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研究||谢治菊陆珍旭：三线建设时期的备战动员与备战意识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4-06-27

三线建设时期的备战动员与备战意识

文章来源：谢治菊,陆珍旭.三线建设时期的备战动员与备战意识[J].宁夏社会科学,2022（02）：170-178.

摘要：三线建设是在特殊时期以巩固国防和加强备战为目的而开展的全方位、大规模的工业布局调整。为达成调整目的，当时利用制度安排、利益共享、精神鼓励等备战动员方式，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到三线，一批批知青、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及其家属迁移到西部，他们形成了以“服从意识、训练意识、保密意识、忧患意识”为核心的备战意识。通过亲历者讲述这些动员方式与备战意识，可以更加生动地了解个体在宏大叙事中的生命历程与集体记忆，从而使人们更加客观地评价三线建设这段历史，增强“三线人”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

关键词：三线建设；备战动员；备战意识；口述史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22）02-0170-09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卓越研究计划项目“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治菊，女，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贫困治理与口述乡村；陆珍旭，男，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与缘起

20世纪60年代初，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党中央作出了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定，这是一次在特殊时期进行的全方位、大规模的工业布局调整。之所以有这样的布局调整，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环境有关。从国外环境来看，由于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巨大分歧，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助中国的协议，撤走所有专家，策动新疆分裂分子武装反动，中苏关系由此恶化，并且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与此同时，美国航母悍然闯入台湾海峡，胁迫我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签订条约，对中国施加压力，形成了遏制中国发展的包围圈。从内部环境来看，虽然我国在1956年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1957年顺利完成“一五”计划，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但是，我国的工业布局主要集中在东北、华北一带，几乎都暴露在美苏军事打击的范围之内。在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下，以“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为号召，我国开启了由东向西的国防布局大转移，由此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三线建设以我国大后方的西南、西北为重点，根据地域空间的布局分为“大三线”和“小三线”。“大三线”主要指四川、重庆、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等西部地区的三线，其中西南重于西北，而“小三线”主要指我国一线、二线各省市自治区的后方腹地［1］125。三线建设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巩固了国防［2］，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东西部工业生产布局和产业结构［3］，为内地城市现代化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极大地改善了西南、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2］、经济发展［3］、城市化水平和教育状况［2］。

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际关系的改善和改革开放的启动，“三线建设”这一曾经的保密名词见于报端，从而受到学界的关注和研究。梳理文献发现，关于三线建设的学术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2010年，主要围绕三线建设对经济发展、西部开发的作用以及它的成败得失等方面进行探讨。李宗植认为三线建设的战略调整改善了我国国防工业布局和结构，推动了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继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有力的基础，但是由于规模过大、要求过急、战线过长，从而脱离国情，造成重工业、轻工业比例失调等［4］；李曙新从均衡与效益两大经济目标着手，认为三线建设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以及改变了我国畸形的工业布局，且在防止外敌入侵方面的作用是最大的效益表现［5］。第二阶段是2011—2016年，这一阶段的研究比较细致和深入，主要围绕企业体制、语言融合、教育文化、社会变迁和工业遗产等主题开展研究。张勇指出，由于三线建设的地域位置偏僻，大多在农村和山区，三线建设中的企业是一个介乎于城市和乡村的“单位社会”，并形成独特的移民文化和“厂文化”［6］；蓝卡佳等人基于个案调查，认为在三线建设时期，由于外来人与本地人语言的交流和融通，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生活［7］。第三阶段是2017年至今，主要运用口述史方法来深挖三线建设的学术价值，展现其从宏观探讨向微观透视的学术变迁。这一阶段，学界主要从集体记忆、管理体制、口述价值等方面展开论述。周晓虹以三线建设为案例，认为口述历史为理解集体记忆提供了解释基础［8］；徐有威试图从“以厂带社”的角度来探讨三线建设时期的基层管理制度创新［9］；苏世奇指出，通过口述史方法挖掘三线建设有利于建立起个体感受与集体记忆的桥梁，避免因个人好恶、记忆局限而带来的史料偏差［10］；王小平强调将口述访谈与三线建设文献有机结合，一方面可以使亲历者置于叙事的主导位置，从而凸显出宏大叙事中的社会反思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有利于实现主观表述与客观呈现的相互推进［11］。

