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届上海长宁区高三一模作文《说理与恳求》范文5篇

长宁区（5 篇）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有时通过说理未能让别人接受自己的主张，通过恳求倒可能让别人接受。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和思考。

要求：（1）自拟题目；（2）不少于 800 字。

卸下肤浅的心防

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发现，通过说理我们无法让别人认同的主张，通过恳求倒可能让人接受。   这无疑要警惕与反思。同样的主张，仅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于我们面前时，为何我们会采取相左的接纳态度？

说理作为一种交流形式，具备其“棋逢对手”的特质。古希腊先哲间的交流游说，援引星河宇宙的脉流，挖掘生命诞生与消逝的去留，他们相互之间的沟通辩论可称作说理；萨特与加缪的拥护者就存在主义各抒己见，这都可以被称之为说理。

反观恳求是一种自行放低姿态，以请愿的态度满怀谦卑之意向他人希冀认可的行为，与说理最大差别即在于持主张者与待说服者间存在心理地位的落差。

那么为何现在的人们往往倾向于悦纳恳求者的见解？费斯汀格在认知失调理论中指出，在个体接受到与自己的经验认识所违背的理论与信息时，为避免新理论与旧认识相互冲突碰撞带来的心理紊乱与紧张，往往倾向于坚定否决乃至全然无视新的理论。当他人以清晰缜密的逻辑呈上他们的见解，轻而易举地将我们秉持已久的观念击碎为迂腐颓败的齑粉时，我们很容易感到恼怒，因为我们心中的权威自我受到了挑战。在这种愚蠢的倨傲的摆弄下，我们固步自封，竖起排外的高墙，缩身与严实又封闭的信息茧房。

而当人们恳求我们时，我们似乎得以站在更高处俯视他人，自我的地位得到巩固，我们便卸下防备与敌意，自我陶醉地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倾听他人的诉说，沾沾自满于自己所谓高尚的开明兼听。      这时我们所做的与其说是接纳新的思想，倒不如说是一种施恩，一种垂眷。

不必多言，任何的俯首帖耳般的恳求都完全可能是宣讲者的刻意演绎，只要拿捏住庸人的接纳心理，待割的韭菜可称得上俯拾皆是。若说有思想与判断力的人是会思考的芦苇，那不如称这类人为盘节的脆竹。看似坚定不移，实则只要找准其弱点略施小计，就可将其拦腰折断，在空空如也的竹芯灌输所愿的一切。幸运的话，或许这会是发自肺腑的忠言；更多情况下，是剑走偏锋的歪理和毫无意义的糟粕。

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便是我一无所知。真正的说理者有自己的骄矜，不屑于藻饰言行将真理塞进愚人填满废料的脑袋，他们只愿与智者谈天说地，享受思想的碰撞与破茧新生，或慷慨倾囊将思想授予求知若渴的、真正褪尽肤浅的明理之人。

因此，唯有保持对他人见解一定的判断力之下，直面自己的浅陋无知，方能汲取他人的智慧， 而不是被居心叵测的“恳求者”玩弄于股掌之间。

缺少标题

“宁做我”方能成我今之众人，多恳求他人使其纳己之见，何如？殆矣！

“理”本是逻辑的集合，世间万物皆可通过剖析其中逻辑以将理“说清道明”。然而，它却仍难以撼动他人经过数十载已然形成的价值体系。面对此番境况，有人通过恳求来使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张，因为人性深处本有着渴望认同的本能，这本无可厚非。

然而，问题在于这是否就是我们可以不顾尊严地恳求的全部理由？

从容，提出了我们至今都奉为圭臬的“求同存异”。倘若当时中国为谋求他国认同而无底线地恳求，又会是何种局面呢？通过恳求而获取的认同是虚假的认同，这种虚假的认同固然可以鼓吹优越感的城堡遍地开花，但这样的城堡却精神凋敝，在单一的认同里丧失了辩证的思考，在重复的观点里遗失了灵感的微光，最终，我们难免沦为老舍笔下没有主见的牛天赐，思想被外界所役使，行为被他人所裹挟。达摩克利斯之剑，刀光凛凛，已悬尔顶！

每个人的主张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于听者而言，他人的主张能作为提升与完善自我价值体系的助燃剂；于说者而言，通过说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也是在与他人交流。没有谁一定要让听者接受自己的主张，也没有谁一定要接受说者的主张。罗素有言：“多元乃万物之本源。”纵观历史的长河，那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无不源于多元思想碰撞的火花。   墨家讲“兼爱”，儒家讲“爱有等差”，儒家讲“奋发有为”，道家讲“清静无为”，孟子讲“人性本善”，荀子讲“人性本恶”……不同的主张荟萃于那个时代，每个流派通过说理来提供对世界的看法，以探寻一个更为广博的生命气象，而不是一旦自己的主张不被别的流派接受，就得“恳求”。

