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志：印度人在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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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立志
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讲师，目前在南非金山大学进修祖鲁语与非洲历史，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洲青年政治、非洲语言学及青年志愿者
传统的历史学倾向于将帝国描述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托马斯·梅特加尔夫（Thomas Metcalf）等学者却提出了“帝国的网络”这一理论，这个理论强调在帝国内部，处在帝国管理之下的各个殖民地之间实际上存在平行的互动，而来自帝国中央的权威有时反而并没有那么直接相关。在印度洋区域，印度与非洲的关系就是这一平行互动的典型代表：人们可以在两地的交流与迁移中见证殖民主义的脆弱性，并重新思考长久以来被忽视的殖民者—被殖民者关系。
透视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在非洲的印度人的身份的暖昧不明及其变迁，以及他们对英国殖民体系的作用，十分有意义。基于地缘的特殊性，印度人在非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比如，在东非，印度人的介入被认为是“打入了一块印度楔子”；在莫桑比克，印度人的身份却又模糊不清；在南部非洲，契约劳工在结束劳动合同后，试图融入南非当地社会，还甚至产生了“印度性”（意指印度人的身份特性），并反哺了当时在印度本土隆隆上演的民族主义。
早在16世纪，在葡萄牙人的干预下，印度古吉拉特人就在东非的棉花产业中发挥了核心作用，直到莫卧儿帝国陨落、大英帝国兴起，这一角色才渐渐消退。在大英帝国时期，印度人被更大量地雇佣到东非做劳工。这一时期，在东非建立了一些与印度人相关的机构；殖民者还详细规划并设定了印度人在东非的角色；印度人被雇佣到乌干达铁路上劳作，有的受工伤甚至去世。与此同时，大英帝国还炮制了一项涉及印度人但是最终流产的坦喀尼噶计划。
可以说，英国人通过印度人在东非施加影响。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机制的建立窥得大英帝国的统治战略。比如，1841年，桑给巴尔领事馆建立，隶属于孟买政府的管理之下；19世纪70年代，桑给巴尔又设立了一个大英帝国—印度邮局；再晚一些时候，由大英帝国—印度蒸汽航行公司提供轮渡，桑给巴尔与孟买之间开通了固定时间的蒸汽轮船服务。这些正式的机构组成了英国殖民统治的重要部分，并且把英属印度人作为了大英帝国每日可见的表达形式。
殖民主义者约翰逊将印度人在东非的角色设计为“中间人”。他期望在东非形成一种种族主义的等级制，欧洲人在最高层，印度人居于中间，非洲人在最底层。基于这层考虑，他们招聘了印度农业专家，一方面教导当地非洲人更精深的种植技术，另一方面又能进行一些欧洲人无法从事的实地工作。
比如，在肯尼亚的基博斯定居点，1902年，这块地被作为奖励给予了印度人。随后，他们首先雇佣了合同已经超期的苦力们，又找到40至50名自由印度民当种植员。1903年，这块地已经被扩展到900多英亩，其中至少100至150英亩种满了大米、棉花、甘蔗等作物。基博斯定居点的进展被当成对非洲进行成功文明同化的典型例子而得到广泛报道，“它进一步证明了印度人可以在欧洲人无法定居的地带生存并且耕种”。
总体来看，印度人在东非从事的行业主要包括贸易、文员、手艺人等。大多数印度人都居住在城市（如肯尼亚的蒙巴萨或者内罗毕）周边。在桑吉巴尔岛，印度人担任殖民政府的下级官员，数量惊人地占绝大多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桑给巴尔殖民政府工作的印度人达到1000名，他们还被殖民政府认为是不可或缺。