三线建设是在以苏联、美国为首的军事威胁下我国进行的一次国防工业布局调整，尽管有人指出是为了“经济而非国防”［12］，但从当时我国西部、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受到来自苏联、美国以及美国建立的东亚包围圈的军事威胁来看，三线建设还是主要为了巩固国防、加强备战［12］。也就是说，从当时的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及“靠山、分散、隐蔽、进洞”的选址要求可以看出，“备战”是三线建设的直接动因［13］。正所谓“三线建设的部署，主要是利用自然条件进行国防建设，以动员人员、开发自然资源、利用自然环境来‘备战、备荒’”［14］。事实上，从历史资料来看，当时我国周边确实有比较大的安全隐患，甚至处于“三面受敌”的不利处境［15］。因此1964年的文件《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要把分布在一线城市的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就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迁移”［16］。正所谓“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16］。然而，纵观现有研究成果，关于“备战”的研究主题较少，采用口述史方法来探究备战主题的研究则基本处于空白，这与三线建设以备战为核心的主线存在偏差，以致人们在评价三线建设的价值时忽略了这个至关重要的议题。我们知道，三线建设让一大批学校、工厂、企业迁移到西部，一大群知青、技术人员、行政人员及其家属随之迁移三线地区，是一次政府主导的人口大迁移。这些迁移的人口，是这次战略调整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经过长时间的历练，他们在心态、性格、行为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如果能通过他们口述的历史来研究三线时期的“备战动员”与“备战意识”，也许有“填补空白”的重要价值。

通过亲历者口头叙述讲出的叙事历史，简称“口述史”［17］。口述史通过个体记忆的群体性特征表征了集体的记忆，从而实现了“历史重心的下移”［18］7。因此，通过口述史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三线建设，能够再现那段历史中个体鲜活的生命历程和深邃感悟，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理解这一特殊时期的宏大历史变迁。基于此，本文拟借助南京大文拟借助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2019年在贵州采集的100多份三线建设口述史素材，凝练升华三线建设亲历者口述访谈中的备战动员手段与备战意识表征，以微观的视角展现当时宏大的历史场景，从而让人们以更加客观的态度去评价三线建设的时代价值。

二、三线建设时期备战动员的手段与方式

“动员”一词最先见于法语的“mobilisation”，起源于普鲁士。而“战争动员”是由普鲁士军事学家柯劳塞维茨在其代表作《战争论》中提出的，他认为“谁能动员自己的一切力量，以便总是可以以新的大部队投入战斗中……那么他在战争中获胜的可能性必然会更大”［19］847。自此，“动员”一词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于“动员”的解释是，在国家发生战争或其他紧急状况下组织部队来采取行动的过程［20］276。这说明，“动员”一词与战争、备战紧密相关。在三线建设中，动员是指根据国家战略需要，通过宣传、号召、发动、组织等手段，把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由东部向西部转移的过程［21］125。三线建设时期的“动员”，是出于备战阶段的动员，所以属于战备而不是战争动员。备战动员意指国家调动一切可利用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服务于战争准备的需要，它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特殊活动，具有规模大、速度快、整合强等特征。三线建设的初衷是一次大规模的备战动员，其目的是巩固国防和提高备战力量，以防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三线建设时期的备战动员是比较复杂的工程，关涉到机构的设置、职工的安置、家属的安排、员工的待遇、工作的保密等。三线建设时期的备战动员，是通过层层发动、逐级展开、由内而外、自上而下、先干部后群众、先党内后党外等方式进行的，驱动的“双轮”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式安排和自下而上的自觉性行动。

