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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史家的瓦尔堡:A Research Proposal

艺术史的图书馆 艺术史图书馆 2022-07-10

艺术史图书馆按:本期又是温心怡的大作,介绍可见上期瓦尔堡档案馆(WIA)查档攻略。温心怡即将到剑桥研究科学史,这一篇正好反映了她在这方面的研究的计划。顺带一说,近年来科学史和艺术史靠的很近,据我所知,马普所在柏林的科学史所跟我所就有一些合作,像之前提到的达芬奇的藏书的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发展和艺术发展是紧密相连的,就像我之前做的吉贝尔蒂的研究,他的Commentarii 的第三部分关于透视的研究完全可以放到科学史中进行研究。其实想说的是马普所的科学史所有钱啊,条件好,空调足(我所还是电风扇级别),艺术史完全可以申啊。

今天在国内有北大视觉与图像中心等组织的Uwe Fleckner教授主讲的的瓦尔堡工作坊,这次主讲的是他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的发现,即对1930年汉堡天文馆的瓦尔堡的星象展的复原,在1993年出版的Aby M. Warburg, Bildersammlung zur Geschichte von Sternglaube und Sternkunde im Hamburger Planetarium中,其中有一节是Die Bibliothek im Hamburger Planetarium,也就是在天文馆里还保存了当时的书架和相关图书,这将是我们更新瓦尔堡图书馆重建系列的起点和核心。

另外,欢迎大家来艺术图书馆更自己各种proposal,研究草稿,甚至是专题论文。大家监督着,才能越写越多。


1930年展览上的书架


引言


1927年1月14日,Saxl给当时在巴伐利亚的瓦尔堡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信,信中充满激情地介绍了他刚刚访问的一个图书馆。他在信中告诉瓦尔堡,这个图书馆的收藏和KBW “astonishingly similar",同样由创始人一手创办,有多达15,000张的图片收藏,而且和KBW一样创造性地利用摄影技术:他们将手稿和书籍中的插图翻拍收藏,图书馆员同时是“photographer, typist and cataloguer”。Saxl总结道,这个图书馆与KBW极其相似,区别只在于”Warburg's philosophical questioning informs KBW, whereas [Karl] Sudhoff's positivist questioning informs his institute in Leipzig". Saxl所说的这个图书馆就是著名科学史、医学史家Karl Sudhoff (1853-1938) 于1906年在莱比锡创办的医学史研究所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瓦尔堡的占星学研究一直与德国当时的科学史发展相互关联,探讨相似的问题和对象,但又呈现出思想方法上的差异。在背景上,20世纪初德国蓬勃发展的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科学史为瓦尔堡提供了研究资源,同时瓦尔堡独特的研究成果又被诸多科学史机构、博物馆所重视。


从本质上,瓦尔堡所关心的早期近代魔法世界观向科学世界观的转变,正是科学史学科的核心问题:科学革命是如何可能的。同时,瓦尔堡也像今天的不少科学史家一样,关注现代科技及其对人的影响。这种问题意识也标志了瓦尔堡晚期的自我扩展:在筹备1930年汉堡天文馆的展览时,瓦尔堡一直表示希望把汉堡天文馆的展览空间变成KBW的天文学史分部,在里面设立图书馆、办讲座,还可以利用现代天文设备一起办公教活动。


在瓦尔堡去世的当天,1929年10月26日,他刚刚写信给书商Rosenthal讨论为KBW系统购置炼金术的收藏。这些关切和努力后来被Saxl等人继承和发展,到现在,伦敦的瓦尔堡研究所不仅是艺术史,也是文艺复兴科学史和神秘学的重镇。


我自己是个proposal爱好者。我做瓦尔堡研究,有时候同时想到的问题过多,都想展开,东西就长到足以写一本书,所以没少被老朱和Fleckner教授说。所以首先用一个proposal将问题的大局都点到,论文只围绕小问题展开,会比较适合我。关于瓦尔堡与科学史,我的这个长期的研究计划希望达到四个目的:


一,通过科学史(和科学史学史)了解他一系列占星学研究使用的资源,在当时的科学史现有资料上做出的原创性工作,以及机构建设的思路;

