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台北故居素书楼及晚年风波
位于东吴大学校园尽头的一处幽静的院落，门上挂着“素书楼”的木牌，便是钱穆故居。
“素书楼”为钱穆先生生前居所，位于台北市士林区临溪路72号东吴大学校园的西南角。1967年，钱先生及夫人自港返台觅地建屋，选择在山清水秀的外双溪自建屋舍，胡美琦女士亲自设计绘制了屋舍图样。蒋经国听闻此事，就要去图纸交阳明山管理局办理施工。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写道：“香港难民潮骤起，乃决计迁居台北，先来择地，得外双溪今址。返港后，美琦自作一图样，屋宇面积略如沙田（钱穆在香港的居住地），惟分楼上楼下，而添得一园地。乃于一九六七年十月迁台北，先住市区金山街，翌年七月，迁外双溪。蒙故‘总统’蒋公命，该所之建筑，全由阳明山管理局负责，并为政府一宾馆……”
素书楼经历过多次管理权“变迁”。在钱穆先生辞世后，由台北市政府改建为纪念图书馆，1992年元旦起对外开放。2000年，图书馆被划至台北市文化局辖下；2002年起，交由东吴大学经营管理；同年3月29日，定名为“钱穆故居”。
▲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左：钱穆故居开放时间及参观守则；右：“素书楼”命名缘由，下附文字
我母亲的一辈子，可用《论语》上“贫而乐”三字来作形容。但使我最难忘怀的，是辛亥年那一年的夏季，我十七岁，得了伤寒病，误用了药，几乎不救。我母亲朝夕不离我身旁，晚上在我床上和衣陪眠，前后七个星期，幸而我终于痊愈了。我之再得重生，这是我一生中对母亲养护之恩最难忘怀的一件事。现在我的外双溪住宅，取名素书楼，就是纪念当年在七房桥五世同堂第二大厅素书堂我母亲养护我病的那番恩情。 —— 1986年4月，钱穆先生应联合报副刊“母亲节特辑”邀稿而撰《怀念我的母亲》一文。先生时年92岁。
入门沿着左侧石阶而上，枫树夹道，修竹相迎，来到绿草如茵的坡台上，则有当年钱穆及其夫人摘植的山茶、古松，与之相连的二层楼风格简约的建筑，就是钱先生晚年长居的素书楼，这里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的心血。
▲素书楼
据《素书楼馀渖》收录钱先生致友人的信札：
“所居小园，半年来栽种花木略成格局。意外获得古松四枝，一逾两丈，双干竞挺；余三枝亦得一丈五尺，苍奇硕大可爱。尚有五松，则颇平常也。又得三十年竹柏一枝，大榕一枝，枫树、樱花、山茶各二三十枝，杜鹃逾百五十枝，盘桓顾盼，大可怡神。”
▲“希望之松”，由马英九（时任台北市市长）和钱夫人在2002年3月29日共同栽植。
客厅
一代儒宗
大宗师逍遥游九万里以意
素书楼著述计八千岁为春
宾四先生八秩荣庆 张佛千拜撰 王礼和敬书
▲钱穆故居客厅
客厅内对钱穆故居的简介文字：
幼生金匮让皇山啸傲泾 让与傲习成性
老住台湾士林区外双溪 士而双享馀年
“钱穆故居”原名“素书楼”，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生前居所。民国五十六年（一九六七），钱穆先生及夫人自港返台觅地建屋，选择外双溪今址作为隐居终老之处。素书楼庭院内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是主人多年的心血，夹步道而迎立的枫树、房舍左后方挺立的黄金竹，及庭园里的茶花等皆是夫人亲手植栽而成。
为纪念母亲生养之恩，钱先生以无锡七房桥五世同堂故居里，母亲居所之“素书堂”作为隐居终老处所之名。钱先生在“素书楼”讲学、著述不断，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来“素书楼”听课，一听就是二十年，由学生听成教授后，再带学生来听。钱先生在素书楼讲堂上总是神采飞扬，让听者能领略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而深受感动，故而素书楼讲堂每每座无虚席。
素书楼之客厅，实为先生讲学厅堂。空间虽小，却是传递“一代儒宗”钱穆先生学思之重地。厅内摆设朱子像，以及朱子所书“静神养气”、“立修齐志”、“读圣贤书”等字轴，由此可见钱先生对朱子之崇敬。先生之学问、生命乃会通和合之知，积年累月而得。讲学时总是神采飞扬，令人向往。孺慕者自远而至，长年相随。有门生一连听课二十年，从学生听成教授，又带着学生来听课，师生如家人相亲，曾有“五代同堂”之盛况。
