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现场|资中筠先生生日音乐会（附文：资先生谈音乐人生）
编者按：音乐一直是著名学者资中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资先生很小就与钢琴结缘，并师从刘金定先生。17岁时，她已成功举办了个人独奏会，演奏巴赫、肖邦、贝多芬、舒曼的名曲，甚至还包括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完整三个乐章这样高级程度的曲目。对一个年仅17岁、正规习琴时间并不长的“业余”钢琴学生而言，实属难得。在爱人陈乐民去世后，她在漫长的独处岁月中幸得有琴、有书为伴，琴越来越重要，音乐生活越来越丰富。
2019年6月22日下午，资中筠先生生日音乐会在京举行，相关现场图片以及背景视频搜集于网络，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2017年，资中筠先生出版《有琴一张》一书
资先生在出版方组织的发布会上讲述了自己的音乐人生
首先要声明的是，其实我跟音乐并没有特殊关系，只不过是小时候学了几年钢琴，而且没有好好学，中间还有几十年没有碰琴，到了晚年我才重拾故艺，聊以自娱。这样的人很多，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一写的故事。但是我自己觉得可以分享的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因为我经历了很多时代的起伏波动，回顾某一个方面经历的人和事，总也还有“从一滴水看大海”的意义；我们现在讲历史，总是先想到朝代、政府的更迭等等，但是还有一种历史的角度是“生活史”。所以我想我学琴生涯中跟音乐有关的人和事也是一个时期的生活史。我在这本书里提到了不少人，这些人虽然不是大名人，但是都有其特点。另外，我自己对音乐以及广义的艺术有一些感悟，也可以与读者分享一下。
这本书大约可以分几个阶段，一是少年时在天津的情况；二是清华园的音乐生活；三是晚年境遇。
天津
1947年，17岁的资中筠表演钢琴独奏
现在的人可能不太了解，上个世纪20-40年代，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最繁荣最开放的城市，相当于现在的“北上广深”之一。经济发达和开放是分不开的。天津是中国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而且沿海河。现代民族工商业，金融业蓬勃兴起。不少第一个国产的产业从那里创始，例如水泥（过去叫“洋灰”）、地毯、毛线、纺织、化学工业等等。有一批现代企业家、金融家，多数是“海归”。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这些家庭都很重视子女教育。在我上小学时，周围的朋友家孩子不少学点乐器，女孩子大多学点儿钢琴。那个时候教钢琴的私人教师大部分都是流亡来的白俄和德国犹太人。他们是比较有文化修养的。所以大部分小孩学琴都是外国人教。但是我的老师刘金定是中国人。1940年她刚毕业于燕京大学音乐系，开始在天津教课，收费比外国人低一点。我很庆幸，我母亲不崇洋，这位老师使我我受益匪浅。我从一开始，包括我家里也没想过让我以钢琴为业。刘金定的教学法非常好，不但是教学好，人品也好。书里有专门对她的介绍。她认真教了我六年（初中一到高三）。我每天放学回家，练琴最多一个小时，做一个钟头作业，之后爱干嘛干嘛，玩儿、看闲书……绝没有现在的学生这么重的负担。
刘金定老师
那个时候天津音乐的气氛也很浓厚。经常有音乐会，各地名家来演出，常有机会听到。例如女高音张权，当时非常有名，演出的海报贴到了我们学校。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一种叫“花腔”女高音的。老年张权在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后80年代初还出台表演过。我也遇见过幼年刘诗昆，当时就知道他一定是天才，因为他的耳朵好得不得了，他还没有识谱，凭耳朵听就能弹下曲子。刘金定也是他的启蒙老师。当时张肖虎先生也在天津，也教钢琴，还组织了合唱团，我曾经给他的合唱团伴奏。我的基本功是不行的。但是我小时候还算好学生，教什么我就学什么。就在这样很轻松的学习气氛下，我居然也学到了一定程度，高中毕业时在老师主持下还开了毕业独奏会，算是那段时间的一个高潮。我在音乐方面没有成才，可是刘金定老师教出来的、我的好几位学长后来专业学音乐，成了中央音乐学院第一批钢琴老师。
