续。几天后，又有一位人大干校子弟前来报到，总共是有25名人大子弟在这所中学读高一。
鹰潭“五七”三中人大子弟的名单
“五七”三中是鹰潭镇新建的一所农村中学，离信江岸边就 100 多米，有五六排红石头平房，其中两排平房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土操场。学校可以说是“三无”，没有校门，没有校牌，没有围墙，更不用说实验室、设备仪器那些。房子周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近处是菜地，远处是稻田，稻田中间散落着几个池塘。这个学校当时仅有 150 多名同学,高中两个班，初中两个班。“五七”三中，顾名思义，是一所半农半读的学校。除了在教室里上课外，还要种菜放牛喂猪。全校师生一日三餐吃的菜全都是自力更生自己种的，通常一顿午餐只要一二分、两三分菜钱，只有到了农忙“双抢”时才杀猪吃到肉。由于学校远离学生的父母所在，离锦江镇又有五十多里路，所以同学们都是住校。只有周末或暑假才回家，到信江边坐船、或者去鹰潭镇坐汽车去锦江镇。要去刘家站，就得在鹰潭坐火车，再换汽车去干校。 鹰潭“五七”三中名义上是一所高中校，实际上是一所半农半读的学校，而且农多读少，更别说有什么正规高中的数理化生、文史地外的课程了。戴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这所学校教过什么文化课几乎没有印象，模模糊糊记得有一次语文课写作文，题目是《记难忘的一件事》；数学课好像讲过计算火箭的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而这些早在北京初二就学过了。”学生要参加大量的而且是很艰苦的劳动。尤其是对于从大城市来的孩子，一生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比如“双抢”，夏天的抢收抢种。当地的说法是“不插八一喔（禾）”，就是赶在八月一日之前要把早稻收完，而那时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是农活最忙最累的季节。开始割稻，北京同学的动作似乎显得有些笨拙，但经过当地同学的指点，大家很快掌握了要领，身子的起伏，左右手的配合，还有那脚步的移动……一时间，稻田里只听见“嚓嚓嚓”的声音，同学们手中的银镰同时挥舞，顺着稻穗倒伏的方向将其一一割断，再一把把整理好，码放成堆。到了日上三竿时，待大家直起身来，顿感腰酸背痛，饥肠辘辘。可是这时的气温已经飙升到了 37℃以上，太阳明晃晃地刺眼，热腾腾的空气附着在身上，有种被焖烧的感觉。当同学们看到身后一片片金黄的稻穗不见了，稻田里露出了一截截整齐的稻桩，每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在持续的割稻劳动中，闷热、头晕、腰酸，一不留神，锋利的镰刀便会割破左手，鲜血直流，这在当时都是司空见惯的，没有惊慌，也没有安慰，甚至没有人为你包扎，轻一些的伤口就放在嘴里一吮，把血往衣服上一擦；重一些的伤口流的血多了，就到稻田旁备有的小药箱里，擦些红药水，缠些纱布，继续干活儿，没有谁去担心会不会得破伤风，会不会细菌感染发炎。有时是在后边脱粒。拖着一个大大的四方形的木船，捡起割下的稻谷，握住稻杆抡圆了往容器梆上砸，把谷穗打下来掉到船里面去。还有就是踩着打稻机转，放上谷穗把谷子脱下来。虽然那时刚刚16 岁上下，却也能挑起两箩筐谷子，大概160 来斤，挑到谷仓去。
鹰潭“五七”三中学校印象图
