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祖佑：我幸运地成了废物

┃Personal History

我幸运地成了废物

© 严祖佑／文

　　我是1966年12月31日解除劳动教养的。距两年教养原来应到期的日子——1966年9月26日，超过了三个月又五天。
　　没有人向我宣布超期的理由。在10月份，隐约约听说有人问过贝少容，回答是，刚来农场三个月不到，就想解除教养，哪有这样的好事？
　　还有一种说法是：我的劳动不过关。又有传说，中队部打算将我两年教养的期限从来农场那一天重新起算。但这都是传说而已。
　　无论是解除教养还是延长教养期，都是要逐级审批的。但当时从总场到分场的权力部门都被警员中的造反派冲垮了。那些带“长”字的领导干部也大都被打倒或驱散了。我所在的枫河三队就有一个总场管教科的王科长和大队的刘副大队长被赶下来，平时带队出工，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对此，那个经常一个人蹲在小伙房墙角晒太阳的糜队长很高兴，经常在我们面前称呼他们两人为“王小队长”和“刘小队长”。
　　我心急如焚，但又不敢问。生怕因此激怒贝少容和中队其他队长，从而招致更大的灾祸上身。
　　刚到军天湖那些日子，我的处境十分险恶。我是全中队仅有的因“反革命”获罪的在校大学生；我的父亲是社会名流，这本来可以成为保护我的资本，但他变成了“牛鬼蛇神”，反而加重了我的危险性。我是全中队最早教养期满的人，这更使我成了众目所瞩的人物。我的头顶，随时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
　　我清楚地意识到，在这关键时刻，我必须有效地把自己保护起来。
　　为此，首要的是让警员们对我产生好感，至少，消除或减轻对我的恶感。
　　我无心也无力充当整人的打手。因为我清楚当打手会招致众多的仇家，说不定哪一天会受到报复，会被人打，我的身体单薄，既缺乏打人的力气，也吃不消被别人打。
　　于是，我就经常打些内容不痛不痒的小报告以投警员们所好。为了减少因打小报告而招来报复，我的小报告着重针对两种对象：一种是在中队部挂了号的，三天两日要被揪上台批斗的“老运动员”。这类人是“死老虎”，人人都可以欺负，顾不上对我记仇。还有一种是专门整人的打手，这种人仇家遍地，偶尔打他几次小报告，他根本弄不清楚是谁干的。

　　还有一个有效的方法是装病。
　　感谢程公传授给我装病的法门，使我受用不尽。
　　治气喘病的喘息停是常用药，卫生员的药箱中随时都有。卫生员老黄，四十来岁，原先是军医，因男女关系，劳教三年。同我关系尚可，时不时从他药箱中拿几片，神不知鬼不觉。
　　喘息停是舌下含服的。首次装病，我怕药性不够，剂量加倍，服了两颗。几分钟之后，心脏在胸腔内如重锤敲击，嘴唇发麻，双眼模糊，我以为自己真的快要死了。老黄过来，用听诊器一听，立即报告值班警员，一辆板车将我拉到总场医院。当时总场医院内唯一的医疗器械也就是一只听筒，心电图等仪器是多年后才有的。在问诊时，凭我一张嘴，借用从老黄那本《内科手册》批发来的心脏疾病的临床症状，得到的诊断是“先天性风湿性心脏病急性发作”，吊了两瓶盐水，随着喘息停药性过去，心跳逐渐恢复正常，开了一星期病假，又原车拉了回来。
　　自此，我的“心脏病”要发就发。俗话说，“好汉最怕病来磨”。然而，这句话用在犯人和劳教人员身上并不确切。对犯人和劳教人员（包括场员）来说，是“有病一身轻”，最好是死不了也治不好的慢性病，更何况我是假病。
　　别人做得累死累活，我却可以三天两头床上躺躺，院子里逛逛，优哉游哉。即使出工，别人有指标，完不成要挨斗，我却能劳动不定量，随意而行。
　　作为长期“病号”，我获得的最大收益是，在中队所有警员眼中，我成了“废物”。劳改（教）场所，警员最厌恶的就是那些“头上长角”、难以驯服的“刺儿”，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拔刺”；而“废物”是最没有危险的。即使再狠毒的人，也不屑找“废物”麻烦。因此，使自己沦为“废物”，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得以安全藏身的角落。
　　既然演戏，就要演足。在日常生活中我处处表现出同一般人心目中“书香门第”出身的大学生的形象反其道而行之。我的床铺从来不理，被子常年不洗，被横头一溜厚厚的油垢，乌黑贼亮。过了秋天，收工回来嫌井水凉，连脚也不洗。夜晚上床，把脚上已经干了的污泥，一层层剥下来，美其名曰“干洗”。这连中队内出名的“垃圾”毛阿隆也望尘莫及。安徽的太阳毒，每个人出工时，都穿一件长袖衬衫，以防晒伤皮肤。我的衬衫出工穿，收工穿，穿到破了也从来不洗。
　　一天我“病休”，把那件衬衣在河水中浸了一下，晾在院子里。中午时分，贝少容摇摇摆摆走来，东看看，西望望，忽然大声叫起来：“这件衣服是谁的？”
　　我恹恹地从宿舍里走出，应声道：“是我的，做啥？”
　　贝少容问：“是什么料子的，怎么会闪闪发光？”
　　我不以为然地回答：“最普通的棉布，哪会发什么光。”
　　贝少容随手抄起，看了看，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他妈的，你小子自己来看。”
　　原来这衬衫日复一日积了一层又一层汗垢。浸湿后，经太阳一晒，竟然泛出了点点盐粒，亮晶晶地闪着光。
　　贝少容大笑，转身离去。此后，他好几次在会上得意地出我的洋相：“严祖佑这小子，还是什么出身名门的大学生。穿的衣服上居然晒出了盐。老子在农场这么多年，还少见这样的活宝。”
　　天可怜见，正因为我是个“废物”加“活宝”，在农场多年，总算没有“吃”过一次绳子没有挨过一次毒打。

