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回顾 | H. G. 威尔斯研究会：威尔斯与传记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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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威尔斯研究会的年度研讨我已经关注了好些年了，但之前愣是一次都没赶上……今年终于赶上了！

和之前整理的各个“大会”不太一样，威尔斯研究会的年度研讨规模很小，也不对外宣传，只对注册会员内部开放，每年做分享的学者也只有10位左右，大家随意聊一聊的感觉其实也蛮好的！

这次研讨专题分得比较松散，我就直接放在一起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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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时间2022年10月15日下午，英国H. G. 威尔斯研究会（H. G. Wells Society）年会在线上举行。自1960年成立以来，威尔斯研究会一直都致力于发掘、解读、研究相关史料和文本，不仅将威尔斯视为科幻作家，更将其置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学与科学历史之中。协会会刊《威尔斯研究》（The Wellsian）创刊于1976年，每年出版一辑，包括达克·苏文（Darko Suvin）、帕特里克·帕林德（Patrick Parrinder）、克里斯多夫·普利斯特（Christopher Priest）、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莱曼·萨金特（Lyman T. Sargent）等多位著名学者与作家均在此发表过评论文章，使期刊成为威尔斯研究的主要阵地。

在本年度研讨会的主旨演讲中，著名威尔斯研究专家、《H. G. 威尔斯：一种另类生活》（H. G. Wells: Another Kind of Life，2010）作者、卢顿第六学级学院（Luton Sixth Form College）英语与人文学院荣休教授Michael Sherborne首先介绍了威尔斯为弗雷德里克·威廉·桑德斯（Frederick William Sanderson）撰写的人物传记《一位伟大校长的故事》（The Story of a Great Schoolmaster，1924），并介绍了该书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着重强调了该书未被桑德斯授权的部分，以及威尔斯对桑德斯人生的解读。Sherborne由此出发，展示了威尔斯本人的成就，在20世纪中如何被诸多传记作者重新诠释，而不同传记所强调的重点内容，也反映了历史变化所带来的时代特色。

《一位伟大校长的故事》是威尔斯非常重要的非虚构作品

随后，Sherborne提到了洛瓦特·迪克森（Lovat Dickson）的《H. G. 威尔斯：动荡岁月》（H.G. Wells: His Turbulent Life and Times，1969）、诺曼和珍妮·麦肯锡（Norman and Jeanne MacKenzie）的《威尔斯传》（H.G. Wells: A biography，1973）、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的《威尔斯先生史话》（The History of Mr. Wells，1996）、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的《威尔斯的文学人生》（H. G. Wells: A Literary Life，2019），以及Michael Scammell未完成的威尔斯传记，并且指出，每一本传记都是不完备的，至多只能概括威尔斯的某一个侧面。而且，每位传记作者的学术领域也不尽相同，有些人擅长文献研究，有人擅长历史研究，而还有人则更喜欢从文本与叙事的角度，将威尔斯的生活经历与其作品结合起来。如此一来，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传记”的作用，重视其中被“加工”的部分，将其视为某种虚构性创作，而不是纯粹的纪实性写作。

本次主旨演讲嘉宾Sherborne本人也写过威尔斯的传记，于2010年出版

美国米拉科斯塔学院（MiraCosta College）历史讲师Lisa M. Lane 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介绍了威尔斯年轻时英国的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她浏览了大量史料，认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对科学的重视，给威尔斯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而他在科学师范学院（Normal School of Science）与皇家矿业学院（Royal School of Mines）的学习经历也为威尔斯的创作生涯奠定基础（1907年，两所学校与其他几个研究机构合并，成立帝国理工学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1887年，威尔斯通过了剑桥大学函授学院（University Correspondence College at Cambridge）的面试，成为一名生物教师。而彼时英国（尤其是伦敦）发达的教育产业（辅导班），也给威尔斯提供了足够的经济收入。Lane认为，我们现在对于威尔斯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他30岁之后的创作生涯，但我们不应当忽视他一直以来作为教师对于科学教育做出的贡献。