乌干达铁路是另一个能够很好地说明印度人在东非角色的例子。殖民政府最初规划，建设乌干达铁路主要有三个目的：终结在东非的奴隶贸易，确保大英帝国控制尼罗河的源头，以及对非洲腹地进行文明同化。不过正如梅特加尔夫所说，实践并没有按着计划走，“乌干达铁路的修建实际上是在中部非洲打上了一块印度楔子，这之后，乌干达更像是一块同时属于大英帝国和英属印度人的殖民地。”
至少，乌干达铁路的“印度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乌干达铁路是仿造印度铁路系统修建的。比如，它采用了印度制轨道，以及印度的铁路操控程序。同时，乌干达铁路的预算系统也仿照着印度南部旁遮普铁路的设置。为了更好地管理大规模的印度员工，乌干达铁路还采用了《印度铁路法案》。因此，可以说，乌干达铁路上充斥着印度刑罚规范、印度语言、印度服饰，以及其它一些印度文化因子。第二，印度人大量占据着从属性的职位；当然，印度人也担任一些有影响力的职位，比如司机、检视员、会计等等。总的来算，在1896至1902年六年的铁路修建期间，总共有31983名印度劳工在铁路修建期间提供劳力，其中，2493名死于修建过程。
归纳起来，其实根本不是大英帝国狂热分子所预期的那样，乌干达铁路根本没有在东非的大国角力中发挥至关重要的战略性作用，也没有实现修建前所设计的三个基本功能；反而，它主要的影响是在东非打入了一块印度楔子，修建乌干达铁路的过程就是一个印度化的过程。
不过，东非的印度人故事远没有这么简单，它虽然是一个印度化的过程，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被英国殖民政府牢牢掌控的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人在非洲的活跃角色也在不经意间促进了殖民统治。已经流产的坦噶尼喀计划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显示出，在整幅殖民统治的画卷下，印度人终究是被控制的被动角色。一战结束后，西尔多·莫里森爵士（Sir Theodor Morison）提议修订一项有关德国前殖民地坦噶尼喀的计划。他认为坦噶尼喀是一块非常适合也非常富饶的土地，印度人可以选择占领坦噶尼喀，以此作为对他们在战争中为帝国付出的奖赏。他建议，印度人可以放弃在大英帝国内可以自由穿行的帝国公民身份，从而获取这块“印度殖民地”。不过，这一动议在英国本土遭到了极致的冷遇，因为那时，帝国的设计者们已经完全转换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在殖民统治还未巩固前，殖民地欢迎印度人的大量参与；但1902年后，欧洲人已经稳固地把握了在殖民地的存在，印度人能够提供的功用不再那么必要，因此，此时移民非洲的欧洲人才是他们思考的主要关注点。
由此可见，印度人在东非的移民和定居，在大英帝国的思考里，不过是一时的工具之用。
是帝国臣民，是帝国公民，还是拥有自我身份的印度人——这是困扰在非洲的印度人良久的难题。很久以前，在英属印度人与亲桑给巴尔岛苏丹的印度人之间就存在分歧，二者关于废除奴隶制各持己见。在莫里森爵士提议将坦噶尼喀作为印度殖民地时，大多数印度人都倾向于保留他们在大英帝国下自由通行的公民权，而不是在坦噶尼喀的特权。在南非，甘地也表达了他对大英帝国的忠诚。在南非战争期间，出于对帝国的忠心，甘地建立了战时流动救护队，尽管他私下里对布尔人保持着同情。在莫桑比克，这种身份的暖昧更为显著，更令印度人忧虑。
总体上，在莫桑比克及印度果阿邦之间有三次大的移民潮。第一次移民潮约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当时葡萄牙殖民着印度果阿，萄萄牙政府鼓励果阿人到莫桑比克加入殖民统治。第二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间，当时果阿已经被并入到印度领土内，不可阻挡的民族主义及去殖民化的态势迫使一批身份模糊的果阿人移居到莫桑比克，以此来享有在莫桑比克的同样的语言、文化及生活习惯等生活方式。这一波移民潮的主体是与果阿—莫桑比克人通婚的女性。第三波浪潮发生在1975年，那时莫桑比克已经独立，并且打出了“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口号，政府给亚洲人施加压力希望他们回到自己原先的祖国去。这一波移民潮的主要成员是年老一代，他们从莫桑比克移居到葡萄牙，希望静享晚年的退休生活。