　　我如鱼得水地混迹于小偷和流氓之中，还学会了用两根手指把别人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
　　在农场劳动教养，身无长物。现钱几乎是不可能有的，衣服是穿在身上的，被子太大，偷不走。唯一可偷而且也最热门的，香烟。军天湖农场地处安徽，但属上海劳改局管辖，包括香烟在内的一应日常用品都从上海运来。当时，香烟是紧缺物品，每个劳教人员或场员，每月限额供应八包。其中二角八分的飞马烟两包，二角二分的劳动烟两包，一角二分的勇士烟四包。绝大多数人都不够抽，于是就偷。在我们这些人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自己人中间，偷钱偷衣服的是贼，抓住了要挨揍。偷烟不是贼，而且越是朋友的，越要偷。我的朋友多，偷我烟的人也多，而且偷我的最容易。我每个月的配给烟至少有一半是给别人偷走的。往往一包拆开，抽不了三五支就到别人手里了。
　　偷我烟最凶的是阿国。这个比我小一岁的“二进宫”朋友的偷技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据他说，他曾经拜过“名师”，受过“正规训练”。其中一个项目是“挟黄豆”，即面前放置一盆黄豆和一个空盆，以食指和中指将盆中的黄豆一粒粒挟起，移入空盆。必须一下一粒，不能落空，也不能多挟，而且速度要快。阿国掏我口袋里的烟，简直比我自己拿还快。有几次，他公然在我对面伸手，我眼睛一花，连摁住自己的口袋都来不及，烟就到他手里了。我心痛得厉害，但碍于游戏规则，翻不了脸。
　　按照这些朋友的说法，成为一流扒手须具备必要的先天条件，即手指要生得又细又长，而且食指和中指要长得齐。他们说，我的手指十分适合当扒手。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收工后，正排队打晚饭，阿国排在我前面。这一个月我的配给烟早已抽光。两天前，我珍藏着一直舍不得抽的半包飞马烟，就是给阿国掏走的。阿国这个人，虽然也属于我朋友圈子以内，但不属于紧密层。他的门槛太精，太小气，是那种每当吃别人东西时吃出一身汗，而一旦别人吃他时就要急出一身汗的角色。此时，我发现阿国的后裤袋内有一包东海牌香烟，刚拆封，几乎还是满的。东海烟是安徽产品，每包也是二角八分，与飞马牌同一档次。我知道，阿国这个人很有门道，想必这是他在工地上找空子，用肥皂之类的日用品同老乡换的。一闪念间，我伸出食指和中指，夹住那包烟，先轻轻抽出一半，阿国居然毫无知觉。我的胆子壮了，一下子把那包烟抽了出来，若无其事地点了一根抽起来。
　　阿国一眼看见，叫了起来：“嗨，这家伙还有这么好的烟，请客，请客。”
　　我大大方方地说：“请客就请客，不过一包烟罢了。”
　　于是在场的每人一支。发到最后一支，连烟壳交到阿国手中，笑笑说：“你也抽一支，谢谢你啦。”
　　阿国这才惊觉，这包烟居然是我从他口袋里掏走的。虽心痛得跳脚，却也无可奈何。
　　众人大哗：“严祖佑这个反革命，现在也会做贼了！”

