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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市场治理之道”

周雪光 勿食我黍 2021-12-25

周雪光,1959年生,山东淄博人,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代表作为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组织社会学十讲》等专著,以及《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官僚人事制度》,《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等论文。



        前几天朋友推荐这本关于政府与市场治理的新书Marketcraft: How Governments Make Markets Work,作者Steven K. Vogel是UC Berkeley的政治学教授,长期研究日本政府与日本经济间关系。Marketcraft 一词仿Statecraft 衍生而来。如果后者译为“国家治理之道”,那么前者或可译为“市场治理之道”。这本书着眼于发达工业社会(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中市场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强调政府在构建和维系市场中的重要作用。该书语言直捷,事例丰富,点上分析(具体事例)与面上比较(各国或各行业)兼顾,可读性很强,为有心者在该领域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相关背景和研究文献。

Marketcraft: How Governments Make Markets W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这本书的主题是,政府与市场、管制与竞争不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恰恰相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应该是积极地建立和维护市场运行的制度设施,这一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复杂化和精细化而日益重要。作者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主张,即市场不需要政府干预而可以自行优化运行。例如,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过程。各国政府都积极参与构建劳动力市场,一方面保证劳动力的流动以利于市场经济运行;另一方面,也通过法律法规来保护工人权益。在这两方面,“自由市场”都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不妨把作者提出的核心命题罗列如下:
       1.  不存在所谓的自由市场或完全竞争的市场。
       2.  市场作为一种制度,需要特意创造而生。
       3.  市场变革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工程。
       4.  对于一项政策目标,任何市场应对举措都不是唯一可行的。
      5.  在政策的不同选项上,可能并不存在所谓更为“自由市场”或更为“市场取向”的抉择。
       6.  将政府与市场相对起来的两分法是一种根本性误解。
       7.  将管制与竞争相对起来的两分法是一种根本性误解。
       8.  与日本协调市场经济相比,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为同样甚至更高程度的治理机制所制约。
       9.  从协调市场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需要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管制机制。
      10.  信息革命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市场管制机制。
      对于熟悉经济学中新制度主义和政府管制学说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在思路上和想法上均没有新意。这本书贡献是着眼于各发达工业国家的市场运行,特别是在美国与日本的比较研究中,详实地解说了这一主题的具体实践。


        作者提出,在发达工业国家中,美国与日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美国属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liberal market economy),即各个企业大多单打独斗,市场运行较少地受到政府或其他非市场协调机制的影响,表现出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趋势。日本则属于协调市场经济(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与内部职工,与金融机构(银行)有着稳定的协调协作关系,市场活动更多地受到政府或企业间的协调和合谋。其他发达工业国家大致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位置。
      从更为开阔的角度来看,市场治理之道并不仅限于政府管制。如作者指出,“治理” (governance)指不同渊源和形式的管制、规则和秩序。这些机制可能是来自政府的,也可能是来自其他制度渊源的,如法律、民俗、权力或私有领域中的自组织,等等。作者将市场管制分为三类:法律与管制,惯例(practice)和标准,规范和信念,并提出了市场治理的诸制度要素:公司制、会计制、金融、资本市场、公司治理、劳动力,反垄断、具体行业的管制、知识产权、构建市场。随后的讨论和美日对比,均围绕这些要素逐一展开。
      第二章特别是第三章中集中讨论了美国社会中一系列市场治理的政策和举措,包括政府管制、公共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和企业在其中的角色。作者提出,美国是市场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拥有市场管制最为严密制度。例如,1980年代的关于AT&T的反垄断法裁定,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释放了信息技术竞争的能量。作者用一系列实例来说明市场、技术创新与制度环境关系;简言之,离开了政府的积极参与,这些市场难以构建,市场活动更无从谈起。这并不是说,美国的市场治理一帆风顺或总是成功。作者在涉及这些专题时指出了许多失误甚至灾难情形,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灾难。
      在第四章,作者围绕以上市场治理的各个题目,逐一讨论了日本模式,特别是在1990年代经济衰退以来日本经济试图从协调市场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型失败,从公司治理机构、劳动力市场到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作者的基本命题是,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政府没有发挥积极作用来推动新型市场构建,以致种种尝试未能突破原来的制度设施和文化信念对转型的阻碍。
      文中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发展的讨论让我想起几段经历。1990年代初我开始在美国大学教学时,大家普遍没有知识产权意识,教学中各种材料都是拿来主义,即毫无顾忌地拿到课堂上使用。后来逐渐感受到知识产权的制度压力—各种报道,法院判决,特别是来自校方的相应措施。今天,在学校设置的教学平台上,如果使用任何一篇文章或著作章节,都要标明是否拥有版权(copyright);如果没有版权,则要说明,这个使用属于“fair use”之列,即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教学之用。记得几年前一位同事的孩子大学毕业,决定从事律师行业,想先找一家律师事务所实习。他出乎意料地很快就被录用,原因是知识产权法是新兴领域,专业人才在硅谷十分抢手,他的工程学训练有助于尽快掌握技术领域中的知识产权法。可以说,知识产权制度环境就是在我们的亲身经历过程中悄然形成。作者也注意到,这一制度环境在随后也产生了副作用,减缓了新技术扩散和进步的动力。