第二阶段就是清华。我1948年转到清华，发现张肖虎先生也已先到那里。清华没有音乐系，张先生组织了音乐室，请了不少老师，教不同的乐器和声乐。张先生还组织了管弦乐队。我进去的时候茅沅就是指挥（队长）。我进入清华音乐圈的领路人是茅沅，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把茅沅请过来一块儿谈谈。当时还有一个“音乐联谊会”。参加的人一部分是能够自己玩乐器的，一部分是爱好者。管弦乐队每个周末晚上练一次，那时乐队水平不高，参差不齐。有很好的，有的是进大学后刚刚学的。我进去的时候，他们正在练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乐。我原以为大家就是在一块玩儿，没那么认真。但发现大家都很认真，指挥还很严厉，经常用指挥棒敲那个台子，打断练习，指出这不行那不行，跟真的一样。排练几乎没人缺席，都挺认真的。大家完全没有功利目的，都是发自内心地追求一种艺术的享受，没有其他杂念。通过这一爱好建立的友谊也是很单纯的。乐队里绝大部分是工学院的学生，少数理科的，而且除我之外，清一色全是男生，张肖虎先生原本想逐渐说服校方，成立音乐系，但是1949年以后形势变化，这个事情作罢，后来他就离开清华到北师大去了。
晚年复苏
我离开清华，参加工作，就和钢琴告别了。一别就是近30年。其中除极短暂的情况外，没有机会摸琴。直到改革开放后，70年代未，80年代初，又发现一切复苏了，老朋友又开始恢复联系，好像冬眠复苏。我的弹琴欲望也复苏了，于是设法买了钢琴，从此以后慢慢恢复了这个爱好。这之后，老乐友又开始聚会，特别在1991年清华80周年校庆，我们老乐友在清华新的音乐室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音乐会。我记得是建筑系的教授虞锦文报幕，他是拉小提琴的，张肖虎先生也来了。从那以后，我们这些老乐友。差不多每年校庆都会聚一次，一个地点是茅沅家的四合院，4月正是他家海棠花开的时候。还有一个地点是清华童诗白教授家，他比我们年长，是老师辈的，老海归，电子技术专家，酷爱拉小提琴。随着岁月流逝，人越来越老，越来越少，开始聚会是吹拉弹唱，后来变成聊天为主，再后来一个个离去，我在群里算是最年轻的，现在北京就剩下茅沅和我。今天请茅先生来一起怀旧，跟大家讲过去的情况。
清华八十周年校庆音乐会后合影。中立者为张肖虎先生。
老年的感悟
我荒废了30年之后又捡起钢琴，慢慢恢复起来，发现到80岁以后，竟然有点进步，新开了点窍。这是我觉得非常高兴的事。在朋友的热心帮助和怂恿下，还开了几次非正式的演奏会，参加了“非职业”比赛，居然还得了奖，越到后来兴趣越浓。在这过程中我有几点感想。
1. 业余与专业之间是有一道鸿沟的，专业必须要天赋加苦练
艺术没有天赋是不行的，跟别的专业不太一样。不管是美术还是音乐，都是需要天赋的。另一方面，弹奏乐器还得靠苦练，相对说来，唱歌靠天赋的成份比较高，有一条好嗓子，无论唱什么都会好听，经过训练就会更好。乐器不是这样，无论你有多高的天赋，多好的乐感，没有经历非常的苦练，克服技巧指法这一关的话，想要表达音乐的体会是力不从心的。这两方面我都没有，就只能自娱自乐。但是如孟子说的，独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总要和大伙一块玩玩儿，希望有人听，有点交流。有一个目标，可使练琴多一点动力。所以我温习以前比较熟的曲目，看看还能完整地背出几首，得11首，趁着还弹得动，记得住，就请朋友帮着录了盘，送给朋友。我曾经把我这个录音，在微信公号上放了几首，收到不少留言。除了很多鼓励外，也有人说你还是写文章吧，跨界不是这么容易的。这是委婉地提醒我弹得不怎么样。不过他高估了我，我绝没有“跨界”的野心，只不过就像爱唱京戏的到公园去喊一嗓子，连票友都够不上，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这次出书时，出版社建议我附一张光盘，我犹豫了很久，选了6首相对说来错误较少的作为书的附属。后来他们提出做黑胶版，可以长期保存。起先我反对，因为我觉得我弹的不像样，不值得长期保留。但是既然出版社说可以做，据说还有人愿意收藏，那就做了。又有一个建议说是不是拿出一部分来拍卖，作为慈善捐赠。我考虑再三，觉得即使作为慈善捐赠也不妥。例如有一位著名企业家，忽然想画画了，于是不论画成什么样，一张画拍出高价。购买的人难道真的是欣赏画而出高价吗？绝对不是，而是艺术以外的因素。我一向认为这样对于真正的艺术家不公平。我自己不能落入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没有同意，这是出于自知之明，也是出于对艺术的敬畏。既然黑胶已经出来了，我还是强调是作为书的附属品。
