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改革是未来中国改革的重要方向
《北大金融评论》：作为中国金融改革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您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有哪些值得肯定的成就？在接下来的改革进程中，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改革方向和政策突破？
沈联涛：改革开放四十多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经济规模巨大、增速快。首先是规模庞大，中国的人口约占全球的五分之一，GDP位居全球第二，而金融资产规模大约是GDP代表的实体经济的4至5倍。其次是增长速度惊人，中国的GDP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达到每年10%-12%的增长速度，虽然目前GDP增速在6%左右，但仍居于世界前列。
总结而言，可以用三个“s”来描述当前中国的经济，即scale（规模）、speed（速度）、scope（范围）。目前中国在“scale（规模）”和“speed（速度）”方面都做得很好，但在“scope（范围）”方面（各样产品、服务供应）仍有很大不足。虽然中国工业产品的生产质量越来越到位，但服务业和软件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错配。金融产品、服务质量跟不上实体经济的需求。因此，金融改革将是未来中国改革的重要方向。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当然也与人口红利密不可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日益成熟，再加上较好的教育基础，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与全球的供应链相结合，因此经济得以迅速发展。虽然非洲和南美洲也有人口红利，但由于其劳动力没有与全球供应链结合起来，发展不成熟且不到位。由此可见，开放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础上，拥有良好的治理结构、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成熟的组织架构，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
《北大金融评论》：学者判断，中国当前金融体系中顺周期因素、正反馈机制过多。这种周期性金融风险是否会对金融开放构成影响？政策上应该如何应对？
沈联涛 ：西方社会普遍认为，影响经济环境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周期，但其实不是周期的问题，而是结构出现了变化。西方（基本上是发达国家）通常的做法是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来延迟经济周期，但这治标不治本，而且会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做出结构性改革，在周期恢复的时候才能变成大赢家。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很成功的一点在于我们的战略布局，即中央负责宏观战略，地方政府/企业之间通过互相竞争来促进创新发展，当某一个地方政府找到合适的发展模式之后，再推广至全国范围。把战略方向想清楚了——走向开放，改革、市场、法制方向，这便是我们在结构性改革中摸索出的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同样，四十年来中国的发展迅猛，但目前在一些方面的资源配置仍然是低效率的，因此需要这种战略布局和竞争来继续深化结构性改革，提升企业的活力，这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三人行必有我师”，从其他国家的发展中也可以借鉴一些经验。比如，以色列虽然国土面积小、政治稳定性不高，但在创新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再如，北欧的一些国家，推行较高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但在高税收的同时也有强劲的创新动能。它们是把公共资产交给高效率的专业组织管理，配合市场需求，提高整体经济竞争力，不断创新，但社会比较公平，因为它们是高收入、高税率体制。
全球的经济结构一直在转型，正在从单边的美国称霸逐渐转向多边发展。在改革的路上，中国还应该多寻找一些盟友，加强合作，制定共同的“双赢”战略，在气候变暖、社会不公等问题上做出努力，这也是未来改革的一个大方向。
二、在实践中摸索一条适合中国的路
《北大金融评论》：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为对象，您在金融监管领域有着丰富的从业经验，也有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规律的独到见解，您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可以从这几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获取的经验是什么？沈联涛：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将西方作为“老师”，借鉴其发展模式，但当老师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只是批评他，而是应该进一步思考中国改革的出路在哪里。
美国的经济体系与制度可以算是全球最完善的，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也会遭遇多次金融危机。我们需要思考，现阶段，照搬西方的思维模式或模型是否真正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当时我写了一本书——《十年轮回》，开始思考西方的经济制度出了什么问题。在我看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错误在于：只看流量，不看存量；只看效率，不看结构；只看短期，不看长期。最终，政治被金融绑架了，用大众资源来救少数有钱人，社会不公，金融危机演变成现时的政治危机。这样一来便导致了一系列后果。第一是西方的金融市场很不包容，少数利益团体获取了巨大的利益。比如，美国GDP的平均增速约为2%，但有超过2%的流量增长是分配给有钱人的，穷人的流量增速为负，这便激发了由于社会不公而产生的矛盾。第二，美国主要通过债务来支撑其庞大的消费，出现了过度使用杠杆的情况。美国是全球大而不倒的国家，绑架了全球的资源。第三，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气候变化加剧，GDP已经不再真实代表社会的实际发展水平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是相互关联与影响的。如果是小国，可以在很多方面依赖大国，比如很多国家将本国的汇率与美元挂钩，因为经济体太小，没有办法保持货币的独立性。但中国不同，大国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有自己的特色与担当，如果完全用西方的理论去分析中国国情，肯定是行不通的。《北大金融评论》：您曾经提过“中国的金融开放不可避免，贸易战无法影响这一点”。如今，在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地区都出现了逆全球化潮流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即将遇到什么新的挑战？沈联涛：随着中国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产生了质疑。例如，他们并不相信中国的“一带一路”可以构建一个双赢的局面，而且不仅质疑，还使用各种手段阻碍我们成功。过去，中国的思路是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效应。但随着贸易保护的加剧，市场逐渐缩小，产生了一个“去全球化”的现象，这样一来，规模效应便从红利变成了负担。全球贸易规模下降，成本上升，只会带来全球衰退的状况。来自西方的批评主要是，中国的储蓄率过高导致全球贸易失衡。但其实，现在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基本达到了平衡，目前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是德国。