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 | 我的大学岁月（中）
我喜欢看书，小学时，遍寻各种读物，甚至连有印有铅字的纸片也不放过。父亲当时是大队会计，有条件看公社为各生产大队订阅的《参考消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浙江日报》、《红旗》杂志等。只是由于山区交通落后、邮路不畅，邮递员常常是一周送一次，一次一沓。好在，那时候报纸大多数时候是每日对开四版，特殊的日子，最多也就是八版，几份报刊一周的量也不太大。这些报纸取来后，基本上是放在大队屋里，父亲有时候会带回一两种，我近水楼台搭便车看看。知道很多当时的国际国内的时政新闻和议论文，西哈努克、阿拉法特、齐奥塞斯库、卡翁达、金日成、霍查这些外国人的名字都是看报纸才印在脑子里的。
儿童时代，最喜欢看的自然是连环画和小说。我有一个关系好得不分彼此的发小，他爸曾是我父亲的得意门生，解放后不久就去部队服役，喜欢买书看书，家里因此有不少藏书，五花八门。发小本人不怎么喜欢读书，他家的这些书，基本上都是我的菜。记得家里有一部已经被翻烂了的民国时代印行的《康熙字典》，有几寸厚，封皮都已脱落，书脊粗糙的麻线网格若即若离地罩在密密匝匝的纸楞外面。这本字典一直摆在父亲卧室的床头，实在没有书可看了，我就只能去翻它。
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去大姐工作的公社卫生院玩，瞎走瞎撞，进了购销站的废纸仓库，里面居然胡乱堆放着很多捆从各处收缴的图书，按惯例这些书都将送到纸厂化浆。我偷偷从里面捡回了十几本感兴趣的书，主要是翻译进来的国外文艺作品，童话，小说，科普书等。记得其中大部分是苏联人的作品，如《呱呱叫的旅行家》、《乡村女教师》、《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马雅可夫斯基诗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此后抽时间把它们都读了一遍。因为文化差异太大，囫囵吞枣不求甚解。
中学阶段，读了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红岩》、《红日》、《铁道游击队》等新时代革命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小说，以及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家的散文集，勤快地摘抄了很多精彩句子段落，比如刘白羽的写景状物、秦牧的谈天说地、杨朔的叙事抒情。冯德英的《苦菜花》、孙犁的《风云初记》、曲波的《林海雪原》、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长篇小说，当时尚未开禁，只能私下偷偷传阅。
总的来说，进大学之前的课外阅读条件和环境对我这样的书呆子来说是太不理想了，小学阶段自不必说，真是要什么没什么，连“五七”中学，也没有图书室。读课外书，基本上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嗷嗷待哺。我同桌方秀峰同学的爸爸曾是语文教师，家里有不少好书，时不时会带一些来学校与我分享，稍稍缓解了“书荒”。
进了大学，读书的条件简直可以说是鸟枪换了炮。别说是杭州大学本部图书馆的浩瀚藏书，就是系资料室里藏的一两万册书也让我叹为观止了！
对我这种喜欢胡读乱看的人来说，此后的几年里，真好比是鸬鹚落到鱼群，老鼠掉进了米缸，饕餮大餐摆在了饿鬼眼前。大学四年时间，除了课业，我的时间绝大部分都泡在了系阅览室和学校图书馆里，花在读自己喜欢的书上面了。饥不择食，什么都读。文史哲艺的、科学技术的、社会时政的等等，真可谓读得如饥似渴、废寝忘食。
文学作品读得最多，几乎那时系资料室里借得到的文学作品我都看过。我看过的小说中，大部分是外国小说的中译本。小说家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契科夫，他的短篇小说集，我不只看了一遍，一度起意要模仿他的风格写短篇小说，终因学业紧张没有时间而作罢。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和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看得我十分难受，一遍后就再不想看了。梅里美和夏多勃里昂等这些浪漫主义作家的小说，让我着迷，如《卡门》和《阿拉达》，不过我更喜欢后者里面透出来的那种带着颓废气息的乌托邦浪漫主义，很有一种梦境般的优美永恒情调勾引住我的思绪，那种调性，三言两语说不太清楚，几年后我在卢梭和夏加尔的画中，似曾相识。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讲述的故事实在太动人了，只看一遍，那种精彩的情节和对白就印在脑海里了。我对蒋学模先生的景仰，源自他是这本书的译者，而并非他主编的那本发行千万册的《政治经济学》。蒋先生的译笔如此生动流畅，实在不服不行。只是，他如此好的文学功底，转行去做枯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教学工作，真是可惜了！