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生病成为难免的事。这时同学之间的相互帮助，显示出了难得的情谊。这里记叙一段姜菁同学由男同学们用滑竿抬到医院里的事。那是夏天的一个周日晚，她从锦江家中返回学校，出现了腹泻绞痛，整整一个晚上。早晨校医过来看了，说是因腹泻导致的电解质紊乱，而且在发烧。可是依照学校当时的条件，只能先给几片药吃。这一天，药吃了，但烧没有退，腹泻还在继续。这是个星期一，同学们都去上课了。自己躺在宿舍的床上，感觉肠胃空痛，四肢发冷，浑身无力，眼冒金星，心中不免有些恐慌。晚饭过后，校长亲自来到教室，把男同学们喊了过来，讲了她的情况，说要连夜用滑竿抬去鹰潭医院。要知道，在那个年代，男女生之间一般是不说话的，现在要男生抬一个女生去医院，真是有些难为他们了。但是立刻有窦立军、郝力强、梅根胜、孔凡太四名同学举手报名。南方的滑竿是用两根结实的长竹竿绑扎而成，中间架以竹子做成的躺椅。姜菁半卧半坐地躺在上面，四名男同学前后各两人，还有一位女生跟随，就这样抬着上了路。江西的盛夏即便是夜晚也是非常炎热的，那天天上无星无月。一段行程后，星星点点、暗淡灯光下的学校渐渐消失在身后。天越来越黑，伸手不见五指，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亮，四位同学在高一脚、低一脚，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地行进着。旁边草丛里的青蛙在无节奏“咕呱”“咕呱”地叫着，更加让躺在滑竿上的姜菁感到心绪难平。不一会儿，同学们的衣衫已经被汗水全部浸透。而姜菁看着同学们不顾艰难负重前行的背影，心中充满难以名状的愧疚与感激。平时四五十分钟的路程，那天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鹰潭人民医院后，姜菁留在医院打针观察，于是四位男同学互相商量后把滑竿留在了医院连夜返回学校。经过一夜的打针和治疗，病情逐渐好转。第二天上午，四位男同学又来到鹰潭医院，用滑竿把姜菁同学抬回了学校。快到学校的时候，有几十位同学站在那里迎接。这一段是按照姜菁同学的回忆文章《难忘同学情》，笔者稍加改写。写到这儿，就连我这个年近八旬的老头，也很感动。远离家人、艰苦的劳动和生活，难免使这些从大城市里来的十五六岁的北京女孩多愁善感，她们经常在日落后围坐在信江边的沙滩上或者防洪大堤上一起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每次都会小声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北京城（此处原歌词为“毛泽东”）……”以这首歌寄托她们对北京、对亲人的思念。就是这样的状况和条件，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也这些中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课堂上没有教授多少文化课，但这些从北京来的干校子弟学习欲望和自学能力却很强。戴卫回忆道：“在鹰潭五七三中住校的这段时间，我读的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几乎通读一遍。其中特别读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毛主席在江西创建红色革命根据地时写的经典文章，还把毛主席诗词背得滚瓜烂熟。虽然当时我对毛主席论著中的历史背景、观点和论断并不完全理解，但通过读毛选知道了很多中国历史和革命史中的事件和人物，对江西这块老革命根据地有了初步认识。”艾向群有学习、写日记的习惯，在他保存至今的笔记本中，有不少是在鹰潭“五七”三中时写的学习心得。艾向群说，今天再来看看当年写的日记，感到日记中用词用语有点儿“左”，但那确实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和思想认识。为了读书，他们还把从北京带来的课外书偷偷拿到学校来读，闹出了一件震动全校的事儿。《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八路军、新四军简史）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人民大学编写的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教科书，被戴卫带到“五七”三中来读，还借给了郭庆、许赤婴等同学。