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
1979年7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对选举制度作了一些重要改革。其中一条是把直接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范围扩大到县一级(以前只在县以下基层选举)。
杭州大学的属地是西湖区，根据刚颁布的《选举法》，杭州大学所有具有选举权的师生都可以成为选举人和候选人，投票直接选举西湖区人大代表。于是，1979年下半年开始，人大直选就在学校铺开了。选民登记的时候，我只有16足岁，没有选举资格，从头至尾做了一个旁观者。不过，我的一些同学都以高昂的激情投入到了竞选活动中去了。以当时杭州大学的选民规模，大概可以产生两名人大代表。这次选举在中国政治史上应该是很值得记住的一次，因为那真是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选举地方议员那样的政治实践。公民自己报名，资格审查，一轮一轮竞选，最后选出代表。
参加竞选的大学生，要争取同学们的选票，就必须有自己的施政纲领，还要广为宣传，公开演讲自然是必须的作业。
初选那一轮，各系杀出的几位口才最好的同学，踊跃各显神通。有一次，好像是秋天，一场辩论会设在杭州大学东三（外语学院）楼前的大草坪上，这个草坪东面的办公楼好像是地理系的，南面的东二是教育系的办公楼，邵逸夫科教馆那时还没有建造。三幢房子围成的那片开阔的草坪就成了竞选聚会的最佳场所。那场辩论有四位参加者，外语系的WU同学、中文系的YANG同学、政治系的YE同学、数学系的TANG同学。其中，YE和我都是七八级，都属兔子，但他的岁数比我大整整一属，已近而立之年。Y同学一表人才，具有强烈的政治激情，在我们这批同学中，属于各方面都很成熟的先行者，尤以文笔和口才见长，特别擅长在大场面上演讲。他在杭州的民间社会，早已经是颇有影响力的民间政治领袖，甚至在全国也都有一定影响。他在初选中脱颖而出，大家都很高兴，为他自豪。这次公开演讲，我们系里不少同学都自发地赶去那儿为他捧场助威。
仲秋时分的正午，阳光明艳而不毒辣，金风和煦，十分舒适，当天下午没有课，我们自己带着搪瓷碗在本部东门的食堂打了饭菜，到草坪上，或站或坐，边吃边听。四个系的部分同学围拢在一起，作为演讲的听众。轮到自己的同学上场演说，一定会使劲鼓掌吆喝。我记得，当时好像是WU同学，在演讲中声嘶力竭、慷慨激昂地承诺，如果当选，就一定会取消周六半天的政治学习，引起了听众热烈的掌声；还有演讲者承诺当选后废除香烟票证、改进大学生住宿条件、放松校内纪律管制如夜里寝室不熄灯之类，总之，五花八门的施政纲领都摆到了大家面前，主要内容还是为大学生争取权益。
这种不是打砸抢的，和平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政治生活实践，对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实在是非常新鲜而有吸引力的。当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国民的权利意识开始觉醒，有着极强的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意愿与激情，但不得不承认，我们并不具备驾驭选举民主这头猛兽的应有能力。事情似乎在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这引起了相关方面的高度忧虑和紧张。
众所周知，这场直选后来的结局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故事。不过，作为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次宝贵探索，它留下了一道深刻的印记，而在我的脑海中，它的印象也是一直新鲜而不褪色的。
一次震撼心灵的遭遇
1979年的农历年末，快要放寒假了，我去湖滨的杭州书画社买一些回家要用的年画之类的东西。经过延安路与解放路十字路口，正在专心走路，突然被人用力拽住了手臂，因为毫无心理准备，真是吓了一跳。定睛一看，眼前是一个不认识的中年妇女，衣衫褴褛。她身后，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席地而坐，前面摆着一只破搪瓷碗，还有一张邹巴巴的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她们在乞讨，在大庭广众之下，这让我无比震惊！