（一）制度安排：备战动员的有效保障

动员的最大魅力是短时间内把人们的道义支持、情感声援、物质资源调动起来，汇聚成强大的合力，而制度是最大程度展现动员魅力的基础与保障。制度是人们在行为中所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是人们共同遵守和认可的行为规范［22］。制度动员，是做好备战动员的重要保证，意指政党或国家通过组织机构、组织体系、职能安排、职权划分来开展动员活动。三线建设是一项大规模的备战建设活动，它需要集中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且涉及经济、政治等多方领域，只有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够保证其顺利实施，这些制度安排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制度优势是备战动员顺利进行的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优越性在于“人多力量大”、“全国一盘棋”，在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23］147。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有利于维护党中央权威，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推进国家事业的发展［24］。通过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口述，我们发现制度优势在动员中的作用非常强大。例如，有人指出，“中国的制度优势很明显，可以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一下子把三线搞得轰轰烈烈，这在其他国家很难看到（CZZ，访于2019- 07-24）”。为何如此，因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受大多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二是政策文件是备战动员顺利开展的保障。在三线建设公开的文献资料中，有大量的报告、指示、方案、简报等政策文件，这些文件仅在1964— 1965年间就达100余份，例如1964年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一、二线的后方建设和备战工作的指示》、196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等，这些文件不仅对三线建设作了全方位部署，还就关键步骤提出了具体要求。作为最重要的一份文件——《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其附件《总参作战部的报告》明确指出，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国家经济建设问题较多，突出表现为工业比较集中、大城市人口多、主要交通枢纽在大中城市附近、所有水库紧急泄洪能力小等方面。因此一切新建的项目都不宜在一线城市，一线的企业尤其是军工与机械企业要分期分批转移到二线、三线城市；一切新建的项目，无论是在一线还是三线，都应该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个城市或某个点［25］。这份文件表明，为做好三线建设，国务院成立了专案小组，加强各方面的备战措施，按照“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开展新的项目建设，并且要将备战与长期规划结合［26］8-9。这些政策文件包含了组织机构的设置如专案小组、落实小组，三线建设的实施原则、项目建设的细节，以及工厂、高校等机构的迁移措施、备战动员的方式等。可以说，政策文件层层落实的过程，也是快速推进备战动员的过程，更是形成共识的过程。

三是执行举措是备战动员顺利实施的关键。经过前期的制度安排，备战动员的顶层设计与实施过程比较清楚。但是在动员过程中，若没有科学的执行方针，没有严格的执行举措，也难以达到有效动员之目的。1964 年 12 月 12日至1965年1 月4日，中国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1965年和以后一个时期基本建设的中心是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并且要求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严格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以“成建制”的方式内迁国防工厂、高等院校，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至此，建设“三线”、积极备战，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27］28。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在三线建设过程中，“成建制”、“专业化大协作”、“军事化管理”、“劳动规章制度”、“安全制度”等关键词频现，这说明严格的制度安排与执行举措对保障备战动员有序运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二）利益关联：备战动员的需求供给

备战动员的关键在于激发动员对象——工人、工人家属、干部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一般来自两方面：一是利益关系，二是综合考虑“动机、需要、目标”的心理因素。其中利益关联最为重要［28］。利益关联是指特定组织通过平衡利益关系来调动个体积极性，从而达到动员目的之过程。制度动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特征，而利益关联式的动员则主要是引导性、激励性的。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参与三线建设的人，国家不仅会在福利待遇上给予充分的保证，如“我来三线上的工资，比原来的高了两个档，我们两口子加起来，每个月比原来多27.5元”（WWC，访于2019-07-22），还会为三线子弟修建学校、医院、澡堂、电影院等公共服务机构和娱乐场所，满足大多数迁移人员的家庭生活需求。因三线企业生活区域服务设施齐全，往往被人们称为“小社会”。访谈时，有位亲历者告诉我们，到三线后他发现，虽然地理位置偏僻，但工资待遇比原来高，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人的社会化过程，“所以，与周边的农民、原来的同事相比，我那时反而有比较强的优越感”（HKM，访于 2029-07-27）。