郭庆、许赤婴也从家拿来了《唐宋诗词选》、《唐诗三百首》等书。郭庆还带了手抄本、油印本的《外国民歌二百首》，上面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莓花儿开》、《三套车》、《喀秋莎》等爱情歌曲，他把书藏在褥子、枕头底下，还时不时地口中哼唱，用口琴吹奏。不料这些事儿被人发现并报告了校方。校方没收了这两本书，经审查告这两本书中有“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刘少奇为新四军政委和陈毅为代军长”等内容。他们认为这是对这几个反党分子、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评功摆好，因此认为这些书是“毒草”、“禁书”。因为我们几个人偷看“毒草”、“禁书”，再加上郭庆不仅看“毒草”、“禁书”还“唱黄色歌曲”，学校要召开批斗会。郭庆听到消息，连夜离校出走，沿信江大堤走了一夜回到锦江镇，在家躲藏起来。学校派人四处寻找也没找到，开批斗会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许赤婴主编的鹰潭“五七”三中人大子弟回忆录《印在红土地上的足迹》
（本节内容参照许赤婴主编的1970届人大子弟江西五七干校鹰潭“五七”三中回忆录《印在红土地上的足迹》）
在1970年2月之后，又陆续有人大教工和他们的子女来江西干校。他们中的一些70届初三生，因为鹰潭的“五七”三中的高中已无力再安排他们进去，所以与当地协商后，又在锦江镇中学新开了一个高中班。但这个高中班，并不是在锦江中学原先的学校里再加开一个班，而是在镇外十多里的地方，再另开辟一个班。请看那个班上的张庆平同学特地为本书所做的记叙（文字稍有调整）：1970年3月下旬，我随父母举家去江西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坐京福线经上海-杭州-金华-上饶到鹰潭，换乘木船沿信江而行，一路颠簸劳顿直至安家于锦江镇立新街127号。房虽有名却只是一间四面透风，家徒四壁的竹坯房，好在到处都有破门板烂竹床，经过一番努力劳作总算有个安身立足之地。没过几天正式通知就下来了，父母到离锦江镇50里以外的人大干校工地劳动改造，小妹因年龄还小，留在镇上上小学，我和大妹给安排在离镇上十里之外的锦江中学农场半耕半读。这个农场原是锦江中学的一块自留地，有50多亩水稻田，有一个当地农民负责看管。因为我们的到来，锦江学校特地安排了我们十几个人大子弟和十几个当地年龄相仿的小老表组成一个班，号称农场高中。一个全新的生活开始了。我们农场高中按要求是每天半天上课半天劳动，除了那位农民，还配备了两位老师，一个是当地老师，一个是人大老师。我记得当时只有语文、数学和政治课。而且还会因为许多事情就改变了学习计划，比如发大水、双抢、搞运动等等，所以是劳动多学习少。我小妹她们那批一直都在锦江上学，后来因为锦江有许多子弟得肝炎，她也被传染了。生活上，农场位于余江县和余干县交界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稻田里有一片空场，这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房屋特点是江西民房结构，一个堂屋内两侧是耳房，堂屋用来开会学习，耳房用来居住生活，两套堂屋并排一体，有点像现在的联排别墅，东堂屋是男生宿舍，西堂屋是女生宿舍，除了开会学习外，两个堂屋不能乱跑。大房子外东侧有一个茅屋，里面有个大柴锅是给我们做饭烧水的。负责做饭的就是那个当地农民，他每天的工作除了看管稻田外，就是给我们三十多人烧一锅水做一锅饭。这锅饭是我们一天的口粮，中午米饭，晚上烫饭，不管剩下多少饭都是第二天早上的稀饭。