另外一种特别靠天赋的是乐队指挥。我在清华时对我们乐队两任指挥都很佩服，他们都没学过，就能看总谱，而且脑子里还要有那么多乐器。茅沅是有天赋的，他虽然学土木工程，但是他的家庭有音乐细胞，她的姐姐是很棒的女高音，可惜太早就去了美国，在美国教学生，所以国内知道的人不多。茅沅学了四年土木工程，结果还是去了歌剧院，从事音乐专业，然后写出了很好的曲子。《瑶族舞曲》是中国曲子改编为西洋管弦乐非常成功的，不是我出于朋友的偏心才这样说。他一直在音乐界，不像我与音乐隔绝几十年，但是也没有能充分发挥，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多年没有正常创作的条件，也是很可惜的。假如没有这些波折，他会有更多的作品，更高的成就。
2. 经过艰苦训练达到专业水平，不等于就能成名成家
在艺术史的长河中成为著名艺术家的毕竟是少数人。例如一些著名的管弦乐队，里面每一个演奏员不但都经过专业训练，而且是通过严格考核，百里挑一才能进来，他们每一场演出都认真奏好自己这一部分，不能滥竽充数，但是大多数人一辈子都默默无闻。我有一次听了一场特别高水平的德国管弦乐队的演奏，人数很多，整个台都坐满了。有一个曲目是一位青年钢琴家弹钢琴协奏曲。我注意到在台角最后排的一位小提琴手，须发斑白，十分认真地跟着指挥棒拉，全身心投入。我忽然想，他在乐队几十年，不知为多少崭露头角的青年独奏演员伴奏过，他有过失落感吗？但是他一个人如果懈怠，或者出一个错，整台演出就会有瑕疵，甚至被破坏。所以真正的高水平的艺术不但出明星，也依靠无数高水平而敬业的无名艺术家支撑。即使是这样的无名配角，也要经过非常艰苦的练习，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做到的。
3. 暴发户风气适足以拉低整个文化艺术
我并不反对通俗歌曲，80年代通俗唱法开始流行时，有一些歌星的嗓音确实与众不同，唱得很好，也符合当时年轻人思想感情从禁锢中奔放出来的心情。可是我对当前某些当红歌手实在不敢恭维。假如一个唱歌的人离开了麦克风五寸，声音就出不来，音域不超过八度，哼哼唧唧，感情完全靠声音以外肢体动作表达——或挤眉弄眼、或手舞足蹈，或故作深沉，就能占领靠权力分配的舞台，受众人追捧，我确实很难理解取舍的标准。如果去掉了各种光怪陆离的华丽包装，一个普通人只要不是五音不全，完全可以唱这些歌。这算什么专业呢？有的歌手既不凭天赋，也不凭努力训练，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粉丝，报酬也高得惊人，这是一种畸形的现象。这种现象从总体上拉低整个艺术标准。
最近我看到冯小刚有一种说法，大意是有很多垃圾观众，才形成了这么多的垃圾电影（原词可能不准确，大意如此）。我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电影迎合先已存在的低品味观众，还是电影培养出这种品味？我想谁也不能怪谁，电影制造者和观众互相之间是一种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如何突破这个恶性循环，恐怕还是要靠真正有志向、忠于艺术的电影人。因为观众是多元的，当然开始一定是曲高和寡的。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本来是可以并存的。这里就涉及商业利益问题。商业利益诱惑性太大了，似乎很难抵制，特别是在现在这样一个非常势利浮躁的社会，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抵制这样的诱惑就更加困难。艺术为商业服务，浪费和摧残了很多才华。要是人人都想当暴发户，要提高整体艺术水平，是缘木求鱼，而这种诱惑往往可以毁掉一个艺术家，甚至一门艺术。