此前我从未见过乞丐，虽然农村的生活很艰苦，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外出要饭的，而且书本上也从来不承认我们国家有乞丐。因为实在过于突然和震惊，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应这两位乞讨者的请求，我口袋里的钱都已经在刚才的采购中变成了年画之类的，搜遍全身的几只口袋也只凑了一两毛钱，交给他们，口袋里还有几张粮票，愿意给他们，但他们只要钱，不要别的。我似乎被刚才这一幕震晕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学校的。我至今不清楚，为何当时的反应会如此强烈，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回到寝室后，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同学们的反应很不一样，有的和我一样震惊和不解，有的则是疑虑，认为我遇到了装成乞丐的骗子，还有的居然认为这是阶级敌人在背后操纵故意给国家抹黑，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叽叽喳喳，讨论了半天，似乎也没有定论。事情虽然过去了，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总是思考着这件事，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大街上还会有乞丐？！带着这个问题，我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农村经济学等课程，当时还没有开设发展经济学这门课程，不可能知道有托达罗模型这类解释性的理论，可以为我解疑释惑。一切也只能靠去图书杂志上找材料来学习。试图找到一个让自己满意的解释。这或许是引发我此后几十年一直从事发展经济学教学与科研的最初的问题意识。
我们读大学的那四年，中华儿女的精神面貌正在蓬勃向上，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复兴，是那一代大学生非常关心的大事。
1979年，中国女排在亚洲女排锦标赛中，以三比一战胜东道主日本女排，取得亚洲冠军，在电视机前收看比赛实况的同学们高兴地忘乎所以。比赛是在北京时间晚上，地点是在东京代代木体育馆，中央台实况转播，宋世雄解说。我们匆匆吃过晚饭就簇拥在系里那台唯一的老式黑白电视机前面，为女排姑娘加油助威。每当中国女排打出一个好球，激起的都是山呼海啸般的叫好声，这叫好声不仅是在我们看电视的现场，而是来自四面八方，每一次失分，都会引来一片沮丧的哀叹。随着中国队赢下最后一局，以三比一拿下整场比赛，大家都兴奋得跳了起来，抱在一起欢呼庆贺。随后就是扔啤酒瓶、罐头瓶等一切可以发出爆裂声的物品，点燃拖把，敲搪瓷碗、搪瓷脸盆庆祝。
1981年1月4日足球世界杯亚大区预选赛，中国队加时4:2击败当时的亚洲强队朝鲜队。当年的10月18号，在亚大区四强赛中又3:0将亚洲杯冠军科威特斩于马下，并两胜亚洲新锐沙特阿拉伯。
在对科威特的那场比赛中，国足守门员李富胜扑出了对方点球的那一刹那，大家的情绪达到了高潮。那一刻，李富胜是我们心目中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被誉为中国铁门、中国门神。
右一即为中国门神李富胜
对阵亚洲强队沙特足球队的那场比赛，堪称中国足球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激战。1981年11月12日在中立国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这场世界杯预选赛亚太赛区的出线争夺战，异常激烈精彩。中国队在被对手连进两球，逼到悬崖边上的危急关头，苏永舜教练换人成功，随后，古广明、陈金刚、左树声、迟尚斌四位队员分别进球，最后以4:2实现了大逆转。这场比赛打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所有同学的视线和心情都被那台黑白电视机左右住了。当终场的哨声吹响，我相信全中国都沸腾了。人们寻找各种手段和方式表达自己的激动和快乐。