大家的生活标准都差不多，现实生活教会我们生活自理，每月要把定量分成五份，一份留在家里，四份分四次带到农场交公粮。我们没有炒菜，只有自带咸菜，这就需要我们每周往返镇上一次去准备下周的米和咸菜。咸菜都是自己做的，基本上都是用酱疙瘩，小鱼干，豆豉，辣椒做出一大瓶又咸又辣的咸菜，有点像现在的下饭菜，只是品质不同而已。因为江西的天气又潮湿又闷热，即使又咸又辣的酱咸菜也放不了三五天就会发霉长毛，北京的孩子都是这样活过来的。我们每次返回农场都是每人脖子上扛着一条裤子，裤腿扎好，一条裤腿里放一周的米，一条裤腿放一瓶咸菜和生活用品，卷腿赤脚往返在布满沙砾的红土地上而乐此不疲，有艰难有无奈也有无忧无虑的开心。这方面江西的小老表做的比我们要好一些，他们每次都会肩挑小扁担，一头是一串自家腌制的柚子皮和干辣椒，一头是米和其他用品，他们的柚子皮到农场就会继续挂着房檐下也不会坏，只不过口味是又苦又涩，我们吃不惯。再说劳动，我们在农场以劳动为主。50多亩水稻，所有农活我们都经历过。特别是双抢季节，那个劳累强度令人今生难忘。割稻时叫人喘不过气，还腰酸腿疼。每块稻田四角各放着一个两米见方的大禾桶，由女生负责在桶边把割下来稻子摔打脱粒，而后由男生用箩筐挑到空场晾晒。一副箩筐装满刚脱粒下来湿稻谷大约重150斤，一个半大成人挑着它，别说走在平地还需要使尽洪荒之力，更何况是走在满是泥泞的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小心翼翼。我的原则是宁可扔筐也别摔跤，那个场景现在想起来还是历历在目。双抢季节江西的气温高达四五十度，我们的劳动也是从凌晨四、五点开始，到上午九、十点结束。十点以后正好把挑回的稻谷放在空场晾晒，而后每隔一段时间可由几个人轮流去翻晒一遍。这些活都是以男生为主，其他人就可自由活动。从空场到稻田中间有一条小河，酷暑难耐，几个男生就会在劳作之余，泡在河边避暑纳凉，艰苦之中我们倒也其乐融融。刚到江西不久，正好赶上明前茶（清明节前采的茶）的时间，我也随父母到刘家站工地的茶园去采春茶；暑假期间我也到孙家修路队陪老爸去修路搭桥挖水渠；信江发大水，水漫锦江镇，在办事处刘天福老师（刘毅韬同学的爸爸）指挥下，帮助身在干校工地的教工家抢险救灾。我因劳累过度不慎从阁楼上倒栽葱摔了下来，直接摔成脑震荡，昏迷了三天三夜才苏醒过来，这也成为去干校中的一个故事。回首往事，下干校那段经历是我们走入社会的重要一步，在那里我学会了生活自理，学会了吃苦耐劳，学会了与人相处等等，使我受益无穷并为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我珍惜那段生活，我怀念那些故事。锦江农场高中70届人大子弟名单：女生：李颖，吴舒丹，于小洋，徐小惠，王红，张力平，张丽，张建华，王静平，李薇薇；男生：张建国，高建设，张庆平，刘毅韬，刘萃贤，高波。另外还有几位“散户”：苏明，李重，吴小志，杨炳志，曾京生，因各自原因，没有与我们一起上学。他们后来也都分别回到北京，分配到郊区插队。好在随父母下放的70届初中的人大子弟在江西的时间并不长。1970 年9月初，北京传来了随父母下放的70届初中学生可以回京参加工作分配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孩子们的父母都松了口气，这帮孩子中学毕业的去向终于有了着落。人大“五七”干校为鹰潭“五七”三中上学的25位人大干校子弟和上面讲的来干校稍晚而留在锦江中学农场高中的十几位人大子弟办理了离校手续，并把他们集中起来合编了一个“返京分配”班，专门选派了带队老师组织大家开展政治学习、到干校劳动、参观余江县防治血吸虫展览等。
“回京待分配班”男女同学分别在锦江镇的合影