　　过了几天，又发生了一件为全中队津津乐道了好几天的事。
　　我同毛阿隆狠狠吵了一架。
　　毛阿隆从八九岁起就关押在教养所中，肚子里的脏话足可编一本辞典。再加上声音尖，嗓门大，骂起人来，粗话如潮，声震四邻，没有人能盖得过他。所以许多人见了他都让上三分，不愿同他计较，他也越发张狂。当时正是中午，我和几个伙伴打好饭菜，因为天气好，就各拿一把竹椅坐在院中吃午饭。其间，大队机耕班一个熟识的场员路过，我们见他穿了一件新衣服，还挑了两个大旅行袋，就都拥上去攀谈。原来他刚从上海探亲回来，还向我们讲了许多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新闻。
　　此人走后，毛阿隆扭头见我在旁，便故意挑逗说：“你看，人家刚探亲回来，多少风光。你这个狗屁大学生，过期几个月了，怎么还像一只狗一样，伸长舌头在死等。”
　　一语点中我的要害。我再也按捺不住，冲口而出：“操你娘的……关你屌事。”
　　听我口出脏言，毛阿隆倒是一怔：“怎么，你居然敢骂我娘。”
　　我继续骂道：“骂你娘又怎么了？你娘不过是唱马路戏卖橄榄的，本来就是千人骑、万人操的烂货，有什么骂不得！”
　　我本来一肚子火发不出，骂中队警员，没这个胆，此时正好借他出气。
　　这一下捅了毛阿隆的马蜂窝。他指着我的鼻子，什么脏话都骂了出来。我也毫不示弱，与之对骂。就这样，两人对骂了将近半个小时。他搜肠刮肚，几乎倒光了库存中所有的脏话。
　　至于我，则借用我事后对旁人说的一句话：“他嘴巴再臭，所掌握的不过是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常用的脏话。我是学文学的，每一句粗话，我都有本事经过艺术加工，花样翻新。他怎么骂得过我。”
　　终于，毛阿隆的威风再而衰，三而竭，最后败下阵去。他嗓门大、中气足，我则以逸待劳。他连续骂上几分钟，总要有个停歇，我就在他歇气时，用最刻毒的话，画龙点睛地回敬几句。引得他再次暴跳如雷，我则暂停片刻，他一停，我立即回骂。
　　在枫河三队，能凭一张嘴巴骂退毛阿隆的，我是第一人。自此我的名声大震。
　　当然，如果抡拳头，三五个我也打不过一个毛阿隆。但毛阿隆投鼠忌器，不敢打我，因为我的朋友比他多，一旦动手，吃亏的未必是我。而骂架，再好的朋友也是不帮场的，仅仅是观战起哄而已。
　　晚上，贝少容看见我，伸手朝我肩上重重一拍：“小子，你真行，又会偷，又会骂脏话，连毛阿隆也输给你。你他妈真的是脱胎换骨了。”
　　我确实是“脱胎换骨”了。我成了“废物”、“活宝”，而且“脱胎换骨”了。我发现，那些警员们在看我这个“反革命”的时候，眼神中已不再那么凶巴巴地充满敌意，而是多了一份蔑视、一份怜悯、一份无奈。
　　1966年12月31日，我被解除了教养。同一天解除教养的还有和我同车从第一看守所押送青东农场的王唯堤。
　　从这一天起，我们两人的身份，从劳动教养人员变成了留场就业人员。但还是住原来的宿舍，睡原来的铺，吃同样的伙食，干同样的活。

　　本文选自《人曲》，严祖佑／著，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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