不仅如此，那时候的国家、政府、工厂还往往通过满足民众的其他利益诉求如职级调动、身份编制、入党提干、调回家乡等，来激励人们积极投身三线建设。其中，身份编制对底层民众尤为重要，很多来自农村的干部与工人参与三线建设的初衷往往是“解决家属工作，给家属户口”。例如，当时来贵州工作就可以解决家属的城市户口问题；如果已经是城市户口，家属的成分可以填写工人，从而使其在就业、考试、结婚等方面与当地城市人处在同一起跑线上，这种利益关涉在城乡二元高度区隔的60年代，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访谈时，WZQ（访于 2019-07-24）说，“我要是不来三线，老婆就没有工作，母亲也不能接来一块儿居住”。这一点，国家经委 1964年12月1日颁布的《关于搬厂工作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就对搬迁职工的工资标准、福利待遇、津贴补助、家属随迁等方面作了补偿性规定。当然，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也决定了利益动员的速度，而满足底层民众的现实需求可以加快动员的进程。因此，三线建设时期，一些青年为了职务晋升、就业之目的，或者出于一腔热血、挑战自我、锻炼自己之情怀，会自愿投身三线建设，备战动员也就顺理成章。

（三）精神鼓励：备战动员的内生动力

精神动员指的是国家或政党为了应对战争危机，对军队和群众进行思想发动的过程。社会发展是一个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人的主体精神在社会运动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精神动员的本质就是思想发动和情绪唤醒，它是备战动员的内生动力。当民众感受到国家意志即是自身的利益时，他们会激发强烈的情绪、革命的精神和政治效能感来推进国家意志的实现。有研究指出，对于中国革命型范式的动员而言，革命性的情感表述与呈现是革命年代底层动员的社会基础，更容易唤起底层民众的苦难体验与共同行动，也影响着动员策略成败与否［29］。因此，在备战动员过程中，领导的个人魅力、国家的宣传口号等成为精神动员的主要方式。

一是通过领导人的个人魅力来动员。韦伯对权威进行了分类，其中之一就是卡里斯玛型权威，也称为领导力，指的是赋予领袖一股创造型的驱动力量、超乎寻常的卓越品质和非凡的信念，从而使人们自愿地服从领袖的权威，并按照领袖的指令开展社会活动［30］。三线建设亲历者通过对领袖的崇拜，并且将这种崇拜转变为“证据”，进而论证其抉择的正确性。可以说，当时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是调动各方力量前往三线的根本保证。例如，有访谈者指出，“那时候毛主席在我们心目当中是非常崇高的，大家都踊跃去写申请报告，我就是抱着希望毛主席能睡好觉这么一个态度来的”（LZY，访于2019-07-25）。那时候，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其光辉形象深入人心，当他宣布要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决定时，说了“三线建不好，我睡不好觉”。尽管后来经历史材料佐证这句话是毛泽东针对攀枝花的三线建设而说的，但却深深地刻印在亲历者的记忆之中，就像是毛泽东对亲历者本人说的一样［31］。从访谈来看，很多人确是抱着“让毛主席能睡好觉”的想法报名去三线的。

二是通过宣传口号来动员。三线建设时期有许多宣传口号，比如“哪里艰苦哪安家”、“备战备荒为人民”、“党指向哪里，我就打到哪里”、“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等，这些宣传口号具有纲领性和鼓动性。纲领性体现在遵循党的指示和备战的目的，而鼓动性则表现了口号的激励作用，激发和唤醒人们对战略决策的“忘我精神”。1965年9月三线建设全国搬迁会议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三线建设的第一位。同时，毛泽东提出“动员要靠口说，要集中在宣传动员与思想动员等方面”的思想也对备战动员产生了深深的影响［32］。更有人认为，这些口号是亲历者们在艰苦环境中支撑下去的精神动力和思想高地，所以，即便时隔50年，当时的三线参与者对响亮且极具号召力的动员口号仍然记忆犹新［13］，甚至“每天看到这些口号就觉得浑身充满力量”（LYW，访于2019-07-24）。

三是通过军乐、军号的熏陶来动员。音乐与军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伴随并促发军事文化中重要的仪式庆典活动。许多经历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在叙事中都说犹记得当时的歌曲、军号，“似乎还在耳边，想起来就激动”（PDW，访于2019- 07-22）。当时的歌曲包括《我们是西南建设的炊事员》、《高原英雄赞》、《好酒开了坛》、《战火海》等，这些歌曲既生动展现了三线建设的生产场景，也是对那段激情燃烧岁月中所形成的“三线精神” 的重温与记忆，更是体现了“三线人”的奉献精神、大无畏精神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10］。这些歌曲为三线的集体特征、集体心灵和集体记忆赋予了表达形式，也是动员大家参与备战的精神食粮［30］。分析这一时期的动员体系我们发现，当时的备战动员是依托于共产党严密的组织体系，动员的方式灵活多样，动员过程特别注重保密，尽管存在手段单一、方法粗暴、忽视物质利益等问题，但成效还是比较显著的，仅1964年就有9724人迁移，1965年的随迁人员更是达到39646人［33］。这些迁移的人员，无论是青年时的人生选择，还是老年时的人生回忆，大都没有表现出“多么难以抉择”，大都可以用“青春无悔”这一集体记忆来概括。总之，通过前述严密的组织动员体系，以“备战”为目的的三线建设才得以有效开展。