由于“十一”国庆期间不能回京，“返京分配”班的孩子们等到了10月6日才乘车从锦江镇到达鹰潭，准备当晚乘火车回北京。但就在将要离开江西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发生了一件让老师、家长和同学们都没有想到的事：鹰潭“五七”三中的郭庆等几个人大子弟偶遇同校鹰潭铁路上的同学，打了一架。打架原因是当初对方的一个同学向学校领导“告密”，说北京学生看“禁书”“唱黄歌”，要求学校开会批判他们。他们本想打完就跑，上火车就回北京了，没想到鹰潭同学的家长报告了鹰潭镇工人武装指挥部，那些戴红袖章、安全帽的武装民兵立刻过来把学生们临时休息的饭店围了起来。这事闹大了，带队老师也解决不了，家长们十分着急，孩子们回不了北京可怎么办呀？人大“五七”干校领导崔耀先亲自赶来，出面调解。最后是在鹰潭饭店的一楼大厅召开现场会，人大干校领导和军工宣队代表均到场，几个涉事学生做了“深刻检查”“诚恳道歉”，才准予放行。10月8日，他们回到北京。
“回京待分配班”在人大机械厂学工劳动，在人大校园一处集中住宿。还是男女生分开合影
孩子们回到北京后，又恢复了原来所在学校的学籍，个人履历表上的“文化程度”一栏，由在江西填写的“高一”改回到了“初三”。其中，在人大附中等待分配的同学被编成了一个班，集中住在人大校园里林园8楼西侧的一排平房（通称“一处”），同时带队老师组织大家到人大机械厂参加学工劳动。12月底，毕业分配开始，多数人被分配到工厂和商店，少数人报名参了军或被分配去郊区农村插队。
返回北京的人大干校子弟毕业留念
说起来，他们分别在鹰潭和锦江镇的学校只读了一个学期，从1970年的春天到秋天，而且生活还是那样的艰苦。但他们还是感谢在那风浪四起、远离自家、几乎无处着落的日子里，这简陋的鹰潭“五七”三中和锦江镇的农场高中收留了他们这批来自京城的少男少女。就是这短短的半年多时间，成为他们后来真正踏入社会的预演，成了他们青春的起航，永远地深深地留在终身的记忆里。半个世纪后的2019年10月8日至13日，曾在鹰潭“五七”三中上学的部分人大子弟举办了重返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的活动（见上图）。
初心不变——50年前和50年后的干校子弟们——有情有义有才
让我们用侯玉婷同学在联谊会上朗诵的《红土地上的中学》（节选）作为这一节和这一章的结尾：那时
我们远离父母住在学校
失去卵翼却换得更多成长的追求
我们学会了劳动
把独立生活的担子扛在肩头
那时
“五七”三中条件多差
没有今天这么多名利的引诱
也没有追星追牌儿的各种端口
但是
艰苦环境使我们
长成了不怕苦难的风骨
也结识了此生最淳朴的朋友
而从此
便也多了一分刻骨铭心的乡愁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
离开“五七”三中后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工作时
曾一次次履历表上滑过笔头
每一次都会在“学习经历”一栏
郑重写上：1970 年 2 月至 9 月
鹰潭五七三中学习，职务：学生
尽管
只是 7 个月的名头
尽管
学校早已被历史划走
但是
她的名称随着表格深深嵌进
我们的人生档案
终生不朽
永远感恩鹰潭“五七”三中
在那个困顿的年代
接受了我们的千里“漂流”
给了一群少男少女
教室读书的宝贵自由
五十年啊
半个世纪
永远怀念鹰潭“五七”三中
她是红土地独具的风流
没有围墙没有大门
没有校牌没有高楼
但却
无胜于有。
（本文为《六十年代的大学生涯》第七篇“军工宣队进校”（人大“文革”后期）里的第十章）
陈创：胡启立下放的黄湖五七干校
严向群：永远的苏阿姨
到咸宁“五七干校”看看沈从文
那里曾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边城”
马维：五七干校里的人情冷暖
吕燕群：五七道路上的"逃兵"
刘海鸥：年迈父母天天见，
一年特许“探亲一次”
刘海鸥：俄文大翻译家被驱离京，
军宣队称不准在家中秋团圆
党建真：妈妈你不走了吧？
党建真：咸宁那片湖，
六千鸿儒及子女的“活下来”
党建真：和父亲在咸宁干校的日子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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