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民谈公共外交 | 去新加坡介绍中国外交和“一带一路”（一）

  作者：吴建民

  1939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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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首批代表团工作人员。

在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音频

正文

 Foreword

“一带一路”是和平的倡议、合作的倡议。如果说有什么政治目的的话，那就是追求欧亚大陆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欧亚大陆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不仅对中国有利，而且有利于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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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

2014年7月14日，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专门来办公室会见我。他转交了新加坡外交学院院长塞尔维拉贾大使的邀请信，请我去新加坡外交学院讲课，介绍中国的外交政策。

新方希望我能够在2015年第一季度成行。罗大使还说：“您去新加坡的全部费用由新方负担，届时我们还会安排新加坡外交部的领导和智库人士与您会面。”我对罗家良大使的好意和塞尔维拉贾大使的邀请表示感谢，并说：“新中两国关系很好，我尽量争取在明年第一季度去。”

2015年3月9日，我乘新航飞机赴新加坡，飞机晚点一小时，到达时已经是当地时间23∶30。

段洁龙大使，2013年5月起，任中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

我一出机舱门就看见段洁龙大使在门口迎接我，我们认识多年了，见面很高兴。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樟宜机场贵宾室，塞尔维拉贾大使正在那里迎候我。

塞尔维拉贾大使是新加坡一位有经验的外交官，他曾在多国担任大使。他现在还兼任驻丹麦的非常驻大使，每年去一次，待一周时间。

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相谈甚欢。他告诉我听课的大约有50名年轻外交官，其中还有3名文莱的外交官，问我是否介意。我说欢迎他们听课，也欢迎他们多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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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上午，根据新加坡方面安排的日程，我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座谈。东亚研究所是李光耀先生倡议成立的，重点是研究中国，现任所长是郑永年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郑永年所长我见过多次，他研究中国有其独到之处，有些观点也引起国内的重视。主管新闻宣传的领导还专门会见过他，听取他的看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部分研究人员与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合影。后排站立者（左起）分别是：黄朝翰、郑永年、黎良福。

我们这次会见是在东亚研究所一个大会议室举行的，来了大约40名学者，为首的是郑永年所长，还有前任所长黄朝翰先生。他是新加坡一位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2004年至2008年，我担任东亚思想库网络中方协调员，出席过许多思想库网络的会议，黄先生是新加坡的代表，我们多次见面。

座谈会由郑永年先生主持，从沈大伟3月7日在《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谈起。这篇文章危言耸听，预言中国要垮台。在座的新加坡学者们对中国国内的形势也非常关注，向我提了18个问题。

从提问可以看出，他们一方面对中国取得的进步、发展感到由衷的高兴，对新中合作表示满意；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目前面临的各种挑战也不无担心。

我在会上主要讲了以下看法：

一、沈大伟预言中国要垮台，这并不新鲜

过去三十多年，西方多少人都曾经预言中国要垮台。但是，中国不仅没有垮，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好。

为什么“中国要垮台”的预言一次又一次被事实所粉碎，但总是有人不断要预言中国垮台呢？因为一方面，世界上确实有一些人对中国有偏见。他们不喜欢我们的国家，不喜欢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喜欢中国共产党。他们从偏见出发，希望我们垮。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看到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估计中国人过不去这个坎，要垮。他们低估了中国人应对挑战的能力。“中国垮台”的预言，不仅不会使我们垂头丧气，相反会激励我们加倍努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妥善地应对面临的各种挑战。

二、我本人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总体上是乐观的

这是因为：

（一）世界大局对中国有利

从世界大局看，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和平与发展是今天时代的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当今时代的潮流，中国顺应了这股潮流。解决各国所面临的问题，改革是正确的选择，而不是通过战争与革命。

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颜色革命统统以失败而告终，这是时代主题变化所决定的。中国从1978年就开始改革，占了改革的先机。世界大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稳定。

（二）中国人心思定

从中国国内的形势看，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和平的一段时间。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段和平时间来发展自己。过去的动荡和今天的和平、过去的衰落和今天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老百姓不希望乱，人心思定。

（三）三个根本因素在起作用

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三个根本因素。

一是中国领导人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目前面临的发展机遇，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这个机遇千万不能错过，必须一心一意搞建设。从邓小平到习近平都强调要抓住机遇，抓住机遇的关键是改革，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全面深化改革。

尽管中国今天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横向比较一下，中国政府总体上是做得很好的。请问有哪个国家能在30多年中让7亿人脱贫？

1979年9月22日，全国首家民营企业——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在上海市香港路59号正式开业。

二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民营经济是零，今天已占到中国经济的65%，提供中国75%以上的就业机会。群众中蕴藏着发展生产力的巨大热情。

三是中国的经济已经同世界经济连成一气。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和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以上三个因素是根本性的，会推动中国不断前进。

三、中国人应对困难和挑战的能力不可低估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转危为安，而且迎来了大发展。1989年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制裁，中国政府通过各种努力，不仅打破了制裁，而且迎来了中国外交的黄金时期。今天我们虽然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对付。

中午，郑永年所长等人请我共进午餐。郑永年告诉我，他正在写一篇大文章，有六七万字，是关于中国外交可能犯的颠覆性错误。我表示：

2014年是中国外交的丰收年。王毅部长3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满怀信心地对中国外交进行了展望。同时，必须看到2015年对中国是一个大坎，内政外交均面临着许多难题和挑战。

你从新加坡的角度看中国，指出中国外交可能犯的颠覆性错误，这样的文章在中国大概没人写。你来写，旁观者清，可能对我们有警示作用。我期待阅读你这篇文章。

在饭桌上，我们讨论了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大家都认为“重返”这个词不恰当，因为美国从来就没离开过亚洲。我谈道：

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这是400年来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但转移是一个很长的过程，目前这个过程尚未完成。美国作为当代唯一的超级大国，当然要追随国际关系的重心。

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重返亚太”是必然的。当然美国“重返亚太”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中国和其他亚太国家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亚太地区是中美两国利益会合点最多的地方，也是矛盾、摩擦的多发地。但是总体上看，中美在亚太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意味着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虽有摩擦、矛盾，有各种各样的纠葛，但合作是双方关系的主导面。

其次，绝大多数亚太国家，都不愿意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队，不支持美国重返亚太针对中国的这一面。我们对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要应对好，不要使之成为中美在亚太地区迎头相撞的起点。

希望东亚研究所除研究如何应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外，还要研究当代的思潮，特别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两股思潮正在全世界泛滥。国际上对此研究得不够。思潮来了，大家都会受影响，而且人们有时在思潮影响下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两股思潮可以对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郑永年教授赞成我的观点。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吴建民谈公共外交》吴建民著（出版于2017年）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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