英国、德国的作品，比如歌德的《浮士德》、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等，总觉得过于理性和晦暗，阅读体验不太好，不是令人内心沉重，就是一头雾水。美国人的作品，则有一种说不出的土气，故事过于单纯，讲述的多半是残酷而执着的人生奋斗、逆袭之类的故事。杰克伦敦的也好、海明威、德莱塞的也好，这个路数的东西，并不十分合我的口味，因此也谈不上喜欢。在复杂性与深刻性的统一上，美国作家似乎缺乏技巧。不过，麦尔维尔《白鲸》是个例外。头一次是慕名而读，不甚了了。后来倒是读出了一些自己的体会，随着岁数的增大，对于这本书的理解深化了许多。贯穿全书精彩绝伦的场景叙事，以及其中潜藏着的宗教气息都是相当具有冲击力的。以海洋的波澜壮阔澎湃恢弘与人类的庄严崇高意识作为演绎的两个对比鲜明的场景，将白鲸的强悍、吊诡、神秘，与主人公亚哈自我救赎般的坚定意志和决绝行动嵌入其中，使其充分演绎和创化。
我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的同班同学，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W君，与我同一年考入杭州大学，他进了中文系。我常常抽空去他的寝室玩，也因此而受到了中文系学生阅读时尚的影响，当时他们上外国文论课，要看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散文文艺理论家的合成）的东西。我这位同学的室友中有别林斯基的狂热崇拜者，睡在上铺的他，靠墙一面摆着一套刚出版的《别林斯基选集》。他们在聊体会，我便若无其事地在边上听。或许是受到那种氛围的感染，我后来也去学校图书馆借了一卷《别林斯基选集》来看。老实说，我除了对其中充满激情和富有文采的超长句子印象深刻，其他就再也没什么体会了。这大概属于东施效颦、附庸风雅式的阅读。
传记类的作品，也读了不少，最喜欢的是卢梭的《忏悔录》，真是读得不忍释卷。这部故事性、艺术性、思想性俱佳的传记，阅读体验是难以形容的，不知为什么，常常不知不觉地将自己代入进去，思绪和情感都与传主同频共振，读完后，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我是如此喜欢这部书，几次起意不归还图书馆，想要据为己有，哪怕罚款我也认了。后来新华书店有得卖，我就买了一套，把借的还了回去。
大三那年，一次在课堂上偷偷地读刚出版的《彭德怀自述》，感动到不能自已，居然涕泗滂沱，狠抽鼻子，发出的动静差一点引起老师的注意。与此完全不同的阅读体验是读俄国人古留加写的《康德传》、《黑格尔传》，这两本书读得我至为沮丧，实在是枯燥，时断时续，最后还是半途而废，没有读完。梅林的《马克思传》，是当时课程指定的阅读书，大家都说好，我却是备受煎熬才勉强读完的。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为啥那么多重要人物都推崇这本传记。
本国的文学作品，除了大一大二开设的《中国古代文学欣赏》这门课布置必读的各种体裁文学作品，课外还阅读了四大名著加上《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七侠五义》、《老残游记》和《廿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三言两拍》因为故事性强，篇幅又长短适中，自然是我最爱看的，其中有不少篇目看了还不只一遍，比如“赵匡胤千里送京娘”、“卖油郎独占花魁”之类。大一下学期，配合中国通史课程，我把蔡东藩的《中国历朝通俗演义》通读了一遍。
那个年代，真是个文学的年代，不喜欢文学的大学生简直让人侧目。班里有几位惜时如金的年长学生，从不看小说之类的文学作品，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他们起早贪黑，不是背外语单词就是背专业课的书本讲义，对与课程无关，不能增进考试成绩的其他事情毫无兴趣。
文学是用来建构理想、塑造气质和滋养精神的，所以，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不论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多多少少都有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文化气质。无论理想的内涵多么不一样，这种气质都是动人的。每当我翻看当时的黑白照片，都会重温并感动于这种精神气质，为后来大学生群体的世俗化、物质化、平庸化、现实化而叹息。
学的是与文学毫不搭界的政治经济学，可不少同学有作家的梦想，沉溺于文学创作。比如，三组的SUN同学，四年里面一直坚持写小说，当然都是短篇，写了改，改了投，投了退，百折不挠、矢志不渝，似乎终究也没有正儿八经地公开发表过作品。他只比我大两岁，属于可以聊得起来的同学，知道我喜欢看文学书，就引为同道，有时他也会把部分章节给我看看，让提提意见，可我哪里提得出来。