然而，仍有人会问：“这是否意味着个人主张就应该与他人完全相悖？”实则不然，人因思想而伟大，通过说理的方式将自己的主张表达清楚是有理性的人的重要表现，但说理的时候，我们要想清楚说理的目的。说理的目的不在于说服别人接受自己，也不在于刻意特立独行，为与众不同而与众不同。增进说理者和听众的理解力才是说理的目的。

《世说新语》中有言：“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坚持用说理来阐述自己的主张，同时兼容并包、求同存异，而非拘囿于为寻找认同而恳求。一句“宁做我”已然道尽一切。  

以理服人才能以情动人

似乎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见到人们试图以情感外露的恳求使人接受自己的主张，而理智的思考在日常交往中慢慢弱化，而这反映了一种较为极端的思想的演化。

为什么说理不能让人信服呢？大概或是说理者与未被说服者之中有人不能纯粹、理性地思考问题。或者说，是情感成为了我们思考、认识事物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并非理智。这是一种社会性的，思维质量的全面下降与退化。

而我认为，理智绝对是我们生活、思考、与人交往时的第一依靠。我们需要在发表自己言论说服他人，或是决定是否接受他人思维前，先做出理性的思考，才能得到较为正确的答案。因为理智才能使你权衡利弊，让你知道这一观点是否确实可靠，而依靠情感的说服，则说服的基础是我们与他人的私交，并非基于事实和逻辑，于是就会变得十分不稳固。人际关系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别人对自己的主张态度的变化。而基于事实的说理，则会更加稳固而坚定。

且伟大的变革与思想的进步，都需要逻辑严密的说理，而这种说理并非一定要建立在面对面交流上，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同调。康有为梁启超难道是与光绪帝私交甚笃才使之同意变法维新？陈独秀难道是极其钦慕西方学者才将民主科学思想带至国内？显然，促进我们进步的主张的实施，并非靠情感，而是根据现实情况，也即思维上被理性说服后，才得以实行的。

同样的，试图以情感为媒介说服或者被说服，会是我们被局限于情感。以情感为主导的思考和行事方式，也使我们格局变得狭小，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不尊重。

然而，在理智的说理的前提下，情感不是没有其作用，恳求的行为充当了人与人之间的粘合剂，   促使我们更好地沟通。因为人的日常生活交流不可能全是冰冷的逻辑，温暖的交流，情感的慰藉才能让我们的声音被更多人接受，这事实上是思维、主张的社会化。   就像电影《流浪地球》里初中女生韩朵朵在全球广播中那句真情流露出的：“希望，是这个时代像钻石的一样珍贵东西。希望，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方向。”使得无数已准备离去的救援队即刻调转车头支援。其他救援队这样的行为是基于理智的考虑，更是被其真挚的情感所打动。

所以说，说理才能让人真正地接受自己的主张，而充满情感的恳求，能让人更迅速、更舒适地接受他人主张。在思考说服或是是否要被说服的过程中，理智应该占据主导地位，是建筑中的钢筋，   主体。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了充满感性温度的纹饰，也即情感的交流，人们才会走进我们的建筑。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哲学家认为：“人是情感的动物。”在很多时候，人的情感是凌驾于理智之上的。  

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小女孩经过窗台边时不小心打碎了母亲的花瓶。愤怒的母亲提着扫把冲了进来，此时小女孩应该做何反应？是冷静地对母亲说“您的花瓶本应放在客厅里，现在却放在了稍碰一下就会摔破的地方，我只是正常地走过去而已”，还是表现出愧疚，真诚地道歉恳求原谅后再表达自己的委屈？

由此可以发现，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当我们情绪激动时，先“以情动之”远比“以理服之” 来得有效。先通过恳求，使得对方从情感上体谅自己，获得认同感，得以拥有使自己的说理被他人接受的机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你“恳求”了对方，对方愿意倾听你的诉求，对方就接受、认同了你的主张——如同母亲对待女儿那样。