二,在同时代科学史的语境里探讨瓦尔堡对我们研究科学史的价值,例如图像使用、心理学解释路径、对现代科技的理解;

三,完善一点瓦尔堡研究的基础工作,例如瓦尔堡1930年的占星学展览图片与其配套图书馆的关系;

四,展示出今天伦敦的瓦尔堡研究所与瓦尔堡本人的关系,展示瓦尔堡个人化和机构化的工作。

最后,我希望通过科学史进入的,还是瓦尔堡那种独特的工作方法,那种modus operandi。


Karl Sudhoff, 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图好少但愿没找错



瓦尔堡与科学史学科:个人化的工作与机构化的工作


瓦尔堡时代的德国科学史


我们熟知的科学史一般从萨顿,哈佛、UCL科学史系,以及美国科学史学会(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于1924年的成立开始讲起,但德国科学史的历史其实比英美长,这也和他们的自然哲学传统相关。德国1901年就成立了第一个医学史与自然科学史学会(Gesellschaft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und der Naturwissenschaften),而且包括Sudhoff的在内,各地一直在建新的科学史研究所。刊物上,1902年《医学史与自然科学史通报》(Mitteil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und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创刊 ,1908年Karl Sudhoff 创办了《医学史档案》(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此外还有各地的,例如慕尼黑的科学史通报等等。建研究所、办刊物,事实上是德国当时人文学术界的趋势,看古典学术史的时候总感觉这一时期的德国新动态如雨后春笋。科学史的兴起是人文科学大发展的一部分。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德国科学史受古典学的影响尤为深远,正如Helge Kragh总结的,科学史活动在20世纪初的复兴极大受惠于考古学、人类学和语文学诸领域里的新发现。源材料的新发现开阔了科学史的眼界,举一个例子来说,丹麦语文学家海贝尔 (J.L. Heiberg)1906年在伊斯坦布尔发现的一部手稿,直接导致了对阿基米德(Archimedes)方法的全新理解,间接则导致了对希腊数学的全新理解(Heiberg, 1912)。瓦尔堡的长期合作者,天文学史专家Franz Boll同样也因整理和出版了古希腊天文学的重要资料而闻名,同样还有Wilheim Capelle,瓦尔堡开始研究占星学就是受Franz Boll Sphaera的启发。而且从东方文献中寻找希腊古典文明的遗迹,这也是当时古典学界和东方学界,包括Franz Boll和Karl Bezold一直在做的事。理解瓦尔堡的Nachleben der Antike少不了这个背景。


当时的德国科学史界,尤其是古希腊和文艺复兴研究,为KBW和瓦尔堡的个人项目提供了许多资源。英美科学史界的发展也在瓦尔堡的接触范围之内,Charles Singer就与瓦尔堡关系密切,还曾受邀在KBW进行讲座,Saxl也参考萨顿的科学史书目为瓦尔堡图书馆编纂Bibliography。 瓦尔堡和这些机构、学者联系颇多,新出著作、期刊、bibliography的互相寄赠,以及Karl Sudhoff, Ernst Darmstaedter这样的友人,这些都是他进行研究,以及为KBW获取新书时的资料来源。


了解了来源,才能了解一个人工作的原创性。同样研究古代天文学,瓦尔堡与他阅读的资料有何不同,他的想法如何在不立文字,仅仅靠从其他机构、其他书籍中获得的图片布置的展览中体现?这就指向我们后面要谈的Quellenforschung问题,进行Quellenforschung也很需要科学史的知识——不是一般课上教的科学史知识,而是瓦尔堡当时可能获取什么知识。


时序错置的背景:瓦尔堡研究所与科学史


今天在伦敦,文艺复兴科学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了瓦尔堡研究所的特色,现在瓦尔堡研究所的教授Charles Burnett和John Tresch都是很厉害的科学史专家,研究的领域还和瓦尔堡的20年代有很大交集;我身边就有北大哲学系的学长曾经到瓦尔堡研究所交换,做文艺复兴科学史。同时,对于正在慢慢学科化、体系化的神秘学史,瓦尔堡研究所也功不可没,可参考《西方神秘学指津》里专门关于瓦尔堡图书馆的介绍。


