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回忆录：初访哈佛
余英时
编者按：本文原载《印刻文学生活志》（第十五卷第二期），第36-59页，全文收于《余英时回忆录》一书。此处略有删节。
在一九五〇年代的香港，我们全家生活在窘迫中，我根本没有动过出国读书的念头。一九五五年我竟然到美国哈佛大学去进修，真是意外中的意外，关于这件事，宾四师曾有过一段简述，他说：
哈佛燕京社先于四十三年（编者按：民国纪年，即1954年），来函邀请新亚派一年轻教师，在三十五岁以下者，哈佛访问。询之港大，并无此事，乃知在港惟新亚一校获此邀请。以新亚教师无年轻合格者，姑以年长者一人亦曾留学美国者，商其同意应之。哈佛以不符条件，拒不纳。翌年又来函邀，遂以新亚第一届毕业留为研究生余英时以助教名义，派送前往。一年期满又获延长一年。又改请加入哈佛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为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之第一人。
（《师友杂忆》，全集本，页三二〇~三二一）
钱先生所述大体正确，但细节仍不免有出入，让我藉此机会用我自己的记忆作一补充。
▲余英时与钱穆夫妇
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伍镇雄先生奉宾四师之命，到研究所来找我。他在耶鲁大学读过书，也在新亚任教，但这时又兼任学校的英文秘书。他带来了哈佛燕京学社致新亚的全部文件，让我细读，然后决定是否愿意被提名，到哈佛大学进修一年。原来哈燕社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建立了一个新的制度，叫做“访问学人计划”。根据这一构想，哈燕社每年聘中、日、韩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人到哈佛访问一学年。他们有听课和研究的自由而无考试的义务，一年之后仍可申请延长一年。但访问学人在年龄上则有较明确的限制，即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可知此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提升中年学人教学与研究的水平。当时哈燕社每年计划招收十一、二位访问学人，多数来自日本，一两位来自南韩，香港和台湾则各有一人。（台湾最初只有台湾大学一处受到邀请，后来才增加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师范大学两处。当然，提名并不一定被接受。）
但伍先生进一歩告诉我：学校鉴于上一年的推荐因年龄不合而未成功，今年的情形并无改变，仍是年长者过之，年少者不及，因此决定同时提名唐君毅师和我两人，以待哈燕社的抉择。这一年，君毅师四十六岁，我则二十五岁，恰恰是他过之，我不及，因此我虽然最后同意一试，并且为提名试写一篇很长的进修计划，但我对于去哈佛的事却未抱一丝一毫的期待。我有两重很坚强的理由：第一、“访问学人”在哈燕社的文件中是指学术研究方面已取得相当成就的人，所以至少当在三十岁以上而我当时则是大学毕业不久而刚刚开始接受研究训练的年轻学生。第二、唐君毅师已是卓然有成的哲学家，而我连一篇具有原创性的专题论文也没有发表过，如何能与他相提并论？所以我只感到被提名是一种荣誉和鼓励，没有再作进一歩的设想。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我竟收到哈燕社社长叶理绥的正式公函，邀请我在秋季到哈佛访问。信中还特别注明，为了使我熟悉哈佛情况并增进英文说与写的能力，我可以提前两个月，在七月初便先到学校。这封信当然使我喜出望外，但当时仍不免困惑，不理解我为什么能够入选？直到我去哈佛住了几个月之后，才知道哈燕社的“访问学人计划”是把重心放在年轻学人的方面，主旨是在使他们学与思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所以我的年龄不足和学尚未成反而是这次入选的主要原因。同时我也相信，哈燕社上一年已拒绝了新亚的提名，这次又提名二人待选，出于对新亚特殊处境的同情与支援，他们才破例接受了我。
▲《现代学术季刊》创刊号
上引宾四师回忆中提到一九五四年推荐了“年长者一人”而未及其姓名，这里也许应该补充一下。这位老人便是陈伯庄先生。陈先生是和胡适、赵元任等同年（一九一一）官费留美的，他的专业是化学工程，但回国后转而在经济、交通各方面发展。抗战胜利后他出任京沪铁路局长，一九四九年初他避难南下，定居香港。但从这时起，他的兴趣转向杜威哲学和社会科学。他一方面在新亚兼一门社会学的课程，另一方面则创办了一本很有分量的《现代学术季刊》，以研究和翻译西方最新的人文与社会思潮为主。当时他已集中精神研读帕森斯新着《社会系统》一书。我和他常常在一起讨论，而《现代学术季刊》也为我开了不少眼界。他因为编《季刊》的关系，很希望到美国访问，以便和各大学有关教授商讨译介新思潮之事。这是他同意新亚提名的主要原因，但因与哈燕社计划不合，又兼年事过高，以致未能实现。关于这一经过，胡适在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给杨联陞师的信中有所透露，原信说：