      本书中作者强调了政府在市场治理、特别是构建和维系市场制度上的重要角色。作者有鲜明立场,力倡己见,这无可厚非。虽然书中所言的道理和实践案例主要是针对发达工业社会而言,但对于正在学习市场运作的转型中国来说,这些道理亦颇为贴切。政府需要积极参与市场构建和市场治理的命题,对于习惯于并大力倡导政府统领角色的许多人来说,也很容易听进去,接受下来。
      但是!…… 但是,作为读者,我们需要把一家之言—即使是极有价值的一家之言—放在特定的社会、学术背景下加以审视解读,才能清醒明智地评估其发现,理解其意义。
      第一,任何社会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状态都有着不同的起点和定势。以我来看,作者心目中想说服的对象,是那些深信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政府最小化的美国读者。作者认为,美国的自由经济模式,包括反对政府管制的社会思潮,导致人们忽略政府在市场运作中的重要角色;而且这一角色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更为重要。这一点与当今的社会很是不同。在某些社会中,政府的强势地位和角色,特别是期待和呼吁政府干预的公共舆论倾向,可能恰恰说明政府包揽了过多的行政职责,背上了过重的管制负担,因此尤其需要约束干预的冲动,让其他治理机制,包括市场机制,有一个发育生效的过程。
      第二,不同社会中政府角色性质不同,其干预的实质也相去甚远。我在以前的研究工作中注意到,近些年来地方政府不是仅仅扮演其行政区域内的管制角色,而是成为当地经济的主要经营者,形成与其他经济体的竞争关系;地方政府官员也更多地因政治逻辑影响而作为。因此,政府干预常常有其特定的利益关怀和目标函数、特定的行为定势,不同于本书中假定的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府定位。换言之,同样形式的管制,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其效果和意义可能大相径庭。
      第三,依我的学术思路来看,本书的一个重要缺陷是,作者没有正视政府本身面临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的局限性。虽然作者不时地提醒读者,他倡导政府积极参与市场运行并不是说政府总能提供好的政策和管制,但讨论中隐含的假设中视政府作为一个虚拟的理性决策者,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场合,提出合适的政策,提供合适力度的干预。文中所列的不成功事例大多是政府干预不力所致,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那些政府决策失误、政策为政治冲突左右、政府管制为利益集团绑架、政府干预不当的大量实例和研究发现都没有进入作者的视野和讨论,这实在是这本书的极大不足。
      进一步说,任何方式的市场治理都因环境条件和不同时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我想起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关于日本、欧盟、美国在“高精度电视”(HDTV)技术领域中竞争的过程和结果的一项研究(参见《组织社会学十讲》pp. 327-329)。这个研究的重要发现是,不同时间点、不同条件下的技术优劣势可能互为转化。不合时宜的政府干预或协调可能会对技术创新产生灾难性结果。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复杂化、精细化,市场治理之道也需要相应的演变和改进。政府和其他行动者都需要不断探索和学习新的治理之道。然而,学习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因素互动和有着诸多歧途的过程。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什么样的学习更为适合市场运行?单一学习者还是多个学习者?单一信息源还是多重信息源?推行一个学习模式还是鼓励不同的学习模式?不同领域中的学习是如何传递和校正的?如何在学习过程中有效地吸纳不同的利益群体又能防止被利益集团绑架?这本书为我们深入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
      顺便提一下,本书作者是傅高义(Ezra F. Vogel)的儿子。父子两代都研究日本问题。父亲曾于1979年发表了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盛赞日本经济奇迹,震动美国朝野。没想到四十年后,儿子著述,检点日本经济的诸多问题和转型失利。星转斗移,时运变幻,令人感慨不已……



本推送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少量文字已经过本号调整、编辑。选编不易,转载请遵守基本规则,务必注明原始来源“勿食我黍”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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