三、三线建设时期备战意识的类型与表征

“意识”一词可从两个方面来阐释，一方面它是一种认识活动，同时它也是人们在认识活中形成的观念、思想、思维等区别于物质的主观性理念。意识可分为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二者相互嵌入。具体来说，每一个个体都从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个体意识具有集体特性，而群体意识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相互影响的个体所形成的具有共同点的意识［34］。正所谓“大凡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念，之所以如此不如彼，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只因为它们生活在若干社会群体里面”［35］2。备战意识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形成的对战争特性、规律、类型等的认识，一方面它从属于有共同特征的群体性观念，另一方面这种群体性观念经由个体来表征，因此这种经验性的意识能够通过纪律性的传输内化于人们的观念之中，从而形成战争准备的“惯习”，这些“惯习”有如下表现。

（一）服从意识

服从意识是对直接命令和权威的服从，它是保证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培育备战意识的首要条件。这一点，恰如196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中所规定的，“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服从安排，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16］。根据亲历者的口述，三线时的服从意识有三种表现，分别是顺从、服从和接纳。首先是顺从，顺从是迫于外部压力而与群体趋同但其内心并不一定赞同［36］187。三线建设期间，一些亲历者是迫于自身或家庭的压力而不是真正的内心认同参与三线建设大军之中，一如口述中“我们有的人被叫要去三线但不太愿意去，不过不去就没工作，只能回家，所以只好去了”（CYE，访于2019-07-23）。这样的叙述，表明当时部分人的顺从是迫于身份、工作、生计的考虑。其次是服从，服从意指屈服于制度、组织、领导的意志、权力与命令，或按照社会、群体的要求以及他人意志而作出的行为。在科层化的社会制度中，制度、组织和领导拥有合法的权力，具有法理型权威，因此出于“服从领导的指示、服从组织的安排、服从政治的需要”而参与三线建设成为亲历者口述时提及较多的话语。如有人说“那个时候人员调动无条件服从，用咱们今天的话讲，调你就是政治”（YJH，访于2019-07-24）、“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经济意识，就是服从”（FSL，访于 2019-07-19）。三是接纳，接纳意指内心认可从而与群体的行动保持一致。访谈时，大部分人提到，参加三线建设是为了“让

毛主席睡个好觉”，这种“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集体行为表达，促进了人们对“三线人”身份的认同，从而被大多数人认可为一种光荣的行为规范。仔细分析发现，三线建设时期人们的服从意识是通过以下方式形塑的：一是通过层层下达指示、规划、要求，让人们从思想上感受到决策执行的权威性与紧迫性，使其形成服从观念；二是通过军事化工作手段使人们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习惯，从而与群体保持一致；三是通过个性化任务分配让当时处于保密状态的工作秩序得以维持，进而形成服从习惯。