瓦尔堡研究所后来的发展,和瓦尔堡本人的研究有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一个层面上,瓦尔堡从1910年代起对神秘学、占星学的研究为研究所奠定了可观的收藏。例如他从研究丢勒版画中的magic square开始就收集帕拉塞尔苏斯和神秘学(occult)的文献,研究占星学史时重点关注Giordano Bruno,这个方向就是后来Frances Yates研究的基础。今年五月,瓦尔堡研究所刚刚举办一场Frances A. Yates: Work and Legacy的研讨会。另一个层面上,瓦尔堡个人研究的发展逻辑,并不与KBW的发展逻辑完全重合。他在建设研究所时有意识地向全面发展,使得那些他不熟悉的领域也能在KBW中得到体现。这种努力见于KBW的收藏,也见于各方面学者参与贡献的Vorträge der Bibliothek Warburg,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方学的研究。因此,理解瓦尔堡与理解他的机构密不可分,他根据自己的问题意识创造自己的机构,也依托这个机构的壮大和发展获得思想资源。


伦敦时期的瓦尔堡研究所,对于研究瓦尔堡本人来说,是一个时序错置的背景。这个研究所的发展为我们理解1929年以前的KBW,理解瓦尔堡,打开了瓦尔堡个人档案中很少见到的可能性。瓦尔堡的工作始终包含着两个层面,个人化的工作与机构化的工作,伦敦时期的瓦尔堡研究所可以说起源于这种机构化工作,这两个层面的辨证关系共同成就了瓦尔堡。这种辨证关系是我们具体要探讨的,而探讨这个关系,就离不开映照出瓦尔堡工作另一面的科学史学科。正如Saxl在最开头的信中所说,是瓦尔堡与Sudhoff不同的关切,哲学的关切和实证的关切,塑造了他们不同的图书馆,但两个图书馆的藏书又十分一致。这就牵涉到高明要重点探讨的图书馆问题:"Warum baut ein Privatmann eine Bibliothek? " 看着前几年Anthony Grafton为之大声疾呼的瓦尔堡图书馆,我们可能对这个问题更有感触(https://www.nybooks.com/articles/2010/09/30/save-warburg-library/)。


可推进的案例研究


前人案例:Warburg, Cassirer und Einstein im Gespräch: Kepler als Schlüssel der Moderne


如果说在瓦尔堡与科学史领域有什么范本性的个案研究,那么就是这一本。在这本书中,Horst和Wedepohl重构了瓦尔堡和Saxl如何研究开普勒,如何通过开普勒的椭圆重塑自己1912年演讲以来对象征形式的理解,同时记录了围绕开普勒瓦尔堡与卡西尔、爱因斯坦的对话,在与这位伟大物理学家的对话里,瓦尔堡展现了开普勒作为一个占星学迷信和科学世界观之间的过渡人物的形象,这也大致得到了爱因斯坦的认同。


开普勒是科学史重要的研究对象,瓦尔堡和Saxl所关注的材料也和科学史家们别无二致:Mysterium Cosmographicum,著名的内接N面体行星轨道插图,以及著名的开普勒写给鲁道夫二世的信件,信中用占星学来justify自己的行星轨道发现。


开普勒是一个过渡人物,一方面是神秘主义者,一方面进行科学研究,这种结论在科学史著作中并不少见。但是瓦尔堡得到这个结论的方式是特别的,他没有像实证的科学史研究者那样,仅仅诉诸于开普勒醉心于数秘主义的事实,而是将开普勒从神秘主义到科学主义,对数字和几何的理解的转变,放到自己关于象征形式的精神含义的视角下解释,这一点也来自卡西尔。甚至形状的象征含义,还能在KBW的椭圆形状中找到联系。


瓦尔堡对开普勒的理解并不完全是独特的,但是他用Denkform的理论理解开普勒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我很希望能做出这样的研究,而且在追溯瓦尔堡研究开普勒的工作过程、材料和思想来源时,还要更进一步,更清楚地还原出瓦尔堡从什么书籍里,什么二手文献里阅读开普勒,以及在展览中如何选择和编排和开普勒有关的图像。


