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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任毅：写给知青朋友的一封信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任毅，生于1947年，南京五中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下乡插队到南京江浦县，1969年5月创作《知青之歌》，很快传唱大江南北。1970年5月被南京市军管会判处死刑，许世友将军介入后改判十年徒刑。1979年1月被无罪释放，安排在南京纺织公司所属丝绒厂工作，现已退休。
写给知青朋友的一封信
（节选）
我是任毅，南京市第五中学六六届高三毕业生，1968年12月26日插队如今南京的江浦县，插队期间，编写了《我的家乡》歌曲，也就是后来传遍全国的“知青之歌”。
老三届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专用名词，若干年后的词典中，撰写这一名词解释时，是要有大学问的，这当中既要有浓重的感情色彩，也要有深沉的史录手笔。因为历史造就了老三届，老三届也造就了历史。在这二者之间，老三届付出了全部的青春，如今他们已鬓发如霜。
如今当岁月流逝，青春流逝，老三届的内心是悲凉的。感情和命运交织在一起，这当中怀旧的老歌和晚会，悲欢离合一杯酒的聚合，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和发泄，对于老三届来讲，是远远不够的。老三届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恩赐，只需要一点点的关怀和理解。因为他们知道这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困难也都是暂时的，这也就是老三届永远不向命运屈服的根本之源，也就是老三届精神所在，尽管这当中交织着血和泪，却是得天独厚的。
用一句话形容老三届：那就是有的人可能一生下来就老了，有的人老了，却还保持着青春。
我们老三届毕竟经过一次，活得悲壮，活得潇洒，活得痛苦，活得迷茫，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骄傲地向我们后代讲：“我们曾经是老三届”。
生命中有老三届这杯酒垫底，这世界上什么样的酒我们都可以对付。
1966年，当我刚刚从南京第五中学高中毕业，大家都忙于六月份的高考，可是5月份那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大家都茫然和不知所措，内心的青春热血和外来的政治刺激疯狂地涌入了我们的大脑，我们成了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天不怕、地不怕、人不怕的天之骄子。我们自觉地自我阉割，并努力地去阉割别人。
我们犯过错误，我们也被错误所害。当上山下乡来时，我们的理想瞬间破灭，我们根本无法选择自已的命运，等待我们的是艰辛苦难和破灭。许许多多的同学抱头痛哭，但都于事无补。
今天看来，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谈不上是悲剧，只是具有悲剧之影的一场闹剧。这一代人几乎只有闹剧而没有悲剧，只是这闹剧太残酷了，用梁晓声先生2008年9月18日接受南京《现代快报》采访时那句话：知青是被时代抛弃的一代，太精彩也太经典了。
艰苦的农村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的空虚，那时候我们常常感到，我们的心仿佛被一只粗糙的大手反复揉搓，直感到钻心的疼痛。刚下农村时的一点点美好善良的愿望，都被农村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我们根本无法选择历史，选择人生，我苦闷过、彷徨过、思考过，而我的抗争和觉醒只是一瞬间的事，是许许多多量变发生了质变的原委。因此在那时我写“知青之歌”也就不奇怪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我相信那个时代，我不写这首歌，也有其他知识青年去写，只是这历史的必然落在我的肩上。
这支歌在短短的半年中，竟然传遍了中国大地，成为建国以来未经报刊发表和电台广播却传播最广的一支歌。
1970年春节期间，上海普陀区回沪过春节的知青，在里弄里哼唱《知青之歌》，又很快地传到该区的中学，中学的领导将这情况向区、市委汇报。姚文元专门做了“要抓紧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批示。张春桥对这个问题抓得也很紧，上海市革委会有专门的小组在抓这项斗争。
2月12日，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派人来到南京五中，要了解我的全部情况，提供上海所需要的有关材料。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于2月13日去了我当时插队的江浦县进行联合调查，同一天，南京五中又把这些情况向《新华日报》《新南京日报》进行了汇报，当时南京市委书记方敏指示责成南京市文教局连夜召开会议，组织专门的班子立即行动。