（二）训练意识

所谓训练意识，是指自觉参与军事训练的行为习惯，它对于提高人们的军事素养、增强备战意识具有重要意义。1965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出，“在沿海地区，要切实整顿和加强民兵工作，其他地区的民兵，也要注意进行最基本的训练，讲究实用，避免烦琐，切不要搞形式主义”［16］。可见，训练意识的提升在由“平时状态”转变为“战备状态”的过程中受到特有的重视，它是备战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在亲历者关于训练意识的叙事中，提到最多的是“民兵组织”。民兵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平时，民兵组织主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生产任务，战时则与正规军一样参加战斗，与底层民众联系最为密切，因此亲历者在谈到训练意识时，总会提到它。那个时候每个厂都有民兵，都搞民兵训练，专门根据备战要求来操练，几乎是“全民皆兵”。这一点，亲历者多次提到，如“每个厂拉出去训练，这种备战意识确实很强”（YHR，访于2019-07-19），“我也参加过备战训练，就是工厂组织民兵训练”（HKS，访于2019-07-17）。至于训练的内容，与正规军差不多，打靶、野营拉练、挖防空洞等。关于训练的对象，工人、干部、学生、群众都在其列。这当中，大部分亲历者表示，当时做备战，除了完成工厂的生产任务外，就是训练。“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产品保质保量做出来，确保部队装备，然后再保证训练”（HKS，访于2019年7月17日）。这些训练一方面提高了民兵的战斗能力，另一方面培育了人们的爱国精神，增强了人们的参与感、关注感和责任感，增强了人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这在军事备战比较落后的20世纪60年代，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保密意识

三线建设是面对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军事威胁所作出的战略调整，是应对当时我国军事工业脆弱性的战略转移，其保密考虑既有军事意义，又有国防价值。三线建设中的保密意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选址有保密要求。选址是根据“大分散、小集中”的思路，以“靠山、分散、隐蔽、进洞”为原则，因而三线建设大多选址在像贵州这样的多山地区，有利于工厂保密。二是严格的保密制度。三线建设时期的保密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当时的文件，都是按照密级单位来分类的，有绝密、机密、秘密之分。在传达的时候，“前后都有站岗的人，防止别人进来”（WZQ，访于2019-07- 24）。当时，为了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中央制定了“三线13条保密准则”，包括“不该说的秘密不说、不该问的秘密不问、不该看的秘密不看、不该带的涉密文件不带、不该传的秘密不传、不该记的秘密不记、不该存的秘密不存等。三是开展保密教育，通过学习保密手册、保密准则来增强人们的保密意识。四是进行保密处理。那时候，一些保密的三线企业，其名称一律不准使用实质性的名称，采取“代号”、“番号”的保密方法来代替，而且人们之间的通信、所乘的交通工具如公交车等，都不能透露真实的位置信息。三线时期的保密意识之所以如此强：一方面是出于军事的考虑，当时，我国的国防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这些地区都在苏联、美国以及美国建立的半包围圈的军事打击范围之内，而西部地区地处内地，山地纵横，能够避免上述国家的军事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维稳的考虑，当时国际局势比较紧张，如不保密容易引起群众的恐慌与思想上的混乱。正因为如此，三线建设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保密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见诸报端。难怪2001年3月，一位作者为新出版的《彭德怀在三线》写了篇书评，并寄给北京某报，责任编辑把“彭德怀在三线”改为“彭德怀在三八线”，因为在他的记忆库中并不存在“三线”一词［37］2。

（四）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通过对外界环境的认知而产生的警示意识和自我审视意识，它既是一种告诫和警示，更是一种责任担当和自觉行动［38］。三线建设的战略调整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忧患意识的体现，这种忧患意识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国际局势的紧张是唤醒忧患意识的现实场域。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美国对中国的封锁。美国经历了朝鲜战争之后，更加仇视中国，并且把中国当成阻碍其向全球扩张的敌人。“从一个反对俄国、以北约为中心的战略，正在转变成为一个反对中国、以夏威夷为中心的战略”［39 ]，美国相继在中国周边的国家如日本、菲律宾、泰国等建立军事基地，形成了封锁中国的半包围圈。二是苏联的威胁。苏联本是同盟国，因而对中国的国防工业布局比较熟悉，但由于苏联当时推行的是大国沙文主义，致使中国和苏联关系慢慢破裂，苏联向中国边境布局军事武器，陈兵百万，威胁着中国的土地。三是印度的威胁。印度长期侵占中国大片领土，且已经发生军事冲突，而在此期间，占据台湾的蒋介石也叫嚣着要反攻大陆。在此背景下，面对我国国防工业过度集中于东北和沿海地区的现实，党中央才发布总动员令，开启三线建设。另一方面，区域平衡发展是激发忧患意识的长久计策。早在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40］723正是基于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考虑，当时的党中央才有忧患意识，提出三线建设战略，内迁国防工业。

