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卫东 | 我理想中的大学
按：不久前，我应赵伟教授的邀请到文澜书院做了一次演讲，主题是如何办一所好大学，讲了有一个半小时左右。文澜书院坐落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旧址，位于孤山，紧邻浙江省博物馆。书院的讲习空间设置在半山腰，须拾级而上。站在大门外，面南而立，整个西湖尽收眼底。虽是初冬，但依然美不胜收。这真是一个讲学术话题的理想空间。现场来了有几十位新老朋友。其中有几位已经多年未见，但彼此记挂。在此相遇，喜出望外，不亦乐乎！
我讲这个话题，事先真的毫无准备，因为实在没有时间细想，基本上是吃老本加上以新近体验为依据的有感而发。我讲完以后，老同事、现任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的沈满洪教授和张旭昆教授都做了认真的点评。老友王自亮、连小明、张敏杰、傅允生等，也都发表了意见，有肯定有质疑。现场气氛十分热烈，以至于原定结束的时间不得不一延再延。
当时，也有几位新闻界的朋友到现场采风，事后，根据录音记录理出了一个稿子，认为值得到报纸上发一发。我以为，自己的这点陋见，都是教育界应有的常识，从业人员都该懂的，要郑重其事地公诸于众，恐贻笑大方。但碍于记者朋友的坚持，也就勉为其难，对文字做了些修改订正。
几天后，这个采访稿子，浙江日报就刊出来了。
虽然是一篇十分普通的文字，但也是多个人的襄助下才形成的，在此要各方表示谢意！
本次公号推出之前，我在已经刊布的文字外，又添加了一些内容。
19岁从杭州大学经济系本科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我已经在大学教书38年。
我时常思考，什么才是理想的大学？大学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也是最持久最有社会声誉的公益机构。正因如此，大学承担着历史和社会责任，需要追求真理，并把对真理的理解、正确的价值观内化在学生的精神里，让学生在毕业离开校园后能推动社会往好的方向走。
而一个好大学最本质的特征是尊重学问。学校的声誉是靠高水平的老师一点一滴堆积起来的。
还记得我在杭州大学工作时的老校长沈善洪。沈校长不苟言笑，他家住在杭大新村，每天走路上下班，别人跟他打招呼，他都爱搭不理。但他极为重视学术，非常尊敬学校里有学问的老先生，每每遇见都是毕恭毕敬的。有一次，历史系徐规先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去沈校长办公室找他，老先生不肯坐下来，沈校长也就一直站着陪他说话，直到徐先生落座了，才坐下来。
尊重最有学问的人，对他们的举荐可以说是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杭大当时之所以网络了学术界很多人才，基本上都是校长以才引才这种方式做到的。
当时的杭大还有一个奇观：30岁出头的博导、教授一大串。这都是因为沈校长爱才惜才，慧眼识珠，不拘一格破格提拔任用了好一批小年轻。只要有才能，就“跳着”来。如今，这些教授都已是学术界的翘楚。文科有陈植锷、史晋川、张涌泉、包伟民、徐辉、肖瑞峰、廖可斌、王勇、孙笑侠等，理科有王坚、王重鸣、陈杰诚、叶高翔、林强、朱利中等，这批人当年破格晋升的年轻人中，如今多数已经成为院士、文科资深教授、长江特聘教授，我自己也是沈校长一手扶植提拔起来的。
在杭大工作期间，我耳濡目染了沈校长的办学战略、处理问题的方式，特别是他与党委书记薛艳庄之间堪称表率的融洽合作，也激励着我去更好地体会办一所大学应该怎么办，应该体现什么样的大学精神。
真正要办好一所大学，办一所能为国家为世界做贡献的大学，很难。现在我们办学最大困难是，不能为了理想损失当下，也不能为了当下损失理想。如何才能在当下体现自己的办学理想？这是我需要不断探究的重要命题。
但我能明确的是，只有把学校的精神奠定起来，把文化和办学的厚度积累起来，我的心里才会感觉踏实。
大学是青年人读书的地方，大学生读不读书、读什么书，可以看出一所大学的学风和文化。我在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中看到的就是西南联大蔚然成风的读书文化。老师彼此之间以读书互激互励，比学赶超；学生也都崇尚读书。大学要引导、鼓励、要求学生认真读书，惟其如此，否则就不成体统，不可能成为一所像样的大学。好的大学，学生不仅要读书，而且是读“硬书”。
我本人的成长和发展极大地受益于读书，因此也喜欢给学生开书单，鼓励学生读“硬书”，即经典且思想密度高的书。
“硬书”是一个人思想的基础，一旦看懂了，吸收了、转化了，就会成为自己思想进步的主引擎，人生旅途的指南针，安身立命的坚实基础，更让学生丰富人格，在纷纷扰扰、熙熙攘攘的真实社会生活中中保持清醒、自主和独立性。马克斯.韦伯说，学问最大的功能就是实现人的“清明”。读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使人“自我清明”。