同时,这本书中的爱因斯坦也很有意思。科学家与科学史之间的恩恩怨怨永远是绕不开的话题,爱因斯坦解释开普勒的方式与瓦尔堡南辕北辙,这其间的张力很大,但双方的视角都对彼此产生了影响。这方面还可以参考Herwart Nöldeke, Das Doppelbild von Physik und Magie, 收录在Fleckner 1993年出版的1930年占星学展览相关资料里。



延伸:瓦尔堡与现代科技


瓦尔堡不远万里去请教爱因斯坦,这说明他意识到自己的研究需要真正的科学家,正如我们理解科学史也需要硬核的科学知识;当然,瓦尔堡的这种需要不是说知识层面的需要,爱因斯坦给他推算的开普勒轨道,其实他也没太懂,但是与爱因斯坦这样一个重塑世界观的科学家交流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其实进行蛇仪礼讲座时瓦尔堡就提到,他关心现代科学对人类自古以来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冲击,这其实也是科学史的当代问题意识。这种冲击和塑造在孩子们对闪电的描绘中表达了出来;同样相对论对人们的宇宙观也是一个冲击。那么瓦尔堡如何理解这些冲击?他给爱因斯坦信中说的“relativity of the artistic creation”很有意思,似乎表明他在尝试理解,将这种新的世界观整合到自己的系统中去。


瓦尔堡对科技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我一直想考察他使用的所有飞艇图片,记得有一张图版还是飞艇和开普勒放在一起。后来他希望将汉堡天文馆的展览扩建成KBW的分支,一个原因就是希望这个新的分支与现代的天文观测设备相邻近。另一个点是瓦尔堡在机构工作中对科技的态度,他在建造KBW的时候运用技术装了最好的书籍传送系统。这方面的趣事很多,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梳理成清晰的线索。


最主要案例:1925-1930年间的占星学展览


图版识别和Quellenforschung


瓦尔堡这一系列的展览里不少东西来自Boll的书,来自Boll and Bezold的书,或者其他人给他寄的书。像他对中国天文学的理解基本都来自福兰阁的演讲和推荐的书籍,自己并没研究过。因此就像我一直强调的那样,我们要同时看那个时候瓦尔堡在读什么,从哪里获得图片和资料,以及参考了谁的想法。


Fleckner 1993中做了一些Quellenforschung的工作,每张图片都有commentary,并且列出一系列参考文献,但文献并不都是当时瓦尔堡和Saxl使用的,书中没有区分当时他们使用的文献和后来新出的文献,都放在一起,而且有的作者会引用瓦尔堡可能使用的文献,有的不会,这个很随机,其实也取决于图片相应的资料好不好找。但是对图的解释真的很详细,泪奔。



像这一条解释就很有意思,图片来自瓦尔堡的文章,而瓦尔堡有可能也参考了更早的Boll和Sudhoff.


开普勒的这一条非常长,整整两页,可惜没有给参考文献,哈哈


相比而言,1925-1927年的展览图集就没有这么多的注释,有些图片还是unidentified状态,听说Fleckner教授也正在完善。


如果要问Quellenforschung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做了一个思维导图:




其中,最能让我们理解瓦尔堡的工作方法的考证,是关于右半边的考证。瓦尔堡重复使用的图片很多,这样的考证工作不一定有想象的费力,可能最费力的还是那些unidentified的部分。去年暑假在档案馆考证一幅图片的时候就很忐忑,生怕一个不留神,比如瓦尔堡那本书恰好丢了啥的,就结论全无了。


子课题:1928年的意大利之旅


1928年瓦尔堡和Bing一起去意大利,任务之一就是为记忆女神图集以及即将举办的占星学展览找资料,还包括实地考察占星学展览上要用的一些模型。在Mit Bing in Rom, Neapel, Capri und Italien一书中摘录的Tagebuch der KBW段落里,可以看到他们就像流水账一样记录每天到了哪里,看了哪些作品哪些档案......这其实非常适合沿着他们考察的路线再走一圈。同时瓦尔堡和Saxl也写很多信互相通知考察得到的材料,讨论哪些加入展览,这本书还没有一一收录。