形成一种对艺术评判的标准和敬畏的氛围很重要，美国的过度商业化已经受人诟病，但即使在美国，还存在一个非常苛刻的评判的标准，乐评、剧评或是书评都有权威性，要进入这个领域，得到承认，就必须服从这个领域的标准，因此我很少见国外真正的艺术家做广告、产品代言人之类。他们有一份自爱，在乎的是长远的名声。保留这样一个有严格标准的圈子，并不妨碍满足年轻人在另外的场合疯狂追求感官刺激，但是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有艺术追求的人成熟起来之后对审美有一定的判断力。
4. 音乐是抽象的艺术，主观感受起很大作用
艺术有好多类，音乐是最抽象的一种。我在中学时不知在哪里读到柏拉图说，美的最高境界是音乐和数学相结合，这句话非常打动我。我理解他的理由是，二者都是最抽象的。其他科学如物理、化学、生物，都是要依托物质去研究的；文学、诗歌是通过语言表达，不论一首诗有多朦胧，还是要根据语言去解读；器乐却是没有语言的，只是给出一种境界由人去体会。
我体会，在古典音乐中，无标题音乐被认为比有标题音乐更胜一筹。过去那些奏鸣曲、协奏曲都只标注“作品第几”，基本上是没有标题的，后来的标题大多是别人加上去的。所以说没有歌词的音乐是一种抽象的境界。我的书里对这点有所阐述。现在再补充一点：有一位老人告诉我，他曾被打成“右派”，当然很痛苦，出于纪律，他觉得自己应该检讨。可他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时，感觉每一句乐曲都在告诉他：“不要检讨！不要检讨！”这就说明每个人怀着不同的心情可以在无标题音乐中听出各种意境。所以我有时对某些说得头头是道的作品分析有所保留，因为这也只是乐评人的主观想法。后来我进一步觉得，不仅是音乐和数学，人类的一切成就达到到一定境界以后都可以相通，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各门类的艺术或是科学，到了真善美的境界时，都是可以相通的。
茅沅（作曲家）：
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会，感谢资中筠，我的好朋友。看过她的书，我是百感交集，里头提到有很多我过去经历的事情，包括她的老师刘金定，我的姐姐，和张肖虎先生，以及我们在清华大学所有的很多活动，让我回忆起了很多事情。首先要声明一下，刚才资中筠讲我是清华管弦乐队指挥，其实我是副指挥，主要的指挥是张肖虎先生。演出的时候还是张先生指挥，张先生不在的时候我上。（资插话：可是练习时他从来没来过）。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第一次把要练习的谱子交给资中筠的那个地方，你可能已经忘了。西校门到二校门之间，有条小河，河边有一排洋灰做的靠椅，毕业生送给母校的。就在那儿，我把谱子交给她。我记得这么个环境，不知道你还记得不。当时因为那里和女生宿舍离得比较近，男生不能进女生宿舍，我就把她约出来，在那儿把谱子给她。
我的姐姐和刘金定都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比刘金定还小几岁，她在北平和天津开独唱会都是请刘金定老师伴奏。她们合作关系特别好。资中筠没到清华的时候，我就听说过她的大名了。刘金定到我家来玩儿，说我有一学生，弹得非常好，今年转到你清华了，她叫资中筠。所以资中筠一到我们学校，我就认识她了。张肖虎先生也是土木工程系的，他在抗日战争以前就毕业了。当时有清华军乐队，有一个捷克的音乐家是指挥，张肖虎是他的副指挥。毕业后张肖虎就留校，做音乐相关的工作，没有再做土木工程。抗战时，清华被日军占领，他天津有老母亲要照顾，他就回天津，趁着日本人没有占领清华，他就偷偷把清华军乐队的一些乐器也运到天津。当时天津的工商学院，是天主教的学校，他在那个学校组织了管弦乐队，组织了合唱团，还教了很多学生，他确实写了很多东西，比如木兰从军，那是天津沦陷时期，他要报国，还写了苏武牧羊交响诗，表达坚贞不屈的精神。他在天津培养了很多音乐人才。日本投降后，清华复校，张先生又回来，把乐器带回清华，增加了一些乐器。把清华的军乐队组织起来，请了一位农学院的教授来恢复清华的乐队。清华虽然没有音乐系，但请了很多老师，有教钢琴的，教唱歌的，当时我们有民乐团，合唱队，管弦乐队，还有老师教提琴，教声乐。当时那个捷克的音乐家不在清华了，但是在北平工作，也被张先生请回来教书。在清华那几年，音乐活动确实很丰富，当时北平根本没有像样的管弦乐队，只有清华可以演奏。当时北京只有两所大学有音乐系，一个是师范大学，另一个是燕京大学，就是刘金定老师和我姐姐上的那个。但是清华的课外音乐活动非常多的，其实也培养了很多爱好音乐的人才。