小说外，艺术类，特别是绘画艺术类的书，也是我很喜欢看的。大型画册，系资料室是没有的，必须去学校本部的图书馆才能看到，而且概不外借。所以，一周就要抽一两个晚上，吃完饭后步行两三里路去本部图书馆过眼瘾。艺术类的书，有几本书，我读得认真，印象也深刻，一本是迟柯写的《西方美术史话》，一本是丹纳的《艺术哲学》，还有就是《罗丹论艺术》、《达芬奇论艺术》这类的。迟柯的书今天看来相当浅显了，没有什么学术深度和创新性，不过基本知识梳理得不错，也有一定系统化，讲解很浅显，适合我这个外行作为入门读物。那时候记性好，书读得很快，也还记得住，这本《史话》上面讲到的内容，很多年后我还派上了用场。2009年，我和几个同事去西班牙马德里出差，待了几天，期间参观美术馆，里面有丰富的委拉斯凯茨以及戈雅的作品，这一伙人中，只有我津津有味地观赏，而且还能就讲出点子丑寅卯来。这都是拜大学时代读过的迟柯先生的《史话》所赐。
丹纳的《艺术哲学》恐怕是我看得最沉浸的一本非文学类著作，当时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个绿皮本，傅雷先生的译笔。
这书的版式很普通，纸张也不太好，书中的文字凡是地名、人名和术语的底下都画上黑线，一页纸的整体效果相当之奇特。这断断续续的黑线是持续整本书的，我并不清楚为何要如此处理，或许是为了引起读者对这些划线部分的特别关注。限于印刷条件，书中的插图都是十分粗糙的黑白照片，谈不上任何的色彩层次和饱和度，阅读的视觉感受确实不太好。但，所有的这些奇奇怪怪的感受都被文字内涵的价值掩去了。该书，大二就看了一遍，感受极为强烈，所谓的“受益匪浅”这四个字，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后来的几年里，我又对其中特别感兴趣的部分断断续续地重读了几回。每次读，都感受它的美妙，开首的文字就把我带到那碧空如洗、屋舍如诗、阳光灿烂、明艳耀眼的爱琴海沿岸。丹纳从风土角度解释希腊文明的起源，引人入胜。
由于喜欢书法，也借了不少字帖来临摹，除了草书，各体都有。介绍书法艺术的书籍，能借到的，我都看过，印象深刻的有尉天池先生的《书法基础知识》、费新我先生的《怎样学书法》、沈尹默先生的《书法漫谈》等。以今天的标准看，这些书都是大众读物，学术含量不高，不过我关于书法的相对系统的认识，就是它们建构起来的。书法史方面，当时似乎通史类的书不多，好在上海书画出版社刚出了一厚册《历代书法论文选》以及差不多厚的一册《续编》，繁体竖排的，看着吃力，但也获益很大，尤其是对书法的鉴赏和评论，遣词造句方面，很有助益。这两本书不仅很贵，而且一出版就售罄，借到后还是让我激动好长时间，此后个把月，我就边看边抄。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邓散木先生研究书法史及指导篆刻艺术的书，我都是边看边抄录的，手眼相应，印象就比较深刻。
看邓先生《篆刻入门》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按照他的指导，刻了一方自己的藏书印，用的是细线阳文，当时条件差，买不起专门的刻刀，我用的最便宜的那种削铅笔的小刀，石料也是最低档的那一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枚自刻的私章，虽然不登大雅，但也保留下来，成为那段岁月的一个见证。班里喜爱书法篆刻艺术的同学还有几位，他们的兴趣要比我更加强烈、专一而且持久，下的功夫要比我多得多，后来取得的成就很大，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在书法创作上守正创新、别开生面，已经跻身著名书法家行列的T同学。
大约是在我读大二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了一套介绍古代画家的丛书，几年里，陆续出版了几十种，作者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每一种大概只有几十页的篇幅，有几页铜版纸插页，印着这位画家的代表作。这些小册子，篇幅小，表述简精，读上一册就对一个画家的方方面面都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和理解。这套书不少册，我都读过，收获不小，其中的《郭熙》的这一册，很是喜欢，特别是插页上的《早春图》，要比此前看到的要精妙很多，印象自然很深刻。
本科时代的博览群书，那真是名副其实。兴趣面广、求知欲强，啥都想看，啥都能看。这里值得写一写的一件事，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一本看面相的书，具体名字记不确切了，但不是《麻衣神相》。还是民国时代以前印行的本子，不知怎么给我借到了。暑假之前我借到这本书，回家过暑假，白天参加双抢，只有夜里有点时间，先读后抄，一个多月，把一套两本书的文字全部抄下来了。相书里面插图很多，人的脸型、五官、各种纹路等等，我索性下功夫把里面的图也都临了下来。那个年代，这类属于封建迷信的书，是管得很严的，很可能还回去就再也不出借了。非老老实实原原本本全部抄录不能占有那些有趣的知识。