▲总统用笺
社会各界人士为纪念一代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之硕学雅范，建议将先生平居讲学之“素书楼”，辟建为纪念图书馆，以示崇仰；台北市政府深纳雅言，经年馀筹划，于今日落成，宾四先生铜像揭幕典礼，亦同时举行。登辉至感欣慰，于此谨申祝贺之忱。
宾四先生毕生克己自修，献身教育，素以阐扬中华文化为己任，潜心著作，融贯古今，距辟邪辞，阐扬正学。抗战军兴，则不辞颠沛，任教西南联大，以续弦歌；神州板荡，则弃家至港，创立新亚书院，薪传海外。先总统蒋公，礼重鸿儒，邀延归国。楼居讲学，耄年不倦，其亮节高风，允为国人之矩范。
“素书楼”位于双溪之畔，山水清嘉，景致秀丽。经宾四先生伉俪二十馀年之经营，书卷庭园，交辉并美。今后将典藏宾四先生文物、手稿与著作，藉供展览，并规划为文史哲学术思想研究中心，以从事学术思想之研究，俾宾四先生精神志业得弘扬光大，永垂不朽。
总统李登辉
中华民国八十一年元月六日
印文：总统之章
静神养气
立修齐志， 读圣贤书
▲钱穆先生旧照
书房
钱先生的生活十分规律，清晨起床后，在楼廊小坐片刻，便开始写作。先生写作时总是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其间偶尔闲步，午休片刻，再继续工作。一座座从地板到天花板的书架是一大特色， 由于先生的藏书甚多，每层书架都有内外两层的书，迁出素书楼时 ，先生已将大部分藏书赠送友人或捐赠给文化大学图书馆，然而当年书香满室的情况当不难想像。
▲钱穆先生书桌
▲钱穆先生生前所用棋盘
▲钱穆先生铜像
铜像上所刻文字：
钱穆 字宾四 江苏无锡人 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 卒于民国七十九年 享年九十有六 学问淹博 志行精纯 为海内士林所宗仰 历任国内各大学文史教席作育英才无数 并曾于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暨研究所 成绩斐然 一生著作广涉四部 其宏富湛深 为并世罕有 讲学之宗旨 则不离于对国家前途与民族文化之关怀 曾先后获颁香港大学 美国耶鲁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中央研究院院士荣衔 行政院文化奖章 并于晚年受聘为总统府资政 综其平生 学不厌 诲不倦 志道不衰 诚中国近世一代之儒宗
卧室
钱先生与钱夫人相互扶持，鹣鲽情深，令人称羡，简单的五斗橱及床铺显示出先生朴实无华的生活，本展示空间内所陈设的家具摆设，是参照钱先生与夫人当年在素书楼居住的情况。
钱穆先生素书楼风波
钱穆去港台后，几十年间一直苦于无法与在大陆的子女相聚。1981年，钱穆赴港会晤多年未见的侄子钱伟长，才在告别大陆后第一次再见长女钱易。钱易当时的身份是钱伟长的秘书。
钱易是钱穆与第二位妻子张贯一女士所生，出生在1936年。195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卫生工程系，1957年考入清华大学攻读研究生，1959年10月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担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从1992年起，多年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穆晚年几次轻微中风，且视力渐衰，步行日艰，最渴望子女能来台相聚，以享天伦。但因浅浅的海峡阻隔，难以如愿。1988年11月，台湾当局终于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探亲。时钱易正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交流，即要求前往台湾探亲，获台湾当局批准，成为两岸分隔近四十年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