我个人，从小喜欢钢琴，爱音乐，选专业的时候就想学土木会有饭吃。当时自己的数理化也还可以，就学工程吧。但是到清华后，对学工程没大有兴趣，却发现音乐环境很好，所以上大学不务正业，干了很多和音乐相关的事，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程局。我也没有兴趣，有朋友叫我去搞音乐，我就下决心就改成了搞音乐。话又说回来了，资中筠说我有天才，其实我自己不是天才。改行改得对不对，我很怀疑。我有个亲戚说我改行这件事情完全是个误会。我觉得说的很对。一个误会是指自己对自己的才能并不清楚，以为自己适合音乐专业；第二个误会，没想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发展，搞音乐和文艺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我们搞歌剧 ，歌剧的题材都和当时的政治方针和形勢都有密切关系。我们也创作了一些歌剧，例如写过《刘胡兰》、《草原之歌》，后来写了《阿依古丽》，后来都不能演了。政策变了。例如阿依古丽的丈夫有点小资，妻子很激进，但是后来不能这么演了。后来政策又变回了来了，但这个戏也没什么好演了。任何运动中，文艺界都是重灾区，其实很多时间都浪费了。所以我说有两个误会，一个是才能的误会，才能不够，第二个是社会情况和时代背景不适合创作。比较演得多一点的《瑶族舞曲》和《新春乐》，是我业余的时候抽空搞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不是任务，和政治没有关系的一些东西，现在倒还有点生命力。
清华的很多事都值得回忆。资中筠书里还提到音乐联谊会，后来名称加上“清华音乐联谊会”，里面有我们同学，也有老师，有爱好音乐的，也有的专业搞器乐的，人数不少。联谊会的活动包括请北平很有名的唱歌的和弹琴的来开音乐会。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每个礼拜，都要到一位美国教授温德（Robert Winter）家里欣赏唱片。温德老师独身，特别爱好音乐，也懂音乐，他家里有很多古典音乐唱片。我们有两位同学是上海人，对音乐了解也比较多，会提前过去选唱片，事先做了准备，然后到那天温德先生就给我们一边放，一边讲。整个过程，使我们的音乐知识，音乐欣赏的范围都扩大了好多。当时联谊会还做了会歌。一位同学作曲，我写了词：“愿大家同学习，愿歌声同普及，愿音乐若家庭，我们姊妹兄弟”。到现在我们姊妹兄弟最后就剩下我们兄妹俩了。所以引起我很多很多回忆。离开学校之后，就像资中筠讲的，联系就很少。我记得，后来有一次1973年，资中筠在对外友协，美国费城交响乐团来演奏，资中筠因为工作关系有票，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然很愿意啊。我就去她工作的地方取票，就在那天，我有幸第一次看到资中筠的老伴陈乐民，那个时候还不是老伴，很年轻。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国外交响乐团表演，以前听过的都是唱片的，但是交响乐团在台上，非常精彩，印象非常深刻。
（资中筠介绍张肖虎先生作《阳关三叠》和自己弹奏的经过，并当场示范。留待以后再发）
嘉宾点评
王立平（著名作曲家）：
我们都非常敬仰资先生，我在许多方面对她都很了解，但这是我（2013年）第一次听她演奏独奏会，亲耳听了，还是很震惊。我不是说资先生是专业的优秀的钢琴演奏家，但是音乐是她生活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一部分。由于有音乐，她的生活呈现令人羡慕的状态。音乐给了她灵性，音乐使她的才华更耀眼，使她的生活更青春，音乐给她一种令人羡慕，敬仰的生存状态。不妨大家试试，看音乐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改变。前几天，我找了十张收藏者的琴，都是古琴，宋代的，还有元代的、明代的。资中筠先生非常热情的来，听了非常尽兴。 听完还写了文章，非常客气的让我看。我觉得文章写得非常有心，她听得非常仔细，她投入感情的听，投入感情的写，做为一个长者有这样的热情，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没有。我自己要向她学习。她对人生，对学问，对音乐都有这样的热情，这是她天生的，有爹妈带给她的，也有她自己的努力，也有她的才华和这些结合在一起的热情。我今天就是来看音乐使一个老人那样的生动那样鲜活！我由衷地向资先生表示敬意。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