新亚书院推荐的一位，我听说是陈伯庄先生。他是同元任先生同我在一九一〇年考取出洋的，他在国内做过许多大事业，是一位很可敬的官吏。近年来他专心研究Dewey派的思想，读了无数的哲学书，所以想出来找些人直接讨论讨论。他的年龄与元任同岁，我怕他不能合格。
（见《胡适全集》第二十五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三年，页五五八。有关陈先生的生平与思想，可读他的文集《卅年存稿》，有胡适的序。香港，东南印务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杨先生与“访问学人计划”有关，胡先生特别和他讨论陈伯庄案，似有为他说项的用意。陈先生访美之愿到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才实现，因为福特基金会决定支持他编译新思潮丛书的计划。一九六〇年初我和他在哈佛畅聚了一两个月，我并且同意为他的丛书编译一部有关历史哲学的论集。可惜他回香港不久竟去世了。他是在香港时期对我发生过正面影响的一位前辈，所以补记于此。
从月尾开始，我积极办理去美国的法律手续，想不到碰到了极大的阻力，几乎不能成行。原来当时在台的国民政府和美国国务院之间存在着一个协定，即香港和澳门的中国人去美国，必须用中华民国的护照。依照这一协定，我不能不通过台湾的教育部和外交部中请出国护照。但台湾派在香港的地下公安人员不经过任何调查，也不曾找我询问，便已秘密呈报台北政府，说我是反国民党的“第三势力”，到美国后必将发出对台湾不利的政治言论。这样一来，我的申请便被搁置在一旁，无论是教育部或外交部都不敢答覆，有如石沉大海。宾四师后来了解到这一情况，还特别写了一封恳切的公函给台北行政院，但因安检一关不能通过，也没有发生丝毫作用。申请案一直拖了六个月之久，我不但不可能在七月去美，而且到了九月中旬哈佛开学之后，我也未能得到台北任何回音。我不可能取得护照已是确定无疑的了。
可笑的是，我在香港几年虽在所谓“第三势力”刊物上写过不少文章，却从来没有一个字涉及国民党。我的作品主要是从历史角度倡导民主自由的价值，上面已经说过了，不必再谈。
我的困局当时在香港传布得很广，最后连亚洲协会驻港代表艾维也知道。艾维很尊重宾四师，一九五二年亚洲协会出资试建新亚研究所便出自他的决定。因此他通过宾四师，传话要我去和他当面一谈。在了解了全部情况之后，他自动地写了一封信给美国驻港总领事庄莱德（长期在台北任美国驻华大使），指出我到哈佛访问是一个青年学人一生难得一遇的进修机会，不应因技术性问题而丧失。于是庄莱德在覆信中提出了另一个给我入境的合法方式：我在香港找一位律师，当面宣誓自己是“一个无国籍之人”，再由律师写成正式文件，签名其上，以代替护照，美国领事馆便可合法地在这一文件上签证。
这一“无国籍”的身份给了我很大很多的困难。我每年都必须到移民局去申请延长，当时持有这一特殊身份的人似乎不多，移民局官员每次必详细追问，并一再警告我不能离境，一离境签证便失效了。这一情况直到十几年后取得永久居民的身份才告终结。
初访哈佛
我第一年在哈佛的正式身份是“哈燕社访问学人”，所以本节题作“初访哈佛”。
由于上述护照问题的延误，我迟至十月三日才离开香港，哈佛则已经开学了。艾维先生为了照顾我，特别安排旧金山亚洲协会总部派人接机，并请我在旧金山多留一天，认识一下美国西岸的情况。所以我入境之后，协会工作人员（汉名许乐柏）先生已等在外面，手持名牌，待我前去相认。当天晚餐后他送我到旅馆休息，第二天下午又开车带我去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说是为了让我先看看西岸著名大学的校园，可以和东部的哈佛作一比较。我在加大参观了东方图书馆，恰好馆长是房兆楹先生。他是燕京大学的早期校友，和我的父亲同受业于洪业（煨莲）先生，所以对我很亲切，并找出一些善本书让我过目（我记得其中包括贯华堂本《水浒传》）。十月五日下午许乐柏又亲自送我到机场，直飞波士顿。我对于许乐柏真是感激万分，可惜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重见。一九六四年他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太平洋科学会副主任，在台湾主持中美科学合作事务，最后则进入国务院，主管与中国有关事务。
哈佛燕京学社的接待
许乐柏前一天已打电话通知哈佛燕京学社，我的班机号码和到达时间。他转告我说：哈燕社将有人接机，让我放心。但开车来接我的竟是哈燕社副社长裴尔泽。他是人类学教授，以研究日本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变迁，闻名于时，六〇年代正式接任哈燕社社长。原来哈燕社成员都是研究中国、日本的教授们兼任的，除了一位管收发文件的秘书外，并无其他专业职员。裴教授在车上给我详细指示，怎样在生活上安顿下来？怎样在哈佛选听课程？怎样利用不同的图书馆？但他一再强调：我拥有完全的自由，无论是研究还是听课，全都自作主张，不用取得哈燕社的同意。最后他又问我认不认识“Professor Lien-sheng Yang”？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杨联陞先生的姓名，我只能实话实说。他的反应似乎相当诧异，但他并没有说话，我是从表情上看出来的。当时杨先生在西方汉学界，特别在美国，几乎无人不知。我的孤陋寡闻大概超出了他的想像。