就在这一场比赛胜利后，政治系（当时已经分为哲学系和经济系）七七、七八、七九这三个年级的几百名同学都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庆贺了。我们举着蘸了煤油点燃的拖把当火炬，敲着搪瓷饭碗和脸盆，走保俶北路，到文三街右拐进从杭大后门，与本部的主力部队会合。然后，浩浩荡荡南下出杭大南门，走杭大路、体育场路、环城东路，到西湖边的六公园，再沿湖滨路进入南山路，到虎跑路过钱塘江大桥，最后一直走到六和塔才折回。我记得回来走的是近江路、望江路，经过解放路东头进到环城东路，再到艮山门西折环城北路天目山路，回到保俶北路，最后到文二街的校区。这一圈全长应该有三四十公里，回到文二街宿舍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去的时候月亮还在屋顶上，回来的时候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白。我当时还没有手表，也不知道那天晚上到底走了几个小时。拿在手上的搪瓷脸盆，走的时候还是崭新的，被忘情的主人当铜锣一般用力敲击，还没到中途，搪瓷早就碎落，剩下灰黑色的铁皮内胎，继续敲，到后来干脆扔到马路上，你一脚我一脚地朝前踢，铁皮底子也被磨脱落掉了，只剩下一个铁圈。拖把上的布条烧尽后，剩下木棍当拐杖拄。
我当时才18岁，血气方刚，心中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义无反顾地加入到这个游行的行列之中。在召集人的引领下，所有的同学一边走一边齐声高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声浪似乎要把杭州的夜空都掀翻。激情如此高昂，场面如此感人，今日回想起来依然心潮激荡。那一晚，几乎所有的人都沉浸在其中不能自拔。此后的几天，同学们仍然沉浸在激动兴奋的心情之中，用沙哑的嗓子继续津津乐道，那几天校园里一瘸一拐的同学有不少，都是因为长途游行脚上磨出了血泡。
大三那年，受到“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口号的强大激励，我开始狂热地迷上了学术研究，当时最感兴趣的是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来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我一外学习的是日语，对日本的情况相对熟悉，兴趣也更加大，所以就阅读了很多日本史尤其是战后经济高速成长的学术著作，比如赖肖尔的《日本人》，帕特里克和罗索夫斯基合编的《亚洲新巨人》（上下册），吉田茂的《激荡的百年史》，楫西光速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远山茂树的多卷本日本近现代史等。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下笨功夫做了数百张资料卡片，手工制作表格，积累了比较多的数据，才动手开笔，几易其稿，终于在大三的下半学期写出了平生第一篇万余字的“学术”论文：“战后日本的经济起飞与教育投资”。这篇处女作得到了王福英老师的赏识并由她推荐到《管理者》杂志。事先，王老师并没有告诉我这篇文章会正式发表。1982年过完春节回学校，传达室的老师傅告诉我有一张汇款单和一个邮件，那是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最新一期《管理者》杂志，和一笔标注为稿费的18块钱汇款单。我当时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哪里弄错了，反复验视，确认是我的文章和我的名字，那种狂喜，真是难以形容！我觉得自己的脑袋一片空白，但却无比开心。这不仅因为这笔钱足足可以支付一个月的生活费，更因为它是我那稚嫩的学术能力得到认可的标志。好长时间我都没有从这个巨大的快乐中平静下来。
今天看来，这篇所谓的“学术论文”实在非常幼稚，但它在我心目中一直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它，我才真正明白了学术事业的甘苦，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朴实真理。而且，作为一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还不到19岁，就公开发表了学术论文，这件事情给我带来了巨大的自信，是难以估价的。为此，我对王福英老师一直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如果没有她的举荐，我就不可能年纪轻轻就发表论文，也不会感受到学术生活的魅力和乐趣，此后我的人生之路或许完全大相径庭了。