书读得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经典倒也很下了些功夫去理解。其中，特别值得说一说的是《资本论》。大三第一学期，我进入经济系读书后，《资本论》是首当其冲的一门大课，整整一个学年，每周六学时。系里为这门课安排了两位老师，D老师和W老师，由于原著实在太难理解，有些地方老师也讲不太清楚，我们只能去找课外辅导书。苏联人卢森贝、日本人河上肇，本国人张熏华、漆其生、俞明仁、陈征等撰著的，轮着借来比较；比来比去，我最喜欢的是河上肇的《资本论入门》（上下）和陈征的《资本论解说》，靠了它们，我这个未成年人才得以大约读懂了《资本论》这部硬书。为了读懂《资本论》中的典故，还去借阅了斯威布的《希腊的神话与传说》、沈志求等编著的《资本论典故注释》、张熏华先生的《资本论难句试解》等。
图书以外，不少杂志也是同学们的宠儿，如《人民文学》、《小说月报》、《钟山》、《花城》、《当代》、《收获》、《诗刊》、《大众电影》、《电影画报》、《中国青年》、《八小时以外》、《健力美》等。想要了解国际学术动态，可以看《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国外社会科学》等刊物。
回想起来，读大学的几年里，除了上课、吃饭和休息锻炼，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图书馆和自习室度过。即便在课堂上，我也是一心两用，耳朵竖起关注讲台的方向，眼睛盯着自己带到教室的课外书。为了不让老师发现我的小动作，就设法躲在大个子同学的身后。幸运的是，同班的WJ同学，身形高大宽厚，为人诚朴大度，乐于为我遮掩，所以，凡是不喜欢的课，我就躲在他的身后。大多数老师都不点名，我的这种隐身读书大法，终究没有穿帮。当然，也许是老师宅心仁厚，即便发现了也没有制止我吧。
逛 书 店
改革开放之初，书店里好书不多，我们的求知欲又是那么旺盛，每当有新书问世，都会在新华书店漏夜排队买书。
大约是1978年农历的年底，快要放寒假了的时候，《现代汉语词典》和《天安门诗抄》这两本书上了新华书店的书架。消息传来，大家呼啦啦地涌到书店门口，但是书店存货不足，首批告罄后要去别处仓库调货，后来的顾客只好乖乖排队等候。我记得，那次是头天晚饭后开始排队，一直到次日上午书店开张才买到，大家轮流排了整整十来个小时的队。《现代汉语词典》当时定价五块四角，差不多是一个月助学金的三分之一，在绝大多数书的定价都只有几毛钱的年代，这本词典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排队的时候，我思前想后，总舍不得下手，后来心一横才掏钱的。买到以后那种快乐真是无法形容，其强烈程度，恐怕连果粉买到新版苹果机时的感受也不能比拟。很长时间里，这本辞典都是放在我枕头边的，闻着清新的油墨香，翻开书，摩挲着那又白又薄又有韧性的纸张，不必看其中的内容，都已经醉了。
当时还有一本风靡一时的小说，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这是一本言情小说，今天看来是满满的正能量，可当时的思想环境下，书里不少情节都被认定为是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该书流行的时候，我还未成年，因此不能理解为何比我们年龄大的同学会迷上它。
嗜书如命的我，常常利用周日去城里的大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淘书。去得最多的是解放路新华书店和中山中路的古旧书店，前者在当时是杭州最大的新书书店。当时在中山中路上，古旧书店不止一家。我在这些店里，淘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书，包括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出的一些书，如龙布罗梭的《犯罪学》，还有《颅相学》、《五用英汉辞典》以及一些旧版日文书籍。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用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人民助学金购买了百来册图书。
从文二街到解放路和中山中路书店所在地，没有直达的公交车，要先坐11路公交车，去武林门换乘151或152路电车到官巷口下车，再向南步行，经过邵芝斋笔庄、边福茂鞋庄等老店铺，左手拐进一条稍窄的巷子，才到达目的地。倒腾在路上的时间，至少一两个小时，来回光是花在路上就得三四个小时，去一趟书店，得用一整天时间。起早摸黑，披星戴月，但却一点也不嫌辛苦。每次去之前，内心充满了期待，离开时，则是心满意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