约在十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哈燕社召开了一次“访问学人”集会，除了五四、五五两届学人外（二十人左右），所有参加过审查的各科教授也都出席了。叶理绥社长致词，说明计划的性质等等。在答问时，他讲了一个极有趣的真实故事。有一位申请人不知道“Yenching”是中文“燕京”的译名，以为是动词“Yench”的现在进行式，但又在字典上査不到这个字，因此他追问：到Harvard来“Yenching”究竟是做什么事？这个故事引起哄堂大笑，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会后聚餐，共有五、六桌，我的座位左右是两位教授：一边是柯利夫先生，蒙古文和元史专家；他在北京（当时是“北平”）住过多年，说一口流利的北京方言。另一边则是Morton White先生，刚刚接任哲学系主任。柯氏那时天天和洪业先生讨论元史、蒙古史问题，知道洪先生是我的“太老师”之后，我们之间便不再存在任何隔阂而进入了畅所欲言的境地。话题很快便转到陈垣先生身上。我当然推重援庵老人的学问，但柯先生读过了《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十分愤怒，说他有学无德，是一个“投机分子”。我也实在找不出理由来为他辩护。
我和怀特教授的交谈对我后来在哈佛的治学方向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我最初请教他哈佛哲学系的基本倾向，然后又问及最近哲学系有没有中国研究生？在答覆后一问题时他告诉我二战之后，有一位中国学生到哈佛来研究数理逻辑，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目前虽还是哈佛哲学系助教授，但在此一领域中已居于领先的地位。他指的是王浩，我在香港时已从殷海光的文章中得知其人了。不过当时他去了英国，我要等到很多年后才和他见面。最后我又问他教些什么课程？他说除了分析哲学、美国思想外，近来正准备开一门新课，专讲历史哲学的问题。不过他补充一句，他不是要采用一套哲学玄思，强加在历史整体之上，如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或当代的汤恩比之所为。相反地，他是要运用最新发展的分析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来检讨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功用。我多年来都在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打交道，最近又为汤恩比的文明理论所吸引。因此一听到怀特的话，不禁喜出望外，当即表示向他受教的诚意。此事后面还有机会涉及，姑止于此。
也是在这次大集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来自台湾的两位访问学人——董同龢先生和邢慕寰先生。
董先生是一九五四年由台湾大学推荐而来的，一九五五年是他的第二年，也是最后一年。他曾戏称自己是“二年级”，说我和邢慕寰是“一年级”。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以中国语言学，特别是音韵学为专业，走的是赵元任、李方桂两大师的研究路线。他参加哈燕社访问计划时稍稍超过了四十岁，但已取得第一流的学术成就。他在中研院史语所语言组（组主任是赵元任）潜修了十几年，所著《上古音韵表》早已成为经典之作。他还写了一部深入浅出的《中国语音史》，真正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地步。他为人爽朗而谦和，对我这个“一年级”的小师弟颇多照顾。当年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时相过从。一九六二年夏季，他受聘为印第安纳大学教授，来美接洽移民事，并顺道重访哈佛。我很高兴有机会和他重晤，特别请他午餐，长谈了两、三小时。但万万没有料到，他回台湾后检査身体，竟发现肺癌已到晚期，不久便去世了。
“一见如故”的邢慕寰
其次再说我和邢慕寰先生（以下通称“慕寰”）从相识到深交的经过。慕寰当时是台大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两年曾由国家资源委员会保送来美进修，这是第二次来美。哈佛燕京社宴会后第二天，我们约好共进晚餐，彼此多一些了解。我们同届，又同具中国背景，却分别来自台湾和香港，所以交流和沟通是很有必要的。没有想到，接谈之下，彼此极感投契，几乎可以说是“一见如故”。这是我生平极少有的经验之一。现在回想起来，这是由许多特有的因素造成的，并非偶然。