当这种主张是无理、甚至是过分出格时，对方完全可以无视你饱含深情的请求。譬如你恳求老师告知你期末考卷的答案，难道老师会因为你的真诚而欣然同意？

因而，我们可以得出，当我们需要通过恳求让别人接受自己的主张时，“晓之以理”仍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比方说李密的《陈情表》。司马灭了蜀汉，又篡曹魏的位，李密身为蜀汉旧臣自然十分抗拒司马政权，可皇帝却希望通过任他为官来笼络旧臣，用察举征辟等各种方式逼迫他。此时李密处在艰难选择的境地。倘若他一身忠直，满口雄辩地面对司马皇帝，列出不愿入朝为官的十条理由，条条切中要害，那么司马皇帝可能放过他吗？他不想为官的诉求可能被接受吗？

所以他写了《陈情表》，先放下身段，叙述自己的悲惨，称当朝让他“沐浴清化”，恳请皇帝先放他照顾祖母，但是在以情感人、恳求皇帝的同时，他仍然不失委婉地“晓之以理”——既然晋朝以孝治天下是国策，既然晋武帝对老年人那么照顾，那么皇帝一定会恩准自己“乌鸟私情，愿乞终养”的心愿。   皇帝怎么可能违反自己制定的国策？这样严密的推理逻辑，才是让司马炎心服口服的关键。

如此的例子更是数不胜数，如触龙以父母爱子心切之情同化赵太后后，又说出了“父母爱子女应为之计深远”的道理，最后成功说服赵太后让自己孩子为质于齐；曹操恳求关羽放了自己时，不但向关羽求情，也同样以“义”说之……

我们本就是情感的动物，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确会被说理者真诚的请求所打动。我们也是有思想的人类，被真情所感后，我们更容易去倾听对方的说理。常听新闻说当代社会“戾气”太重， 我想“戾气”的表现无非冷酷无情和蛮不讲理。我真诚地恳求人们在表达自己主张的时候能有“恳辞求情”的柔软，同时立足于说理逻辑的严密。晓之以理和动之以情的结合，是更易于让别人理解自己的一种方式。  

人是情感的动物

生活中，人们常常需要劝说别人接受自己的主张，而如何成功说服别人可能是最重要也最难回答的问题。说理的逻辑、论据无疑是首位要素。劝说别人相信自己，首先需要内容本身是合理的。只有当所提出的观点本身合于情理的时候，劝说才有成功的可能。

然而，人终究是情感的动物。尤其是在生气、悲伤等较强烈的情绪主导时，人们往往难以理智地分析利弊。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的直言劝说是写给李世民的，然而纵观古今，有几个领导能有李世民的度量呢？这时，劝说就需要被加上一层外衣，让被劝说对象首先愿意稍微冷静下来，听你说话。如果连接近被说服者都做不到，还谈何成功说服他人呢？

这一层外衣可以是言辞的恳切，可以是语气的委婉。总之，应当是能让人接受、乐意去倾听的。   当人的感情同样遇到动情的言论，人就会偏向于放下戒备，接受劝说，至少相比纯粹的大道理要好很多。无论是李密的《陈情表》还是诸葛亮的《出师表》，无一不拥有真情实感，这样才能一下子吸引住那些劝说对象，让他们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偏见去感受、接受他们所要坚持的道理、论述的主张。所以，说理固然重要，但营造让对方倾听的氛围同样重要，否则再怎么丝丝入扣的说理也只能是说理者的自娱自乐罢了。

但提倡采取言辞上的技巧，甚至是恳求来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说理，绝不是轻视理性的论述，相反，恰恰是保证理性不失去其价值的前提条件。《古文观止》中记载的《触龙说赵太后》就是劝说时恳求和说理的完美结合。秦围困了邯郸，赵向齐求救，齐以长安君为质于齐作为出兵救赵的条件。   但长安君是赵太后最疼爱的儿子，她怎么舍得？面对直谏的大臣，她盛怒！这时的触龙该如何劝说呢？

触龙不像别的大臣，只关心赵国利益，不顾赵太后的儿子长安君的死活。他完全理解为人父母疼爱子女的心理，在此基础上对赵太后因势利导、推心置腹、诚恳曲谏。赵太后最后接受了触龙的主张——让长安君质于齐，齐出兵救赵，解邯郸之围——因为赵太后既被触龙的理折服，又被他的情打动。赵国那么多大臣，只有触龙是既考虑赵国安危，又考虑到赵太后的儿子长安君的前途。触龙讲的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已经成为千古名言。

其实，无论理性的说理还是恳求的语气，都不妨站在对方角度考虑问题。劝说的对象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她有她的铠甲和软肋，只有掌握人性的特点，才能使说理启迪对方的心灵。

说理的艺术是一个永远值得探究的议题，只有不断磨练思维与口才，不断深入体察人心、理解人性，学会体谅与慈悲，才能在说理的道路上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