参加这次资中筠先生《有琴一张》的发布会，我的最大感受是：我们应当学习资先生，让美好的音乐陪伴我们，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我有一个学经济学的学生，后来着迷于演化社会理论，读了很多书，我也很愿意和他讨论有关的问题。按照演化经济学的一般理解，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协同演化过程中，人们会把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包括对社会的感悟，对未来的期望，通过一定的信息载体传输给自己的头脑，经过多次重复，就会形成稳定的偏好和行为习惯，甚至改变遗传基因，成为人的天性。
由于理性思维是在语言信号的基础上进行的，语言的作用就变得非常重要。在这个领域中，人的认知、感悟和期望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所以许多政治人物都懂得运用“笔杆子”的宣传工具来改变人的思想，有时比“枪杆子”还更有力量。不过我的这位学生告诉我，其实在高等动物的演化过程中，最先形成的认知不是体现为语言，而是体现为乐声的，因为主管情感问题的脑区（中脑）是先于处理语言信号的人的大脑皮层、在哺乳动物阶段形成的。开始时我认为这种说法很不好理解，后来我读了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根据自己的体验，才觉得学生所说很有道理。根据《巨流河》的记载，齐邦媛在1936年和我进了同一所小学：南京 “新住宅区”的山西路小学（现在叫做琅琊路小学，是南京市的一所重点小学）。不过她进的是六年级，我进的是一年级。齐邦媛在书中对自己在山西路小学的生活做了生动的记述。她说，在当时整个社会积极向上的气氛下，同学们相处得很不错，老师又很照顾自己，所以她无忧无虑地从山西路小学毕业，留下了很多可爱的回忆。至于对我这样的一个6、7岁的小孩儿来说，当然不可能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什么认知，对她所说的“到处都在推动建设”之类的事情也完全没有印象。但是她描述的积极向上的氛围、可爱的学校环境，却是感同身受的。唯一留在我的记忆里可以佐证这一感受的，是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山西路小学的校歌。那是用海顿的C大调弦乐四重奏（即后来的奥匈帝国和德国国歌）曲调填词而成。我一直记得这首歌，也喜欢哼唱这首歌。（唱）“进我山西路，爱我山西路，大家一同走上光明之路”。因为每次唱起这首歌，都能带来愉悦的感受
所以回想起来，我对儿时周围环境的最先认知，就是保存在歌曲之中的。自那以后，我一直都喜欢音乐，特别是喜欢唱歌。有些歌曲，比如说萧友梅的《问》，甚至对所谓“三观”形成也产生了影响。后来因为咽炎久治不愈，也就不唱了，改为音乐欣赏。
在古典作曲家中，我最喜欢的是莫扎特。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的时候，有人问我为什么欣赏莫扎特甚于贝多芬。我当时的回答是，贝多芬不屈不挠地与命运搏斗的精神固然值得崇敬和效法，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不缺乏推动人们去斗争的力量，问题在于斗争本身并不是目的，为什么目的而斗争才是一个必须明确回答的问题。莫扎特的作品，特别是早期和中期的作品，通常体现出他对于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当你聆听他的那些纯真、舒朗、优美的乐曲时，你会感到为了使梦想成真，付出多大的努力乃至牺牲都是值得的。莫扎特处在社会大转变，人类跨入新时代的历史时期。他的乐曲到今天仍然可以成为激励我们去争取美好未来的积极推动力量。