第一、他是湖北黄梅人，与安徽潜山相去不远，语音也相近，我小时在乡间最爱听的黄梅戏便是从他那里传过来的。我们之间多少有一种同乡感。
第二、他的专业虽然是西方传来的经济学，但十六岁以前受的却是私塾教育，认真学过古文、诗词、书法，而且一生爱好诗词，创作极多，足以传世。（他死后，友人为他编了一部《邢慕寰院士诗词选集》，二〇〇〇年由台北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文教基金会作为一种非卖品发行）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在饭桌上写一首七绝给我看，描述他第一次坐飞机的印象。我本来只记得最后一句，现在才在《选集》（页一一）中査到了全诗，题作《飞印途中》，诗云：“淮南鷄犬无消息，但觉天阶步步平。百万峯峦争入眼，回头个个白云生。”此中“天阶”、“白云”两句确道出了初上天者的特有感受。这是他一九四五年赴美进修时写的，十年之后尚可随手拈来示人，可见是他极为得意之作。我在十六岁以前读的也是私塾，最初写诗也是私塾老师教的，可知我们的教育背景也大致相同。（见《我走过的路》，收在陈致《余英时访谈录》，北京：中华书局，二〇一二年，页一~二）
第三、慕寰研究经济学，最初倾向于计划经济。但他不取苏联的暴力专政，而接受英国费边社的模式。一九四五至四六，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作了一年的研究生，那是美国自由经济学派的大本营。他深受海耶克的影响，终于领悟到在政治干预下的任何计划经济必然会导向“奴役之路”。一九四六年他有《芝加哥就学》七绝一首专记此悟：
昔曰倾心服费边，只缘时论太畸偏。一年默化门墙外，始悟杨朱洞躅先。（《选集》页一四）
诗中借“杨朱为我”（即个人自由）表达归宗于自由经济之意。他的自由主义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我们在谈话中曾涉及《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湾的作用，他虽不写时论，但他的同情显然是在《自由中国》一边。我最初曾有过一个疑虑：万一他是一位封闭型的国民党人或基本上认同于国民党的（此处略有删节），则我将何以与之相处？但这餐饭吃下来，我的疑虑已烟消云散了。
▲邢慕寰（1915-1999）
第四、作为一位专业学人，慕寰具有很多令人肃然起敬的美德。限于篇幅，这里只提三点：首先是他对真理的追求。他毕生研究经济，特重理论，不断深入，精益求精，完全体现了西方所谓“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其次，他并不仅仅为个人的成就而努力。眼见经济学在台湾的落后状态，他不惜花费极大的功夫培养下一代的人才。因此在中研院经济研究所，“他决定亲自训练，奠定初级研究人员的经济理论基础及分析经济资料所用的工具。”（见于宗先为《诗词选集》所写《序一》，页七）一九六三年宋史名家刘子健先生适在台北，曾偶然旁听过慕寰的课。他后来告诉我：慕寰指导学员读书，一字一句都不放过，必使他们透彻理解而后已。刘先生说，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慕寰在此又继承了“诲人不倦”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儒家传统。最后，慕寰对于台湾的经济发展也有直接和间接的贡献。前者包括编制国民所得及参与赋税改革等等，后者则主要通过政策建言的方式；二者都收到了相当的实效。可见他仍然拥抱中国“士”的“学以致用”的基本价值。但他紧守经济学家的专业立场，并不因为求“用”之故而踏进权与利的世界：他终生和仕途与商界无缘。对于他这些美德，我虽自知望尘莫及，然而确是“心向往之”的！
从上面的陈述，可见我们的价值系统大体相近，言谈中处处融合无间，是非常自然的。如果还要加上一个因素，那便是我们的性情相投，即西方人所谓chemistry相合。所以我不认为我们的“一见如故”出于偶然。
第一学年我们分居两处，但常常在剑桥一家中国馆子吃饭。一九五六年春季我们便决定第二学年合住一处，可以自己做简单的中国饭。慕寰说，他以前在美国曾有过自炊自食的经验。因此六月底我们的租约满期以后，在哈佛街找到了一所小公寓，开始了我们的同寓生活。此街离校园歩行不过十几分钟，相当方便。但我于烹饪一道，完全外行，所以除了同去市场买食料以外，我们的分工如下：烹调重任由他独力承当，清洗食具和整顿厨房、饭厅则全部由我负责。一年下来，这一分工证明是成功的。不过我必须补充一句，慕寰的烹饪功夫相当高明，不但日常菜肴随手即成，必要时还能精制一二美味，接待宾客。我记得最清楚的便有两次：一九五六年款待他的友人周鸿经先生（曾任中央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九五七年春季接待我的老师唐君毅先生。这两位贵宾都从头到尾称赏不已。