最近瓦尔堡研究所和KHI一起搞的这个Studienkurs就是关于瓦尔堡与佛罗伦萨的,早期晚期加起来有不少可探索的东西。


https://warburg.sas.ac.uk/about/news/ways-seeing-florence


子课题:1930年汉堡天文馆展览与图书馆的关系


1930年汉堡天文馆的展览是和一个三间屋子的图书馆相配套的,而且瓦尔堡说,希望以这个图书馆为基础,把这些展厅变成KBW二号,不仅展览要是常设的,还要在里面安排conference room,瓦尔堡个人的办公室等。很有意思的是他说,展览是配合图书馆的illustration,为了让公众更容易地理解他想讲述的东西,这很颠覆二者在我们常识里的地位吧。


上面提到的Fleckner 1993一书最后列出了这个小图书馆的重构出来的书目,但是还没有将这些书籍与展览图片相联系,这是一个在Quellenforschung中应当做的工作。同时如果熟悉了瓦尔堡研究一个领域,例如丢勒的占星学图像的过程,熟悉他最主要参考什么材料,当时有哪些材料,就可以从中推断出瓦尔堡为这个图书馆选书的考虑。为什么选开普勒的这本著作,不选那本,特别是和KBW的相关馆藏比对之后,细究起来都很有意思。


书架上的书还能辨别出来


从图像到史料:占星学展览中独特的图文关系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理解瓦尔堡的占星学展览要和文献、藏书相配合?阅读瓦尔堡的占星学展览,和阅读他的其他展览比如Pathosformel展览,体验上还是有很大区别。最主要的是,看别的图版,你即使不知道丢勒在什么时候什么背景下画了这幅画,你也可以看懂画面上人物的动作,看懂这幅图的动态和另外那幅图相似,从而理解一点瓦尔堡要表达的意思;当然如果你熟悉丢勒,你就能读出更多。但如果是下面开普勒这个图,你如果不了解开普勒的理论,就完全没法理解这幅图什么意思,和行星轨道有什么关系,从而也无法得知瓦尔堡把这幅图放在这里的意图。



瓦尔堡的占星学展览基本都是有文字配合的。1925年和1926年是配合自己的演讲,1927年临时汇报一下,应该只是口头讲,没有留下文字,1930年有配套图书馆。包括记忆女神图集,最开始瓦尔堡也计划为图集做一套注释。最开始像1925年的时候,三张图版只是作为演讲的配图存在;最后作为图书馆的配图存在。是否有文字配合,其实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这可能有偶然因素;其他图版比如马奈系列也有和演讲相配合的。但是更根本的问题是图像组织的逻辑。


在占星学展览中,图像经常不是按照图自身的逻辑(比如formal analysis能够得出的东西),而是按照图片背后语境的逻辑组织的。图像只是在提示更大的语境,作为标志:比如提示出开普勒与神秘主义的联系,比如提示出巴比伦、中国的占星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这些内容只有在另外的文献中才能把握,很多是不能通过图本身把握的。将开普勒与飞艇放在一起,我们或许在象征形式上可以感知到椭圆的意义;但是做一张开普勒的图版,它的性质可能就仅仅是科学史插图,是论证某些观念(例如策展人的观念)的史料。科学史的图像与艺术作品、邮票等等相比,有其异质的一面。


在文章的开头,我提到Sudhoff如何利用摄影完善他的图书馆馆藏;他的图书馆和瓦尔堡一样,有自己的photographic collection,里面全是解剖学等等的图像,也会翻拍一整个手抄本收藏起来,或者会在很大很贵的书籍中选重要的页直接翻拍,然后不买书,只收藏拍的照片。瓦尔堡和Sudhoff一样,选择了用摄影收集图像的方式,这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我觉得很有意思:医学史也是要研究图像的,很好奇Sudhoff如何对待他的收藏,未来可以去看一看原始材料。


当然图集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了,也是瓦尔堡研究的热点。我这里也不敢把坑开太大,其实可分析的还有很多。总之,这个研究计划的核心还是在于Quellenforschung和学术语境,未来会慢慢补充。


附:Bredekamp 2015 使用的瓦尔堡档案馆原始文献

WIA, III.2.1, ZK 56, Nr. 034-/017578.