现在全球的贸易核心问题在于有些国家过度消费、过度使用杠杆，而并非中国的贸易失衡。实际上，全球经济失衡是由于作为最大经济体的美国的经济出现了失衡。美元的地位是支撑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但每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多出一万亿美元左右，意味着其整体净债务的增长要高于GDP的增长，长久以来，必定会由于过度债务、过度杠杆而引发危机。另外，目前美国通过增加关税的方法来保护国内的实体经济，但实际上，增加关税的本质是增加国内的消费税，长期必定会导致经济下滑。自贸易战开始，我便认为美国正在引导全球进入下一个萧条期。因为贸易战意味着贸易的“去全球化”，贸易规模下降、风险提高，这会导致全球的投资信心和消费者信心有所下降，再加上社会不公、政治纠纷和气候变暖环境问题等，诸多风险正在一一展现。例如，澳大利亚原是大麦出口国，但2019年由于天旱问题开始进口大麦，另外，印度很多城市出现严重的缺水现象，这些环境问题都将带来食物的通货膨胀。在中东和北非，天旱问题带来内战及国民移民北上欧洲的状况。这也引发了欧盟政治不稳的情况。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四十年的大繁荣时期，现在，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不确定性很高的时代。政治、贸易、气候、战争、移民的不确定性，再加上老龄化、社会不公等问题，都是我们面临的诸多挑战。所以，我们在改革的路上需要自强自立，在加强监管、控制风险、降低杠杆的同时，也要推进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加入WTO、开放中国市场带来的是“双赢”局面，现在，打开中国的金融市场，引进外资，继续深入全球分工，直面全球竞争，这也将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机遇。
《北大金融评论》：在金融开放的进程中，您认为中国金融市场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又应该如何解决？沈联涛：我在《影子银行阳光化 ：中国金融改革的新机遇》一书中曾提到，目前中国的核心金融发展战略太过依赖美国的金融市场模型，实际上这是错误的走法。因为中国跟美国金融发展的阶段相差得还很远。在没有相应配套设施（如完善的社会保障基金、银行业、资产管理公司等）的基础上，不快速发展资本市场配合银行业的规模扩张是不合理的。这导致在中国出现了奇怪的现象，一方面，社会融资基本依靠银行贷款与债券 ；另一方面，大量的储蓄资金流向了短期银行体系，而非流向长期资金，比如社会保险机构、股市或资产管理机构。这导致了期限错配、外汇错配和股本/债务（杠杆）错配问题。在我看来，关键要重写中国的资产负债表。目前，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很高，而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很高，资金主要通过国有银行流向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但最近，财政部公布要将6600亿国有资产划转至社保基金，也就是将个人储蓄的资产转入个人社保账户中，未来的养老金将愈发充足。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意味着中国的资产负债表此时要被重写。资产负债表中最关键的项目是资产和负债。当前，我们过多关注负债，而忽视了净资产。2016年，中国的社会净财富达10.7万亿，是GDP的5.88倍，美国和日本分别为4.76倍和6.22 倍。中国和美国的区别在于，美国的净资产主要集中在家庭部门，居民持有106%，政府持有-6% ；而中国的居民持有比例为73%，政府持有27%。也就是说，中国有很多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上。居民财富的持有比例将直接影响经济的效率，持有比例越高，民营企业的活力便越强，经济效率自然也就越高。GDP 的增长率实则为资产的效率减去负债的效率，但倘若资产回报率低于负债成本，GDP便会下降。提升国有资产的回报率，自然就把GDP的增长率提高了。这就是北欧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经验。所以，关于中国金融业未来的改革方向，我认为不一定需要将所有资产的分配都私有化，但将政府的资产转移给社保基金是一种很好的做法。资产用专业的管理方式，提高回报率。未来，将社保基金投入市场中进行投资，激活资本市场，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中国的GDP增长便有了更好的支撑。《北大金融评论》：2019年5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决定对包商银行实行接管，有人认为，这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产物，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对风险的警示。您如何解读该事件呢？沈联涛：从全球范围来看，金融的主流部队是银行。不论从风险控制还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考虑，打破刚性兑付都是必要的，但包商银行事件透露出另一种信号，即银行可以在承担风险、稳定金融市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有人可能会质疑，这样一来，银行的资产集中程度更高、权力更大。但实际从全球视野来看，欧美银行的资产集中化程度是高于中国的，所以我认为，中国银行业依旧存在改革的空间。另外，在我看来，允许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参与竞争并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们在市场中不具备规模效应，只有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发挥活力。而对于整个中国金融市场而言，竞争增加有利于整体效率的提升，并进一步促进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北大金融评论》：在中国金融进一步的开放进程中，您认为应该如何确保金融监管能力与对外开放水平相匹配？沈联涛：现在很多人担心中国的监管能力跟不上金融的创新发展。例如，2018年以来，P2P行业频繁爆雷，仅上海地区的P2P违约规模便已超过2000亿，造成了很大的社会风险。但是在我看来，没有十全十美的政策，每个政策既有其成功之处，也存在缺点。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二十年时间里，中国的监管一直都有其宽松度，目的是为了鼓励互联网行业的创新，否则就不会出现像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大平台。当然，在成功的背后，也会有一些代价，但最关键的是要看整体发展是否稳健。从大局来看，中国的金融体制基本是稳健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试错中摸索，在此过程中激发了创新。所以说，改革本身也是试错的过程，出现错误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吸取教训来进一步推动新一轮创新。
如果监管过于谨慎、保守，最后便会达不成创新。例如，欧盟是一个由很多小经济体联合组成的庞大市场，但由于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和制度考量，很多时候在推行创新方面无法达成一致看法，监管过于谨慎，导致欧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日益降低。也就是说，在科技金融创新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和中国。另外，科技越来越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优势，目前世界各个国家中在金融科技领域做得最好的是美国和中国。未来，一方面要制定严格的市场规则，违背规则就要受到惩罚 ；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和推动创新，将科技与创新融入金融服务中。
文章来源：《北大金融评论》杂志2019年第1期（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