暑假三个月是我生平读书最愉快也最有效的一段时期，至今记忆犹新。只要天气晴朗，我们每天晚餐后必到查理斯河畔散歩一小时左右，回来各归己室，继续读日间未毕之书，直到午夜。慕寰不断探究经济理论，我则赶读一些西方、历史和思想的名著。这是因为我下学年开始将做研究生，而自觉对西方文史哲之学所知浅薄，必须在开学前补充一些基础知识。“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我们当然不是一天到晚都埋首书中，稍有倦意便到厨房去喝茶聊天，彼此的家世背景、生活经历等都是在闲谈中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同时在正经书外，我们也各有消闲的读物。慕寰手头有一册美国作家史东的《梵谷传》，是关于荷兰画家梵谷的人生特写，出之以小说方式，当时刚改编为电影，平装本畅行。慕寰极赏其书，一面读一面对我津津乐道（后来我也读了）。我则一向喜欢侦探小说，一厚册《福尔摩斯全集》便是在这个暑假中读完的。
总之，这一暑假我们的生活完全自由自在，心境又非常平和，所以特别能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九月开课以后，我们都大忙特忙了起来。我因为选修了三门西方史学、哲学的课程，再加上费正清关于清史的“专题研究”，读书和撰述的负担都很重。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留待下文再详。这里只说我所见到的慕寰的研究取向。慕寰的主要兴趣在经济理论，并且常常跟我说，他有一套理论构想，只有在美国这样人才济济的研究环境中才容易发展出来。所以他在哈佛访问的最后一年必须抓紧时机，加倍努力。我不知道他选修了几门课，但他在阅谈中透露，这一学年他主要是跟两位教授做研究：一位是哈佛的里昂狄夫，另一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桑缪森，不过性质不同。桑氏是数理经济学的开创大师，慕寰每周去听课两次，主要是为了吸收新知。他参加里昂狄夫关于“美国经济结构”的专题研究才和他自己的理论研究密切联系了起来。他并不是旁听此课，而是正式参加，既做口头报告，也写专题论文。里昂狄夫原籍俄国，最早在德国作研究。一九二八年他受中华民国铁道部之聘，在南京做了一年的顾问，所以对中国学者很亲切。慕寰和他过往极感愉快，研究也非常起劲。我记得他在做口头报吿前，草拟了一张很复杂的表格，但因时间关系，最后还是我帮他将定稿誊抄在一张极大的硬纸上面。里昂狄夫对他的论文显然很欣赏，稍后将论文纲要发表在他主编的专刊上。
我们共寓的一年充满着美好的回忆，中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一点不快或误会。我相信这是很不容易的事。一九五七年六月他回台湾，第逢则在整整十年之后。但我们的缘分既深且远，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慕寰写诗赠我，先后多次。但我最珍爱的是他一九七五年赠我的五古一百字，用秀雅书法写出。当时我全家从香港返美，所以慕寰赋诗赠别，把我们一家人个个都写进去了。我回美后先后迁居三次，但无论在何处，这首诗都挂在客厅的墙上。现在我把它抄在下面，以志不忘：
世间何寂寞，知交君一人。披沥见肝胆，契合若石金。久别萦梦寐，重晤感衷忱。康桥枫晚醉，裴山雪夜晴。旋有东林约，复聚南海滨。命随蓬梗转，分与芝兰亲。鸿案清芬溢，凤丫秀色新。侵晓听风雨，忘忧论古今。秣岗幽且娴，秣川澹而温。浩然欲归去，长空凉月明。
英时兄与予相交二十年，离多会少，近二年竟重聚香江，輙过从长谈。淑平嫂待予，亦如至友。今又远别，书此留念。慕寰 乙卯
“访问”一年的工作回顾
最后，我要回顾一下这一年作为“访问学人”，我做了些什么事。由于上述迟到的缘故，我一直到十月底才觅得住处，在剑桥的生活勉强算是安顿了下来。因此整个上学期，我仅仅旁听了几个课，都是从半途开始的；除了听课能力稍有进步外，谈不上有什么心得。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使我不能全心全意追求新知，是我必须完成一篇新亚研究所的专题论文。
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我开始撰写《两汉之际政治变迁的社会背景》论文，即是对研究所的工作报告。但当时仅成半篇，行前来不及终卷。钱先生嘱我到美后续成，以便刊入《新亚学报》第二期。该期已决定于一九五六年二月截稿，钱先生希望我的论文可以及时刊出，作为新亚研究所的一种成绩，也算对哈燕社支援研究所的一种回报。所以我在生活安定后，便利用哈佛的丰富藏书，重写此文。全稿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完成，共五万余言，改题为《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但这篇文稿竟导致我初次向杨师莲生（联陞）问学的机缘，并由此而开始接触了日本和西方的汉学，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向杨联陞先生问学