此为威尔斯在剑桥的工作地点Burlington House, Cambridge

英国普利斯特利社区学院（Priestley College）哲学与宗教讲师Bill Cooke从哲学出发，讨论了威尔斯与叔本华思想之间的联系。在Cooke看来，许多学者痴迷于分析赫胥黎在威尔斯作品中的体现，但他们无疑都忽视了叔本华对于威尔斯的影响。Cooke进而介绍了威尔斯在《战战兢兢》（You Can’t Be Too Careful，1940）、《威廉·克列索德的世界》（The World of William Clissold，1926）、《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1905）等小说中对叔本华的直接引用。他指出，叔本华在其代表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1818）中强调了无法被了解的世界“意志”，人类能够理解的表象世界之外不过是整个世界的一个方面，而在这之外，世界还有其他很多不同的方面。虽然威尔斯在许多方面认可叔本华的哲学，但他却对后者对于“活力论”（vitalism）的理解持保留意见，而威尔斯对叔本华的批评在其文集《布恩、种族的思想、魔鬼的野驴及最后一击》（Boon, The Mind of the Race, The Wild Asses of the Devil, and The Last Trump，1915）中得到最直观的展现。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学教授Richard Toye并没有局限在威尔斯研究，而是在传记研究的基础上，强调了传记、日记、回忆录及其副文本（para-text）所内在的政治属性。他介绍了乔治·埃格顿 （George Egerton）关于政治回忆录的研究，以及“传记”这一题材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发展和变化，并且介绍了比阿特丽斯·韦布（Beatrice Webb）和玛戈·阿斯奎思（Margot Asquith）两位女性作者在这一过程中所做的贡献。Toye随后讨论了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等英国著名政治家不同版本的传记，系统性的讨论了传记背后的权力话语。

乔治·埃格顿是传记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作家和学者

诺丁汉大学创意写作博士研究生Amanda-Marie Kale在专题中提出了“真相叙事”（truth-narratives）这一概念，她首先详细分析了“虚构化”（Fictionalisation）在非虚构写作中的作用，并且批判地介绍了传记的常见叙事模式——线性叙事、过去时、回顾性写作、可靠叙事者等等。传记作者在写作时总能感受到一种恐惧，担心自己的叙事不够准确，以至于扭曲读者对于事实的认识。但Kale认为，我们对于传记的期待并不应当聚焦于“真相”，而是某种“真相叙事”。她以威尔斯自传（Experiments in Autobiography，1934）为例，强调了传记写作中的虚构性，指出正是这种虚构性才真正构成了传记叙事的核心。

知名英国作家Sheldon Rogers首先同样向我们列举了不同作者撰写的威尔斯传记，并且介绍了海外学者对于威尔斯的相关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了后者对于英国文化的误解，尤其是在体育领域（足球与英式橄榄球），海外学者不太能够理解英式幽默与讽刺，因此对威尔斯的作品产生误解。他详细解读了威尔斯的自传Experiments in Autobiography，从中发现许多被其他学者忽视的历史细节，这些细节进一步丰富了威尔斯的人物形象，也为他的许多文学创作，比如《时间机器》（Time Machine，1895）等等，提供了灵感来源。

美国独立学者Mike Arsuaga从战争研究的角度出发，借助威尔斯的《世界之战》（The War of the Worlds，1898）中火星对地球的入侵，讨论了二战中德国闪击波兰带来的军事及政治影响。Arsuaga详细介绍了二战时期英国的反法西斯战斗，基于他海军从军经验，强调了敦刻尔克撤退的战略价值。他随后分析了《世界之战》中火星人采取的进攻策略，指出了小说中的战争模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似之处。同时，他还关注了《世界之战》中的普通人对于战争的看法，由此强调了战争风险在不同社群之间的不均衡分布。

在研讨最后，美国格罗斯芒特学院（Grossmont College）人文学院教授Gareth Davies-Morris与英国独立学者Ruth Derham从威尔斯的个人生活出发，介绍了他和几位友人之间的关系。二人分别探讨了性与情感在威尔斯小说《彗星的日子》（In the Days of the Comet，1906）中的再现，以及他富兰克·罗素 （Frank Russell）和伊丽莎白·冯·阿尼姆（Elizabeth von Arnim）之间的轶事。不过对于北京时间来说，这两个分享实在是太晚了，我就没详细记录……相信大家不会介意的！

整理、排版：老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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