WIA, III.2.1, Nr. 068/039609-15.

WIA, III.2.1, Nr. 068/039869.

WIA, III.12.9, fol. 1.

WIA, III.93.11.2-4.

WIA, III.107.2.

WIA, III.109.,1,.2.2, fol. 14.

WIA, FC, Aby Warburg an Mary Warburg, 21. November 1923.

WIA, FC, Aby Warburg an Mary Warburg, 24./25., 26., 29. November 1923.

WIA, FC, Aby Warburg an Mary Warburg, 8./9., 26. Dezember 1923.

WIA, FC, Aby Warburg an Mary Warburg, 15./16. Dezember 1923.

WIA, FC, Aby Warburg an Mary Warburg, 22. und 23. Januar 1924.

WIA, FC, Mary Warburg an Aby Warburg, 29. Januar 1924.

WIA, FC, Aby Warburg an Mary Warburg, 30. Januar 1924.

WIA, FC, Aby Warburg an Mary Warburg, 11. Februar 1924. WIA, FC, Aby Warburg an Mary Warburg, 10. März 1924.

WIA, FC, Frede Warburg an Aby Warburg, 20. März 1924. WIA, FC, Aby Warburg an Mary Warburg, 10. April 1924. WIA, FC, Aby Warburg an Mary Warburg, 11. April 1924.

WIA, FC, Aby Warburg an Mary Warburg, 12. April 1924.

WIA, FC, Aby Warburg an Marietta und Frede Warburg, 18. April 1924.

WIA, GC, Kasimir Graff an Aby Warburg, 9., 13., 21. Oktober 1912.

WIA, GC, Ernst Cassirer an Aby Warburg, 26. Juni 1921.

WIA, GC, Fritz Saxl an Aby Warburg, 18. November 1923.

WIA, GC, Aby Warburg an Mary Warburg, 28. November 1923.

WIA, GC, Alfred Doren an Aby Warburg, 24. November 1923. WIA, GC, Ernst Cassirer an Aby Warburg, 12. April 1924.

WIA, GC, Alfred Doren an Aby Warburg, 17. April 1924.

WIA, GC, Aby Warburg an Marietta und Frede Warburg, 18. April 1924.

WIA, GC, Aby Warburg an Ernst Cassirer, 2. Februar 1925, 27. März 1925, 29. Februar 1924. Vgl. Ernst Cassirer an Fritz Saxl, 24. März 1925.

WIA, GC, Aby Warburg an Franz Fuchs, 10. Februar 1927. WIA, GC, Aby Warburg an Oskar von Miller, 16. März 1927.

WIA, GC, Oskar von Miller an Aby Warburg, 15. September 1927.

WIA, GC, Fritz Saxl an Aby Warburg, 20. September 1927. WIA, GC, Aby Warburg an Fritz Saxl, 22. September 1927.

WIA, GC, Aby Warburg an Albert Einstein, 5. September 1928.

WIA, GC, Aby Warburg an Max Warburg, 5. September 1928.

WIA, GC, Aby Warburg an Albert Einstein, 3. September 1928.

WIA, GC, Aby Warburg an Fritz Saxl, 5. September 1928. WIA, GC, Aby Warburg an Ernst und Toni Cassirer, 6. September 1928.

WIA, GC, Aby Warburg an Max Warburg, 26. September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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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0、4000、2万、30万,这是一系列图书数量的数据,10本著作大约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掌握一个研究主题,100本可以差不多地勾勒出一个研究方向的框架,4000本可以满足一个学者的研究需求和一个私人图书馆的藏书开端,2万本则达到了私人藏书较为完美的状态,30万是一个专门学科的藏书的公共图书馆的量。这个公众号旨在建成一个私人的艺术史图书馆,藏书量在三万左右,主要收集艺术文献(5000)、艺术史学史(15000)以及瓦萨里《大艺术家传》中对各艺术家的注解所需要的基本研究著作(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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