在两三个月的重写过程中，平时来往较多的朋友们都已知道我的研究题旨。其中刘子健先生和张镜湖先生曾先后对我说：杨先生早年在清华时已发表过一篇和我的题旨相近的名文，因此叮咛我必须向他请教。刘对杨先生一向敬佩，时时请益。张是气象学家，其时在哈佛从事博士后研究：他和杨先生同嗜围棋与麻将牌，交往很密，又由于他是张晓峰（其昀）先生的公子，对于杨先生的史学成就也有亲切的闻见。他们既如此说，我已决定在完稿后请杨先生阅评。前面已说过，我在来美前从无机会得闻杨先生的大名。大约在上述哈燕社宴会后不久，我和董同龢先生和慕寰共同晚餐，餐后董先生提议我们同去拜访杨先生。他们是清华同学，相知颇深，所以不必事先约会，也不必打电话询问。这是我第一次和莲生师会面（十月中哈燕社会宴，他大概有他事未来）。我们在杨家饭厅中畅谈了两三小时，历史、语言、文学、社会科学等无不涉及，杨先生不但议论风生而且处处流露出知识范围之广阔和识见之深厚。我还记得在谈到当今诗词作家时，他特别推崇萧公权先生，并检出萧的手稿相示。他说，清华教授中以诗词的创作才能而言，前有王国维，后有萧公权，他誉之为“王萧继美”。当晚回到住处，我立即写信给钱先生，报告会后情况并表示对杨先生的钦佩之意。我问钱先生，是不是认识他？钱先生回信说：“杨君治经济史有年，弟能常与接触，定可有益。”（此信《素书楼余渖·书札》未收，原件当仍在素书楼中）以此因缘，我更迫不及待地希望他能审核我的文稿。
▲杨联陞
文成后的第二天下午，杨先生便约我在他的办公室相会。他先借出载有他的《东汉的豪族》的《清华学报》，并笑着对我说：“让我们先读彼此的文章。”他读得极快，并随手改正了我的漏字和误字以及行文欠妥之处，但最后告诉我，我的论文重点和他不同，其中并无多少重复之处，可以另行发表。我多日来的惶恐心情至此才定了下来。接着他又介绍了两部近著，供我参考：一是瑞典学者毕汉思的《汉代的中兴》（一九五二年）和日本名家宇都宫清吉的《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九五五年）。我当即携归细读，于是才认识到他国学人研究中国学问已达到了何等程度，我前此因无知而对国外汉学所抱的些许偏见，至此已一扫而光。但杨先生一贯的批评精神也对我发生了影响。他认为毕汉思书中一个重要观点，即王莽政权亡于黄河改道，立论太偏，且无强证，与我的论文主旨也有冲突，因此特别要我加以讨论。我的论文“后记”以《毕汉思“王莽亡于黄河改道说”质疑》为题，即因他的指示而来。但当时不便明言，以免为他招怨。自此以后，我一方面不断注意欧、美汉学家的论著，另一方面则对其中某些新奇可异之说绝不肯轻易放过。杨先生对于西方汉学的态度在萧公权先生下面一段记述中表达得最清楚：
照我看来，不曾经由放眼看书，认清全面事实而建立起来的“假说”，只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偏见或错觉。……近年来有若干欧美的“学者”因急于“成一家言”不免走上这一条险路。杨联陞教授在一九六〇年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时曾含蓄地指出这个倾向。他说美国“史学家”的长处是富于想像力。如不加以适当的控制，他们可能会“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天际的树林”。
（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年，页六四）
▲余英时先生书桌上的《问学谏往录》
杨先生后来对我说，“天上浮云”的引言借自傅斯年先生；傅用此语则是讥刺拉提摩尔关于中国边疆史的信口开河。萧先生晚年在美国执教，对于“有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深同此感。所以他也引王阳明的名言与杨先生的话相印证，其言曰：
今学者于道，如管中窥天，少有所见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
（同上，页二二三。按：页二二四译杨语为“把天际浮云溪认为地平线上的丛树”似更精确。）
杨、萧二公说的虽是五十年前的话，但今天并未过时，甚至更为适用。因为今天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或东南亚的华人子弟，由于古典语文的训练远非昔比，已越来越不能判断这一类“学者”、“一家之言”的是非得失。他们不但不能以批评的眼光阅读，而且往往一拥而上，为之推波助澜。我之所以郑重引杨、萧二公的话，只是希望或许能发生一点警惕作用，即使完全无效，至少也尽了一己的良知。（关于杨先生的系统介绍，可看我的《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收在《犹记风吹水上鳞》，台北：三民书局，一九九一年）
旁听三门课
我访问的上学期主要用在这篇论文上面，下学期（二月至六月）我才能全心全意地听课并阅读指定的教材。这学期一共旁听了三门课程，即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属社会关系学系）、布林顿的“欧洲近代思想史”和基尔莫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让我稍稍解释一下选听此三门课程的背景。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