对印度—莫桑比克人生活的简单一瞥就能很明显地感知到果阿人在莫桑比克令人焦躁不安的身份地位。在第一次大的移民潮中，果阿的医生、经理们被邀请去参与殖民统治。那时，他们的身份由从前的殖民臣民转变了殖民地公民，有些甚至在莫桑比克晋升为殖民精英。但他们的身份是浮动且岌岌可危的。虽然他们被邀请加入殖民统治的内部圈子，但事实上还是被葡萄牙殖民者排斥且当成是二等公民。
在第二波移民浪潮中，果阿人又一次困在了身份问题的窘境，到底印度对果阿的兼并是民族解放还是一次入侵？果阿人对此有不同的见解，有一些人倾向于倒向前殖民国葡萄牙，因为长久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葡萄语、葡萄牙式的宗教及文化；另一些人则坚称他们会与印度民族解放者们站在一块。这种夹在中间的身份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果阿人尚且暧昧不明的身份意识。
1975年去殖民化时期，果阿-莫桑比克人被要求去适应后殖民时代的政治框架，如果他们移民去葡萄牙，新成立的政府会把他们当成叛徒。即便他们仍然留在莫桑比克，他们仍然要受限于种族的话语：应该被归于葡萄牙裔莫桑比克人，还是非洲裔莫桑比克人？他们的身份再一次陷入漂浮和不稳定的状态。
梅特加尔夫等学者所提出的“帝国的网络”理论试图重新发现不同的殖民地之间平行的流动与交往。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印度人可以被认为是困在了“帝国公民”与“殖民地印度人”两个身份中间。他们在不同的地域间流动，保持了一种本土的、朴素的世界主义，这种状态要么帮助他们利用殖民系统促进个人发展，要么不经意间推动了帝国的殖民统治。
契约劳工的流动与其他类型的移民不同，实际上，它体现了印度在大英帝国中的核心地位。如梅特加尔夫所言，正是契约劳工们肩并肩手挽手地劳作支撑了大英帝国的繁荣。
据印度殖民政府记载，从1860年到1911年，总共有152184名契约劳工离开印度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到达南非的纳塔尔。不过，契约劳工并不是一个单向流动的故事，他们还帮助形塑了印度的民族想象。印度民族特性的形成与这些契约劳工的参与息息相关。事实上，印度特性的形成是一个创造性地对待差异的过程。“一个统一的印度”理念是建立在不同的语言、种性、宗教、文化与地域之上的。了解印度契约劳工在南非的故事，以及20世纪第一个十年印度民族特性形成的过程，也是了解殖民地反哺母国的能动性的过程。
1833年奴隶贸易废除之后，在19世纪后期，甘蔗种植需求的增长带来了对契约劳工的大量需求。南非纳塔尔省有大量的田地，尽管有各种其它不利因素，纳塔尔省仍然决定通过甘蔗种植来寻求利润。
1860年10月，第一批契约劳工从印度到达纳塔尔。经过十年的契约劳动后，履行完合约的劳工们回到了印度，他们向社会抱怨在契约劳动期间所受的虐待。印度政府随后介入，纳塔尔印度移民保护局及印度移民信托委员会相继在1871年成立。这些保护机制实际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在纳塔尔及其它地方仍大量存在凌虐与粗暴对待劳工的现象。直到印度国内民族主义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民族主义者对契约劳工制度进行了猛烈攻击，契约劳工体系才得以终结。
事实上，在结束契约劳动后，大多数的契约劳工留在了纳塔尔，并且获得了一小块土地。这种趋势催生了新一代的“长在殖民地的印度人”，他们有时也被称为“海外印度人”或“印度人在境外”。19世纪下半叶，许多前契约劳工都移居到了南非德兰士瓦省。另一方面，契约劳工到达南非后，印度商人也尾随而来，并形成相当可观的规模。比如，阿布贝克尔·阿莫德（Aboobaker Amod）就是德班早期印度商人的代表。
