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派生的现代德国：文字、文学和哲学

诸玄识

（甲）中国文化与现代德语
能够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以及“古典、经典”的西方诸文字（字母表音文字），基本上是在17、18世纪“中国风、中国启蒙”的环境下形成的；那就是西方表音文字寄生于“汉语表意”——17、18世纪的欧洲语言学家们、特别是从培根、笛卡尔、威尔金斯、莱布尼茨到牛顿等几代顶级精英，都以汉语为榜样进行语言文字的改革，不仅通过翻译从汉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而且是利用汉语的“表意与写意、概念与理念、思维与思辨、普遍性与抽象性、逻辑与逻各斯……”，创造了西方“文学语言”、“哲学语言”和“科学语言”以及数学与逻辑的符号，最终使西方的字母文字从单纯的口音符号，变成相对通用的语义符号。若非如此，不可能产生“西学”——不可能塑造欧美文学、科学和哲学，也不可能伪造希腊文学、科学和哲学。
然而相比之下，由于远离中国影响的缘故，德文则相对晚出——成熟于18、19世纪之交。
恩格斯形容16世纪的德语是肮脏的“奥吉亚斯的牛圈”，不能写散文。马克思也说，那时的德语是粗俗语言，其作家犹如“笨蛋传教士”。
直到18世纪，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12－1786年）嫌德语太低劣，拒绝使用它。〔他和他的德国前辈莱布尼茨一样，都宁愿使用法语或拉丁文〕。莱比锡大学教授白莎说：“即使在18世纪后期的普鲁士这样一个启蒙和普及教育的国家，德语也不被认可为成熟的文学与学术语言。”
之所以德文如此之快地在19世纪初成熟起来，即如上所述的归功于中国文化和汉语。美国历史学家芒杰利略说：
（在17—18世纪）消化关于中国语言的信息（assimilating in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服务于欧洲之寻求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所以研究中国言法”（解码中文的钥匙）。
德国寻求“汉字秘钥”是17世纪欧洲吸收中国信息的一部分，由此展示了一个概念，即中国（文化）已渗透到了在知识上是一潭死水的欧洲腹地。
再根据格 拉斯哥大学教授戴维·琼斯教授，在17世纪末，莱布尼茨认识到中国语言和世俗道德（即非宗教的文化）对于创造新欧洲的功效。他认同中华民族代表人类的“原初民族”（即代表人类社会最早、最纯正的谱系），而汉语则是设立普世通用语言的关键。莱布尼茨在安德烈亚斯·米勒（Andreas Muller）的语言学事业上发挥作用，后者于1670年发现了解码汉语的钥匙——《汉字秘钥》。它也是通过汉语来探索人类的原初语言的根，而18世纪的欧洲语言学家们则都倾注于此；他们假设：欧洲与中国分享一个共通逻辑和语言结构（即虽然人类的口音乃千差万别，但其在语言文字的“表意”上则是一致的）。莱布尼茨还主张，孔子的公民道德（civic morality）是普适性的道德科学的基础（即中国文化是非宗教的人类社会的基础）。

图：莱布尼茨认为《易经》是人类文明与知识的总的源头。

（乙）通过翻译汲取文化真源
让我们来介绍美国鲍登学院教授比吉特·陶茨的相关研究：
第一、中国与德国的启蒙运动
“自从耶稣会士首次赴华，中国就成为欧洲知识憧憬和竞相学习的理想目标。”
在18世纪的德国，中国意象渗透到它的最丰富、最亲密的话语中（he image of China penetrated into the most varied and intimate eighteenth-century German discourses）。
18世纪中后期的德国的中国意象，还保持着（法国）启蒙运动的早期对她的描绘的——理性的普适主义：作为典范的中国的先进哲学、政府机构和教育制度。这正是欧洲人应追求的理想状态。
旧版（德文）《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保留了18世纪的中国形象，她是被公认的知识形成的源泉，并且起着文化与政治合法性的参照物的作用。

第二、中国与德国主体性的形成
德国民族国家形成于18、19世纪之交，而作为其前提条件则是反映该民族认同的主体精神。它来自“汉字密码”〔即大卫·波特称，欧洲的近代化就是“汉字密码”的展开〕。比吉特·陶茨教授继续说：
从18世纪的德国文学和哲学的资料考察它的（文化）主体性。中国因素是作为密码出现在这些文本中的，它隐然而持续地昭示宇宙秩序，同时也与德国主体性的各种表达联系在一起的。“汉字密码”不知不觉地在认知身份、公共参照、个性与权威等方面，投射着这种主体性。在它产生德国文化的主体性的同时，“汉字密码”从来没有被明确命名。然而，我们注意到，随着我们浏览各种文本，浸透于哲学、教益散文、小说段落和戏剧中的中国元素，越来越具有观赏性；而且其中的一些，我们一眼就看出它们是中国传统意向的属性，其余的部分则相对隐晦……。而与此同时，德国的主体性则正在围绕着中国而臻于成熟。
不仅通过解码翻译文本，而且还借助于学者们对中国资料的独创性的解读，德国的主体性进行自我构建。
通过当时学者们的解读和描述，“汉字密码”顺理成章地被用于德国社会共同体的构建（the Chinese cipher into the formulations of community in German lands）；儒家的责任和孝道也发挥整合社区的作用，但这通常被想象为“自然而然的社会进化”的结果。