前面已提到，我在香港期间已通过陈伯庄先生和他的《现代学术季刊》，对帕森斯及其《社会系统》一书稍有认识，到哈佛以后更发现帕氏和他的新理论在美国社会科学界如日中天，其影响力之大远远超过社会领域之外。我既来哈佛，恰巧他正在讲授这门课，则听他亲口讲述，以明究竟，自然成为一个无法压抑的欲望。帕氏讲述的内容不断在修正和发展之中，与写成的文本互相照应、互相补足，但并不重复，也很少凿枘。在课堂上，他并不只讲理论，而是引不同社会生活方式所呈现的“事实”与“理论”互相“证实”。（“Verification”或“verify”是他常用的字）他也分析了中国社会系统，参考书则包括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我才知道费后来在《观察丛书》中刊布的《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最初是用英文写成的。
我在听课过程中，终于掌握到帕森斯理论的思想来源。一方面，我阅览了不少当时学人对他的评介文字，另一方面，我很费劲地读了他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成名专著——《社会行动的结构》。在这一部八百页的钜著中，他把他自己所全力推动的“行动的理论”追溯到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欧洲一群社会科学家的身上，其中最重要的有英国马歇尔、意大利的柏勒托、法国的涂尔干和德国的韦伯。但帕森斯对韦伯尤其推重，他可以说是韦伯在美国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无论如何，韦伯学术之所以能传入美国而成为一派显学，帕氏的功绩无人可及。最显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便是帕氏在一九三〇年译成英文而流传天下。
就我听此课的效果而言，我对于他所建构的现代社会的理论，兴趣逐渐转淡，但是通过讲论而接触到韦伯有关历史社会的多方面观察却越来越感到引人入胜，特别是韦伯对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比较和分析。关于这一方面，以后还有机会涉及，姑止于此。
关于帕森斯及其理论，这里还要补充一笔。一九五〇年代中叶是他的鼎盛时期，但进入六〇年代以后，由于美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他的理论已开始受到质疑与批评。特别是因反越战而马克思派的激进思潮涌现以后，他以美国经验为背景而建构起来的所谓“现代型社会模式”，在新一代社会学家和青年学生眼中已成为“落后”甚至“反动”的代表。据近来偶然读到有关论评，似乎帕氏理论在他死后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积极评价，但五〇年代的光辉则已一去不复返了。新理论、新观点的兴起和衰落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几乎每隔五、七年便有一批，不足为奇。但以我的亲身体验而言，帕森斯是我遇到的最早一例，所以印象最深。
我和帕森斯并无个人间的交往，但有一趣事可以记下来，以博读者一笑。一九七三年秋季，我从哈佛请假回到新亚，负责行政事务，以落实当年回母校服务两年的承诺。不记得是一九七三年秋季或七四年春季，帕森斯到日本讲学，顺道来香港一游，新亚社会学系同仁（当时金耀基兄在内）请他来做一次讲演。他听说新亚校长是哈佛的告假教授，表示愿意一见。此事突如其来，我是在十分诧异的情形下接待他的。我们的短暂交谈当然很愉快。我很好奇地问他：是不是香港社会学界特别请他来香港的？他说不是，而是他自己在日本临时请旅行社代他安排访港的，到了以后才通知了一两位相识的同行。我又补问一句：你下飞机后有熟人迎接吗？他笑着说，只有两家服装店代表欢迎我，要为我特制西服。我听了也不禁大笑。
布林顿的“欧洲近代思想史”
我选布林顿的欧洲近代思想史，主要是因为读了他在一九五〇年出版的一部名书：《观念与人》，此书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是那个时期一部畅销书。在这部书中，他特别提出社会上层有系统的“正式思想”，如西方的“哲学”或中国的“经学”、“子学”与流行在社会下层的“民间思想”的区别和关系。他指出，向来思想史研究偏重在“正式思想”的范围之内，“民间思想”则未受到同样的重视，也许因为后者寓于一般人的生活方式之中，有时甚至和人的行动难以截然分开。但他强调：思想史家（按：他用的是“intellectual historian”）的全面任务是把从抽象哲学概念到人的具体行动集合起来，使之构成一“可以理解的整体”。因此就工作的性质而言，他在一端是处理玄思的哲学史家，而在另一端则是一个社会史家，要从人的日常生活中探索其思想的轮廓。但他的特殊任务则是将这两端连结起来。如果借用王阳明的名词，可以说这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思想史。我对布氏的观察很感兴趣，因为中国传统时代已有人注意到上层“正式思想”和下层“民间思想”是互通的。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明末清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中的说法：