1893年，南非当局策划限制印度人在纳塔尔的选举权。当时甘地正准备离开南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决定留下来。他通过祈祷和请愿组织了反抗活动，要求当局撤销这一不公平的法案。1894年，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成立。尽管这一运动没能成功修改法案并阻止该法案通过，甘地却感到这次运动给在南非的印度人群体注入了一丝活力。随后，1903年，甘地在南非德兰士瓦省建立了英属印度人协会，并发行了一份名为《印度之声》的报纸。这一期间，甘地主要与印度商人阶级结盟。不过他逐渐开始体会到前印度契约劳工在南非生存的艰难。
第一次被动反抗（或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导火索是当局要求修改所有居住在德兰士瓦省的亚洲人登记的条例。根据新条例，所有亚洲人必须随身携带附有指纹的证明。大约有3000名穆斯林及印度人集会反对这一条例。但是1907年，这一条例还是几乎没有修改地通过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于1907年4月正式启动。这次反对登记的运动相对比较成功。1907年11月，13000名亚洲人中仅有511人执行了该条例的要求。不幸的是，1907年12月，甘地被抓进了监狱。史末资将军（General Smuts）与甘地玩了一套权术的把戏，一面劝说甘地进行登记，一面允诺辙销条例但却从未实现。史末资还进一步试图在印度人群体间打入一块楔子，他想通过宗教和文化来分裂印度人群体。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由南非当局的《1913年印度移民法》所引起的。该法案禁止印度人的跨省流动，并拒绝承认通过传统印度仪式进行的印度婚姻。1913年，活动起初还保持着较小的规模。该年10月，随着契约劳工的加入，声势大大壮大。11月，纳塔尔甘蔗种植园的劳工们也进行了回应。到1914年，反抗运动几乎使纳塔尔省瘫痪，特别是在德班与彼得马里茨堡两座城市；成百上千英亩的甘蔗园被焚毁。如此激烈的罢工与抗议引起了印度政府及大英帝国政府的注意。南非当局不得不对此进行回应，于1914年颁布了《印度人和解法》，取消了自1895年起对契约劳工征收的三镑锐，并承认通过印度传统结合的婚姻。在甘地和社会舆论看来，这次反抗是一场胜利。
甘地认为，在南非的反抗斗争中所习得的政治技巧，以及在多元性基础上建立统一性的尝试，可以被带回印度，并应用在民族独立运动上。因此，可以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差异中联合的尝试、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边缘的移居地与主流的国民情绪，实际上都在南非，通过印度人的参与而汇成一流。
由于地域差异，在非洲的印度人有不同的体验。除却因应情境而产生的差异，对在非洲的印度人而言，不变的横亘性的主题是他们在殖民社会里的地位、他们可能的能动性，以及他们暧昧不清的身份意识。
在东非，印度人被殖民政府雇佣参与殖民统治，他们的角色常常是文员、会计、种植员、手艺人、殖民政府的次等官员等。他们带去了印度文化、语言及服饰等。特别是在乌干达铁路的修建过程中，印度人的作用被认为是打入了一块印度楔子。但是，实际上，所有印度人所认真发挥的能动性也不过是受限于大英帝国的殖民规划内，一旦殖民统治巩固，印度人便不再被需要。
在莫桑比克的果阿人也经历了同样的动荡，在三次大的移民浪潮中，他们都不能很好地定义自己，他们的身份地位总是在漂浮、总是岌岌可危。仅仅是在南非，印度契约劳工及商人阶层的能动性汇集成河流，最终改变了殖民政府的政策，并促成了印度国民特性的形成，反哺了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运动。
总体而言，在非洲的印度人是保有他们的能动性的。他们积极地参与着，尽管受限于模糊的身份意识。他们的勤劳、忠诚与敏锐让他们获得了个人的发展，但他们却又受制于殖民统治的宏大背景，因此有意无意地在推动着殖民统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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