2月19日夜23点，以“创作反动歌曲、破坏知青上山下乡”将我逮捕。从此后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开始了，我在全市被公开批判数十场。5月25日，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向南京市委写了“判处现行反革命任毅死刑立即执行”的报告。6月6日，市委研究同意市公检法、军管会的意见，报省委审批，7月11日批复判处任毅有期处刑十年。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落差呢？十年是那个时代现行反革命判刑的“起步价”。为什么刀下留人呢？后来我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是当时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将军救了我。
在2002年，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上将写的《近看许世友（1967-1985）》给了详细的说法：“黑脸也罢，红脸也罢，草菅人命的事，他绝对不会干的。曾经有个南京下乡学生写了首知青之歌，一度流传全国，到处传唱，惊动了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硬说是煽动知青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定性为反动歌曲，下令追查，南京市公检法很快抓到了作者，竟然判处死刑，当案件报省革委会领导审批，许司令看了非常仔细，看后讲：一个学生娃子，十八九岁，又没有什么前科，怎么能说杀就杀？当即批示：该人年轻，个人历史简单清白，没有死罪。大笔一挥，救人一命。这位知青后来被改判十年徒刑，文革后被平反释放。”
1987年，在许世友将军逝世两周年时，我专程到了河南新县，拜谒了将军之墓，给他点上中华烟，洒上五粮液酒，深深地鞠了三躬。
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我度过了九年。九年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我的青春、我的大好时光在这里消耗贻尽。但是我坚信一点：我可以坐一时的牢，但绝不可能坐一辈子的牢。
“青春无悔”的高呼，有时可能是真情的流露，但大多数人应该是一种不得已，外在的掩饰，带有自我安慰的意味，却又显得十分勉强。那漫长的时间里，没有书读，没有史学，没有教育，没有文化，没有人格的尊严，被驱赶到农村，回头望去，那茫然，那压抑，那对绝望的狂热，不能不悔！
这样讲并不过分，因为老三届身上有太多的历史阴影，心灵上有太多的负担，而面对如今来势迅猛的经济大潮带来的冷遇、困惑和艰难，所难书的是另一种于当初上山下乡的无奈。
在20年前，也就是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我萌发了写书的想法，当时的心中也是很矛盾的，因为经历多种磨难的人，在描述自己的痛苦的同时，也必须要直面自己，老三届的精神缺陷，那是很残酷的，也是很无情的，我好比揭开一个人的伤口，又朝上面洒了一把盐。
时代变了，我应该以一个冷静而客观的心态来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痛苦对人叙述。但没有对自己的解剖，没有对那个时代作完整的描述，这痛苦只能是表层的。尤其对精神的梳理、灵魂的重铸，如果没有直面历史的勇气，如果没有对自己精神忏悔的内容，那么又找历史的陈叙，对往事的回忆，常常会走入另一个极端，依然奉为难忘的回忆向后人叙述。
爱恨交加所产生的就是情结，对于接纳了我们老三届的农村，大多数人都是爱恨交加的，农村是客体，老三届是载体，就我来讲也是这样。我常常驻足于地图前，凝视着我曾插队的那个小点，莫名其妙地呆上许久，思绪也会晃晃悠悠地回到那里，尽管在那里曾经禁锢我的生活，埋葬了我的青春，留下了许许多多苦涩的回忆，但我还是时常想起它。
这个世界很怪，这人也很怪，当年我们老三届大返城的时候，几乎100%选择了离去，然而那认识我的却是被我扔弃之身后连看也不愿再看一眼的农村和乡亲们，如今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老三届们，无论是否飞黄腾达，腰缠万贯，是否过得自甘清贫，默默无闻，但每一个老三届都平等地长存于我们的大山和田野的记忆中。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那里有我们永远的18岁，永远的青春；我曾经多次随国内外的客人回到那里，竟然日前才发现当年的我，从来就没有走过这块土地，在座的也会和我一样。若干年后，当我们从这个世界消逝，化作了一捧黄土、一缕青烟时，我们依然会活在这大山深处、偏僻山村，历史会记住我们的。
如今走过那一段历史和人生的老三届们已经老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经下岗了，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很自然地涌上我的心头。我们留不住今天，如同我们留不住昨天一样，艰辛的，美好的，对于我们老三届来讲都已经远远地过去了。唯有心灵的丰碑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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