父女能在素书楼共续天伦，让钱穆激动不已。钱易回忆说：“父亲能清楚地描述家乡七房桥的旧宅，更喜欢和我一起回忆在苏州度过的时光……”“父亲告诉我，他在江南大学执教期间，常爱驾小舟在太湖荡漾，‘那才是人间最惬意的事啊！’”可心向往之之后，往往是黯然神伤，“此生恐怕是回不去了”。
钱穆殷望父女能在台湾度过一段“单纯安静”的日子，但这个简单的希望很快被台湾的政党政治所打破。在野的民进党绞尽脑汁要打击国民党，在一波波政治批判与清算中，统治台湾多年的蒋家首当其冲，但蒋家根基深厚，国民党仍在台上执政，民进党一时难有作为。钱穆却被当作了国民党所谓“通匪”的靶子。民进党立委陈水扁具名揭发说，钱易来台申请时有意掩饰其官方身份，钱穆是“知匪不报”，要求国民党政府即刻处置。此事引发轩然大波。1988年底，台湾“高检署”对民进党的控告不予起诉，但表示说钱易必须马上离台。钱穆痛心地说：“这些人已经完全抛弃了中国文化传统，不承认父女间的亲情，更不能理解他的女儿为何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望父亲。”
民进党盯上“素书楼”继续发难。1989年，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称时任“总统府资政”的钱穆“非法占用市产”。在台北市议会中，周伯伦声称，经他调查，素书楼是当年蒋经国委托阳明山管理局所建，产权当属阳明山管理局，现为台北市政府的“市产”。钱穆当年依仗两蒋权势“非法霸占公共财产”，现今必须尽速迁出。
陈水扁随即跟进，以书面质询方式强烈要求台北市府收回素书楼。时为国民党领袖的台湾“总统”李登辉对此不置一词。
周伯伦、陈水扁心知肚明，这么做无异于逼迫已届九五高龄的国学大师钱穆搬出已惯常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太不近人情。所谓“非法霸占”也根本站不住脚，当年，两蒋为标榜尊重卓有贡献的学人，在钱穆夫妇已经备好建房款的情况下，特意做了此种安排。钱穆只是难怫两蒋父子的好意而已，何来“非法霸占”？周伯伦、陈水扁深知闹不好会引起民意反弹，竟提出了一个自打嘴巴的建议：钱穆住则非法，搬出后可辟为“钱穆纪念馆”！
钱穆愤言：我还没死何来纪念？最终，在各方斡旋下，最终达成约定，钱穆可住到1992年为止。但夫人胡美琦秉持钱穆“学术自有公论，人格不容污蔑”的宗旨，毅然于1989年8月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宁愿迁出素书楼，而不愿住下去徒惹是非，徒受伤害，徒遭羞辱。
1990年6月1日，已双目失明的钱穆搬出承载着荣辱的素书楼，寓居台北市杭州南路。钱穆搬出素书楼后，身体越来越差，奇怪的是，不知为何已不能言语了。1990年8月30日，仅仅搬出素书楼三个月，钱穆病逝于风雨交加的早晨。钱穆遽尔谢世，引发台湾社会对周伯伦、陈水扁的激烈谴责。
1992年元月六日，人去楼空的素书楼被公布为纪念馆。1994年，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当“钱穆纪念馆”在素书楼开幕时，陈水扁对当初的举动表示道歉。但胡美琦漠然回应说：“人都死了，道歉有什么用？”
2001年12月31日，钱穆纪念馆就近委托东吴大学管理，并于回复旧貌后在2002年3月29日改为钱穆纪念图书馆重新开馆。“素书楼”自此定名为“钱穆故居”。
另一位素书楼的学生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道：“2002年3月，台北市长马英九主持开启‘钱穆故居’典礼，将它开放作为中国文史哲学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阶整整三十年，如今脚步何等沉重。石阶上的院子搭了一个小篷子，典礼下午开始时春雨下得丰沛，小篷子遮不住雨，场面相当凌乱。我进去后，在后排找到个可以不被人发现的位子，可以听听，仔细想想这三十年间事，钱师母的心情更可想而知。当初议会叫嚣收回市产的时候，仍有一些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前往素书楼探视，且为他整理、校订旧作。钱先生问他们：‘这些人急着要这房子做什么？’他们说：‘要做纪念馆。’他说：‘我活着不让我住，死了纪念我什么？’”
▲在钱穆逝世20周年追思会上马英九鞠躬表示歉意