文革后期，小孩子学琴很普遍。我也积极鼓励自己的孩子学琴。没有乐谱，还帮着抄谱。为什么呢？也许有人是为孩子营造一条谋生的底线。我的想法超越这一最低的要求，而是对于美好日子终将到来保留一线希望。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转机终于出现。不过道路依然坎坷曲折。时至今日，我们在生活中还不免有很多困惑，甚至充满焦虑。但是我们必须保持对未来的期待，所以要让音乐陪伴着我们，使我们的生活状态得到改善。
秦伯益（军事医学科学院院士）：
我是应资中筠先生邀请，好奇地来学习。我周围的朋友在主业之外大多没有这样文学艺术的特长。我今天来就是看看这个活动会怎么办，会有哪些人来。我看到吴老的时候都没敢认，主持人说了他的名字我才打招呼。我和资先生是老朋友也是新朋友。70岁之后才见面，80岁之后才聊了一些，我倒是很早就看她的文章，后来也很谈得来。说老朋友是到了老年才成了朋友。新朋友是指和在场的各位相比，成为朋友时间很短。我们的专业圈里人，像我这样的喜欢看点诗词和戏剧，已经是很不务正业了。我曾经参加一个李振道先生倡议的研讨会，是谈论科学艺术和人类创新的关系。会前有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叫我说两句，作为新闻报道，我说“科学追求真，文学追求善，艺术追求美，真善美的结合是社会的和谐也是个人的完美。他说不行，叫我临时换个说法。我本来就没个说法，叫我换个说法，我真换不出来，就马马虎虎说了几句，我问他为什么要换个说法，他说录像机正在进行，来不及解释。后来他对我说“你一说真善美，人们就会联想到FaLunGong的真善忍了”。我说你神经衰弱呀！我既生气又好笑。第二天开会，我第一个做报告，我仍然讲真善美的结合，我看着他坐在下面，低着头。其他的学者，很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我也担心我们党的宣传方针，就像潘家铮院士写的两句词：“最是高天寒不测,叹年华虚掷莫须有”，由于高天的寒流无法预测，大好年华白白的就在那莫须有的是是非非中浪费掉了。我在想高天的寒流是不是又刮起来了。我回家一查，当时正在学“八荣八耻”，温总理的报告和中宣部通知中都有一段，开头一句就是倡导真善美。说明我与中央是“保持一致”的，是那个记者没学好。我们现在很多事情就是将好的扭成歪的，歪的再扭成正的宣传。
像资中筠先生这样在主业之外还有副业，古代也有这样的人。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高考制度又要改变，提倡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我一开始觉得很好，但又觉得很难，我转发给几个朋友，都有这个担忧，中国现在处于一个普遍缺乏诚信的时代，应试分数是硬指标，而素质是软指标。现在中国，素质教育也被应试化了，素质教育应试化后还是素质教育吗？有个专家说，你要相信这个的话你就上当了，因为凡是不要考试硬指标的，都是为走后门提供方便的。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中国会走上这一步。这个必须和诚信建设匹配，没有诚信的话，各种各样的歪门邪道都会出来。应该发展每个人自己的爱好兴趣特长，我们被扭曲的时间太长了，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话，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人才，多元的人才，满足社会多元的需要。现在大家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偶尔出一个资先生这样，又做翻译，又研究美国问题，又关心社会问题，我今天还知道了她会艺术。现在的学生弹钢琴也是为了加分，应试一过，琴也不弹了。没有真正的兴趣，也没有真正的信仰，这样，民族精神就会下滑，是不行的。我对我们国家的发展还是寄予希望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总不会永远都是像过去那样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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