四、结论与讨论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而经过1961年至1963年的经济调整，国民经济出现了好转，国家开始制定第三个五年规划。但是，国际局势的急剧恶化使我国不得不重新调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在此背景下开展三线建设，难度可想而知。三线建设既是一次巩固国防、加强备战力量的过程，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城市化建设的契机。国家通过备战动员的方式调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三线，这种动员标志着国家从“平时状态”转变为“战争状态”。在“战争状态”中，人们的备战意识极其重要，这一方面有利于人们遵从、认可、投身三线建设以巩固备战实力、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备战意识的内化，进一步提高了“三线人”的思想认识，增强了他们与国家命运同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而有利于实现“坚守岗位、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即胜”的备战目标。为此，通过对这段历史中备战动员与备战意识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下启示。

一是以客观的态度来评价三线建设的时代价值。三线建设首先是为了备战，即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41］。三线建设从决策到实施，经过了很多复杂的工作，比如项目建设的选址、机构的调整和设立、国防工业的迁移、人员的调动等，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区域调整奇迹。通过大规模的备战动员，国家对中西部地区投资达2052.68亿元，占同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超过了1953年至1964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基建投资的总额［42］。不仅如此，还有几百万工人、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下，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建起了上千所工厂、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三线精神”，至今仍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涉险滩破坚冰的精神动力。因此，作为在特殊时代特定国际局势下的一次战略调整，尽管由于决策较为匆忙、对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以及规模过大、速度过快、要求过急等原因，导致三线建设面临一些问题，但它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在备战动员和备战意识方面所带来的变化，对人们用客观的态度来审视三线建设的时代价值有重要的帮助。

二是动员工作应与人们的正当利益结合起来。三线建设早期，利益主体同质化、经济生活单一化等问题比较明显，因此在宣传动员的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个人利益被裹挟其中，被故意压制。后来，有资料显示，小三线建设中的民工动员虽然强调政治为先，但也同时注重兼顾集体和个人利益，这种兼顾主要通过思想教育、劳动竞赛、规范劳动报酬等动员方式展现出来［43］。本文研究也发现，动员中除要坚持群众路线、开展调查研究、注重摸底排查、重视家属工作、强调宣传教育之外，还应将动员工作与人们的正当利益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个体需要和私人利益”［44］439。

三是备战动员与备战意识对亲历者有深刻影响。可以说，三线建设时期的西部地区，地理位置偏僻、生活条件艰苦、生产条件恶劣，再加上铁路与公路较少，实际上处于“与世隔绝或半隔绝的状态”［45］69。因此，要使大批生活条件较好的大城市人员搬迁到生活不便、物质匮乏的西部去，往往会面临户口问题、家庭问题、心理落差问题［46］。所以，只有通过组织严密、结构合理、运转有序的动员体系，才能形成备战意识、提升备战效率。事实上，“凡过往，皆为序章”，三线建设这一特殊时期的备战动员以及由此形成的备战意识深刻地影响了亲历者的观念、思维和行为，使他们不仅增强了国家认同，还强化了身份认同。回忆这段历史，亲历者所展示的“无悔”、“不委屈”、“自豪”等感受，是深化三线人身份认同的典型表现。他们在口述中所表达的“即使个体的力量微乎其微，但能投身历史洪流”中的骄傲与自豪，以及由此所展示的共同的符号特征、精神状态和集体记忆，即便上百年后，也能构建出一幅生动的集体镜像和命运乐章。

四是重视口述史研究方法对三线建设的作用。口述史是现在对过去经历的一种主观性建构，这种建构是亲历者对历史客观性的直叙，它可以改变历史立场的重点，使普通人的叙事得到历史话语权的承认，从而弥补宏观上探讨历史的理论缺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画卷上，如果缺少了形式各异的个体补白，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31］之前，关于三线建设的文献资料基本以县志、历史文献为主，缺乏鲜活性和生动性。新时代以来，以口述的方式来研究三线才得到真正的重视。三线建设是一次国家战略调整的宏大叙事，通过亲历者的叙述，可以更加生动地了解当时的备战动员方式与备战意识表征，以及宏大叙事在个体生命历程、集体记忆中的“痕迹”，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与自下而上的主观建构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略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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