虽然现在也有人说，这个时代，没什么必要读“硬书”了。但在我看来，只要有人类，只要有社会，只要有发展的诉求，就应该读硬书。不读硬书，你就不可能有稳定而可靠的思想秩序，就不会有超然的人生态度和深刻的历史感，当然，对于社会背后的结构和动力也就缺乏应有的认识。其结果，就是凡事或者不知其然，或者不知其所以然。
我常说，虽然学生毕业的第一份工作就不容易找，但我们更要为学生的最后一份工作努力。也就是，我们要为学生提供充分动力，让他在人生漫途中，可以始终有从低轨道向高轨道发射的内在动能。这就需要学生在大学时代就有建立起高远的人生理想、较为深刻的自我认识和对社会的应有程度的理解。如果学生没有历史感，没有关于生命根本性问题的看法，他又怎么可能在很多重大的人生考验前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如此一来，他的人生一旦到了低谷就难以再冲高。
这是我鼓励读书的初衷。接下来我想在浙大城院探索全面部署通识教育也正基于此。
通识教育为什么重要？因为通识教育的本质就是让每一个学生能在具有代入性的各种各样的虚拟或者符号构建的情境里，先演练一下未来人生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尤其是涉及到事业、婚恋、价值、成功这类必定是未来人生最大选择的问题时，学校可以提供各种促发思考的教育和人际互动场景。人的一辈子不可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时候不该犯什么样的错误，这个就需要在大学阶段事先就进行某种意义上的预演和警示。大学就是年轻人面向着未来理想进行发展的重要的人生实验室。
确实，通识教育无法教会学生谋生技能，但通过这样的探求、摸索、联想和感同身受，能打下人一生最重要的底色。底色没打好，以后到了社会上想补课也补不起来了。所以，这是大学责无旁贷、必须要做的事。
眼下，我已在浙大城院工作六个多月。转公后的浙大城院在社会上关注度很高，尤其是对于我们提出的发展目标。
实际上，要在十年内把浙大城院打造成全国百强大学，是我们反复斟酌后确定的发展目标。
浙大城院以前是民办独立学院，虽然在同类学校中，是佼佼者，在社会上也有较好的口碑和声誉，但毕竟不是在强手如林的公办大学里比拼。要进入百强，看上去是个宏大愿景。这个目标看上去虽然有点理想主义，但并不是放卫星。
所谓百强，如果光是围着各种量化指标做文章，我想只要资源供给有保障，以杭州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经过努力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我考虑更多的，坦率地说不是排名，而是大学实实在在的功能和贡献。
在我心里，浙大城院的百强目标不是数据指标含义上的百强，而是学校的声誉要能在全国高校内进入百强，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能进入全国高校的百强。这需要我们通过我们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实践来完成使命。
当然，指标和声誉这两个方面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我们这个班子 要做的就是把这两个逻辑更好的结合起来，而不是此消彼长。
要把理想和现实、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办学的数字指标和功能贡献很好地结合起来，在目前的内外部环境下，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最大的突破口还是要抓住合理评价教师贡献、合理评价学生表现这两个牛鼻子。几乎全国的高校都在高呼破“五唯”的口号，但找到有效途径和举措的少之又少，有的是想破没办法，有的是根本就不想破。浙大城市学院不敢说已经找到秘诀，但我们决心回归教育初心，着力培育尊重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学校文化，最大程度地隔绝虚浮喧嚣的心态对学校发展的干扰。学校要为教师做好学问上好课，为学生读好硬书健好身心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
如果我们能够长期地坚持做到这一点，假以时日，我们的学生的综合素质，走上社会以后的表现，特别是长期表现，一定会超过很多大学的毕业生，进百强就有实实在在的保障。
我觉得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