图：诞生德国文学的狂飙突进运动（18世纪下半期）。
第三、中国因素催生德国文学
比伊特·陶茨使用歌德著述的例子——大部分是他论中国诗的遗稿——表明，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都卷入了这场中国文化浸透其国土的交流。歌德改写了英语翻译和评注的中国诗，把它变成了他自己的语言，从而把发轫于利玛窦的互文转换链延伸到德语；由此，汉语文献变成了德国的双重表达：特定文化身份和普遍知识模式，后者构成了德语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
于是，德国诗歌与更广泛的文化话语产生共鸣，乃至超越文学本身，而在认识论上回应那被改写的中国文言之表述；后者标志着我们今天称之为现代知识的形成——在1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各种中国式的新兴学科（包括文学和哲学）在德国脱颖而出，如雨后春笋。〔正如奥布莱恩教授所说：“智者们希望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
西方中心论编造了包罗万象的叙事，硬说东方与西方相反，是对立面；然而这个西方中心论的星座最终受到了挑战，那就是：如果重新讲述故事，那么，在德国乃至在整个欧洲，在其文学和文化史中，中国都是核心，譬如众星拱北辰。

（丁）德国哲学的中国源泉
比伊特·陶茨教授继续说：
歌德的诗篇让我们分享了18世纪的德语文本有关中国的宏大叙事，其中也可看出中国在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它缘起于在该世纪初来自远方的复杂意象，其中包含那纯正和本质的哲学范畴——“汉字密码”（Chinese Cipher），它们后来被归纳为抽象概念和修辞形式（修辞学术体系）。〔按：“汉字密码”指：汉字作为表意文字所蕴藏的知识库——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道理与哲理、形而上与形而下、普遍性与抽象性……。所以德里达确认，汉语模式在莱布尼茨项目中的作用，是作为产生西方哲学的基石（cornerstone in Western philosophy）〕。
得力于文献传统的中华文明及其稳定性和持久性，成为18世纪德国哲学和政治的典范。此种文献构成了哲学的语料库。欧洲启蒙运动的作家们敬佩中国历史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它是一个不间断的创造过程。耶稣会士翻译其文献，揭示中国的社会结构。被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中国意象广泛影响了欧洲的哲学研究，由此，中国与欧洲的写作——尤其是神学和社会方面的——密切相关。这些读物使启蒙思想家们感到，欧亚大陆两边的无限差异也能够在思想上达成普遍一致。“中国为沃尔夫提供了一面修辞之镜，他通过对照来叙述新的哲学观念，使之合法化。”
就像他在几十年前希望的那样，莱布尼茨改进了“汉字秘钥”；从而破译中国语言，使它变成了解自然的钥匙〔按：虽然莱布尼茨不懂中文，但他从翻译文本中撷取汉语概念；尤其是它的关于天人关系的抽象意涵，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作为欧洲哲学与科学前身的“自然哲学”，后者源于《易经》〕。其方法便于现代早期的科学家掌握，用汉语的“表意”帮助他们自我启示。
西方中心论的批评者已经证明，在18世纪的上半期，启蒙普适主义思想来自介绍那些权威性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书籍；它们与新出现的欧洲写作模式有关联，也确实促成了欧洲世俗哲学的繁荣。
大卫·波特指出：在18世纪的欧洲，解读中国文化，讨论与此相关的语言理论与语言的合法性；这一过程显示了中国书刊和中国哲学都是怎样变成了欧洲各国通用语言的媒介的，早期的启蒙学者们正是通过它来表达自己的。
正如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所说，在19世纪初，德国思想家“发现”道家这件事，是向迷恋儒家的欧洲启蒙运动投射了新的光芒。杰弗里（Jeffrey Librett）展示，德国接受中国思想是持久的，它超越了从莱布尼茨的崇儒和黑格尔的仇华。启蒙运动与儒学交融这一历史特征注定德国稍后热衷于道家。〔按：多位西方学者揭示：从马勒伯朗士（1638—1715年）到海德格尔（1889—1976年）这三百年间，几乎每一代主要的欧洲哲学家都是在中国思想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进行创作的；其中的大多数人所受到的如此影响是纵横与层累的；而且越是蔑视中国的，其理论越是具有“中国性”〕。
陶茨教授接着说，在1800年左右，西方哲学度过了一段精彩的汉语表意与修辞的生涯；而后则翻脸无情、反目为仇：说中国像长城或木乃伊一般的停滞，在“历史进步之外”，也在“哲学之外”。然而实际上则相反的：作为知识形象的中国则开启了现代历史，特别是作为现代欧洲序曲的启蒙运动是由中国文化谱写的；作为人类与神圣的统一体，中华文明使人类对自然秩序的追求合法化，这最终导致了欧洲的世俗化（“神的社会”→“人的社会”→“天下文明”）。
一旦揭示西方哲学中的中国之实际存在，这就意味着把西方哲学的权威置于危险之中。尽管刚开始是儒家迎战基督教神学（启蒙运动），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但总的来说，西方知识产权的光谱迄今未受挑战。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论的误导下，中国作为普遍理性的指示器（indicator of universal reason），竟然象征着“异端”；故而，所有的有关西方思想的历史模式都拒绝承认中国作用。
康德、黑格尔的中国源：
1.《易经》及儒家：自然哲学、形而上、辩证法（阴阳）……。
2.汉字密码：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道理与哲理、思维与思辨、逻辑与逻格斯……。
3.纵向：中国思想→莱布尼茨→沃尔夫→康德→黑格尔……。
4.横向：A.康德←斯威登堡（共济会获得的中国智慧）。B.黑格尔←斯威登堡＋雷穆莎（法国汉学家。黑格尔去巴黎拜访获得教诲和资料）。
 图：在不到两百年的时间德国从很原始、极野蛮的状态变成现代文明的主角之一，为什么？那就是它和其余欧美一样，在幸遇“天时地利”的情况下全面引进和充分绽放中华文明的成果。

——摘自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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