1982年六、七月，是七八级同学的毕业季。才不到四个月前，七七级刚毕业走上社会。当时行政企事业单位没有今天这么大的规模，对大学生的消化能力不太强，进了七七级，留给七八级的机会就少多了。所以，与七七级相比，七八级的分配要差得多。当时关于大学生分配，还有各种管制性政策，比如，来自山区、海岛以及国家级贫困县的毕业生，如无特殊的理由必须回原籍工作等等。六月、七月这两个月，对于很多同学而言，内心十分焦虑，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被杭州的单位要走，能不能留在大城市工作。一些早已成家、带薪读书的同学，和我们这些无忧无虑的小青年，是最不关心自己的工作的。前者基本选择回原籍，留下来不走，就意味着夫妻两地分居，家属要解决杭州户口比登天还难，不如回自己的老家县城。准机关的各级党校于是就成了那一届同学就业的大户。我自己对毕业分配的事情，虽不能说毫不上心，也可以说不知从何上心。几乎就是一种心态主宰到底，那就是等待和服从系里的决定。系里也征求过大家的工作意向，成绩排名相对靠前的同学，可以优先选择留校或者去中央部委工作。我记得当时有五六个中央机关部委来要人，分别是财政部、冶金部、商业部、煤炭部、粮食部等。我的学习成绩在班上还不错，如果愿意，是可以选择去其中的一家工作的，但我确实对从政这件事，不但毫无兴趣，反而还是有一丝恐惧和厌恶，因此断然放弃了选择权。系里分管分配的领导征求我本人意见的时候，我只要求去学校教书，能够就近最好。我暗自希望自己能够留在杭州大学教书，但又觉得这个愿望有点奢侈，也就不抱实际上的希望。心理的底线是，只要在华东一带，只要不离父母亲太远，只要能让我教书，哪儿都可以。比如，已经做好准备去江西财大或者安徽财经学院等。班级的那些民间组织部长也在不断传播系里变动不居的应届毕业生分配方案，弄得大家心浮气躁的。有一次，班主任W老师把我叫去他房间，预告我可能要去南昌或蚌埠，我虽然有些失望，但还是做好了心理准备。七月上旬，杭州已经盛夏，酷暑难耐。一天，我正在浑身冒汗地坐在门口通风处看小说，一位同学跑来通知我去系主任徐崇云老师办公室，说是要找我谈话。这四年里，似乎从未有系领导找我谈过话，这次让我异常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战战兢兢地去了那儿。一进门，连坐都没坐下，徐老师就简明扼要地给我下达了通知，说，系里决定把你留下当老师。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的大脑被一片灿烂的光明笼罩，无边的幸福涌上心头，我不仅留在了杭州，还留在了这里最好的大学，从事我梦寐以求的工作。要知道，有多少同学希望得到这个岗位啊！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农家子弟，在杭州没有任何社会关系，读书四年，也从未想到去要和系里的领导套近乎、拉关系，即便有同学提醒我要去领导家里走动走动，我也是不知所措，终究最后还是连领导家里的门朝哪儿开也不知道。除了读书还是读书，其他实在完全不擅长。平静下来以后，我内心忽然涌起了一丝感动。与其说是为了我的运气，毋宁说是为了那时候领导的清正。正是因为系领导秉公处事，严格按照毕业生的综合表现特别是学习表现来安排分配方案，我才能够凭借较好的学习成绩留在省会城市的好大学，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在正式得到报到通知书和证明文件之前的那段时间，我和另一位也已经被确认留在本校马列部教书的L同学，过得十分开心。我们俩本来就是同寝室的，年龄相差也不大，一起说过相声，四年里彼此很合得来。这个时候，两人更是天天混在一起，除了各自看些感兴趣的闲书，就是一起去文二街东头的冷饮店和菜场买自己喜欢的吃食。买得最多的是五分钱一支的麻酱棒冰和红心李子。两人轮流买，然后共享。同时也抱着极为复杂的同情心，分担着等待分配的其他同学的喜怒哀乐。懵懵懂懂的我，完全不知道，在那段时间，发生在同学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几十年以后，老同学聚会，才从他们口中得知，那个夏天的江湖，原来是那样地扑朔迷离，甚至骇浪滔天。“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如今绝大多数已经过上退休生活的老同学们聚在一起，尽释前嫌，笑谈往事，时间会抚平创伤，人生最终返璞归真。此情此景，也让我十分感慨和感动！1982年7月中旬，我们这批七八级的毕业生陆陆续续办理了离校手续，回到原籍，等待规定的时间去工作单位报到上班。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回到家乡，在那里待命。两个星期后的，1982年8月初，我从老家返回杭州，来到自己学习了四年的母系报到。那天以后，距离19岁生日还差一周时间的我就完成了从一名本科毕业生到大学老师的瞬间身份转型，成为一名幸福的大学老师。
本科毕业证上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