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易”与“春秋”也。圣人六经之教，原本人情。
这明明是说：六经起源于“世之小人”日常生活中的某些活动，并非圣人凭空创获的。刘氏在此实已把布林顿所谓“两端”连成了一体。不但刘氏如此，后来章学诚断言“道”必求之于“人伦日用”以及“学于众人，斯为圣人”（见《文史通义·原道三篇》），则更做了进一层的发挥。甚至戴震也强调：在人的世界中，“人伦日用，凡生生所有事……是谓道。”（见戴震《绪言》）由此可知上层“正式思想”和下层“民间思想”必须打通这一构想，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早已建立起来了。这是我选听布林顿思想史一课的主要动机。
布林顿是历史系的资深名教授，以研究十九世纪欧洲思想为世所重，著作甚多，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十九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已成经典之作。他在全校也是最受尊重的学者之一，所以被选为哈佛“院士会”第二任主席，从五〇年代一直做到一九六六年返休。“院士会”是哈佛最高的学术团体，这是人尽皆知的。
因此之故，布氏欧洲思想史一课的号召力很大，学生极为拥挤。但是我听他的课很感不易，因为一方面我的背景不足，而另一方面他讲课并非纲举目张，条理分明。相反的，他漫不经意地随口而出，又随时从一个论题跳到另一个论题。我当时以为他年事已高，精力不够所致，但后来读到他三〇年代学生的回忆录，才知道他一向如此，他的讲课以极其随便著称。但他确是言之有物，学生一路听下来，各有所得。不过我之所得主要在他评介当时各种不同的研究取径及其优点和缺点的所在。我之所以获读拉夫觉埃的名著《存有的钜链》，并进一步对“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有所认识，便得自布林顿的讲课。后来写博士论文时，我才体会到当时旁听布氏的讲论对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无形中发生了不少启示作用。
基尔莫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最后让我说明为什么旁听基尔莫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我到哈佛以前，从来不知道有基尔莫其人。我听此课主要是实践我最初向哈燕社提出的访问计划。我在计划中说，有机会到哈佛访问一年或两年，我希望能多读一些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历史著述，使我可以认识欧洲是怎样从中古演变成近代的。我相信，这一方面的历史知识将大有助于我将来研究中国文化如何从传统转移到现代的整体历程。到哈佛以后，我查出基尔莫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恰巧他这一年又开了讲演课程，其对象是二、四年级大学本科生和一、二年级研究生，所以我决定一探究竟。
但是此外还有一偶然因素，也促成我旁听此课。我所听其他各课都只有我一个中国人，而文艺复兴一课却有另一位中国学生正式选修，而且必须参加考试以取得学分。这位中国学生便是王德昭先生，一九二〇年代末毕业于北京大学。到台湾以后，他在师范学院（后改为“大学”）教西洋史，已取得教授的职位。一九五五年他考取了公费留美，获得两年奖学金，到哈佛来攻读历史硕士学位。由于他专攻欧洲史，又是学长，我感到机会难得，可以随时向他求教，他也很高兴，有我为伴，互相沟通。我清楚记得他说，据他查考的结果，基尔莫和他不但同年，而且也同写过一本关于文艺复兴的专著，又同在大学担任文艺复兴史教授，颇使他起“吾道不孤”之感。
我和王先生的缘分尚不止此。一九七三—七五年，我从哈佛告假回到新亚书院，他恰好已从台北转到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历史系任高级讲师，不过不再教西洋史，而改授中国近代史，因此我们在香港中人又有过两年同事的机缘。他在中大时期写成了《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九八二年香港中大出版社），是一部很详实的专著。可惜他去世较早，专著出版他已不及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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