2010年8月30日，为纪念钱穆逝世20周年，马英九前往素书楼参加追思会。马英九说，素书楼风波让我耿耿于怀，这是对文化的暴力，希望台湾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下为马英九在钱穆先生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言原文（学人团队根据现场视频整理，略有删节）：
今天，英九带着饮水思源、追念大师的心情来到宾四先生的故居参加这场宾四先生逝世20周年的纪念会，内心非常的感叹。我们看看海峡两岸、全球的华人社会对宾四先生的评价，实在是有增无减的情深。尤其在大陆出版的两本宾四先生的传记，认为他是在大陆20世纪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宾四先生他苦学成功，从贫穷的农家（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出国留学，靠的自修），先从乡村的小学开始任教，然后中学老师，写出非常精彩的历史的研究，而受到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的体惜，然后最后成为大学的教师，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那么,后来这个严耕望先生特别把他和陈寅恪、吕思勉、陈垣四位并称为我们中国现代史学的四大家，而他著述等身，对于我们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的保障。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动荡的1940、50年代，他在香港创立了新亚学院，为中华文化培植了接替的人才。十多年后，发生了WG，1966到1969，宾四先生人在香港，也感受到了时局的动荡，也在“老总统”再一次的邀请之下，决定迁居台湾，找到了现在这个地方，作为他学习、著书的地方，只是没想到，却因为政治的干预，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在1990年迁出没有多久，就不幸往生。
我对这件事情也是耿耿于怀，这是一件对于文化的暴力，尤其是最吊诡的是“先总统”讲过，是因为大陆的WG，把钱宾四先生请到台湾来，最后他在台湾却遭遇到这样的待遇，让我们这些后辈我们的这些学生感觉到实在是怎样都是说不过去，感觉到非常的难过，尤其是我在担任“总统”之后，每次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想到20年前的这桩风波。在这里，我想以“总统”的身份，能够再次地向钱师母，钱夫人表达，宾四先生没有霸占公产，那个财产在台北市政府登记是宾馆用地，本来就是用来做这个用途，他没有霸占公产。
最后，我希望素书楼的今日能够非常顺利，非常成功，我也希望“素书楼”事件能够逐渐地逐渐地淡忘，不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就像过去发生的，包括“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过去对于殷海光先生一些人的遭遇，我都不希望再度重现，这是我非常庄严的承诺。
正在医院养病、已届82岁的钱夫人胡美琦在追思会上，忆及往事说，“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不幸成为‘台湾式民主’的祭品，一个已九十四岁的老人，二十年来过的是隐士生活，一下子被硬拉上政治舞台，成了社会一罪人，没有辩解的余地。”
她在简短致辞中说，20年来常想起先生去世前写的一副春联：“尘世无常，性命终将老去；天道好还，人文幸得绵延。”“这句话正是我此刻心境”。
素书楼荣辱俱往，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永传！
（本文素书楼相关照片为黎振宇拍摄，其余文字是根据相关史料整理，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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